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从官方、学界到民间，很多人都在谈论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多数人都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针对日本崛起的“阴谋”或打压，日本接受《广场协议》是巨大错误，是导致日本1990年至2010年经济低迷(所谓的“失落的二十年”)的罪魁祸首，中方要防止重蹈日本当年接受《广场协议》的“覆辙”。前不久，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甚至公开声称，美方不应指望中方签订《广场协议》。

　　笔者认为：中方人士对《广场协议》的认知存在很大误解;《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日本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低迷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广场协议》既是合理的，也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中方不应基于对该协议的错误解读，决定自己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基本立场。

　　先谈为何《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联邦德国)等西方五国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广场协议》，以解决当时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的币值高估，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

广场协议新闻发布会合影照

　　这一协议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1970年代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了克服通胀，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局启动了加息措施。这导致了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的大幅升值，1980年至1985年期间总体升幅达50%。美元大幅升值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贸易逆差。同时，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也令美国逆差状况进一步恶化。1980年美国经常账户还是顺差，到了1985年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3%。

　　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对其他四国施压，以解决美元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最终促成了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协议中，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均对美国有所让步，但日本的妥协最大，包括：对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刺激内需包括私人消费和投资;监管松绑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活力;缩减财政赤字与产业补贴;就日元汇率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市场和日元汇率自由化。其中，通过最后两点实现日元对美元升值是核心内容。《广场协议》快速解决了美元高估问题，美国逆差问题也迅速好转，到1991年甚至恢复到顺差状态(当然后来又由于其他原因逆转)。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广场协议》是西方五国共同商讨签订的，是多国“阳谋”，而不是美国专门针对日本设计的“阴谋”;第二，该协议也不是为了打压日本或其他三国(英法德)的发展，而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元高估与美国贸易逆差过大问题。

　　其次，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尽管中国有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及其所带来的日元升值，是日本后来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但日本国内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理由是：第一，《广场协议》的签署国，除了美国、日本以外还有三个，但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停滞，而英、法、德没有;第二，《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1985年至1987年期间升值幅度超过50%)，并未造成日本金融市场动荡与经济停滞，而日本经济停滞发生于1990年之后，与日元升值没有必然联系。

　　在日本主流社会看来，日本政府在协议签订后，面对经济形势变化，决策接连失误，才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损害日本出口竞争力并拖累经济，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增长。1985年至1987年期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信贷的放松，不仅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也导致巨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导致严重的股市、楼市泡沫。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曾指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过猛。在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央行基准利率从2.5%上升到6%。过猛的紧缩政策刺破了经济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还有学者认为，导致1985年至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乃至后来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银团结构。这一结构的主要特点是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利益关联错综复杂，导致银行的贷款决策、企业的投资决策出现“软约束”，不很谨慎，巨额资金投向股市、楼市乃至其他风险很高的项目，最后导致经济泡沫与危机。这与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导致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

　　另外，日本经济的低迷与日本发展阶段也有关系。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1991年，日本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经济体量大了以后，增长速度会自然放慢，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广场协议》是合理的，并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积极作用。首先，《广场协议》中规定美国以外的四国促使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是完全合理的。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价格，理应随着各国国际收支状况导致的货币供求关系而变动，并自由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额顺差时，外汇供给过多，理应外币贬值、本币升值，从而压缩出口、促进进口，降低顺差;大额逆差时，则应相反。当时，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确高估了，导致其他各国对美国大额顺差。因此，其他各国货币理应对美元升值，无可厚非。

　　其次，《广场协议》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各国都是有利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过大顺差或逆差都对本国不利：过大顺差(如当时的日本)会导致出口过多而未能进口弥补，造成本国消费不足，降低国民福利;过大逆差(如当时的美国)会导致本国出现偿债风险、货币急剧贬值等金融危机。而且，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与其他四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因逆差过大而发生金融危机，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负面影响他国经济，包括日本经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包括美日在内的各方都有好处。

　　第四、《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好处还包括：协议规定的日元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原本出口到美国的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实现了从出口到海外投资的转化。例如，为了化解长期的日美汽车贸易纠纷，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累计在美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在美国雇用了数十万员工，进行本土化生产。这不仅化解了贸易战风险，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其汽车品牌的认同度。

　　再者，协议的其他规定促使了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广场协定》的规定中，开放市场刺激了国内竞争，刺激内需扩大了国内需求，监管松绑激发了私营部门活力，缩减产业补贴则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日本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一方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制造业转型。因此，在泡沫破裂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虽然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私营部门的全球竞争力却不断提高，日本商品依然畅销全球。

　　最后，中国不应因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因综上所述，《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而且对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起到了良好作用;日本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低迷，不是《广场协议》的结果，而是其后续应对政策、自身体制、发展阶段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他国。日本主流都不认为《广场协议》对其有什么不好，中国各界为何总是替日本“鸣不平”呢?

　　抛开政治与战略上的问题，日美当年的经贸关系与摩擦，与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与摩擦，的确有很强的相似之处。中国内部当前也面临日本内部当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应正确解读《广场协议》，正面看待这一协议，而不应该因误读这一协议而影响中美经贸谈判。

　　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原题《中国不应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从官方、学界到民间，很多人都在谈论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多数人都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针对日本崛起的“阴谋”或打压，日本接受《广场协议》是巨大错误，是导致日本1990年至2010年经济低迷(所谓的“失落的二十年”)的罪魁祸首，中方要防止重蹈日本当年接受《广场协议》的“覆辙”。前不久，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甚至公开声称，美方不应指望中方签订《广场协议》。

　　笔者认为：中方人士对《广场协议》的认知存在很大误解;《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日本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低迷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广场协议》既是合理的，也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中方不应基于对该协议的错误解读，决定自己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基本立场。

　　先谈为何《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联邦德国)等西方五国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广场协议》，以解决当时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的币值高估，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问题。

广场协议新闻发布会合影照

　　这一协议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1970年代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了克服通胀，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局启动了加息措施。这导致了美元对其他四国货币的大幅升值，1980年至1985年期间总体升幅达50%。美元大幅升值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贸易逆差。同时，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也令美国逆差状况进一步恶化。1980年美国经常账户还是顺差，到了1985年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3%。

　　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对其他四国施压，以解决美元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最终促成了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协议中，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均对美国有所让步，但日本的妥协最大，包括：对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刺激内需包括私人消费和投资;监管松绑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活力;缩减财政赤字与产业补贴;就日元汇率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市场和日元汇率自由化。其中，通过最后两点实现日元对美元升值是核心内容。《广场协议》快速解决了美元高估问题，美国逆差问题也迅速好转，到1991年甚至恢复到顺差状态(当然后来又由于其他原因逆转)。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广场协议》是西方五国共同商讨签订的，是多国“阳谋”，而不是美国专门针对日本设计的“阴谋”;第二，该协议也不是为了打压日本或其他三国(英法德)的发展，而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元高估与美国贸易逆差过大问题。

　　其次，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尽管中国有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及其所带来的日元升值，是日本后来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但日本国内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理由是：第一，《广场协议》的签署国，除了美国、日本以外还有三个，但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停滞，而英、法、德没有;第二，《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1985年至1987年期间升值幅度超过50%)，并未造成日本金融市场动荡与经济停滞，而日本经济停滞发生于1990年之后，与日元升值没有必然联系。

　　在日本主流社会看来，日本政府在协议签订后，面对经济形势变化，决策接连失误，才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损害日本出口竞争力并拖累经济，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增长。1985年至1987年期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2.5%。信贷的放松，不仅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也导致巨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导致严重的股市、楼市泡沫。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曾指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过猛。在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央行基准利率从2.5%上升到6%。过猛的紧缩政策刺破了经济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还有学者认为，导致1985年至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乃至后来泡沫破裂、经济停滞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银团结构。这一结构的主要特点是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利益关联错综复杂，导致银行的贷款决策、企业的投资决策出现“软约束”，不很谨慎，巨额资金投向股市、楼市乃至其他风险很高的项目，最后导致经济泡沫与危机。这与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导致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

　　另外，日本经济的低迷与日本发展阶段也有关系。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1991年，日本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经济体量大了以后，增长速度会自然放慢，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广场协议》是合理的，并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积极作用。首先，《广场协议》中规定美国以外的四国促使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是完全合理的。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价格，理应随着各国国际收支状况导致的货币供求关系而变动，并自由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额顺差时，外汇供给过多，理应外币贬值、本币升值，从而压缩出口、促进进口，降低顺差;大额逆差时，则应相反。当时，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确高估了，导致其他各国对美国大额顺差。因此，其他各国货币理应对美元升值，无可厚非。

　　其次，《广场协议》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各国都是有利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过大顺差或逆差都对本国不利：过大顺差(如当时的日本)会导致出口过多而未能进口弥补，造成本国消费不足，降低国民福利;过大逆差(如当时的美国)会导致本国出现偿债风险、货币急剧贬值等金融危机。而且，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与其他四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因逆差过大而发生金融危机，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负面影响他国经济，包括日本经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包括美日在内的各方都有好处。

　　第四、《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好处还包括：协议规定的日元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原本出口到美国的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实现了从出口到海外投资的转化。例如，为了化解长期的日美汽车贸易纠纷，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累计在美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在美国雇用了数十万员工，进行本土化生产。这不仅化解了贸易战风险，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其汽车品牌的认同度。

　　再者，协议的其他规定促使了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广场协定》的规定中，开放市场刺激了国内竞争，刺激内需扩大了国内需求，监管松绑激发了私营部门活力，缩减产业补贴则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日本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一方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制造业转型。因此，在泡沫破裂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虽然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私营部门的全球竞争力却不断提高，日本商品依然畅销全球。

　　最后，中国不应因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因综上所述，《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而且对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起到了良好作用;日本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低迷，不是《广场协议》的结果，而是其后续应对政策、自身体制、发展阶段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他国。日本主流都不认为《广场协议》对其有什么不好，中国各界为何总是替日本“鸣不平”呢?

　　抛开政治与战略上的问题，日美当年的经贸关系与摩擦，与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与摩擦，的确有很强的相似之处。中国内部当前也面临日本内部当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应正确解读《广场协议》，正面看待这一协议，而不应该因误读这一协议而影响中美经贸谈判。

　　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原题《中国不应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