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昔日的全球化领袖美国在退出全球化，虽然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但是美国退出全球化则是不可避免，取而代之的是冷战的方式。全球化的好处太大了，以至于几乎没有国家能够接受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就成为了众矢之的。问题是，这一逆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与西方对全球化的期待是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偏偏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遇到了结构性的问题，是合法性遇上了合法性的无解问题。

　　合法性之间的冲突是无解的问题，冷战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结构性矛盾无解，双方的合法性都视对方为威胁。

　　逆全球化是一箭双雕，既要对付中国威胁，也需要重新找出解决伊斯兰民主化的问题(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困境)。

　　全球化是西方的理念，也是西方国家建立的，需要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

　　对于国家的制度，其建立于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故西方国家只是自称为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并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商品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了各自的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这一机制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经营规模，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

　　西方国家对于国家制度的认识为，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也就是依据日常生活常识来选择政治制度(即民主选举制)。

　　建立全球化的政治正确，是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则，人们普遍接受这一规则的普世价值，使得更多的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也就会在选举上支持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制度。

　　伊斯兰国家与中国的现实堵死了西方对全球化会走向民主的期望，而且是根本就是结构性无解的问题，反而危及到西方国家的自身安全。

　　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困境

　　大中东民主计划是为了解决中东独裁者国家危及全球安全的问题，反而成为了如今中东之乱无解的因素。这个乱局除了美俄两个国家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全球化更是加深了西方国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中东国家有一个明显的特性，即独裁者统治下的国家许大多是实行世俗制。冷战期间美苏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双发为了各自的阵营都容忍独裁者。全球化是西方建立，也就以国际准则来行事，打掉中东的独裁者是西方的责任。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困境在于，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成为民族的思想基础。换而言之，认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这一切真主已经规定好了，人们只需要遵守而不参加辩论。这下大中东民主计划就陷入两难的困境，依据西方国家理论，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中东国家的民众大都是信奉伊斯兰教，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这一切真主已经规定好了，如果民主选举，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依然会选择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准则，这个选举上台的政党也就必将偏重伊斯兰。这就出现了，如果以西方选举概念认识，则伊斯兰是政治化的。反之，则民主选举理论会出现问题，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选举反复折腾，也是源于此原因。要得到西方民主体制，就要由生活来决定政治。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认为伊斯兰就是政治。伊斯兰教国家民主选举陷入了西方概念认识的困境，按照生活选择政治，必然是偏重伊斯兰，其结果常常又不被西方国家所认可，一旦民选上台的执政者宣布要实行伊斯兰教法，其又符合西方对政教合一的定义，反对普世价值观又成为其主张，西方国家又要进行反对与干涉。这种翻烙饼现象不断，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都苦恼，西方资本主义，在当初曾经被称为“商讨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要靠辩论来运作，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等都参与过辩论，为自己争取到不少的权利。从希腊精神中，人们是从城邦的生活来决定政治，辩论已是家常便饭，生活的一部分，争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积极参与政治。在伊斯兰世界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真主已经规定好了不需要辩论，更何况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斗无疑是加重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运用辩论的方式争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在伊斯兰世界遇到了问题，西方民主观念又是认为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不得不退出用全球化推行中东大民主的方式。

　　众所周知，昔日的全球化领袖美国在退出全球化，虽然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但是美国退出全球化则是不可避免，取而代之的是冷战的方式。全球化的好处太大了，以至于几乎没有国家能够接受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就成为了众矢之的。问题是，这一逆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与西方对全球化的期待是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偏偏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遇到了结构性的问题，是合法性遇上了合法性的无解问题。

　　合法性之间的冲突是无解的问题，冷战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结构性矛盾无解，双方的合法性都视对方为威胁。

　　逆全球化是一箭双雕，既要对付中国威胁，也需要重新找出解决伊斯兰民主化的问题(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困境)。

　　全球化是西方的理念，也是西方国家建立的，需要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

　　对于国家的制度，其建立于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故西方国家只是自称为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并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商品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了各自的价值的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必然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因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这一机制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经营规模，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企业为了获取利润，实现产品的价值，会不遗余力地开拓市场。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

　　西方国家对于国家制度的认识为，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也就是依据日常生活常识来选择政治制度(即民主选举制)。

　　建立全球化的政治正确，是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则，人们普遍接受这一规则的普世价值，使得更多的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也就会在选举上支持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制度。

　　伊斯兰国家与中国的现实堵死了西方对全球化会走向民主的期望，而且是根本就是结构性无解的问题，反而危及到西方国家的自身安全。

　　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困境

　　大中东民主计划是为了解决中东独裁者国家危及全球安全的问题，反而成为了如今中东之乱无解的因素。这个乱局除了美俄两个国家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全球化更是加深了西方国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中东国家有一个明显的特性，即独裁者统治下的国家许大多是实行世俗制。冷战期间美苏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双发为了各自的阵营都容忍独裁者。全球化是西方建立，也就以国际准则来行事，打掉中东的独裁者是西方的责任。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困境在于，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成为民族的思想基础。换而言之，认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这一切真主已经规定好了，人们只需要遵守而不参加辩论。这下大中东民主计划就陷入两难的困境，依据西方国家理论，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中东国家的民众大都是信奉伊斯兰教，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这一切真主已经规定好了，如果民主选举，伊斯兰世界的民众依然会选择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准则，这个选举上台的政党也就必将偏重伊斯兰。这就出现了，如果以西方选举概念认识，则伊斯兰是政治化的。反之，则民主选举理论会出现问题，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选举反复折腾，也是源于此原因。要得到西方民主体制，就要由生活来决定政治。伊斯兰文明中基于天启基础之上的教法，已规定了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认为伊斯兰就是政治。伊斯兰教国家民主选举陷入了西方概念认识的困境，按照生活选择政治，必然是偏重伊斯兰，其结果常常又不被西方国家所认可，一旦民选上台的执政者宣布要实行伊斯兰教法，其又符合西方对政教合一的定义，反对普世价值观又成为其主张，西方国家又要进行反对与干涉。这种翻烙饼现象不断，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都苦恼，西方资本主义，在当初曾经被称为“商讨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要靠辩论来运作，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等都参与过辩论，为自己争取到不少的权利。从希腊精神中，人们是从城邦的生活来决定政治，辩论已是家常便饭，生活的一部分，争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积极参与政治。在伊斯兰世界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真主已经规定好了不需要辩论，更何况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斗无疑是加重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运用辩论的方式争论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准则，在伊斯兰世界遇到了问题，西方民主观念又是认为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不得不退出用全球化推行中东大民主的方式。

　　中美分歧本就是无解

　　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困境，令美国不得不退出全球化，在中国问题上却是中国逼迫美国在逆全球化。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是基本的事实，但就此认为美国是因为中国受益而退出全球化则会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全球化的核心是“西方化”，其理论建立是依据西方国家的理论，出发点就是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要义是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层面上，是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中国加入的是西方国家建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用的理论是西方国家的理论，获得的经济层面上的优势也就只能够用西方的政治上的话语进行解释。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中国没有用西方国家理论进行解释，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还威胁到西方建立全球化的初衷。

　　全球化即“西方化”，也就是西方国家想借助于全球化改变中国的制度。没曾想，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能够改变其他各国生态，而西方国家也终于清楚了根本就不存在改变中国制度的可能。

　　联合国宪章是对国家主权庇护，国家间的主权一律平等，尊重国家主权是规则。这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依据国家主权抵制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观，而美国则是遵循普世价值观的民主宪政制国家。如此一来，美国是不能抵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是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受到宪法保护，中国反而可以单向去影响美国社会，且受到美国的法律保护。

　　中国采用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市场经济完全符合普世价值观，其四个主要特征是自主、平等、竞争、开放，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作为西方国家理论，是由社会生活来决定社会政治，也就是依据日常生活常识来选择政治制度(民主选举制)，而中国则是由政治来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国民经由社会生活常识来选择社会政治制度。这样中美是共同遵守一个市场经济规则，但是中国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最为头疼的工会的强大、NGO的监督、罢工的自由、福利的增长等影响竞争的因素，通过市场经济来影响美国政治生态(即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政治)，而美国却无法对中国做到影响，因这是国家主权的范围。这也是美国抱怨让中国加入全球一体化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没能令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观，成为民主制度国家。原因就在于中美两国决定社会政治制度的方式不同，美国偷鸡不成蚀把米。

　　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是运用了两套不同的价值观系统来对内与对外，一个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本国制度及价值观在主权规则的保护之下的独特性，主权至上;一个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用于对外贸易交往的市场经济规则普适性即普世价值观，国家利益至上。

　　中国依靠联合国宪章、依靠WTO贸易规则，依靠高速发展经济实力所带动的军事实力，将中国的主权至上长城打造的坚如磐石。而美国虽然军力强大，却在软实力方面四处透风，经济不济会影响政权，言论自由又无法阻止意识形态的冲击。军力在恐怖平衡的状态下对政治与经济的软实力发挥并无多大的帮助，相反在不对等规则下，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伤及自身。

　　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却不用西方国家建立全球化的理论来解释获得的经济奇迹。林毅夫就曾在人民日报上刊文“西方国家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也就彻底否定了西方国家建立全球化“西方化”的初衷，这对于西方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作为西方国家的认识，如果正义不能实施于对方，也就不会实施在自己身上。如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世界产值中的权重日益上升，在世界人口中的权重也日益上升。高收入国家的权重明显下降，各个高收入经济体的民粹主义压力也日益增加，最为重要的是包括自金融危机以来实际收入陷入停滞或者下降。

　　中国利用所取得的经济实力，改变了对经济奇迹的解释方式，全球经济一体化承载的西方国家所期待的结果完全落空，只留下了政治正确的愿望被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竞争所捍卫。中国加入全球一体化世界，并没有打算接受西方的理论，而认为只是权宜之计。

　　逆全球化不可避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承载的西方国家所期待的结果完全落空，更是呈现出民主倒退的状态。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经济优势就会荡然无存，治理能力的解释方式只能存续于持续不断的增长状态下，经济增长不是社会的需求而是执政者的需求。

　　将获得的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层面上，是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依据这一解释，逆全球化并非是因中国受益所致，而是中国改变了解释方式，令全球化的普遍性认同改成了中国的特殊性优势。中国学派在国内外的强力宣传，成功的造就了“中国威胁论”，只是在中国国内爆红，而美国窃喜得来全不费工夫。

　　全球化伤及西方国家自身，是全球化规则需要一致性，而无法区别对待，常常祸及盟友，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同盟体系。人类之间从根本上是无法达成共识，全球化是期望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规则来使得世界各国走向和平与繁荣，国家就需要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取得的经济成就，改变解释理论也就改变了规则意义，此全球化则是彼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