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教育有失公平。近年来发达国家不同收入群体的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备受诟病，根据美国宾州大学发布的《2016年历史趋势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在2014年，如果把美国家庭按收入水平高低划分为四个层次，可以发现，当年全美被授予本科学位的24岁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中，有77%都来自于收入最高的前两类家庭，而这一比例在1970年为72%;不仅如此，当年全美超过50%的本科学位获得者都来自于收入水平位于前25%的家庭，而来自收入水平最低的家庭的学位获得者，其占比仅为10%。这意味着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通过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都难以证实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联系，恰恰相反，更多的证据却表明两者之间可能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因此，在世界各国普遍受益于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以影响收入不平等为理由而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将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如此，多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无法割裂，很少有一种商品是完全由单一国家进行生产和制造的，并且事实上一种产品不管是本国制造还是外国制造，都将依赖并受益于庞大的全球供应链。除此之外，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资本流动也已经成为常态，资本融合和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也使得产业投资难以简单地以国别来加以判定。

　　毋庸置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或政客试图通过抵制或反经济全球化来解决自身问题和转移国内矛盾，但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例如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或者强制推行各种产品的本国制造，其结果将使低收入家庭不得不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并因此遭受远高于富人的利益损害，最终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而不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西方国家一些政党利用抵制经济全球化来转移国内矛盾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在短期内也许会有一定效果，但在中长期内这种政策或行为会导致执政党向民众的各种承诺都无法兑现，因此其最终难逃被选民抛弃的命运。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不能从自身社会结构出发思考造成贫富分化的制度性根源，而把造成问题的原因引向经济全球化，则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面临的压力或困境之一，就是其国内持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被一些人认为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教育公平性等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才是导致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

　　经济全球化不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仅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和失业率上升，而且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也进一步恶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失业率分别约为4.5%、6.5%、6%、10.2%和7%，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2011年，上述各国的平均国内失业率则分别上升至约9.6%、8.5%、8.2%、11.5%和9.5%。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些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境况也不断恶化，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财富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分布也更不平等。一些具有民粹主义价值观或思想的政客以维护低收入群体利益为名，将民众的不满情绪直接引向抵制经济全球化，从而使得其支持者相信“本国优先”战略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欲加之罪却没有理论和经验研究证据给予充分的支撑。

　　1.理论逻辑不支持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因果关系。

　　经济全球化涵盖了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劳动力流动和信息传播等各个方面，而本轮抵制经济全球化者主要将矛头指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基础源于赫克歇尔-奥林(Heckscher-Ohlin)的资源赋予理论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理论。根据上述理论，国际贸易在整体上会增进各贸易国的福利水平，却有可能在改善一部分人收入状况的同时，使得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受损，进而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使其收入状况恶化，另一方面则有可能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报酬或收入水平，从而拉大其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2017年7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正式启动“美国制造周”。他希望借此为美国工人以及美国工业提供更有利的竞争环境，并认为“产品实现美国制造可以保证本国的就业岗位，增加美国工人的收入，并且创造的利润也会留在美国”，其反对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正符合上面的理论。

　　然而，上述推论有着严格的前提或假设，如短期内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没有劳动力从低技能向高技能的转变机制，一国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规定，政府也没有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转移支付等。但现实并非如此，中长期来看生产要素在国内基本可以实现自由流动，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实现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都有严格的最低法定工资标准，政府也会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就此而言，突破这些前提条件和假设之后，前述理论的各种推论都将不再成立，所以，理论推导并不能得出现实中进口贸易与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之间的确定关系。

　　理论上来讲，金融一体化发展对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其中，基于直接渠道的影响机制主要取决于低收入群体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和金融中介服务的可获得性，而基于间接渠道的影响机制则通过资本流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改变来实现。一方面，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系统也更为发达和完善，因此低收入群体将有更多的金融市场参与机会并分享金融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可能会改善而非恶化其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总体上以资本净流出为主，如果资本流出主要导致低技能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则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相应产业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从而对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金融一体化发展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将主要取决于该国金融服务的受众面或普惠程度，以及资本流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实际影响程度，而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会因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而有所不同，再考虑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会受益于金融一体化发展，由此增加的社会总收入会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其他渠道流向低收入群体，由此更难以得出金融一体化发展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确定性联系。

　　2.经验研究更得不出经济全球化加剧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确凿证据。

　　在研究经济全球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文献中，国际贸易强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并且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一般被分别用作贸易强度和金融一体化的衡量指标。总体而言，对于大量进口低收入国家产品的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发展会导致其国内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但是，这种影响虽然在短期内是存在的，但中长期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整体经济增长会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并且长期内生产要素会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进行重新配置，从而会弱化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负面影响。所以，如果笼统地谈经济全球化会改善还是恶化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就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与贸易一体化相比较，金融一体化发展对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所不同，并且这种影响也会由于一国总体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一方面，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会对其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高度的市场参与率同时也会缩小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与技术进步、资本回报率变化、教育公平性、人口老龄化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相比较，经济全球化本身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只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或影响。

　　不仅如此，在理论逻辑上，以解决内部不平等问题为理由而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并不能反推出经济全球化就是导致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例如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里，由于金融和企业都能够自由流动，因此政府的政策空间会受到很大限制，这使得一国政府可能无法有效满足国内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从而通过劳动者保护和累进税制改革等措施来解决社会发展不平等问题。现实中，“不可能三角”理论会表现为经济高度全球化发展中一国所面临的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们而言，选择以解决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名义来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可以在避免上述冲突的同时，不但能够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而且将会使其承担相对更低的政治成本。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些执政者(政党或政客)目前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真的相信抵制了经济全球化就会改善其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困境，而极有可能是基于赢得更多选票和巩固其执政地位等其他方面的考虑。

　　综上所述，从理论逻辑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并且，已有经验研究也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和得到一致性的结论，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内部收入不平等。由此可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言论和行动，并非想在经济层面上改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其是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并在政治层面上取得或稳固其统治地位。

　　自身制度弊端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如果深入分析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特征和变化历史，可以发现，与经济全球化所可能引致的收入不平等相比，发达国家自身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关的制度或政策设计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弊端，更有可能是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

　　1.政治体制弊端。在政治体制方面，发达国家金钱与政治活动和政党竞选的密切关系会加剧其收入不平等状况。一方面，对于处于经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及普通纳税人而言，由于缺乏组织性，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影响力去影响政治选举、立法和政策制定，从而无法有效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此外，由于资本左右选举和公共政策制定，使得贫困者、失业者和普通工薪阶层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很容易被漠视，而长期缺乏话语权又反过来影响了低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贫穷导致弱势群体失去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甚至丧失了努力改变境遇的欲望，这种金钱政治影响经济利益分配的体制弊端，最终甚至会不幸地在低收入群体中形成代际相传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占有状况会直接影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进程，通过政治献金或直接参加政治选举，处于财富顶端的高收入阶层能够利用其资本优势，通过影响立法和左右政策制定，从而为高收入群体谋取更多的利益，使得社会收入和财富进一步向富人集中，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富人或高收入群体能够利用其财富优势，从而有更多机会影响或参与总统和国会议员的竞选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命，进而会导致政府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更偏向于保护富人和特殊利益群体，最终则加剧了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2.经济制度弊端。在经济制度方面，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府转移支付体系设计方面的问题，是导致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发达国家对高收入者按较低税率征税是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之一。以美国的收入所得税为例，美国国税部门对工薪阶层收入征税的覆盖率(约为100%)远高于对商业和投资收入征税的覆盖率(约为70%)，而商业和投资收入通常是高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过去的30多年间，随着美国联邦税率的下调，与收入来源单一的中低收入阶层相较，高收入阶层来自于各种资产的收入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减税好处，因此就连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也提到美国的税收制度“不应当让富人更富”，而是要让不同收入阶层更公平地纳税。

　　不仅如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绝大部分金融资本都被高收入阶层所拥有，因此资本所得税制被期望能够有效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所得或财富水平;然而，与普通收入所得税相比较，缺乏公平性的资本所得税不仅无法实现财富调节目标，而且极大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例如，2010年美国约81%的股票被处于收入顶端10%的群体所持有，约69%的股票则被收入最高的前5%的群体所持有，并且，近年来这种资本过度集中于高收入人群的趋势仍在进一步上升;然而，多年来美国的资本所得税率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在小布什的任期内，这一税率则被下调至15%，甚至低于普通收入所得税率35%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中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方面的制度设计，不但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

　　除此之外，不合理的累进税收制度和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会进一步拉大税后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由于联邦税率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递减效应，在1979年到2007年期间，美国基于市场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上升了23%，考虑了政府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上升了29%，而在考虑了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因素之后的基尼系数则上升了33%。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和低收入阶层从政府转移支付中获得的补贴或福利相比，高收入阶层从政府税收支出中享受到了更多的税收优惠或抵免等好处。所以，无论是收入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制度设计，还是税收支出和政府转移支付体系，都客观上成为加剧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3.经济结构失衡。在经济结构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中偏向技能的技术变化，形成了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差异，同时拉大了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薪资差异，这种工作机会和收入上的差异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

　　另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度金融化，使得收入和财富快速向金融从业人员倾斜，从而成为加剧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原因。相比于实体经济从业者，金融行业的高管们可以轻松获得高额的年薪和分红，2016年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和富国银行主席的薪酬分别为2720万美元和1920万美元;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则分别为2200万美元和2250万美元。在这些高额收入中，超过2/3为股票奖励或分红收益。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收入高于劳动收入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发达国家，相比于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资本拥有者和金融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增长幅度更大。据《纽约时报》公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全美400家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为1050万美元，这些收入中的大部分也无一例外地来自于股票分红或期权激励。此外，金融资产持有者有着更多的选择以规避各种不确定性所引致的财富缩水风险，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低收入群体由于失业和房价下跌而导致收入和财富迅速下降，然而政府的救市政策却成了高收入阶层所持有金融资产的避风港，华尔街的高管们甚至利用救市实现了自身财富的进一步增长，从而使得社会收入不平等状况更加恶化。

　　4.教育有失公平。近年来发达国家不同收入群体的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备受诟病，根据美国宾州大学发布的《2016年历史趋势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在2014年，如果把美国家庭按收入水平高低划分为四个层次，可以发现，当年全美被授予本科学位的24岁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中，有77%都来自于收入最高的前两类家庭，而这一比例在1970年为72%;不仅如此，当年全美超过50%的本科学位获得者都来自于收入水平位于前25%的家庭，而来自收入水平最低的家庭的学位获得者，其占比仅为10%。这意味着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通过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都难以证实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联系，恰恰相反，更多的证据却表明两者之间可能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因此，在世界各国普遍受益于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以影响收入不平等为理由而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将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如此，多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无法割裂，很少有一种商品是完全由单一国家进行生产和制造的，并且事实上一种产品不管是本国制造还是外国制造，都将依赖并受益于庞大的全球供应链。除此之外，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资本流动也已经成为常态，资本融合和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也使得产业投资难以简单地以国别来加以判定。

　　毋庸置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或政客试图通过抵制或反经济全球化来解决自身问题和转移国内矛盾，但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例如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或者强制推行各种产品的本国制造，其结果将使低收入家庭不得不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并因此遭受远高于富人的利益损害，最终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而不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西方国家一些政党利用抵制经济全球化来转移国内矛盾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在短期内也许会有一定效果，但在中长期内这种政策或行为会导致执政党向民众的各种承诺都无法兑现，因此其最终难逃被选民抛弃的命运。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不能从自身社会结构出发思考造成贫富分化的制度性根源，而把造成问题的原因引向经济全球化，则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