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谈判妥协的成果。从2017年8月16日开启重新谈判到美墨加协定额诞生，美墨加三国领导人之间龃龉不断。特朗普称北美自贸协定是“墨西哥的摇钱树”，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反唇相讥说，请不要把气撒在墨西哥身上。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种侮辱。特朗普说，特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软弱”。

　　为什么三国领导人还是达成了贸易协定?中国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指出：自由贸易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取得，现实情况是一方采取单边贸易保护，而另一方采取单边贸易自由，这势必导致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促使他们通过关税政策来争夺贸易利益。

　　一旦有一方诉诸关税，迫使另一方采取报复措施，打贸易战，最终的结果是双输，会使贸易的好处耗尽。

　　当双方政府被迫面对这种双输风险时，被迫转向贸易谈判，贸易战迫使规则破坏者走到谈判桌，被迫选择自由贸易。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走向自由贸易。美墨加协定的诞生证明了杨小凯上述论证的正确性。

　　墨西哥24年履行北美自贸协定的经验知道，只要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贸易协定就是墨西哥最大的胜利。在美墨达成协定后，加拿大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避免出现双输的局面，在最后期限前与美国达成协定。加拿大对美国开放奶制品市场作了让步。

　　美国对加拿大也作了让步，按照加拿大意愿保留北美自贸协定第19章解决争端机制条款。特朗普的要价并没有得到全部满足。

　　第三，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要途径。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用国际法塑造了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使贸易自由化和公平贸易在国际法的支持下得到一个可预见的结果。

　　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不一致，导致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纷纷产生。无论是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本质上都是自由贸易协定，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法。

　　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的方式开展对外贸易与投资，与自由贸易协定有本质上的差异。2015年12月4日，本人在《联合早报》刊文《“一带一路”根本无法替代TPP》时指出，“一带一路”不借助已形成的国际经济规则，而借助双边政府的合作意愿去签署某个项目的协议，在执行上有随意性。

　　今年5月，尼泊尔政府第二次毁约，取消中企百亿元水电站大单。8月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访华“上门退货”。10月塞拉利昂政府取消中国建造机场的计划。这些案例都表明了政府随意性的缺点。

　　以上三个事实给中国三个启示：中国必须继续发展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中国政府应该针对美国方面的诉求化解中美贸易战;中国对外开放应该寻求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慎之又慎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更新为美墨加协定，该协定在北美自贸协定基础上改写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为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树立了新标杆。美墨加协定确认以下三个事实：

　　第一，墨西哥捆绑美国经济获益匪浅。1994年1月，北美自贸协定正式运作，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日趋密切，美国成为墨西哥最大的出口地国家，墨西哥出口产品的70%输往美国，美国也成为墨西哥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国家。1994年至2012年，墨西哥人均GDP年均增加4%。

　　北美自贸协定为墨西哥经济注入动力，墨西哥机械、电子设备和运输设备50%的产出依赖美国市场的最终消费。目前墨西哥是拉美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墨西哥国内生总值规模1万1512亿美元，人均GDP为9321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2018年墨西哥经济增长率在2.2%，美墨加协定将再次为墨西哥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与墨西哥鲜明对比的是巴西，该国对外经济非常封闭。传统上，巴西深受拉美发展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理论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对本国经济对外开放持谨慎的怀疑态度，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巴西出口企业的数量不到2万个，与挪威大致相同，挪威人口500多万，巴西人口2亿多。这意味着，在挪威每250人拥有一个出口企业，而巴西是每1万人拥有一个。经济封闭导致生产力低下，墨西哥汽车工人每人每年生产53辆汽车，而巴西工人每人每年生产27辆汽车。

　　第二，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谈判妥协的成果。从2017年8月16日开启重新谈判到美墨加协定额诞生，美墨加三国领导人之间龃龉不断。特朗普称北美自贸协定是“墨西哥的摇钱树”，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反唇相讥说，请不要把气撒在墨西哥身上。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种侮辱。特朗普说，特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软弱”。

　　为什么三国领导人还是达成了贸易协定?中国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指出：自由贸易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取得，现实情况是一方采取单边贸易保护，而另一方采取单边贸易自由，这势必导致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促使他们通过关税政策来争夺贸易利益。

　　一旦有一方诉诸关税，迫使另一方采取报复措施，打贸易战，最终的结果是双输，会使贸易的好处耗尽。

　　当双方政府被迫面对这种双输风险时，被迫转向贸易谈判，贸易战迫使规则破坏者走到谈判桌，被迫选择自由贸易。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走向自由贸易。美墨加协定的诞生证明了杨小凯上述论证的正确性。

　　墨西哥24年履行北美自贸协定的经验知道，只要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贸易协定就是墨西哥最大的胜利。在美墨达成协定后，加拿大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避免出现双输的局面，在最后期限前与美国达成协定。加拿大对美国开放奶制品市场作了让步。

　　美国对加拿大也作了让步，按照加拿大意愿保留北美自贸协定第19章解决争端机制条款。特朗普的要价并没有得到全部满足。

　　第三，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要途径。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用国际法塑造了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使贸易自由化和公平贸易在国际法的支持下得到一个可预见的结果。

　　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不一致，导致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纷纷产生。无论是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本质上都是自由贸易协定，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法。

　　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的方式开展对外贸易与投资，与自由贸易协定有本质上的差异。2015年12月4日，本人在《联合早报》刊文《“一带一路”根本无法替代TPP》时指出，“一带一路”不借助已形成的国际经济规则，而借助双边政府的合作意愿去签署某个项目的协议，在执行上有随意性。

　　今年5月，尼泊尔政府第二次毁约，取消中企百亿元水电站大单。8月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访华“上门退货”。10月塞拉利昂政府取消中国建造机场的计划。这些案例都表明了政府随意性的缺点。

　　以上三个事实给中国三个启示：中国必须继续发展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中国政府应该针对美国方面的诉求化解中美贸易战;中国对外开放应该寻求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慎之又慎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