温特尔”(Wintel)，是各取微软操作系统“windows”和芯片处理器英特尔(Intel)的一部分，重新组成的一个名词。之所以称之为“温特尔主义” (Wintelism)，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微软和英特尔通过制定结构性的行业标准和模块化生产的模式，对计算机组装企业(如IBM和Dell)形成在产业链上的控制。简言之，即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模块化生产的策略来控制和主导其它平行企业。随着“温特尔主义”的风行，美国涌现出一大批全球领先的企业，既掌握了新技术和新产品，也掌握了新标准，这就是美国竞争力的来源。如今，全球化、数字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向前推进，新时期的“温特尔主义”已经从计算机领域蔓延至其他行业，如社交媒体、通信、汽车制造等等。

　　“温特尔主义”与美国政府的角色

　　目前来说，美国是世界上应用“温特尔主义”最成功的国家，这一种新的产业范式，令美国得以应对来自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国内机制和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以确保美国的计算机公司，特别是微软和英特尔能够获得更多的人才、资金、市场和技术优势，同时也有助于行业内其他上下游公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横向一体化的产业结构，国家的传统角色得到了弱化，以满足计算机行业发展的需求。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在“温特尔主义”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东亚地区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导作用有所不同，美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行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是“监管者”的角色。美国的监管政策鼓励产业价值链在开放自主的标准下实现专业化，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企业在全球个人计算机行业的成功。

　　但是在计算机行业诞生的前期，美国政府的角色则是培育者和传播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国防为导向的工业政策，特别是针对计算机行业的政策带有明显的国家安全色彩。可以说，美国以国防工业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建立强大的国内计算机产业方面，比其他国家政府以民用为导向的战略规划更为成功。在没有任何明确的行业应用前景的情况下，用于基础研究的大量开支只有通过政府或者军方来提供，而这恰恰是未来商用发展的基础。因为政府的培育和传播，诞生于军事研究项目的计算机技术才能最终从军方项目中剥离出来，成为广泛应用的商业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技术的这种无计划的传播和共享为美国计算机工业带来了先发制人的优势。

　　而为了确保先发制人的优势，美国政府和国会以资助美国企业的方式对抗国际挑战者。1986年，美国政府资助成立了一个名为“半导体制造技术”(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SEMATECH)的研发联盟，以应对人们对美国半导体行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担忧。20世纪80年代初，当日本趁着美国经历工业衰退期之际“突袭”美国的芯片市场时，美国国会同意每年通过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向SEMATECH拨款1亿美元。SEMATECH项目由DARPA和联盟中其他成员公司共同出资，至少50%的项目费用都由这些公司提供。SEMATECH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业界防止半导体市场份额进一步流失给日本的集成电路制造公司。1987年至1994年期间，SEMATECH投资15亿美元用于研发新的半导体生产技术。SEMATECH代表了美国工业政策的新起点，尽管在政界对此有些争议，但还是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而且对SEMATECH的资金支持几乎没有受到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党派斗争的影响。

　　在国内市场上，美国通过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确保充分竞争。事实上，美国政府在计算机产业政策中的角色，已经超越了产业政策的常规界限，即产业定位、补贴和研发资助等方面。美国政府在计算机行业发展的初期就十分关注监管政策的落实，特别是反垄断执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些政策在形成“温特尔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政府通过严格执行反垄断法和公平竞争法，为“温特尔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却很少为人所察觉。事实上，美国在战后时期反垄断政策的执行力度上，比日本和大多数西欧经济体都强得多。美国的反垄断执法在国内市场引入了对计算机、电信服务和设备的充分竞争，并奠定了后来“温特尔主义”出现的基础。美国政府还在保护“温特尔”公司的知识产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际层面。知识产权是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对产业战略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美国政府早就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计算机程序有关的知识产权立法的历史表明，美国国会一直致力于为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建立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温特尔主义”是美国对华高科技戒备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经济图谱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从一个“组装工厂”慢慢成长为“技术输出方”，甚至隐约有成为“标准制定者”的趋势，这使得一向以高科技作为国家实力根本的美国感到不安甚至恐慌。

　　然而，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如今的全球化尽管遭遇一定的挫折，但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中国从“学习者”“模仿者”起步，通过长期的经济积累和创新培育，目前已经在通信技术、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跻身世界前列，甚至在某些前沿领域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其次，在互联网等高科技应用领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内市场(2018年中国网民总人数已突破8亿，其中移动终端的网民有7.88亿)，也诞生了一大批标杆式的互联网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高科技产业生态圈。

　　然而，最令美方担心的不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而是迅速崛起的优质跨国企业，尤其是行业领军型的企业，能够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中美之间的高科技竞争，就是两国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获得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就获得了市场占有率，同时也获得了引导和配置全球资源的优先权，而企业竞争的核心领域就是技术、产品、价格、市场和创新能力。在全球化市场中，资源的配置和流动是由市场决定的，换言之，就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成本优势来自于技术优势、产品优势、价格优势、市场优势，以及开发创新能力等方面，因此这也就是高科技企业竞争的主要领域。

　　进一步说，为何美国对华高科技产业如此警惕，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参与竞争，除了大国战略博弈、经济实力比拼等因素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以下角度去考察：

　　第一，“模式/道路”之争。美国在“温特尔主义”上的成功来源于其内部的机构和体制，这是美国应对来自其他工业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并确保“温特尔主义”优势的根本。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正处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高峰，因此并不需要采取太多措施来改变其政策和产业治理结构，以使其符合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简而言之，美国原有的制度条件允许美国人只要通过路径学习就能在“温特尔主义”领域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即便如日本和欧洲，也还是要通过进行革命性的学习才能创造适当的竞争环境。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培育出了一些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甚至也出现了“温特尔主义”的产业范式。这引起了很多美国政客和商界精英的猜疑。因此，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坚信这些企业都是中国政府培养的，而不是由企业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起来的。这种猜疑和偏见的根源，来自于对不同体制和不同发展模式的抵触，来自于对“温特尔主义”所诞生的美国体制的绝对自信。

　　第二，从产业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是新一轮“赛跑”的关键时刻。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温特尔主义”起源于计算机行业从大型机向个人电脑过渡的阶段，也是美国为应对来自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同时，自1990年代初以来，计算机和电信行业的结合就越来越紧密，并推动着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如今，计算机行业又一次转型。随着移动终端，即智能手机的问世和普及，以移动网络为中心的时代开始，新的市场领导者和新型力量的博弈再次上演。现在的中国，就好比是当年在半导体行业对美国发起挑战的日本，为了争夺当下移动网络的规则制定权，美国无疑将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但关键问题是，当前向移动网络时代转变的趋势，对催生“温特尔主义”的体制机制有何影响，或者说“温特尔主义”是否能适应移动网络时代的新世界。就目前看来，中国社会对移动网络的适应程度似乎更高，这也可能意味着中国的体制和社会环境更适合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此外，就网络基础设施和电信行业的发展速度来说，中国也逐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就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来说，这无疑都会令美国感到担忧。

　　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高科技领域的唯一超级大国，中国与之在尖端科学和技术领域仍有较大差距。令美国感到焦虑的是，中国近年来从“学习”“模仿”的追赶态势，逐渐步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超越态势，对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超地位形成了“威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只有掌握核心科技的企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在鼓励和倡导企业进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同时，也要完善反垄断领域的建章立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创造更友好的环境。

 　温特尔”(Wintel)，是各取微软操作系统“windows”和芯片处理器英特尔(Intel)的一部分，重新组成的一个名词。之所以称之为“温特尔主义” (Wintelism)，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微软和英特尔通过制定结构性的行业标准和模块化生产的模式，对计算机组装企业(如IBM和Dell)形成在产业链上的控制。简言之，即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模块化生产的策略来控制和主导其它平行企业。随着“温特尔主义”的风行，美国涌现出一大批全球领先的企业，既掌握了新技术和新产品，也掌握了新标准，这就是美国竞争力的来源。如今，全球化、数字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向前推进，新时期的“温特尔主义”已经从计算机领域蔓延至其他行业，如社交媒体、通信、汽车制造等等。

　　“温特尔主义”与美国政府的角色

　　目前来说，美国是世界上应用“温特尔主义”最成功的国家，这一种新的产业范式，令美国得以应对来自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国内机制和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以确保美国的计算机公司，特别是微软和英特尔能够获得更多的人才、资金、市场和技术优势，同时也有助于行业内其他上下游公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美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横向一体化的产业结构，国家的传统角色得到了弱化，以满足计算机行业发展的需求。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在“温特尔主义”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东亚地区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导作用有所不同，美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行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是“监管者”的角色。美国的监管政策鼓励产业价值链在开放自主的标准下实现专业化，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企业在全球个人计算机行业的成功。

　　但是在计算机行业诞生的前期，美国政府的角色则是培育者和传播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国防为导向的工业政策，特别是针对计算机行业的政策带有明显的国家安全色彩。可以说，美国以国防工业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建立强大的国内计算机产业方面，比其他国家政府以民用为导向的战略规划更为成功。在没有任何明确的行业应用前景的情况下，用于基础研究的大量开支只有通过政府或者军方来提供，而这恰恰是未来商用发展的基础。因为政府的培育和传播，诞生于军事研究项目的计算机技术才能最终从军方项目中剥离出来，成为广泛应用的商业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技术的这种无计划的传播和共享为美国计算机工业带来了先发制人的优势。

　　而为了确保先发制人的优势，美国政府和国会以资助美国企业的方式对抗国际挑战者。1986年，美国政府资助成立了一个名为“半导体制造技术”(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SEMATECH)的研发联盟，以应对人们对美国半导体行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的担忧。20世纪80年代初，当日本趁着美国经历工业衰退期之际“突袭”美国的芯片市场时，美国国会同意每年通过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向SEMATECH拨款1亿美元。SEMATECH项目由DARPA和联盟中其他成员公司共同出资，至少50%的项目费用都由这些公司提供。SEMATECH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业界防止半导体市场份额进一步流失给日本的集成电路制造公司。1987年至1994年期间，SEMATECH投资15亿美元用于研发新的半导体生产技术。SEMATECH代表了美国工业政策的新起点，尽管在政界对此有些争议，但还是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而且对SEMATECH的资金支持几乎没有受到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党派斗争的影响。

　　在国内市场上，美国通过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确保充分竞争。事实上，美国政府在计算机产业政策中的角色，已经超越了产业政策的常规界限，即产业定位、补贴和研发资助等方面。美国政府在计算机行业发展的初期就十分关注监管政策的落实，特别是反垄断执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些政策在形成“温特尔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政府通过严格执行反垄断法和公平竞争法，为“温特尔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却很少为人所察觉。事实上，美国在战后时期反垄断政策的执行力度上，比日本和大多数西欧经济体都强得多。美国的反垄断执法在国内市场引入了对计算机、电信服务和设备的充分竞争，并奠定了后来“温特尔主义”出现的基础。美国政府还在保护“温特尔”公司的知识产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国际层面。知识产权是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对产业战略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美国政府早就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计算机程序有关的知识产权立法的历史表明，美国国会一直致力于为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建立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温特尔主义”是美国对华高科技戒备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经济图谱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从一个“组装工厂”慢慢成长为“技术输出方”，甚至隐约有成为“标准制定者”的趋势，这使得一向以高科技作为国家实力根本的美国感到不安甚至恐慌。

　　然而，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如今的全球化尽管遭遇一定的挫折，但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中国从“学习者”“模仿者”起步，通过长期的经济积累和创新培育，目前已经在通信技术、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跻身世界前列，甚至在某些前沿领域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其次，在互联网等高科技应用领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内市场(2018年中国网民总人数已突破8亿，其中移动终端的网民有7.88亿)，也诞生了一大批标杆式的互联网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高科技产业生态圈。

　　然而，最令美方担心的不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而是迅速崛起的优质跨国企业，尤其是行业领军型的企业，能够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中美之间的高科技竞争，就是两国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获得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就获得了市场占有率，同时也获得了引导和配置全球资源的优先权，而企业竞争的核心领域就是技术、产品、价格、市场和创新能力。在全球化市场中，资源的配置和流动是由市场决定的，换言之，就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成本优势来自于技术优势、产品优势、价格优势、市场优势，以及开发创新能力等方面，因此这也就是高科技企业竞争的主要领域。

　　进一步说，为何美国对华高科技产业如此警惕，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参与竞争，除了大国战略博弈、经济实力比拼等因素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以下角度去考察：

　　第一，“模式/道路”之争。美国在“温特尔主义”上的成功来源于其内部的机构和体制，这是美国应对来自其他工业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并确保“温特尔主义”优势的根本。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正处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高峰，因此并不需要采取太多措施来改变其政策和产业治理结构，以使其符合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简而言之，美国原有的制度条件允许美国人只要通过路径学习就能在“温特尔主义”领域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即便如日本和欧洲，也还是要通过进行革命性的学习才能创造适当的竞争环境。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培育出了一些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甚至也出现了“温特尔主义”的产业范式。这引起了很多美国政客和商界精英的猜疑。因此，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坚信这些企业都是中国政府培养的，而不是由企业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起来的。这种猜疑和偏见的根源，来自于对不同体制和不同发展模式的抵触，来自于对“温特尔主义”所诞生的美国体制的绝对自信。

　　第二，从产业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是新一轮“赛跑”的关键时刻。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温特尔主义”起源于计算机行业从大型机向个人电脑过渡的阶段，也是美国为应对来自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同时，自1990年代初以来，计算机和电信行业的结合就越来越紧密，并推动着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如今，计算机行业又一次转型。随着移动终端，即智能手机的问世和普及，以移动网络为中心的时代开始，新的市场领导者和新型力量的博弈再次上演。现在的中国，就好比是当年在半导体行业对美国发起挑战的日本，为了争夺当下移动网络的规则制定权，美国无疑将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但关键问题是，当前向移动网络时代转变的趋势，对催生“温特尔主义”的体制机制有何影响，或者说“温特尔主义”是否能适应移动网络时代的新世界。就目前看来，中国社会对移动网络的适应程度似乎更高，这也可能意味着中国的体制和社会环境更适合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此外，就网络基础设施和电信行业的发展速度来说，中国也逐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就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来说，这无疑都会令美国感到担忧。

　　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高科技领域的唯一超级大国，中国与之在尖端科学和技术领域仍有较大差距。令美国感到焦虑的是，中国近年来从“学习”“模仿”的追赶态势，逐渐步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超越态势，对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超地位形成了“威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只有掌握核心科技的企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在鼓励和倡导企业进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同时，也要完善反垄断领域的建章立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创造更友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