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来看，观察朝鲜这次能否真正像中国一样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需要观察其对军队的安排。朝鲜需要在维持军队忠诚的同时，降低维持军事化的经济成本。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百万大裁军”的措施。为了弥补其损失，军队的企业进入了制造业、服务业等诸多商业领域。

　　此外，朝鲜还需要跟世界主要经济体实现关系正常化，尤其是朝美关系正常化。这不仅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贸易，还能减轻统治者的不安全感，削减军事开支。

　　不论从内部还是外部因素来看，目前朝鲜都还没有达到这两个要求，在缺乏这两个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并不能刺激成功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点已经在朝鲜改革史上被多次证明。即使是在形势最严峻的1994-1997年大饥荒期间，朝鲜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只是做了微调，而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市场化和财产权的改革。2002年的“7.1改革”没多久，又对私营企业活动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

　　这就是即将到来的朝美峰会如此重要的原因。在被制裁和封锁的情况下，朝鲜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注：作者是盘古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今年4月，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伴随着中朝两国领导人的密集互访，文在寅和金正恩签署《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以及6月即将到来的“特金会”，近两月来半岛紧张局势峰回路转，中国投资者似乎看到朝鲜经济改革开放的曙光，投资热情再度被挑起，不时出现“中国投资者看好朝鲜，去丹东、珲春炒房”的新闻。本文旨在分析涉朝投资需要注意的政治风险及此次朝鲜“改革开放”的前景。

　　任何一个私人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都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对于中国的私人投资者来说，首先需要关心的是财产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被征收风险)，以及将来投资出现了纠纷能否得到公正解决。根据StephanHaggard(2011)的调查，60%的在朝投资中国企业担忧有被征收的风险。

　　尽管朝鲜在2000年左右修订了大量关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法律，比如《外国人投资法》、《外国人企业法》、《合营法》、《合作法》等20多个外国人投资相关法律，还引入了争议解决机制，如调停、仲裁、法院机制，而且为了保证其客观及中立性，引进了国际仲裁机构，然而事实上，由于法律和规章的执行缺乏基本的保障，且政策的变动性极大，在朝鲜投资被征收的风险依然值得高度重视，比如2012年的辽宁西洋集团事件。该集团从2007年到2011年对朝鲜投资达2.4亿元人民币，在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郡瓮津铁矿投资兴建铁矿石选矿厂，朝鲜方面在得到技术后，单方面撕毁合同并驱逐西洋集团。

　　第二就是投资盈利性的问题。即使财产权得到了保护，但是税收、贸易政策、金融措施及其他管制措施的限制，仍然有可能导致投资无利可图。盈利的机会主要来自于朝鲜有限的官方市场和黑市，比如基本居民消费品由于物资紧缺而价格飞涨。但是，市场行为受到了严格限制，政府对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态度模糊，在容忍和敌视之间回摆;如果工业制成品想运出朝鲜，由于缺乏可靠的交通系统运，而面临着困难。

　　同时，在朝鲜投资面临结算方式不规范的问题，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罗先经济贸易区法》，罗先经济贸易区内的流通货币和结算货币为朝鲜元或所规定的货币。但在贸易结算中，因朝鲜银行结算纳入不到国际清算体系中，所以，对朝边境贸易不适用国际通用的银行结算，只能采用通过第三国现汇交易、现钞交易等结算方式，导致中国企业承担了很大的汇率差价损失。有些朝鲜商社通过朝鲜银行在澳门设立的分支机构以及朝鲜光鲜金融会社的办事机构同中国企业进行信用证或单向支付结算，多数情况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香港的银行间汇款，手续复杂，时间拖得很长，使企业资金流转速度放慢。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私人投资者对朝鲜的投资动机来自于对未来收益的期许，而不是对保护财产权承诺的可信度的增加。辽宁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铁矿，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富贵险中求的期许。

　　根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的数据，80%的在朝鲜投资的中资集中在轻工业及零售业，如海产品加工、制衣、自行车、酒店及餐饮行业等，这是由高投资风险所决定的。诸如采掘业、渔业、制造业、物流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因为要很长时间收回投资成本，比零售业风险要大很多，所以小规模投资仍然是主导。朝鲜极可能发生的政策突然变动和毁约行为，是根植在朝鲜内部的系统性风险，使得潜在投资者对大型和长期的投资望而却步。期待去平壤炒房的中国投资者可以放弃自己的幻想了。大型和长期的投资都受制于财产权保护这个基本问题，只有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才敢去涉足这些领域。

　　寄希望于朝鲜改革开放而拉升丹东、珲春房价的投资者也要需要深度考量。纵观朝鲜之前的经济改革，其独特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更倾向于采取极其谨慎的改革措施。严重的内部经济、粮食危机和外部威胁让政权选择了严重依赖军队的政治策略(先军政治)，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原先的经济危机。根据韩国方面的估计，在1986-1996年，国防预算(不含核计划)占到了政府总开支的30%，并在21世纪初达到了50%左右，占到朝鲜GDP的22%-25%。经济上的失败引发了反市场化、军事化和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朝鲜历次经济改革的失败。

　　宏观来看，观察朝鲜这次能否真正像中国一样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需要观察其对军队的安排。朝鲜需要在维持军队忠诚的同时，降低维持军事化的经济成本。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百万大裁军”的措施。为了弥补其损失，军队的企业进入了制造业、服务业等诸多商业领域。

　　此外，朝鲜还需要跟世界主要经济体实现关系正常化，尤其是朝美关系正常化。这不仅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贸易，还能减轻统治者的不安全感，削减军事开支。

　　不论从内部还是外部因素来看，目前朝鲜都还没有达到这两个要求，在缺乏这两个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并不能刺激成功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点已经在朝鲜改革史上被多次证明。即使是在形势最严峻的1994-1997年大饥荒期间，朝鲜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只是做了微调，而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市场化和财产权的改革。2002年的“7.1改革”没多久，又对私营企业活动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

　　这就是即将到来的朝美峰会如此重要的原因。在被制裁和封锁的情况下，朝鲜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注：作者是盘古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