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税收制度无解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中国就只有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原则的运用，也就将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则运用到了极致，成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堂，中国税权高度集中，是以间接税为主，企业承担了超过90%的税收的任务。这种状态下，只有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原则的运用，已经锁定了税收的结构。想要为给企业减税腾出空间，就需要实行直接税和个人税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中国需要执行财富的可分配的正义原则，但中国是将两个财富的正义观合二为一了。

　　三、所有制的掣肘无解

　　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来讲，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形式无关，但这只是适用于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的国家。虽然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所有制形式却与经济危机相关，一旦经济危及到执政者本身时，就会发生干扰经济的事件。这在中国，公有制在经济危机中一直是做为制度优势来发挥，而在市场自由竞争经济中却是破坏市场的严重问题，而使得经济危机加剧。无解在于，中国是社会政治决定社会生活，由执政党决定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不是由人们的日常生活常识来决定，经济危机危及的不是人们的生活，而是执政者的合法性。

　　四、革命价值观无解

　　市场自由竞争经济是以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为基础，而非功利主义为基础。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日常生活判断，一是批判思维。

　　资本主义是以平民价值观为主，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当下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

　　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了不断的否定现实生活的理论，唯物史观奠定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剥削”，“剥削”是市场经济产生的结果，消灭“剥削”就只能去摧毁市场自由竞争经济。

　　这是一个只能不断革命的理论，当执政党把自身的合法性嵌入到历史的发展规律之中，也就成为了唯一正确的执政党。多党竞争的前提是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当下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评判的标准是现实生活状态，即提升现实生活水准是执政者的责任，现实生活标准的下降要否定的是执政者而非民众。历史的发展规律则是可以用未来的理想来否定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被未来的理想所遮盖，是为革命理想所做出的牺牲。这样嵌入到历史的发展规律中的政党，自身就成为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理论上就可以否定一切指责，自己永远正确，而未来却又足够长。

　　市场经济的规则是人们社会生活要遵守的基本价值观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市场经济是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约定了人们的行为与准则，而不是进行资源配置。把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源配置的说法，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得出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贫富差距将越大的必然性结论。当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建立获得人民同意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社会生活与社会政治的价值观统一，成为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民主则被称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体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

　　市场经济是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进行资源配置。在中国把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源配置的说法，已经是政府与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如果不是凭票生活的国家，社会生活一定是依赖于经济生活的方式，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建立童叟无欺、公平交易的社会生活方式，就要遵循经济规则，即市场自由竞争经济的规则。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商品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了各自的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这一机制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经营规模，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故，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则是：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问题是，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西方国家只是自称为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并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在当初也曾经被称为“商讨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要靠辩论来运作，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等都参与过辩论，为自己争取到不少的权利。从希腊精神中，人们是从城邦的生活来决定政治，辩论已是家常便饭，生活的一部分，争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积极参与政治。认为政治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政治的基础是真理，而真理则是要通过思维的努力和求证才能得到。

　　但马克思主义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是雇佣劳动制度，是贫富两极对立的制度。资本主义宣扬的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不能掩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和财团对社会、对劳动者的统治，甚至对世界的支配和霸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 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贡献，更重要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永远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加深、金融投机脱离实体经济的冲动等问题。

　　阶级压迫不是依据事实而建立，而是依据意识而建立。列宁在《怎么办?》中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而从外部来灌输这种阶级意识的只能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列宁主义式政党，通过这样的阶级意识灌输过程，党“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借助于党从外部将阶级意识赋予群众，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可能。这一理论最核心的要义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所依靠的根本不是尚处于“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而在于由“自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阶级从外部灌输-赋予其阶级意识，领导其进行革命。“这一理论极高明地捕捉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存在与阶级意识的可分离性，从而根本上回应-解决了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正是伴随着列宁这一伟大的理论发现与相应的建党实践，俄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国的新纪元，它的源头可以被命名为“列宁时刻”。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市场自由竞争经济必然会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被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定为是剥削制度，而需要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

　　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市场经济规则偏向于普世价值观。市场经济发展的各要素要得到持续、完善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套与之适应的制度体系。资本主义国家遵循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二者都统一于普世价值观。社会的认识、理解方式都会遵循逻辑一致，而不会产生自相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合法性是建立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换而言之，是只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确切的说，就是利用了市场自由竞争经济规则，而没有将其要遵循的普世价值观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了当下无解的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却能够顺利解决。

　　一、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无解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得出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贫富差距将越大的必然性结论，让经济学聚焦到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上。

　　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合法性是建立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是以消灭剥削为基础即市场自由竞争经济产生的结果，方法是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根本就没有考虑会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方案，因为是从源头上就解决了，在宪法上也只是如此制定。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遵守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其市场经济的后果贫富差距的解决，是因其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二者价值观统一，能够由资本主义的“商讨主义”来解决，税收是常用的手段，而对税收的理解是用税收另一个名称“和解”。

　　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市场经济规则构建了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价值原则。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自由本质，是以商品化为逻辑起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

　　最为重要的是以市场经济为生活方式的社会，其有两个概念不同的财富的正义观，用来分别建立社会财富的交换与财富的分配的各自规则。一个是财富的可分配的正义，一个是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可交换的正义令市场经济能够正常运行，可分配的正义是要使财富的差距不至于成为引发社会仇恨的逻辑，却又能促使社会的发展。

　　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是指实行市场自由经济的经济制度下，需要遵循市场竞争的规则。当前劳动者是以劳动价值参加市场交换，资本、生产资料、技术等也以自身价值参加市场交换，得到的财富差距巨大，这是可交换的正义，符合市场自由竞争的规律。如果将其视为剥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则社会生活不得安宁。

　　财富的可分配的正义是以本国宪法规定的方式进行财富的分配。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以商讨的方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考虑会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方案，其建立时就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财富的正义观合二为一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将市场经济列入到基本社会制度当中，也就没有形成两个财富的正义观。而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贫富差距将越大的必然性结论，终究需要用财富的可分配的正义来解决，以目前的制度无解。

　　二、中国的税收制度无解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中国就只有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原则的运用，也就将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则运用到了极致，成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堂，中国税权高度集中，是以间接税为主，企业承担了超过90%的税收的任务。这种状态下，只有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原则的运用，已经锁定了税收的结构。想要为给企业减税腾出空间，就需要实行直接税和个人税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中国需要执行财富的可分配的正义原则，但中国是将两个财富的正义观合二为一了。

　　三、所有制的掣肘无解

　　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来讲，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形式无关，但这只是适用于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的国家。虽然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所有制形式却与经济危机相关，一旦经济危及到执政者本身时，就会发生干扰经济的事件。这在中国，公有制在经济危机中一直是做为制度优势来发挥，而在市场自由竞争经济中却是破坏市场的严重问题，而使得经济危机加剧。无解在于，中国是社会政治决定社会生活，由执政党决定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不是由人们的日常生活常识来决定，经济危机危及的不是人们的生活，而是执政者的合法性。

　　四、革命价值观无解

　　市场自由竞争经济是以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为基础，而非功利主义为基础。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日常生活判断，一是批判思维。

　　资本主义是以平民价值观为主，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当下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

　　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了不断的否定现实生活的理论，唯物史观奠定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剥削”，“剥削”是市场经济产生的结果，消灭“剥削”就只能去摧毁市场自由竞争经济。

　　这是一个只能不断革命的理论，当执政党把自身的合法性嵌入到历史的发展规律之中，也就成为了唯一正确的执政党。多党竞争的前提是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当下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评判的标准是现实生活状态，即提升现实生活水准是执政者的责任，现实生活标准的下降要否定的是执政者而非民众。历史的发展规律则是可以用未来的理想来否定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被未来的理想所遮盖，是为革命理想所做出的牺牲。这样嵌入到历史的发展规律中的政党，自身就成为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理论上就可以否定一切指责，自己永远正确，而未来却又足够长。

　　市场经济的规则是人们社会生活要遵守的基本价值观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市场经济是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约定了人们的行为与准则，而不是进行资源配置。把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源配置的说法，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得出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贫富差距将越大的必然性结论。当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建立获得人民同意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社会生活与社会政治的价值观统一，成为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民主则被称为是一种生活方式。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体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