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指责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聚焦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但中国政府不与美国谈判产业政策问题。

　　由此引发三个问题：第一，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第二，产业政策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地位;第三，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否可以转向竞争政策?

　　第一，产业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是共产党领导经济的实现方式。党领导经济是通过政府的政策予以体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区域政策，其中，产业政策是中心，比其他政策更直接影响经济。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曾任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司长，他在1993年撰文指出，产业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的干预”，并强调，中国产业政策是为了优先发展重点产业、扶植幼稚产业、限制过剩产业以及纠正市场失败。中国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赶超发达国家。

　　1987年中国正式引入产业政策，198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产业政策司，刘鹤、杨伟民是产业政策司的核心成员。当年坚持计划经济的人觉得产业政策可以作为掩护，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体制的血脉，所以接受了从日本传来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某些新兴产业走在世界前列，突出的例子是高铁。

　　由于政府借助掌握的生产要素直接配置资源，其消极作用是扭曲市场，产能过剩仅是扭曲市场的一个结果。中国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而产能过剩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第二，产业政策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政府一再指责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主要内容包括不遵守入世承诺、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移、大规模补贴国企。

　　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以下中国产业政策的手段找到依据：税收减免优惠、直接财政补贴、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激励、研究开发补贴、特殊收费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补贴、定价转移类补贴。

　　美国政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改变，这一改变就是改变产业政策，就是走市场化道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要打掉中国政府强干预经济的手，要与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合作。如同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所说的：“我们将继续要求与中国建立自由、公平和对等的经济关系。”

　　从中国政府看问题，美国政府剑指中国产业政策，是直接挑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底线思维出发，不拿原则做交易。今天中国经济强大的地位就是由许多庞大产业支撑的，比如高铁。高铁支撑了中国国力，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利器。产业政策就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利器，中国经济做大的原因不全是市场经济的贡献。剥夺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在切割中国经济的命门。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经济问题会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列宁有一句话，“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此话给中国大陆人留下很深的烙印。再以高铁为例，西方国家不理解，中国高铁亏损，为什么还要建。

　　中国会这样解释：高铁是国家高科技技术的象征，是国家的名片。通过高铁技术输出，中国树立了国际形象。更是因为高铁可以让亿万中国人出行方便，享受到国家崛起所带来的福利。这就是说，首先从政治上看问题，经济的成本与收益是次要的。

　　第三，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的取向。中美贸易战最终要通过谈判化解，中国政府会让步，但美国政府不可能得到全部所要的东西。11月1日，在与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会面时，中国总理李克强表达了美中各退一步的希望。11月2日，特朗普说：“我昨天和习近平通了电话，他们真的非常渴望达成协议。”11月6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新加坡表示：中国愿与美磋商达成双方能接受的经贸方案。

　　现在关注的是产业政策上中国作何让步?都知道答案取决于中国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都不知道具体措施。从原则上看，党领导经济与产业政策有必然联系吗?答案：否。但只要转换理念，前景不一样，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产业政策被视为日本二战后推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不少研究认为，产业政策的作用被夸大了。有研究认为，汽车行业和电子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最快，但接受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资助最少;石油和煤炭行业最为落后，但接受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贷款最多。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脱离了对具体产业的支持，产业政策逐渐转变到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今年10月，中国大陆旅日人士徐静波有一场关于日本企业转型的演讲。他举了日本电气公司(NEC)抛弃电脑转而研发尖端半导体技术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产业的革命并不是政府引导的，而是企业的一种自我革命，是一种自我创新”。

　　中美贸易战成为中国走市场化道路的倒逼机制，道路自信的中国不会路径依赖，深化改革应该有希望。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中国为何不与美国谈判产业政策》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指责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聚焦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但中国政府不与美国谈判产业政策问题。

　　由此引发三个问题：第一，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第二，产业政策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地位;第三，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否可以转向竞争政策?

　　第一，产业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是共产党领导经济的实现方式。党领导经济是通过政府的政策予以体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区域政策，其中，产业政策是中心，比其他政策更直接影响经济。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曾任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司长，他在1993年撰文指出，产业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的干预”，并强调，中国产业政策是为了优先发展重点产业、扶植幼稚产业、限制过剩产业以及纠正市场失败。中国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赶超发达国家。

　　1987年中国正式引入产业政策，198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产业政策司，刘鹤、杨伟民是产业政策司的核心成员。当年坚持计划经济的人觉得产业政策可以作为掩护，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体制的血脉，所以接受了从日本传来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某些新兴产业走在世界前列，突出的例子是高铁。

　　由于政府借助掌握的生产要素直接配置资源，其消极作用是扭曲市场，产能过剩仅是扭曲市场的一个结果。中国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而产能过剩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第二，产业政策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政府一再指责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主要内容包括不遵守入世承诺、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移、大规模补贴国企。

　　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以下中国产业政策的手段找到依据：税收减免优惠、直接财政补贴、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激励、研究开发补贴、特殊收费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补贴、定价转移类补贴。

　　美国政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改变，这一改变就是改变产业政策，就是走市场化道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要打掉中国政府强干预经济的手，要与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合作。如同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所说的：“我们将继续要求与中国建立自由、公平和对等的经济关系。”

　　从中国政府看问题，美国政府剑指中国产业政策，是直接挑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底线思维出发，不拿原则做交易。今天中国经济强大的地位就是由许多庞大产业支撑的，比如高铁。高铁支撑了中国国力，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利器。产业政策就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利器，中国经济做大的原因不全是市场经济的贡献。剥夺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在切割中国经济的命门。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经济问题会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列宁有一句话，“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此话给中国大陆人留下很深的烙印。再以高铁为例，西方国家不理解，中国高铁亏损，为什么还要建。

　　中国会这样解释：高铁是国家高科技技术的象征，是国家的名片。通过高铁技术输出，中国树立了国际形象。更是因为高铁可以让亿万中国人出行方便，享受到国家崛起所带来的福利。这就是说，首先从政治上看问题，经济的成本与收益是次要的。

　　第三，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的取向。中美贸易战最终要通过谈判化解，中国政府会让步，但美国政府不可能得到全部所要的东西。11月1日，在与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会面时，中国总理李克强表达了美中各退一步的希望。11月2日，特朗普说：“我昨天和习近平通了电话，他们真的非常渴望达成协议。”11月6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新加坡表示：中国愿与美磋商达成双方能接受的经贸方案。

　　现在关注的是产业政策上中国作何让步?都知道答案取决于中国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都不知道具体措施。从原则上看，党领导经济与产业政策有必然联系吗?答案：否。但只要转换理念，前景不一样，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产业政策被视为日本二战后推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不少研究认为，产业政策的作用被夸大了。有研究认为，汽车行业和电子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最快，但接受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资助最少;石油和煤炭行业最为落后，但接受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贷款最多。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脱离了对具体产业的支持，产业政策逐渐转变到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今年10月，中国大陆旅日人士徐静波有一场关于日本企业转型的演讲。他举了日本电气公司(NEC)抛弃电脑转而研发尖端半导体技术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产业的革命并不是政府引导的，而是企业的一种自我革命，是一种自我创新”。

　　中美贸易战成为中国走市场化道路的倒逼机制，道路自信的中国不会路径依赖，深化改革应该有希望。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中国为何不与美国谈判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