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予厚望的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7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对话结束后，双方分别取消了新闻发布会，且没有发布任何成果清单。从随后双方的声明来看，对话以双方达成重要共识结束。纵观逐次映入眼帘的数个计划，从“百日计划”到“早期收获”、再到“一年计划”、又到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对话成果从具体转向了模糊、从解决问题转向了凝聚共识，直白的说，就是中美经贸问题的解决可能并没有取得预定的进展。

汪洋与罗斯握手

　　经贸关系历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一表述的合法性在于中美贸易体量之大、领域之广、交织之深，世界第一大与第二大贸易国间如此厚重的经济相互依存，为中美关系施加了极大的势能，使得双方谁都承受不起贸易战的灾难性后果。但剖开来看，尽管双方就经贸问题的现状与走向并无异议，矛盾焦点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步骤。中国主张立足现状，双方通过积极对话在合作中共同弥合分歧;美国则主张在迅速解决贸易逆差和市场准入问题的基础上，将贸易逆差作为促使中国与美合作的工具。同时，中国由于内部经济压力和政治因素，希望稳中有进，循序渐进;美国政府现在却希望有所作为，缓解国内执政成果乏善可陈的政治压力。还需要强调，这种认知与步骤的差异，除了源自于不同领导人的知识背景与行为方式外、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限制政策外，根本上还是源自于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的差异。

　　在中美经贸现状的表述上，美国政府以受害者自居。特别是特朗普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之后，担负着2016年来自中国347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竞选总统时就宣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可是吸引眼球的是，在4月初中美首脑海湖庄园峰会后，双方迅速达成一致，同意通过“美中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为入手，寻求办法来解决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热点的中美经贸问题。此后中美双方均对这一计划的进程发表了高度评价。经过30轮的高密度磋商，双方甚至在5月12日就发表了《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的初步成果性文件。不经意间，中美经贸关系的氛围，已然从特朗普上台之初、俨然要打一场贸易战的紧张不已，逐步转向了紧密合作、成果初现的一片向好。

　　但显然，特朗普打中美贸易牌具有长期性，其对中美经贸问题态度的激变也并非源自于经贸问题的解决。至少有三大因素可以解释特朗普前后态度的转变：前期强硬当然是特朗普竞选的考虑，通过将美中经贸关系设定为竞选的中心议题，不仅能够吸收制造业蓝领工人的选票，也符合川普一向主导的“美国优先”的竞选主张。随后特朗普态度的软化是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构特征所决定的。五六千亿美元的一个巨大体量，远非某一个新政策能够改变整体结构。以孟山都、惠誉国际等为代表地位美国大企业之所以抱怨中国市场缺乏开放性，反映的是他们对于中国广阔市场的觊觎。贸易战难以成为选项，贸易战没有赢家。另外一个直接的因素是“朝核问题”，朝鲜在导弹技术上的长足进步以及在核武小型化技术上的持续挺进，迫近美国的底线已是常识。这一战略威胁日益成为新政府面对的最严峻的国家安全危机，特朗普将中美经贸问题作为胁迫中国施压朝鲜弃核筹码的定位，使得其不得不在中美经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

　　“百日计划”开始实施后，两国于5月12日同时公布了10项初步成果清单，其中有多项共识已获得积极进展。美方主动提出并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批美国牛肉与中国熟制鸡肉已进入对方市场，中国发改委、商务部在新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中取消了“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的外资准入限制，中国人民银行也发布了多份政策文件，对境外评级机构放宽了债券市场部分业务准入，同时允许美国全资的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申请许可证。除了新政策，贸易数据也有亮点，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17%，从中国进口增长8%。

　　有亮点，但是中美经贸中的体制性和认识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百日计划”的成果政治性大于经济性。制定这样一个计划是中国作出的积极举动，既是为双方更进一步合作释放诚意，又是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新政府表达的善意。要知道“百日计划”开启之时，正是川普执政之初的动荡期，内有国安顾问佛林辞职、医改众院受挫、旅行禁令受阻，外有朝鲜导弹危机等不利因素。在这样的内忧外困局面下，中国政府此举不失为一种援助，也释放了对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积极信号。随着计划的落实与双方合作的深入，才会在后续的“一年计划”、“全面经济计划”中寻求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但双方分歧似乎比预想的更加难以弥合。这也才有了具体项目向凝聚共识的“前进”。

　　其实这样的结果从双方的表态中即可看出。从新华社7月20日的报道看，中方认为对话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而美方声明中则强调了中方认可美方提出的“平衡、公平、互惠”的贸易原则。对话以取得了广泛共识收场，但这些共识显然不能解释双方取消新闻发布会的草率收场。不难看出，双方的立场声明中都礼貌有加，但缺乏实质内容，这体现了双方一些原则性问题上的矛盾。从中国方面来说，无论是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还是应对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贸易全球化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各国合作解决双边或者多变的经贸问题是最优解。反观美国，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优先、制造业回归、乃至最近的“美国制造周”活动都明显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种贸易保护视角更加注重双方的利益分配。由此，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大可能对自身立场进行实质性调整。

　　除了经贸领域本身的因素外，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风格在朝核问题上的应用也是此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虎头蛇尾的重要原因。从美国的角度讲，特朗普上台后，不断以经贸问题为筹码施压中国促使朝鲜弃核。本身在增加了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紧迫性的同时、却减轻了中美经贸问题的重要性。相当于向中方释放了错误的信号。这显然是因为他对朝核问题的理解不够，以及商人交易式的外交风格。这种一笔换一笔的交易本身缺乏一个全面的战略指导。导致中美必须迅速解决中美经贸问题来协调立场、从而共同解决朝核问题，但这种紧迫性与中美经贸问题的结构性形成根本矛盾。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本身并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直接当事人，且并不具有影响朝鲜的决定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将，中国都不会用自身的国家利益去做交易，舆论的压力只会使中国更加坚持自身的立场。因此，将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问题捆绑在一起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

　　本质上说，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无非是中国多进口、美国多出口。但现实情况用汪洋副总理的话说就是，“美国陈旧的出口管制法规政策影响，美国企业没有获得应有的蛋糕……。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如果就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就得出问题不能解决的结论，也是不合理的。喊归喊，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经贸问题只是美国政府施压中国的手段之一。在美国国内健保法案再次在参议院搁浅，通俄门调查还在进行，朝鲜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做的太出格、太激进。双方都希望稳定经贸关系，合作强过对抗、循序渐进胜过推倒重来，制定一个阶段性经贸发展路线图或许是双方推动经贸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

　　马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马萧萧：复旦大学国际关于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被寄予厚望的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7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对话结束后，双方分别取消了新闻发布会，且没有发布任何成果清单。从随后双方的声明来看，对话以双方达成重要共识结束。纵观逐次映入眼帘的数个计划，从“百日计划”到“早期收获”、再到“一年计划”、又到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对话成果从具体转向了模糊、从解决问题转向了凝聚共识，直白的说，就是中美经贸问题的解决可能并没有取得预定的进展。

汪洋与罗斯握手

　　经贸关系历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一表述的合法性在于中美贸易体量之大、领域之广、交织之深，世界第一大与第二大贸易国间如此厚重的经济相互依存，为中美关系施加了极大的势能，使得双方谁都承受不起贸易战的灾难性后果。但剖开来看，尽管双方就经贸问题的现状与走向并无异议，矛盾焦点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步骤。中国主张立足现状，双方通过积极对话在合作中共同弥合分歧;美国则主张在迅速解决贸易逆差和市场准入问题的基础上，将贸易逆差作为促使中国与美合作的工具。同时，中国由于内部经济压力和政治因素，希望稳中有进，循序渐进;美国政府现在却希望有所作为，缓解国内执政成果乏善可陈的政治压力。还需要强调，这种认知与步骤的差异，除了源自于不同领导人的知识背景与行为方式外、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限制政策外，根本上还是源自于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的差异。

　　在中美经贸现状的表述上，美国政府以受害者自居。特别是特朗普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之后，担负着2016年来自中国347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竞选总统时就宣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可是吸引眼球的是，在4月初中美首脑海湖庄园峰会后，双方迅速达成一致，同意通过“美中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为入手，寻求办法来解决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热点的中美经贸问题。此后中美双方均对这一计划的进程发表了高度评价。经过30轮的高密度磋商，双方甚至在5月12日就发表了《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的初步成果性文件。不经意间，中美经贸关系的氛围，已然从特朗普上台之初、俨然要打一场贸易战的紧张不已，逐步转向了紧密合作、成果初现的一片向好。

　　但显然，特朗普打中美贸易牌具有长期性，其对中美经贸问题态度的激变也并非源自于经贸问题的解决。至少有三大因素可以解释特朗普前后态度的转变：前期强硬当然是特朗普竞选的考虑，通过将美中经贸关系设定为竞选的中心议题，不仅能够吸收制造业蓝领工人的选票，也符合川普一向主导的“美国优先”的竞选主张。随后特朗普态度的软化是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构特征所决定的。五六千亿美元的一个巨大体量，远非某一个新政策能够改变整体结构。以孟山都、惠誉国际等为代表地位美国大企业之所以抱怨中国市场缺乏开放性，反映的是他们对于中国广阔市场的觊觎。贸易战难以成为选项，贸易战没有赢家。另外一个直接的因素是“朝核问题”，朝鲜在导弹技术上的长足进步以及在核武小型化技术上的持续挺进，迫近美国的底线已是常识。这一战略威胁日益成为新政府面对的最严峻的国家安全危机，特朗普将中美经贸问题作为胁迫中国施压朝鲜弃核筹码的定位，使得其不得不在中美经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

　　“百日计划”开始实施后，两国于5月12日同时公布了10项初步成果清单，其中有多项共识已获得积极进展。美方主动提出并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批美国牛肉与中国熟制鸡肉已进入对方市场，中国发改委、商务部在新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中取消了“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的外资准入限制，中国人民银行也发布了多份政策文件，对境外评级机构放宽了债券市场部分业务准入，同时允许美国全资的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申请许可证。除了新政策，贸易数据也有亮点，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17%，从中国进口增长8%。

　　有亮点，但是中美经贸中的体制性和认识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百日计划”的成果政治性大于经济性。制定这样一个计划是中国作出的积极举动，既是为双方更进一步合作释放诚意，又是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新政府表达的善意。要知道“百日计划”开启之时，正是川普执政之初的动荡期，内有国安顾问佛林辞职、医改众院受挫、旅行禁令受阻，外有朝鲜导弹危机等不利因素。在这样的内忧外困局面下，中国政府此举不失为一种援助，也释放了对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积极信号。随着计划的落实与双方合作的深入，才会在后续的“一年计划”、“全面经济计划”中寻求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但双方分歧似乎比预想的更加难以弥合。这也才有了具体项目向凝聚共识的“前进”。

　　其实这样的结果从双方的表态中即可看出。从新华社7月20日的报道看，中方认为对话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而美方声明中则强调了中方认可美方提出的“平衡、公平、互惠”的贸易原则。对话以取得了广泛共识收场，但这些共识显然不能解释双方取消新闻发布会的草率收场。不难看出，双方的立场声明中都礼貌有加，但缺乏实质内容，这体现了双方一些原则性问题上的矛盾。从中国方面来说，无论是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还是应对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贸易全球化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各国合作解决双边或者多变的经贸问题是最优解。反观美国，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优先、制造业回归、乃至最近的“美国制造周”活动都明显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这种贸易保护视角更加注重双方的利益分配。由此，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大可能对自身立场进行实质性调整。

　　除了经贸领域本身的因素外，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风格在朝核问题上的应用也是此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虎头蛇尾的重要原因。从美国的角度讲，特朗普上台后，不断以经贸问题为筹码施压中国促使朝鲜弃核。本身在增加了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紧迫性的同时、却减轻了中美经贸问题的重要性。相当于向中方释放了错误的信号。这显然是因为他对朝核问题的理解不够，以及商人交易式的外交风格。这种一笔换一笔的交易本身缺乏一个全面的战略指导。导致中美必须迅速解决中美经贸问题来协调立场、从而共同解决朝核问题，但这种紧迫性与中美经贸问题的结构性形成根本矛盾。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本身并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直接当事人，且并不具有影响朝鲜的决定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将，中国都不会用自身的国家利益去做交易，舆论的压力只会使中国更加坚持自身的立场。因此，将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问题捆绑在一起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

　　本质上说，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无非是中国多进口、美国多出口。但现实情况用汪洋副总理的话说就是，“美国陈旧的出口管制法规政策影响，美国企业没有获得应有的蛋糕……。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如果就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就得出问题不能解决的结论，也是不合理的。喊归喊，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经贸问题只是美国政府施压中国的手段之一。在美国国内健保法案再次在参议院搁浅，通俄门调查还在进行，朝鲜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做的太出格、太激进。双方都希望稳定经贸关系，合作强过对抗、循序渐进胜过推倒重来，制定一个阶段性经贸发展路线图或许是双方推动经贸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

　　马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马萧萧：复旦大学国际关于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