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VS凯恩斯主义：如何理解减税?

　　亚瑟•拉弗在《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一书中说，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杀手”主要有4个，即增税和政府支出无度、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政策失误等。他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在80年代起死回生、重新找回繁荣，靠的是以他本人描绘的那条著名的曲线(Laffer Curve)为基础形成的供给经济学。里根总统依据这一理论阐述他的经济哲学思想，将其应用于治国实践并毫无争议地取得了成功。

　　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减税只是通过影响需求来影响经济的，然而，减税1美元比起增加1美元政府开支来，前者产生的额外需求要小于后者。因为减税的乘数效应小于政府开支的乘数效应。供给学派并不关注需求侧和税收对政府开支的影响，而是认为税收能够直接影响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较低的税率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以及投资的更多刺激。

　　当人们对较高的税收回报或较高的盈利率做出反应时，收入就会相应增加，税基随之扩大，因而也就补偿了财政部门的那部分收入损失。同时储蓄率也会上升，并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信贷的扩张提供出更多的资金来源。而减税导致私人部分留利增加和资金来源充足绝不会成为问题，他们会将其用于投资和创新，甚至从事高风险的事业。钱属于他们自己，如何支配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政府毫不相干。

　　里根总统的“河船赌博”：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计划

　　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一个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但不止于减税的“经济复兴计划”，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全球化，并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981年7月，里根在电视上说明减税法案的计划。

　　里根减税计划的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以后进一步降到28%;里根减税的另一大主轴是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则从46%下调到33%。减税目的是刺激储蓄、投资、工作和效率。这一减税计划在里根上任8个月之后颁布实施。

　　里根的新经济政策起初几乎无人看好，但人们尝试新经济计划的愿望还是一时占了上风，里根总统的减税方案总算在一片争议声中于1981年8月获得通过。当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先生就把该财政计划贬称为“河船赌博”(riverboat gamble，可翻看1996年8月20日《纽约时报》)，引起整个国会的议论纷纷。至于为什么将之称为“河船赌博”，以我本人目前掌握的材料，只有美国学者迈克·德斯特勒在其著作《美国贸易政治》中的一条简短的注释：“即冒极大风险的孤注一掷”。

　　但是，减税计划执行一年以后，经济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倒变得更加糟糕，陷入了更加严重的衰退中。文献上的记载是，经济增长创下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新低，而企业破产数则创下那个时期以来的新高。1982年夏天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到了770点，股票市场滑落到历史最低点，房地产市场则整体性跌入低谷，一年之中销售额削减了10%。多个州的失业率都达到10%以上，中产阶级多半待业家中，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若能在汉堡店找到一份工作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演员总统身边的多位顾问都失去了信心，纷纷提议改变政策，开始增税，认为不及时调整政策将使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以至把政府彻底压垮。甚至内阁中以往主张减税最为积极的大卫·斯塔曼(David Stockman)先生也向《大西洋月刊》诉苦，说白宫里没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抵挡如潮水般的负债，一句“执行这项政策全靠信心”引起　　　轩然大波，暴露出新政府面临的公共关系危机。

　　里根总统孤军奋战：减税，一定要坚持住!

　　供给学派当时只是暂露头角，学术上还没有什么地位，经常被一些政客拿来取笑，典型的例子是里根刚刚上任时发生的事：减税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杜尔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个笑话：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是，一辆坐满供给学派的游览车坠入山谷，车上人无一生还;坏消息是，亚瑟·拉弗没在车上。哈哈!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州大学的一些经济学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规划”模式，主张由政府直接投资电子和半导体、航空、电脑软件开发和钢铁等制造业，以恢复和振兴经济。众议院中的民主党议员们认为这项新的产业政策非常具有吸引力，并且立即开始行动，制定出预计花费上百万美元的资助上述产业的法案，目的是尽快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减税法案实施的过程中，最值得赞扬的是里根总统。他十分果断地拒绝了所有经济政策上的凯恩斯主义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减税，一定要坚持住!但抵制减税政策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周折难以避免。1982年，就在里根上任18个月之际，白宫幕僚长(总统办公室主任)吉姆·贝克、经济事务顾问斯塔曼等曾成功地说服他同意增税，同时取消了1981年减税法案中公司营业税的部分优惠政策。他们向总统承诺，每增加一块钱的税，就会缩减三块钱的财政支出，以至于里根总统多年后还对此事耿耿于怀。每当有人提议增加税负以降低赤字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对方：“我还在等着国会答应过我的那三块删减下来的支出呢!”

　　许多时候，减税更像是打仗，总统本人则更像个孤军奋战的勇士，每前进一步都非常纠结和艰难。1983年1月3日，《华尔街日报》以粗体大字头版宣布：“终于减税了!”可是与此同时，减税的反对者们却在忙着宣告供给经济学的破产。经济学家艾伦·布莱德(Alan Blinder)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供给经济学派的失败，使我们再度恢复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心。”《华盛顿邮报》甚至宣称：“大家都亲眼看到了里根经济学是一大失败。”

　　1983年5月17日，里根总统“东山再起”，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是划定界线与民众站在一起的时候了。在我们走出经济衰退之际，我不会支持有关提高税收的预算决议案。我将否决任何想这样做的税收议案。”他接着说：“美国人民选我们上台，不是让我们继续增加他们的税收，在浪费性的计划上增加更多的开支”。

　　在减税问题上，总统和他的顾问和助手们发生了明显的分歧。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里根的顾问们支持增税”的头条新闻，介绍了“已向总统提交的”到1985年1月1日增税450亿美元的白宫计划。谁知第二天，同是这家报纸又报道说，总统称对此计划不感兴趣，他说：“这也许是政府中某些人的态度，但绝不是我的态度。”

　　然而，就在这一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美国经济突然起死回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回升和增长的速度和力道，甚至连里根总统自己一时都不敢相信。1983年年终算账，美国的增长率已经上升到3.5%，到1984年，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增长率更是达到6.8%，创下了50年来年度增长率的最高水平，通胀率则下降了65%以上(美国经济分析局NIPA表1.1.5)。

　　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绝非只是富人受益

　　大规模减税，难以避免的预算赤字的上升，这也是减税的反对派们所持的主要理由。这一轮减税人们看到的是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庞大的预算赤字，先是一千亿美元，接着又上升到难以置信的两千亿美元。严重的赤字甚至影响到总统大选。1984年，民主党推举蒙代尔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指责里根的预算赤字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并向选民承诺，他要增加税收以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里根则在竞选演说中问了美国人民一句话：你们的生活比4年前好，还是不好?人们一致说好。里根说，那好，我们继续坚持低税率不动摇。这一年他以95%的得票率击败了蒙代尔，被称为“一边倒的1984”。

　　1984年美国总统选举，红色表示该州由共和党(里根)获胜，蓝色表示该州由民主党(蒙代尔)获胜。

　　1986年，里根总统推出了日后得到更加广泛好评的税制改革法案(1986 Tax Reform Act)，进一步扩展了税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次只保留了15%和28%两级，其余的全部取消了。

　　接下来，美国经济持续保持了3.5%的增速，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1982年到1999年，成为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除了在2001年出现过8个月的短暂紧缩之外，经济的强劲增长实际上一直维持到2007年才告结束，前后延续了25年之久。这25年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几乎是刚刚过去的70年代后期的两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财富创造期。

　　有人认为减税只会使富人受益，实际上并非如此。里根卸任后不久，著名的财经记者沃伦·布鲁克斯(Warren Brookes)曾经做了一个估算：如果没有里根减税，1990年这一年美国人将多支付多少税，他的结论是，年薪低于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平均每年需多支付500美元的税，比他们在这一年的实际支付多出了134%。收入介于一万到三万美元的纳税人，每年需多支付两千美元，比实际支付多出79%。年收入6万美元的家庭，需多支付6000美元以上的税(亚瑟•拉弗：《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143页)。里根减税政策的受益者决不只是富人阶层。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有上百万美国人变得非常富有，但并没有贫者愈加贫穷的证据。

　　另据美国联邦税务局2006年更新的统计资料，所得最高的1%、5%和10%人口缴纳税金占比，1980年分别是8.5%、21%和32.1%，2005年分别为21%、33%和44.4%;所得最低的50%人口所纳税额占比，1980年是17.7%。2005年则仅为13.4%。而这个区间几乎涵盖了整个减税时代。人们应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来了，低税率使税制更加成熟和先进，而这种得自拉弗曲线的深刻学理，至今即使是税收专家，也未必弄得清楚其中的奥妙。

　　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曾讲过一个关于里根总统在白宫最后一天的故事。1989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上，身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他向里根报告：“总统先生，以下是我对您提出的最后一个安全报告：全球处于安全状态，没有危机，本国的经济状态也很健康。”他的报告简短有力，含义清晰，是对里根时代即将结束时美国整体状况的一个评估。事后证明，这一评估是准确的，当时和这以后的若干年里，美国面临的全球状况和经济形势与8年前里根上任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在哲学观念上，供给学派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维护个体自由选择权，反对国家干预，所以供给学派是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在价值上对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政府干预问题是有所保留的，实际上主张把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调整到最低或较为适宜的水平上。他们反对的只是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所以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并不十分彻底。

　　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供给经济学，拉弗曲线的理念已经影响美国经济政策35年以上，至今方兴未艾，并且影响到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在这个期间内，世界各国总体上经历了最大规模和范围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受益于它。目前人们对这条曲线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学者、企业家和所有的纳税人对它都不陌生了。 

　　参考文献：

　　(美)阿瑟•拉弗等：《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繁星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美)保罗•克雷•罗伯茨：《供给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文/李炜光;编辑/子杰;文章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里根总统的“河船赌博”——拉弗曲线传奇之二》;相关配图来自网络。)

 　　供给学派VS凯恩斯主义：如何理解减税?

　　亚瑟•拉弗在《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一书中说，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杀手”主要有4个，即增税和政府支出无度、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政策失误等。他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在80年代起死回生、重新找回繁荣，靠的是以他本人描绘的那条著名的曲线(Laffer Curve)为基础形成的供给经济学。里根总统依据这一理论阐述他的经济哲学思想，将其应用于治国实践并毫无争议地取得了成功。

　　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减税只是通过影响需求来影响经济的，然而，减税1美元比起增加1美元政府开支来，前者产生的额外需求要小于后者。因为减税的乘数效应小于政府开支的乘数效应。供给学派并不关注需求侧和税收对政府开支的影响，而是认为税收能够直接影响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较低的税率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以及投资的更多刺激。

　　当人们对较高的税收回报或较高的盈利率做出反应时，收入就会相应增加，税基随之扩大，因而也就补偿了财政部门的那部分收入损失。同时储蓄率也会上升，并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信贷的扩张提供出更多的资金来源。而减税导致私人部分留利增加和资金来源充足绝不会成为问题，他们会将其用于投资和创新，甚至从事高风险的事业。钱属于他们自己，如何支配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政府毫不相干。

　　里根总统的“河船赌博”：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计划

　　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一个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但不止于减税的“经济复兴计划”，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全球化，并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981年7月，里根在电视上说明减税法案的计划。

　　里根减税计划的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以后进一步降到28%;里根减税的另一大主轴是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则从46%下调到33%。减税目的是刺激储蓄、投资、工作和效率。这一减税计划在里根上任8个月之后颁布实施。

　　里根的新经济政策起初几乎无人看好，但人们尝试新经济计划的愿望还是一时占了上风，里根总统的减税方案总算在一片争议声中于1981年8月获得通过。当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先生就把该财政计划贬称为“河船赌博”(riverboat gamble，可翻看1996年8月20日《纽约时报》)，引起整个国会的议论纷纷。至于为什么将之称为“河船赌博”，以我本人目前掌握的材料，只有美国学者迈克·德斯特勒在其著作《美国贸易政治》中的一条简短的注释：“即冒极大风险的孤注一掷”。

　　但是，减税计划执行一年以后，经济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倒变得更加糟糕，陷入了更加严重的衰退中。文献上的记载是，经济增长创下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新低，而企业破产数则创下那个时期以来的新高。1982年夏天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到了770点，股票市场滑落到历史最低点，房地产市场则整体性跌入低谷，一年之中销售额削减了10%。多个州的失业率都达到10%以上，中产阶级多半待业家中，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若能在汉堡店找到一份工作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演员总统身边的多位顾问都失去了信心，纷纷提议改变政策，开始增税，认为不及时调整政策将使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以至把政府彻底压垮。甚至内阁中以往主张减税最为积极的大卫·斯塔曼(David Stockman)先生也向《大西洋月刊》诉苦，说白宫里没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抵挡如潮水般的负债，一句“执行这项政策全靠信心”引起　　　轩然大波，暴露出新政府面临的公共关系危机。

　　里根总统孤军奋战：减税，一定要坚持住!

　　供给学派当时只是暂露头角，学术上还没有什么地位，经常被一些政客拿来取笑，典型的例子是里根刚刚上任时发生的事：减税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杜尔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个笑话：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是，一辆坐满供给学派的游览车坠入山谷，车上人无一生还;坏消息是，亚瑟·拉弗没在车上。哈哈!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州大学的一些经济学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规划”模式，主张由政府直接投资电子和半导体、航空、电脑软件开发和钢铁等制造业，以恢复和振兴经济。众议院中的民主党议员们认为这项新的产业政策非常具有吸引力，并且立即开始行动，制定出预计花费上百万美元的资助上述产业的法案，目的是尽快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减税法案实施的过程中，最值得赞扬的是里根总统。他十分果断地拒绝了所有经济政策上的凯恩斯主义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减税，一定要坚持住!但抵制减税政策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周折难以避免。1982年，就在里根上任18个月之际，白宫幕僚长(总统办公室主任)吉姆·贝克、经济事务顾问斯塔曼等曾成功地说服他同意增税，同时取消了1981年减税法案中公司营业税的部分优惠政策。他们向总统承诺，每增加一块钱的税，就会缩减三块钱的财政支出，以至于里根总统多年后还对此事耿耿于怀。每当有人提议增加税负以降低赤字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对方：“我还在等着国会答应过我的那三块删减下来的支出呢!”

　　许多时候，减税更像是打仗，总统本人则更像个孤军奋战的勇士，每前进一步都非常纠结和艰难。1983年1月3日，《华尔街日报》以粗体大字头版宣布：“终于减税了!”可是与此同时，减税的反对者们却在忙着宣告供给经济学的破产。经济学家艾伦·布莱德(Alan Blinder)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供给经济学派的失败，使我们再度恢复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心。”《华盛顿邮报》甚至宣称：“大家都亲眼看到了里根经济学是一大失败。”

　　1983年5月17日，里根总统“东山再起”，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是划定界线与民众站在一起的时候了。在我们走出经济衰退之际，我不会支持有关提高税收的预算决议案。我将否决任何想这样做的税收议案。”他接着说：“美国人民选我们上台，不是让我们继续增加他们的税收，在浪费性的计划上增加更多的开支”。

　　在减税问题上，总统和他的顾问和助手们发生了明显的分歧。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里根的顾问们支持增税”的头条新闻，介绍了“已向总统提交的”到1985年1月1日增税450亿美元的白宫计划。谁知第二天，同是这家报纸又报道说，总统称对此计划不感兴趣，他说：“这也许是政府中某些人的态度，但绝不是我的态度。”

　　然而，就在这一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美国经济突然起死回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回升和增长的速度和力道，甚至连里根总统自己一时都不敢相信。1983年年终算账，美国的增长率已经上升到3.5%，到1984年，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增长率更是达到6.8%，创下了50年来年度增长率的最高水平，通胀率则下降了65%以上(美国经济分析局NIPA表1.1.5)。

　　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绝非只是富人受益

　　大规模减税，难以避免的预算赤字的上升，这也是减税的反对派们所持的主要理由。这一轮减税人们看到的是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庞大的预算赤字，先是一千亿美元，接着又上升到难以置信的两千亿美元。严重的赤字甚至影响到总统大选。1984年，民主党推举蒙代尔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指责里根的预算赤字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并向选民承诺，他要增加税收以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里根则在竞选演说中问了美国人民一句话：你们的生活比4年前好，还是不好?人们一致说好。里根说，那好，我们继续坚持低税率不动摇。这一年他以95%的得票率击败了蒙代尔，被称为“一边倒的1984”。

　　1984年美国总统选举，红色表示该州由共和党(里根)获胜，蓝色表示该州由民主党(蒙代尔)获胜。

　　1986年，里根总统推出了日后得到更加广泛好评的税制改革法案(1986 Tax Reform Act)，进一步扩展了税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次只保留了15%和28%两级，其余的全部取消了。

　　接下来，美国经济持续保持了3.5%的增速，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1982年到1999年，成为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除了在2001年出现过8个月的短暂紧缩之外，经济的强劲增长实际上一直维持到2007年才告结束，前后延续了25年之久。这25年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几乎是刚刚过去的70年代后期的两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财富创造期。

　　有人认为减税只会使富人受益，实际上并非如此。里根卸任后不久，著名的财经记者沃伦·布鲁克斯(Warren Brookes)曾经做了一个估算：如果没有里根减税，1990年这一年美国人将多支付多少税，他的结论是，年薪低于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平均每年需多支付500美元的税，比他们在这一年的实际支付多出了134%。收入介于一万到三万美元的纳税人，每年需多支付两千美元，比实际支付多出79%。年收入6万美元的家庭，需多支付6000美元以上的税(亚瑟•拉弗：《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143页)。里根减税政策的受益者决不只是富人阶层。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有上百万美国人变得非常富有，但并没有贫者愈加贫穷的证据。

　　另据美国联邦税务局2006年更新的统计资料，所得最高的1%、5%和10%人口缴纳税金占比，1980年分别是8.5%、21%和32.1%，2005年分别为21%、33%和44.4%;所得最低的50%人口所纳税额占比，1980年是17.7%。2005年则仅为13.4%。而这个区间几乎涵盖了整个减税时代。人们应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来了，低税率使税制更加成熟和先进，而这种得自拉弗曲线的深刻学理，至今即使是税收专家，也未必弄得清楚其中的奥妙。

　　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曾讲过一个关于里根总统在白宫最后一天的故事。1989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上，身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他向里根报告：“总统先生，以下是我对您提出的最后一个安全报告：全球处于安全状态，没有危机，本国的经济状态也很健康。”他的报告简短有力，含义清晰，是对里根时代即将结束时美国整体状况的一个评估。事后证明，这一评估是准确的，当时和这以后的若干年里，美国面临的全球状况和经济形势与8年前里根上任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在哲学观念上，供给学派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维护个体自由选择权，反对国家干预，所以供给学派是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在价值上对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政府干预问题是有所保留的，实际上主张把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调整到最低或较为适宜的水平上。他们反对的只是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所以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并不十分彻底。

　　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供给经济学，拉弗曲线的理念已经影响美国经济政策35年以上，至今方兴未艾，并且影响到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在这个期间内，世界各国总体上经历了最大规模和范围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受益于它。目前人们对这条曲线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学者、企业家和所有的纳税人对它都不陌生了。 

　　参考文献：

　　(美)阿瑟•拉弗等：《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繁星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美)保罗•克雷•罗伯茨：《供给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文/李炜光;编辑/子杰;文章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里根总统的“河船赌博”——拉弗曲线传奇之二》;相关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