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贸易的全球化使得资本和人力跨越了国界，急剧降低了企业的劳工成本和市场准入成本，促使富人愈发富有。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急剧降低了发达国家广大工薪阶层(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收入水平，因为全球化迫使他们不得不与低廉的外国劳工和外来移民竞争。这急剧加大了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并形成了愈来愈强势的反全球化之政治浪潮。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从2003至2011年，德国实质薪资收入没有超过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后十年间，薪资也仅增加1%;《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劳工组织近年来数据则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事实上已陷入停滞

　　西方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崛起

　　全球化引发的西方社会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一大批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之政党得以在西方迅速崛起。

　　以以往选举战争中最重要的劳工阶层为例，近年来，西方民粹政党和政客们，愈来愈成功地将反自由贸易和反外来移民政策标榜为反贫富分化。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这些传统上原本支持左派政党的西方劳工阶层，近年来却愈来愈倾向于追随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立场。

　　在2015年大选中，英国独立党很大一部分票源来自抛弃工党的英国工人;2013年法国大选中，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工人选民得票率远远超过了左翼阵线;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通过高喊“对华贸易战”和“反对墨西哥移民”的口号，能够诱使美国劳工阶层倒戈，从而赢得选举，靠的就是大多数西方劳工阶层对全球化发自内心的厌恨。

　　因此，在可以预期的十年之内，西方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尽管或有摇摆，但其依然是一个清晰可见的政治大趋势。西方反贸易政治声势的急剧增长，将迫使西方政治家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甚至激进的立场。

　　丹麦人民党(反自由贸易，反移民)选票增长：

　　2007年，议会席次25，得票数，479，532，得票率，13.8%;

　　2011年，议会席次22，得票数，436，726，得票率，12.3%;

　　2015年，议会席次37，得票数，741，539，得票率，21.1%;

　　瑞典民主党(反自由贸易，反移民)选票增长：

　　2006年，议会席次0，得票数，162，463，得票率，2.9%;

　　2010年，议会席次20，得票数，339，610，得票率，5.7%;

　　2014年，议会席次49，得票数，801，178，得票率，12.9%;

　　对中国经济和地缘的挑战

　　由上可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反对全球化贸易的政治声势将不断壮大，其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将预示着中国外贸的增长将会承受愈来愈沉重的西方国家反自由贸易的政治压力。

　　考虑到外贸出口占中国经济总量的至少20%(2016)，外贸增长每下降5个百分点，都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1%。这对一个债务规模较为沉重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过去，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以善意的眼光看待彼此的贸易关系，双方皆认为中美贸易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得双方能够建立较为稳固的双边关系。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民意愈来愈敌视中美贸易，视之为负资产，这种认知很可能驱使美国对华关系带有更多的敌意。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隐患。

　　针对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3日表示，“我们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只是事实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贸易上要我们的命——要我们的命，绝对在贸易上要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这句话显示出特朗普对现阶段中美贸易的极不满意

　　2018年2月27日，大陆中财办主任刘鹤先生赴美访问，中美将就双边关系和经贸问题进行谈判。

　　考虑到刘鹤先生此次访问的长达五天，期限之长可谓少有，甚至因此缺席了至关重要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如果再考虑到2月8日至9日，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先生为了与美方探讨经贸关系而刚刚访美。那么此次刘鹤先生访美，中美经贸关系很可能是重中之重。

　　中国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关心是有理由的，就在过去一年里，特朗普政府尽管没有公开打出贸易战的旗号，但其针对性的动作却不间断，频频出手，试图限制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空间。

达沃斯论坛上的刘鹤

　　山雨欲来

　　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发起“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调查;

　　2017年9月2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作出裁决，认定晶硅光伏电池的大量进口威胁美国产业利益，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限制措施(中国是全球太阳能板的第一大生产国);

　　2017年11月底，美国商务部发起对中国普通合金铝片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实属30年来罕见)，特朗普将在90天内决定是否采取限制措施(2016年中国占美国普通铝合金板进口总量的至少36%，美国市场对中国相关行业相当重要);

　　2017年11月30日，特朗普政府首次公开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2017年12月6日，美国商务部裁定，将向原产中国的越南钢铁加征高额关税;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发布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视中俄为最大对手，并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有多处批评，把中国称作美国利益的竞争者;

　　尤为令人惊心的是，今年1月份颁布的贸易数据表明，2017年中美贸易顺差达到了历史新高，增至2758亿美元，这对中国外贸来说，固然是一个突破，但对当前摩擦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来说绝非好事，毕竟，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也屡屡以巨额对华贸易逆差来宣传对华贸易战的必要性。

　　考虑到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程度，以及中美贸易战在西方各国可能引发的示范效应，中国不可能不慎重对待这一问题的潜在威胁性。

　　“我国的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20.6%，2016)，出口每增长5个百分点，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五分之一，去年出口增长2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如果没有出口增长，去年经济增长率只有4.8%。”

　　——1998年10月20日，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形势报告中阐述外贸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美国的反全球化浪潮

　　事实上，美国愈来愈严厉的对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特朗普为了国会中期选举迎合选民的权宜之计，更是西方社会生态和政治氛围急剧转变之大趋势下的结果。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随着中国产业进入国际市场，西方制造业的工薪阶层被迫与中国价格低廉、任劳任怨的同行们争夺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水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方面，中国、印度或者墨西哥低廉的劳动力，迫使西方国家的产业外移。

　　以制药行业为例，在美国一个研发人员工资,可以在中国或者印度招募五个,还不必负担福利金。巨额的利润空间迫使美国产业外移，也缩减了母国的就业岗位。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人员Robert Scott认为，从2001到2011年，美国至少有50000家制造业工厂迁往其他国家，约270万工作岗位流失海外——美国总统所标榜的产业回流，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于此。

　　另一方面，中国同类产品低廉的价格，极大地压缩了美国同行的利润，进一步迫使其缩减劳工薪水，这反过来对美国相关劳工的收入水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近年来，美国钢铁业和铝业不断推动的对华贸易摩擦，实际上就是相关企业和劳工共同推动的结果。

　　因此，在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全球化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这其中既包括了在对华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企业，也包括了相关产业的工人。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同样收到了廉价外来移民的冲击。在西欧，法德水管工不得不与来自中东和保加利亚的同行们竞争，后者的报价往往不到本土从业者的一半;在美国，拉丁外来移民抢走了美国白人卡车司机的工作。因此，西方愈演愈烈之反伊斯兰主义的背后，不仅仅有着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有着不同族群劳工之间的利益博弈，而美国特朗普及其劳工支持者鼓吹建墙，在标榜“保卫祖国”豪言壮语的背后，同样也蕴含着阻止外来移民抢夺本土劳工饭碗的现实目标。

　　客观而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贸易的全球化使得资本和人力跨越了国界，急剧降低了企业的劳工成本和市场准入成本，促使富人愈发富有。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急剧降低了发达国家广大工薪阶层(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收入水平，因为全球化迫使他们不得不与低廉的外国劳工和外来移民竞争。这急剧加大了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并形成了愈来愈强势的反全球化之政治浪潮。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从2003至2011年，德国实质薪资收入没有超过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后十年间，薪资也仅增加1%;《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劳工组织近年来数据则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事实上已陷入停滞

　　西方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崛起

　　全球化引发的西方社会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一大批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之政党得以在西方迅速崛起。

　　以以往选举战争中最重要的劳工阶层为例，近年来，西方民粹政党和政客们，愈来愈成功地将反自由贸易和反外来移民政策标榜为反贫富分化。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这些传统上原本支持左派政党的西方劳工阶层，近年来却愈来愈倾向于追随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立场。

　　在2015年大选中，英国独立党很大一部分票源来自抛弃工党的英国工人;2013年法国大选中，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工人选民得票率远远超过了左翼阵线;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通过高喊“对华贸易战”和“反对墨西哥移民”的口号，能够诱使美国劳工阶层倒戈，从而赢得选举，靠的就是大多数西方劳工阶层对全球化发自内心的厌恨。

　　因此，在可以预期的十年之内，西方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尽管或有摇摆，但其依然是一个清晰可见的政治大趋势。西方反贸易政治声势的急剧增长，将迫使西方政治家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甚至激进的立场。

　　丹麦人民党(反自由贸易，反移民)选票增长：

　　2007年，议会席次25，得票数，479，532，得票率，13.8%;

　　2011年，议会席次22，得票数，436，726，得票率，12.3%;

　　2015年，议会席次37，得票数，741，539，得票率，21.1%;

　　瑞典民主党(反自由贸易，反移民)选票增长：

　　2006年，议会席次0，得票数，162，463，得票率，2.9%;

　　2010年，议会席次20，得票数，339，610，得票率，5.7%;

　　2014年，议会席次49，得票数，801，178，得票率，12.9%;

　　对中国经济和地缘的挑战

　　由上可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反对全球化贸易的政治声势将不断壮大，其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将预示着中国外贸的增长将会承受愈来愈沉重的西方国家反自由贸易的政治压力。

　　考虑到外贸出口占中国经济总量的至少20%(2016)，外贸增长每下降5个百分点，都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1%。这对一个债务规模较为沉重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过去，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以善意的眼光看待彼此的贸易关系，双方皆认为中美贸易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得双方能够建立较为稳固的双边关系。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民意愈来愈敌视中美贸易，视之为负资产，这种认知很可能驱使美国对华关系带有更多的敌意。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隐患。

　　针对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3日表示，“我们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只是事实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贸易上要我们的命——要我们的命，绝对在贸易上要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这句话显示出特朗普对现阶段中美贸易的极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