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钝角网”、美中新视角基金会、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联合主办的“中日学者经济对话”于2018年3月27日在北京杉园举行。现将会议实录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周志兴：下面开始新的一节，这一节的内容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推进，第一位发言人是姜跃春先生。姜先生是老资格的日本问题研究者。

　　姜跃春：谢谢，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儿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很了不起，日方来的都是主管中日经济交流的关键性的单位和个人，使馆、这几个协会我都打过交道，他们的上一任都是我的朋友，近年来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少，可能是和双边关系有关系。当然了，传统的老关系还都在，比如说您的前任，我到日本去，肯定要去拜会他，他到中国来，也肯定会来见我，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

　　今天我讲的话题是“一带一路”与中日合作。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给各国经济注入动力的公共产品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迅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亮点和增长点。2017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在贸易投资领域，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2.1%，进口3.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6.8%。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在重大项目上，东非铁路网起始段肯尼亚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匈塞铁路、卡拉奇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中国-白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典范。在自贸区建设上，与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签署自贸协定，与摩尔多瓦、毛里求斯正式启动自贸协定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对外援助方面，启动“共筑援助之桥 畅通‘一带一路’”行动，落实重大援助举措，积极为沿线发展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稳步推动改善民生的援助项目建设，开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专题培训班，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今后中国将继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战略和规划的对接;通过双边、诸边等协定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水平;继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更新发布具体国家的投资指南;指导企业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二、“一带一路”建设可与它国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相互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强调与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另一方面也倡导开放性和非排他性合作理念，这一理念决定了它在实施过程中的无范围特性。在相互对接方面，包括了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之间双边层次的对接，这里最典型的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2015年5月8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双方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双方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双方支持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对话机制，并将推动在双方专家学者参与下就开辟共同经济空间开展协作进行讨论。此外，中国与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英国的“北方增长计划”、波兰的“琥珀之路”等有关国家规划探索合作。

　　另一个是多边层次的相互对接，也就是把双边协议扩展到多边领域，在多边层面进行政策协调与区域合作，形成多边合作的新路径。比如通过“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第三方合作，以及在一些项目上的共同投标，或者“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强与美国、欧盟等以及国际组织在融资方面的合作，与中亚国家、俄罗斯等在原材料供给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价值链、融资链和产业合作链，以实现合作共赢。

　　三、“一带一路”合作将为中日双方带来利益

　　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一环，但安倍上任以来，日本对华贸易增长缓慢，2015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已经出现了低于中韩贸易额的状况。中国“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强调的是与对方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同时强调这一战略的开放性，因此欢迎原先不属于沿线国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英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中日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两大经济体，大幅度弱化彼此的经贸关系既不合理也无必要，更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中日均为出口主导型国家，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出口均受到一定影响。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中日贸易增加便捷的发展空间。比如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合作中建立一个物流基地，货物中约有三成是来自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和电子组件，而日本到哈萨克斯坦的运输时间从此前的约三周缩短至几天时间，对日本企业大有裨益。另外，中欧班列也将大大压缩日本运往欧洲的产品和原材料成本，为日企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运送服务。

　　当然，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将更加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这是因为，据估计2016年至2020年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参与，将有助于相关项目融资问题的可持续性，以降低中国以及相关国家可能面临的投融资风险。此其一。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已经在全世界经营多年，无论是在东南亚、南亚，还是在中亚和非洲，日本均有较强的社会基础和运营国际项目的丰富经验，中日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补上对外投资经验不足的短板。此其二。众所周知，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项目上，不希望过于依赖中国。如果中日联合承担这些项目，不仅可以避免两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更有利于缓解东道国的上述担忧。

　　编者按：由“钝角网”、美中新视角基金会、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联合主办的“中日学者经济对话”于2018年3月27日在北京杉园举行。现将会议实录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周志兴：下面开始新的一节，这一节的内容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推进，第一位发言人是姜跃春先生。姜先生是老资格的日本问题研究者。

　　姜跃春：谢谢，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儿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很了不起，日方来的都是主管中日经济交流的关键性的单位和个人，使馆、这几个协会我都打过交道，他们的上一任都是我的朋友，近年来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少，可能是和双边关系有关系。当然了，传统的老关系还都在，比如说您的前任，我到日本去，肯定要去拜会他，他到中国来，也肯定会来见我，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

　　今天我讲的话题是“一带一路”与中日合作。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给各国经济注入动力的公共产品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迅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亮点和增长点。2017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在贸易投资领域，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2.1%，进口3.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6.8%。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在重大项目上，东非铁路网起始段肯尼亚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匈塞铁路、卡拉奇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中国-白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典范。在自贸区建设上，与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签署自贸协定，与摩尔多瓦、毛里求斯正式启动自贸协定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对外援助方面，启动“共筑援助之桥 畅通‘一带一路’”行动，落实重大援助举措，积极为沿线发展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稳步推动改善民生的援助项目建设，开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专题培训班，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今后中国将继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战略和规划的对接;通过双边、诸边等协定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水平;继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更新发布具体国家的投资指南;指导企业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二、“一带一路”建设可与它国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相互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强调与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另一方面也倡导开放性和非排他性合作理念，这一理念决定了它在实施过程中的无范围特性。在相互对接方面，包括了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之间双边层次的对接，这里最典型的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2015年5月8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双方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双方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双方支持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对话机制，并将推动在双方专家学者参与下就开辟共同经济空间开展协作进行讨论。此外，中国与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英国的“北方增长计划”、波兰的“琥珀之路”等有关国家规划探索合作。

　　另一个是多边层次的相互对接，也就是把双边协议扩展到多边领域，在多边层面进行政策协调与区域合作，形成多边合作的新路径。比如通过“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第三方合作，以及在一些项目上的共同投标，或者“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强与美国、欧盟等以及国际组织在融资方面的合作，与中亚国家、俄罗斯等在原材料供给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价值链、融资链和产业合作链，以实现合作共赢。

　　三、“一带一路”合作将为中日双方带来利益

　　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一环，但安倍上任以来，日本对华贸易增长缓慢，2015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已经出现了低于中韩贸易额的状况。中国“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强调的是与对方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同时强调这一战略的开放性，因此欢迎原先不属于沿线国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英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中日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两大经济体，大幅度弱化彼此的经贸关系既不合理也无必要，更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中日均为出口主导型国家，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出口均受到一定影响。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中日贸易增加便捷的发展空间。比如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合作中建立一个物流基地，货物中约有三成是来自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和电子组件，而日本到哈萨克斯坦的运输时间从此前的约三周缩短至几天时间，对日本企业大有裨益。另外，中欧班列也将大大压缩日本运往欧洲的产品和原材料成本，为日企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运送服务。

　　当然，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将更加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这是因为，据估计2016年至2020年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参与，将有助于相关项目融资问题的可持续性，以降低中国以及相关国家可能面临的投融资风险。此其一。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已经在全世界经营多年，无论是在东南亚、南亚，还是在中亚和非洲，日本均有较强的社会基础和运营国际项目的丰富经验，中日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补上对外投资经验不足的短板。此其二。众所周知，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项目上，不希望过于依赖中国。如果中日联合承担这些项目，不仅可以避免两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更有利于缓解东道国的上述担忧。

　　四、“亚投行”或将成为中日深化金融合作的新平台

　　截至2017年年底，“亚投行”成员体已经从最初的56个增加到84个,已超过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67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体的数量。“亚投行”在业务重点、区域涵盖和经济互联性等方面，都将对国际上的其他多边开发金融机制形成有益补充，与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区域性金融机构也不存在整体对立关系。面对区域内明显供不应求的基础设施改善需求和融资需求，亚太地区完全容纳得下更多的开放性金融机构，集众资、集众智，为亚洲的繁荣进行合作。

　　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的重要平台，将为沿线项目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加强公私伙伴关系(PPP)建设做出重要探索。通过“亚投行”领衔的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中国将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起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压阵、重点旗舰项目领航、金融平台保障融资，促进亚洲更好更快发展。从未来的投资方向看，最核心的是加快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一是建设涵盖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的立体式交通走廊，二是打通包括油气、水电、煤电、太阳能、风电等能源大动脉，三是构建涉及电信、宽带、互联网等的信息一体化网络。加入“亚投行”，首先于高储蓄率的国家来说能够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引导存款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本国或本地区资本的有效配置。其次，“亚投行”也能够为成员国带来新的投资机会，有助于推动成员国经济增长，改善就业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对于成员国来讲，通过“亚投行”也能更好地实现互通，有效巩固外交关系。

　　中国多次表示，“亚投行”的大门始终向日本敞开，也曾诚邀日本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并愿意在“亚投行”管理层给日本一个高级副总裁职位，以及一个专门给日本的独董席位。但目前看来，中方的合作意愿并未得到日本的响应。随着“亚投行”的启动和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转圜，相信中日两国在“亚投行”合作问题上能够找到契合点。

　　中日两国有必要按照“精简、廉洁、绿色”的原则和目标，发挥各自在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借助于这两个国际性重要融资平台，在有效管控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风险，并稳步提高收益率的前提下，选择若干有影响、标志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通过增量改革措施，打破长期以来被政治因素严重影响的双方经贸合作僵局。

　　五、“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的主要方向

　　中日可以通过多领域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平台不仅将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难得机遇，也将为推动双方增加政治互信提供助力。目前看，中日双方未来可以在以下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

　　(一)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中日贸易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仅次于中美贸易的双边贸易国，由于目前中国重点发展内需拉动，加之中日贸易结构正在向趋同的方向发展，竞争的领域日趋增多，这就决定了中日贸易扩大也要超越双边的思路，在第三方市场上寻求更大的合作空间。如在第三方铁路建设方面，日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作为油气消费大国，中、日可以与韩国、印度等携手合作，成立亚洲区域能源消费国组织，在消除亚洲石油溢价等方面互帮互利，实现合作共赢。如果能将日本的先进技术和中国性价比高的产能结合起来，两国共同联合“走出去”，一道开发第三方市场，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可以有效拉动国际市场需求，帮助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

　　(二)物流通道合作。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也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中亚和欧洲跨境铁路运输、中俄和中蒙跨境铁路运输都是陆上重要交通网络，尤其是连接中欧的铁路运输，是中日两国跨境运输的重要通道，应该成为中日物流企业合作的重要目标。

　　(三)融资合作。中日可以借助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国际多边平台，开展若干涉及“一带一路”领域标志性项目的融资合作。据亚洲开发银行2017年2月发布的报告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2016年到2030年基础设施建设需投资26万亿美元，即每年1.7万亿美元。

　　(四)产能合作。这里包括双边和多边两个层次。双边领域，日本企业可以发展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市场优势，实现两国从过去中国只生产不研发向中日联合研发和生产的方向演变，使两国能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上深化合作，实现两国共同创新发展，这将使未来两国的经济合作跨上新台阶。在多边层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企业合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大拓展的可能，尤其是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日本有多年海外产业转移的经验和资源，中国有国内过剩而对他国发展所必须的产能，未来中日两国企业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同开拓产能合作的巨大市场。

　　从具体合作领域看，两国可发挥各自优势，考虑在健康、医疗、护理等养老领域，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新能源领域，在新能源汽车、网联汽车、新材料和电池领域，在铁路、新交通系统、电力和输配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领域，在食品加工、农工商配套等第三产业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当然，不可否定，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也难以一帆风顺。目前日本国内仍有不少质疑“一带一路”的声音;安倍在努力实现日中关系转圜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提升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关系;日印积极推动的“亚非自由走廊”计划，以及日本去年以来积极倡导的“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对冲“一带一路”影响的含义。也有消息说，日美澳印四国正在酝酿新的合作计划，以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抵消中国在地区乃至世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的特质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经合倡议，不限国别，不限范围，不是实体，凡是有意参加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一道合作。目的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生共荣。日本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是中国重要经济合作方，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日两国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对内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找到更多的契合点。

　　另外，我还想聊几点。

　　首先“一带一路”这个词在中日之间的变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年会有机会和日本的同行进行交流，每年至少有一次机会，就是中日双边的对话，当然还有中日韩三边的对话。三年前在这种场合谈“一带一路”的时候，这些日本朋友基本上都是扶案而起，就是非常抵触。我们都是很熟的同行，当时“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基本上都是同时出来的。所以，他们既不理解“一带一路”，也不认同亚投行，觉得搞亚投行干嘛，有什么必要吗?在亚太地区金融体系和金融格局都非常健全，所以很不理解。

　　直到去年，我认为日本相当多的学界也仍然还是不理解，但是去年下半年，安倍首相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几次发言，我认为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有所转变，当然还有不同的声音，这个不奇怪，在中国也是如此。虽然“一带一路”属于一个很伟大的畅想，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或者是企业界的人士有一定的不理解，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是“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还是应该和大家分享，我只说一点。

　　现在这个世界，特别明显的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以美国特朗普为首的，这是一个潮流。再有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以中国领导层为主的经济全球化，认同经济全球化这个趋势的潮流，现在这个世界，这两种潮流都在发展。但是，大家想一想，究竟哪个潮流是对的，我并不是说中国说的就对，你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商品贸易从一个国跨出国界走到另一个国家，这是过程，你要想离开全球化，或者是否定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我觉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一带一路”所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国与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我觉得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强调得更多，而且是真心的，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过去所没有讲到的。当然，最近美国朋友也跟我说：“你们的“一带一路”，你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太好的构想了，但是，我表示反对。”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是中国提的。他是真心话，我也相信由于是中国提出来的，所以得不到认同。我想，在日本民众当中，也许会有观点认为：由于是中国提出来的畅想，所以就是问题。

　　“一带一路”迄今的进展，确实是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比如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多少钱，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就业有多少，我觉得还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不应该否定。当然，你说中国“一带一路”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比如说有些企业到那儿搞项目开发，忽略了环保的因素，我觉得这也是有的。我到东欧国家去，波兰和捷克，他们都跟我说出了这样的意见，他们说这个投资项目不是我需要的，这也有的。而且，他们明确地跟我讲，中国企业要向日本学习。他们说的我同意。尽管我接触日本企业比较少，但是我和日本朋友打交道还是很多的，我觉得他们在海外投资，在管理理念和发展思路以及做法上相对地就是比我们成熟。包括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战略，非常值得中国学习。中国走出去是刚刚起步的阶段，这些东西要老老实实向日本学习，我是历来这样主张的。但是，你们也知道，近几年来在中国主张向日本学习的人，没有什么人气。网民如果不骂你两声就不错了，所以我们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我讲的一点。

　　再有一点，中日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现在有点有利条件，首先是两国首脑都认同，这个特别重要。特别是这几年来安倍首相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形象不太好，但是他认同“一带一路”，他说我们两国可以在这个上面合作，这是一个大好事。在这个框架之下，有没有合作点呢?合作点确实有，有很多合作点，在节能环保领域，在产能合作领域，甚至在高铁领域，我有一次讲到了高铁领域的合作，中国国民不理解，跟日本合作什么，中国的高铁这么先进，我们这么物美价廉。我认为也有合作空间，日本的共同社给我转了，给我发了消息，中国网民很不高兴。合作空间是有的，比如日本的后期管理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为什么日本战后的新干线没有过严重事故呢?我们只运行了两年时，就出现过一次恶性事故，这不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吗?所以，我觉得中日之间有合作的空间，即使是在高铁领域，当然在很多方面都有合作的空间，在第三方、第四方合作。事实上，我所了解的日本的有些银行系统和我们中国的银行，已经开始在第三方合作了，纯粹是企业行为，根本没顾及“一带一路”框架，它不管这个。它需要合作，它就在操作。在印尼，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有些企业开始实施了。所以，从管理层，从企业，从经济发展需要这几个方面，中日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是有有利条件的。但是，也有不利条件，下面我要说不利条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首先一个不利条件，就是中日两国的整体双边关系不稳定、太脆弱，本来是很不错的。去年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好转，而且我感觉到了双方都在精心呵护两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怕出事，因为他们希望2018年的中日韩首脑会议能够在日本举行，中国的总理，最好是习主席能到日本访问。都在呵护中日关系，但是它有脆弱的一面，脆弱的一面非常明显。比如说这一次，中美这场贸易战，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关注。从电视到所有的新媒体，关于中美贸易战的事绝对刷屏，可以说中国的普通民众有点义愤填膺，因为中国人没接触过贸易战，不像日本朋友战后跟美国人打了二十几轮了，没有这个经验。中国人没有这个经验，一听说打贸易战了，老百姓就不得了了。别说是老百姓，管理层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事不得了。在最关键的时候，日本还踩上我们一脚，所以老百姓就不理解了。所有的这些国家，当然美国给欧盟和其他国家都豁免了，给日本没有豁免。同时，日本基于早前开始的反倾销调查，决定对中国和韩国产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征税对象为碳钢焊接接头，3月31日起征，为期5年，税率为41.8-69.2%。这样中国老百姓怎么想?我理解日本给中国加这么高的关税是什么问题，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但是这时候不合适，对两国的关系和合作影响很大。我是历来主张中日合作的，我是历来主张中国人要很好地在很多方面向日本学习的，但是类似于这种事，在中国的国民当中，在中国的学界当中，我估计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看到了好几个老百姓的帖子，这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再有一个不利的因素，事实上日本在主张“一带一路”框架下和中国合作的同时，也在搞另一套。安倍首相的印太战略、亚非发展走廊，这些东西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付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一带一路”。这个考虑我认为是有的，不管日本的领导层或者日本的学界怎么认为。而且我看到安倍的谈话，实际上他已经或明或暗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尽管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中日有合作空间，而且也有有利条件，但是不利条件仍然还是存在。我讲的是大而空的，涉及整个国家发展思路战略的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比较宏观的走向，对两国企业、两国经济领域的合作，是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我先谈这么多，谢谢!

　　周志兴：下面请日方的青山周先生发言!

　　青山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中国室室长)：我有很多话要讲，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环境政策方面的事情。中国的海外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中国是怎么展开的，日本的企业应该怎么配合呢?中国的对外政策采取了走出去的态度，十几年以来，中国的走出去是怎么展开的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越来越大，每年都在增长，2016年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去海外的企业有37000多家，超过了日本。

　　另一方面，中国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中国的企业走到海外以后，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像土壤污染、大气、水的污染问题，也同时带到了海外，这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不管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这种议论。看一下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各位可能更清楚。《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2017年榜单里面，中国的企业有115家，美国的企业有132家，日本的企业有51家。中国有许多企业已经进入世界五百强，这些进入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央企。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措施，国有企业改革1+N，已经采取了向日本学习，比如说引进了董事会、混合所有制，还有一些地方日本的企业没有意识到。

　　2017年的世界五百强，中国的公司数量相当于日本的两倍，按照大小排名，民营企业已经越来越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越来越上升，发展还是比较顺利。从世界范围内来讲，中国企业的存在越来越明显。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构成，民营企业的构成比例越来越高，民营企业越来越活跃。当然，中国国内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环境政策问题。大家知道，习近平主席当政以后，打出的就是要实现美丽中国，他对中国的环境政策特别重视。顺便给大家提一下我的个人感想，这次的《宪法》修正也包含了一些环境方面的表述。不管怎么说，习主席非常重视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有一个叫环境保护督察制度，2015年7月1日的时候，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来的。绝对不允许环境污染问题出现，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中国国内采取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同时对国际上也承诺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巴黎协定》，还有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筑。还有一点，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时候，提出了必须考虑到环境的绿色金融措施，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对国际方面的一次贡献。第一个是《巴黎协定》，第二个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筑，还有G20峰会上提出的，从世界范围内，国际社会对他的评价很高。

　　另外，有人担心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把中国环境问题带到海外去。2017年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且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指导意见，如《“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提出必须对环境问题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最近引起注意的是什么呢?有一个词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5年9月，习主席也参加了，这也包含了中国的一些千年问题，中国也参与了这个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计划。

　　总的来说，SDGs是分成17个领域，这其中有三到四个是环境问题。也有比如说消除妇女歧视这些内容。还有保护海洋和陆地的环境问题，还有消除贫困问题，还有减少不平等的问题。其中的细分内容还有一点是被世界所关注的，被称为厕所卫生革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日本以政府为首也在推进这个计划，经团联也参与了这个计划。

　　这是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还有国资委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院，以这些单位牵头，有英文，还有中文，用两种语言发表了《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2017年已发布两份。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时候，是要重视环境，这是重视环境方面的报告，非常有价值。

　　请允许我概括一下，中国现在的国内政策，还有走出去的战略都是强调环境强国，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对环境方面的整治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了。现在日本在公害问题方面已经克服了，比如说水俣病，过去也经历过这种环境问题，但是日本现在已经克服了，这些经验可以介绍给海外，包括中国也可以借鉴日本克服环境公害问题的成功经验，可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包括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借鉴利用。

　　还有一点，中国走出去的海外企业，和日本联合起来比较好，对世界的环境问题是有帮助的。不管到哪里去投资办厂，都必须重视环境问题，这不是一件坏事，中日联手是一件好事。

　　第三，SDGs要考虑贫困问题，解决脱贫的问题。中国正在面临这些问题，联合国也考虑到了，联合国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来共同应对这些贫困问题。包括“一带一路”下，在第三方市场，日本和中国应该形成共识，一起联手。刚才提到很多文化方面的问题，在文化方面，中日双方应该形成共识，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有这种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中国经济的风险。中国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办厂，中国的经济产业是非常强大的。中国的经济是处于过渡期，以后怎么样维持这种强大呢?这也是很关键的问题。在海外，刚才提到了日本的中小企业问题，中国走出去的海外企业，如果不能保持活力的话，会产生各种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经济必须保持活力，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中国如何保持产业经济的活力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大家!

　　周志兴：下面是提问环节。赵军先生，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他也是一个日本通，曾经三次驻过日本，在日本生活将近10年时间。

　　赵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首先还是要感谢美中新视角基金会周主席，还有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以胡一平女士为首的对我们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邀请。

　　第二点，刚才听了姜所长和青山室长非常专业的就“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推进的高见。现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观点非常多，姜所长和青山室长的发言非常实在，说的是心里话。按照刚才姜所长的原话，确实是从中日两国“一带一路”框架下在第三方合作角度提出了很多新的实实在在的可操作的介入点和好的建议。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合作等。这也是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这个共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目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两国高层的共识，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第三方合作，也就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在沿线的第三方国家或者地区开展合作。这种合作，刚才姜所长和青山室长也都提了一些，其中面临竞争和挑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铁问题，青山室长提到的合作基础，包括理念、文化，这可能不是硬件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风险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种挑战，如何贯彻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共识这种决策，把“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合作的竞争、挑战变成合作，这是我向日方提出的问题。

　　堂之上武夫：如果说中日之间能够推动一些具体项目的话，我觉得产品制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产品制造领域双方可以结成一些实际的果实。刚才大家也都介绍了一下，首先双方应该彼此有一些了解，对方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刚才提到了观光领域，对方的旅行者到底需要什么，JETRO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分析和研讨。我们对到访日本的一些观光者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我的回答非常简单。

　　植野笃志：首先我想说一下“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在日本逐渐被接受起来了，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一带一路”概念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已经不新了。“一带一路”刚开始出来是2013年，2013年是什么样的一年呢?就是在东海面临着问题，在南海，中国和越南、菲律宾有矛盾。2013年习主席刚刚当政不久，周边国家都关注中国的对外政策会是什么样的。一方面，习主席非常积极地发表对周边国家的基本政策，像“一带一路”这样有合作倾向的。另一方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东海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在南海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们比较紧张。所以，“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在媒体介绍“一带一路”的时候，不是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安全保障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一带一路”会有什么样的意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感觉中国国内还没有完全理解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概念是和周边的国家进行合作;“一带一路”具体的项目是什么样的呢，“一带一路”具体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问了中方，没有人具体回答。所以，我觉得中国也是慢慢理解起来“一带一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项目。随着我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也丰富起来了。像姜老师说的，到了一定时机，安倍首相也说日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和“一带一路”进行合作，这是日本的直接变化。但是我们基本的日常没有什么变化，安倍首相也说了，在经济的四个条件之上可以进行合作，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就没有变化，但是我们现在的说法有变化。比如说，描写这个杯子里只有一半的水，或者是这个杯子里还有一半的水，描写同一个事情，但是描写的方式不一样，人们的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以前的说法是，在缺乏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合作。但是现在说，在某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合作。所以，现在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跟以前比没有什么变化。

　　刚才赵军先生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些项目上从竞争的态势变成合作的态势，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所有的竞争都是不对的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比如说在印尼或者泰国，印尼、泰国政府要进行建设，比如说高铁，他们会邀请外国企业参加他们的招标，这是很公开的竞争。所以，有的项目中国企业拿到，有的项目日本企业拿到了，这种情况两个国家可以不合作。但如果进行合作比互相竞争更有利，或者是对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的人有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合作起来。所以，现在政府之间对话的情况，比如说李克强总理如果为了参加中日韩三国的高峰会议，到东京来，利用这个机会两国能不能进行我刚才说的这种合作。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合作项目，但是我相信将来会有两国和两国企业共同努力的成果。

　　周志兴：下面请梁教授提问。

　　梁云祥：实际上，植野公使刚才的回答，基本上把我想问的问题都回答了90%。所以，我稍微带一些评价。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真的想要走出去，中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有自信。“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想走出去，有自信的一个表现。“一带一路”最早提出来时是一个战略，现在中国不用“战略”这个说法，只是用“倡议”这个说法。刚才我注意到青山先生用的是构想，本来我的问题是，在日本方面看起来，“一带一路”究竟是战略，还是倡议，还是构想。

　　在我看来，如果是战略，就是单方面的，就是中国想做的事情。如果是倡议，就比较柔软了，我和你商量，你愿意不愿意参与。如果是构想，比较中性。这三个不同的词，表现的完全不一样。战略更有进攻性，倡议更有商量的余地，构想就比较中性。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刚才植野公使已经回答了——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一开始提出时，日本方面是拒绝的，甚至在阻挠，这是中国流行的观念。

　　从去年开始，安倍首相公开讲话，要配合，要参与“一带一路”，而且还派了二阶俊博干事长来，从那时，中国的舆论认为，是日本方面终于认识到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按照植野公使的解释，日本的立场根本就没有变化过，因为“一带一路”一开始提出来时，本来是很宏观的，谁都弄不明白到底要干什么。后来随着“一带一路”越来越具体化，日本方面就愿意参与。

　　一开始日本理解它是带有政治、安全的意味，尤其是2013年提出的背景，当时中日关系正是最坏的时候，因此好像有向西发展，要排斥美日的意味在里面，如果这样的话，日本当然不能接受。后来随着从战略变成倡议，它更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如果是经济方面的内容，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呢?尤其是日本的企业，围绕一些具体项目，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呢?所以，我的理解，如果“一带一路”仅仅是经济意味的内容，中日完全可以合作。但是如果把它带有政治色彩了，日本可能真的会抵抗。因此，那就有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人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它是经济项目，还是带有政治意味。也就是说，短期来看，它可能真的是经济项目，尽管很宏大，但主要是经济合作;中国的经济要走出去，要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国的经济也需要走出去，同时也带动“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

　　那么，我们提的口号的最终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按我的理解，实际上“一带一路”更多的是一个手段而已，尽管很宏大，我们要通过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建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主席当政之后，包括这次“两会”不断提的一个关键词。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很好，但是越好的东西，实现起来越困难。在实现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个问题，绝对不会说平等到那种理想的平等状态。如果中国主导提倡建立这种东西，中国在其中肯定占主导作用，这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味了。甚至都想改变美国主导的一个国际秩序，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日本肯定不能接受。因此，在日本方面看起来，尽管现在表面上要合作，但是，假如说最终通过经济的手段实现了政治的共同体的话，日本能不能接受，愿意不愿意生活在中国主导的秩序之下，这个是很宏大的问题。当然，在习主席执政期间，不断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要实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我相信日本方面也会思考这个问题，能接受到何种程度。谢谢!

　　周志兴：我觉得你的问题自己已经回答了，请日本先生来回答，他们也很难回答。这一节快结束了，我改变一下方式，我也提一个问题;另外，在座的有四位记者，四位记者从你们的角度提一个问题，你们自己想一想，谁来提这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推进，现在是合作的多，还是不合作的多，有没有拆台的现象?中国现在有很多议论，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走到哪，日本就到哪去拆台;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如果不是准确的，只是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样的印象?这是我的问题。等记者提完问题，我们再来请日本的先生一起回答。下面提问的这位是中国《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她也是国际问题专家。

　　记者：我一直在报道“一带一路”，也去了巴基斯坦，还有沿线的非洲国家做过实地调研。关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从融资上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希望在建设“一带一路”时，不是只有中国出资金，希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都能提供资金。想请教各位老师，日本官方有没有可能提供资金?“一带一路”最主要的内容是推动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已经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做了很多跨境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没有可能联合对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资、进行建设运营。谢谢!

　　日方：刚才植野公使用中文回答了，我也尽量用汉语回答。你刚才问的融资方面，“一带一路”和日本的金融机构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只不过，日本金融机构不是因为“一带一路”而融资。根据具体项目来看，如果该项目按照开发贷款的原则、目的可以的话，那共同融资是可以有的。比如说在日本的国际协力银行，还有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之间，经常进行这方面的磋商。目前还没有明确看得到结果，但是这个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

　　“一带一路”在亚洲有很多投资基础设施的空间，这是我们共同的看法。只不过，我们还是用政府的钱做开发援助的时候，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刚才植野公使所说的几项原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可持续性，我们必须考虑到借款人的情况，以对借款人有帮助的优惠方式给它贷款。当然，在环境方面，我们不能把自己国家的环境污染出口到别的国家。比如说世界银行、其他的跨国开发银行，还有经合组织(OECD)里面有一些原则，我们必须按照这些原则来进行。如果“一带一路”的项目能够足够透明，而且我们能够得到该项目，符合这个标准的话，我觉得没有理由去拒绝对这种项目发放贷款。

　　我经常跟中国的政府朋友说，能不能把“一带一路”这个名字做一个品牌商业。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项目，中国企业投资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必须满足几个条件，这样外国企业也可以安心地参加“一带一路”。目前来看，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刚才梁老师也提到了——开始时日本在想，“一带一路”到底是政治性的，还是经济性的。从企业角度来说，这就是经济性的，而且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和原则的话，自然日本和中国会有合作。

　　津上俊哉：梁先生问的“一带一路”对日本来说是战略，还是构想，还是倡议，我是这么想的：本来习近平主席提出时，作为一个外交策略，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过了三、四年，回头来看，当时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概念和现在执行的“一带一路”有很大差距。简单来讲，四五年前讲得很大，现在缩小到几分之一了。

　　我们有这么一个感觉，有些被援助国家，现在表示不满，钱什么时候来?中方在执行“一带一路”具体项目上的态度变得非常慎重，我个人的看法是，估计这里面有一个理由，中国老百姓对“一带一路”建的对外援助项目有较大的反感。这些钱回得来吗?“肯定回不来，这是我们的钱，不是你们官员的钱”。有这么一个反感。中方的执行者们已经感受到这种不满了，万一那些投资的钱回不来，他们受到的批评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使得执行过程中他们的态度变得非常慎重。

　　但是，从别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投融资是以很慎重的态度来执行才能成功，否则的话，很可能失败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几年前讲得很大，现在执行得很小，但这是正常的。至于是战略还是倡议，或是构想，有多种的解释。不过现在看来，关键还是具体怎么执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感觉是外方能够合作的空间比三、四年前大了;某种意义上，中方采取的态度在四年前和我们的很不一样，而现在越来越接近了，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想提醒中方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正在恶化，这方面不仅仅是美国，现在欧洲的德国对中国的看法也是很迅速地恶化。所以，“一带一路”的外部环境也许现在就处于恶化的阶段。四五年前，中国提出亚投行(AIIB)的时候，欧洲很积极地支持。那时候日本企业很反感，不过外面的反应也许正在变化。我个人想的是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时期，日本能够改变一些态度。因为欧洲、美国的看法正在恶化，也许对中国持很负面态度的日本改变态度的机会就来了。这样的话，对“一带一路”而言，日本在外部变化中的价值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