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产物，也应以全球视野客观解读。一旦基于误判诉诸贸易战，冲击将是巨大的，并不仅在贸易领域，也不能只看经济问题。因此，双方应围绕如何扩大中国自美进口这一关键问题，通过磋商缩小分歧，通过政策创新寻找答案。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之间的会谈，值得期待。

　　全球视角：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成和误读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特征相关，从根本上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分布格局决定的。因此，全球视角对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性质和规模至关重要。

　　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很大，但程度却没有美方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一、从统计差异看，中国统计的对美顺差规模和美国统计的对华逆差规模相差约1000亿美元(2017年为994亿美元)，与美方提出的减少逆差要求相当。第二、从价值链看，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包含很多进口零部件，有的出口产品仅在中国完成组装环节，而贸易统计显示的确是商品总价。实际上，中国出口总额中本国增加值占60%多，远低于美国70%以上、日德80%以上的水平。第三、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作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平台，实际上为它们背了贸易顺差的“黑锅”，而合同制造模式的盛行则意味着一些美国企业(如苹果公司)都在中国生产产品然后出口美国。统计上看，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达四成以上(2017年为43%);中国最大出口商排名中，外资企业(特别是台资合同制造商)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另外，中国在对美享有货物贸易巨额顺差的同时，对美服务贸易的逆差规模也很大。过去10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6年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高达557亿美元。单纯从货物贸易看，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占美国出口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2%增长到了近年的8%，且增长潜力巨大。

　　不可否认，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世界经济整体不平衡的一部分，显示了再平衡的必要性，而这并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另外，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根植于两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经贸领域的“市场失灵”，其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具体解决也须假以时日。

　　后果预测：贸易战的威胁并不仅仅在贸易

　　这次中美贸易纷争加剧，始于美国于去年8月重新拿起301这一尘封已久的贸易武器。当时笔者就预测：“中国政府通过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可能成为调查对象;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和企业难免受到调查影响，特别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等重要行业，以及那些处于创新前沿的民族企业”。

　　美国的301调查以国内法为依据，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已经很少使用了。重拾301调查这一单边、保护主义工具，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国内政治考量。在中美贸易方面采取“进攻性”举措，一方面兑现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可以迎合“民意”、备战中期选举。其次，回应企业诉求。中国政府推动自主创新以及集成电路等高端产业发展的政策在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引起了一些不安;另外，也有美国企业对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表达了不满。再次，作为谈判筹码和施压手段。美方认为，“百日计划”等对话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指望通过施压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今年3月22日，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宣布了几项具体措施，特别重要的是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宣布拟对部分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一时间 ，贸易战的阴云密布。

　　一旦已经提出的关税清单实施，中美贸易战爆发，双方的就业、进出口、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遭受冲击，一些第三国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刚刚有所起色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势必陷于停滞。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演变，出口和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已经有所降低，但其方方面面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消费者福利、物价水平乃至整体经济稳定发挥着显著作用 -- 显然，贸易战可能对双方的宏观经济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贸易问题、经济数字和静态效应，还要考虑间接冲击、政治影响和长期后果。中美两大国、两大经济体之间如果爆发贸易战，势必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多边经贸体系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和间接冲击，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和跟风效应。虽然背景完全不同，但1930年代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严重政经后果可资殷鉴。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产物，也应以全球视野客观解读。一旦基于误判诉诸贸易战，冲击将是巨大的，并不仅在贸易领域，也不能只看经济问题。因此，双方应围绕如何扩大中国自美进口这一关键问题，通过磋商缩小分歧，通过政策创新寻找答案。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之间的会谈，值得期待。

　　全球视角：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成和误读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特征相关，从根本上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分布格局决定的。因此，全球视角对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性质和规模至关重要。

　　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很大，但程度却没有美方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一、从统计差异看，中国统计的对美顺差规模和美国统计的对华逆差规模相差约1000亿美元(2017年为994亿美元)，与美方提出的减少逆差要求相当。第二、从价值链看，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包含很多进口零部件，有的出口产品仅在中国完成组装环节，而贸易统计显示的确是商品总价。实际上，中国出口总额中本国增加值占60%多，远低于美国70%以上、日德80%以上的水平。第三、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作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平台，实际上为它们背了贸易顺差的“黑锅”，而合同制造模式的盛行则意味着一些美国企业(如苹果公司)都在中国生产产品然后出口美国。统计上看，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达四成以上(2017年为43%);中国最大出口商排名中，外资企业(特别是台资合同制造商)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另外，中国在对美享有货物贸易巨额顺差的同时，对美服务贸易的逆差规模也很大。过去10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6年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高达557亿美元。单纯从货物贸易看，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占美国出口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2%增长到了近年的8%，且增长潜力巨大。

　　不可否认，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世界经济整体不平衡的一部分，显示了再平衡的必要性，而这并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另外，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根植于两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经贸领域的“市场失灵”，其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具体解决也须假以时日。

　　后果预测：贸易战的威胁并不仅仅在贸易

　　这次中美贸易纷争加剧，始于美国于去年8月重新拿起301这一尘封已久的贸易武器。当时笔者就预测：“中国政府通过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可能成为调查对象;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和企业难免受到调查影响，特别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等重要行业，以及那些处于创新前沿的民族企业”。

　　美国的301调查以国内法为依据，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已经很少使用了。重拾301调查这一单边、保护主义工具，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国内政治考量。在中美贸易方面采取“进攻性”举措，一方面兑现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可以迎合“民意”、备战中期选举。其次，回应企业诉求。中国政府推动自主创新以及集成电路等高端产业发展的政策在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引起了一些不安;另外，也有美国企业对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表达了不满。再次，作为谈判筹码和施压手段。美方认为，“百日计划”等对话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指望通过施压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今年3月22日，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宣布了几项具体措施，特别重要的是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宣布拟对部分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一时间 ，贸易战的阴云密布。

　　一旦已经提出的关税清单实施，中美贸易战爆发，双方的就业、进出口、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遭受冲击，一些第三国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刚刚有所起色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势必陷于停滞。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演变，出口和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已经有所降低，但其方方面面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来自中国的进口对消费者福利、物价水平乃至整体经济稳定发挥着显著作用 -- 显然，贸易战可能对双方的宏观经济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贸易问题、经济数字和静态效应，还要考虑间接冲击、政治影响和长期后果。中美两大国、两大经济体之间如果爆发贸易战，势必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多边经贸体系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和间接冲击，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和跟风效应。虽然背景完全不同，但1930年代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严重政经后果可资殷鉴。

　　政策博弈：应围绕如何扩大中国自美进口做文章

　　鉴于贸易战后果严重，中美双方应避免误判，避免决策受非理性因素左右，应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美国和中国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中美贸易关系稳定发展不仅对两国经济以及更广泛的利益至关重要，也影响着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复苏进程，乃至世界政经格局的长期演进。

　　中国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提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四项重要举措。另外，习主席提出的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希望，也展现了谋求合作、寻求共赢的建设性姿态。之后，美方的一些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积极的信号。美国总统特使、财长姆努钦将于5月3日至4日访华，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这为双方通过积极磋商消除贸易战的现实威胁提供了契机。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扩大中国自美进口，而非限制中国对美出口。为此，双方需要进行有效商谈，做出必要妥协。扩大中国自美进口(美国对华出口)，应加强对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的分析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有效的政策手段。对中国而言，扩大自美进口可以和改善环境、健康等民生诉求更好地结合起来。美国则应考虑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和出口挂钩的任何限制性措施都与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初衷背道而驰。现有多边贸易体系并不完美，但还是提供了有效的贸易救济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WTO成员国应立足于在多边架构内解决问题，诉诸国内法和单边措施将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带来严重威胁。

　　面对关于贸易战沸沸扬扬的讨论，笔者一直强调 “中美经贸和为贵”。贸易战两败俱伤，其结果必然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面对贸易站的威胁，在战术上做好充分“应战”准备的同时，在战略则应强调“止战”。只要坚持磋商，达成妥协，双方都是赢家。

　　战略思考：“和平崛起”和“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内涵

　　一次让步可能带来更高的要价，任何妥协也不能带来一劳永逸的结果。的确，伴随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会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将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如何以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取代短期不确定的政策博弈，如何在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努力地拓展国际政策空间，如何在竞争中强调合作、在“劲敌”中寻找“好友”、在崛起中实现双赢，很多问题值得思考。从长远来看，这涉及两方面的战略问题：

　　其一，明确“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内涵。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中美双方长期互利共赢的必然要求。在国际经济环境和两国经济实力动态演变的背景下，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内涵并争取就此建立共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从长远目标看，涵盖货物和服务、总体稳定、渐进调整、基本平衡的双边贸易格局应该是其中一项内容。

　　其二，强调“和平崛起”的经济意义。应坚持“和平崛起”，并充分认识其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指导意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当代国际关系背景下，“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也要求避免严重经贸冲突的爆发。特别是在大国之间，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很小，而经贸博弈的重要性日增。因此，“和平崛起”的经济意义不可忽视，贸易战的长期危害不容低估。

　　作者为经济学学博士，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