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0年中苏文化交流的主要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中国实行了“一边倒”政策、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存在对苏不友好情绪，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对此，政府动用了各类传播方式和动员手段，在广大民众中开展了强大的思想教育运动，加强对苏联的宣传和介绍，宣传中苏友好，积极开展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此构建中苏友好的话语体系，以改变部分中国民众对苏的负面认知。

　　在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国的党和政府机关发挥了重要的筹划、指导作用，并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等机构，作为负责两国文化交流特别是友好话语构建的专门组织和交流平台。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抚顺、大连等一些与苏联来往较多的地区和城市就建立了地方性的中苏友好协会，且开始在当地进行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如1945年下半年成立的旅大中苏友好协会，在成立后的4年间共发展了20多万名会员，举办了5000多次关于苏联成就及中苏友好的报告和座谈会。

　　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以“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 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为宗旨，其日常工作是帮助群众认识苏联、学习苏联、认识中苏友好的重要性。根据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在1950年10月14日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继续加强与发展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决定》，该协会被定位为“以增进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促进中苏两大民族的一切智慧和经验的交流为目的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

　　1949—1960年，是中苏友好协会全面发展的阶段。各大行政区如东北、华北、中南成立了总分会，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均建立了分会。随着中苏友好协会各级组织的建立，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1951年年底，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超过1700万人，到1952年10月，其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达到3890万，超过青年团、工会、妇联成为全中国最大的群众团体。1953年，会员人数更是猛增至6800万人。1953年7月之后，中苏友好协会改“个人入会”为“集体入会”。原则上，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已经扩大为全体人民，成为一个全民组织。

　　中苏友好协会为加强中苏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巨大贡献。在当时“一边倒”政策的指导下，中苏友好协会采用了所有宣传手段与活动方式，动用了大量人力与其他资源，在树立苏联的正面形象、向民众灌输对苏友好思想、号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方面成效显著。另外，中苏友好协会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苏同盟体制缺乏制度化协商渠道的空白。中苏同盟十几年，并未形成制度化的协商渠道，几乎全靠最高领导人间的协商及其判断来维系。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使中苏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固定联系。除了在重要节日、纪念日通过协会互致问候以外，还经常进行信息、人员的交流，即使在中苏关系的困难时期，这些活动也没有中断。在脆弱的中苏同盟体制下，中苏友好协会像一条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苏两国的关系。即使在中苏交恶期间，也为中苏两国交往保留了一条相对“友好”的渠道，为中苏关系的发展保留着回旋余地。

　　但也必须承认，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方式与宣传效果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从宣传内容和基调来看，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有很强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中苏友好协会以一个理想的苏联来鼓舞中国人民亲苏学苏，因此不得不回避中苏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分歧与矛盾，忽略两大民族之间的不同民族心理，忽略两个国家的不同革命道路与现实国情。这种宣传不仅不能反映中苏关系的全貌，尤其是中苏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现实，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1949—1960年中苏文化关系的主要特点

　　1. 主要依靠官方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文化交流的特点是政府间文化交流与民间文化交流相互映衬，文化交流与友好合作密切结合，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中苏文化交流在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下完成，这也是由两国的文化体制决定的。中苏文化交流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学习苏联文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其高峰期也就是1952—1956年的5年时间，但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则极为深远。苏联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完成，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达到的。

　　2.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一方面，中苏文化交流受到两国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亲近度的强烈影响。两国政治关系好、意识形态亲近时，中苏文化交流就发展顺畅;两国政治关系差、意识形态对立时，中苏文化交流就迅速凋零。另一方面，中苏文化交流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性，服从和服务于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重大的意义，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在中国的建立。

　　3.具有明确的不平衡性

　　苏联文化流向中国要远大于中国文化流向苏联。郭沫若曾非常形象地用“洪流”与“溪涧”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联文化流向中国和中国文化流向苏联在流量上的差别，这一比喻也适用于1949—1960年的中苏文化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兴起了一个引进苏联文化、学习苏联文化工作经验的热潮。当时人们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唯一可以学习和引进的只有苏联文化，因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 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很少有不是“以苏为师”的。而比起向中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苏联对文化交流更为热情主动，其重要目标就是借助中国的热情确立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全方位影响。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文化对苏联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教育、文学等领域，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如在中国大量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苏联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却不多。1951—1956年在苏联专家大量来华的同时，仅有25名苏联学生来华留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5年年底，中国接受的苏联留学生只有208人，而且大多数学习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学。

　　4. 大起大落

　　由于学习苏联是一种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因而中苏文化交流对两国间政治关系就高度敏感，极易受到两党、两国关系的强烈影响和冲击。在中苏关系友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苏联模式包括苏联文化可以在短短几年之内被迅速移植到中国;在中苏分歧、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两国关系开始对立的环境里，中苏文化交流同样可以在短短几年内由高峰跌落低谷。例如，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在清华大学十余年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校方对学习苏联的态度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变化。蒋南翔校长当时的“治校语录”清晰地刻画出了那些年历史变迁的痕迹：1952年——“破除英美资产阶级旧教育传统，逐步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大学”;1953年——“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更认真地深入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坚持正确地学习苏联”;1956年——“继续深入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958年——“要把学习苏联与联系中国实际的独创精神结合起来”。这些话语的变迁真切地反映了中苏关系包括中苏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的波折起伏。

 　　冯玉军：“蜜月期”的中苏文化关系述论

　　——  《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读后

　　由中国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联合编纂的《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中文版(以下简称《汇编》)于2022年11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汇编》是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档案合作分委会框架下，经过中俄两国档案专家多年努力共同完成 的重大成果，是中俄两国档案部门密切合作的集体智慧结晶。《汇编》收录了两国档案馆珍藏的248份重要历史档案文献，其中既有中苏两国签署的条约和协议，两国政府的决议、会谈纪录、代表团出访报告，也有两国有关部门的往来信函，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公开出版，真实反 映了1949—1960年间中苏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大众传媒、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等领域合作交往的历史。中方的档案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央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两家机构;俄方的档案文献则分别来源于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电影照片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7家联邦及部门档案机构。《汇编》的出版是中俄两国在档案领域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也将成为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对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和中苏关系助益良多。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巨变面前，深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把握当下、放眼未来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借助档案文献，深入总结中苏文化关系的波折起伏、利弊得失，是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1949—1960年中苏文化关系的主要历程

　　1949—1960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开始全面向苏联学习。这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产生了全面而深入的影响。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规定为两国开展全面文化交流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已经进行了几年合作交流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中苏两国于1956年7月5日签订了《中苏文化合作协定》，规定两国每年都要签订文化合作的年度执行计划，互派代表团、组织文化交流，并对两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印刷、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体育等各方面的合作作出了具体规划。《中苏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为发展中苏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机制安排和行动指导。

　　1. 阶段划分

　　根据当时形势、具体合作内容的不同，1949—1960年的中苏文化交流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1952年，这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并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苏文化交流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中苏关系史被描绘成为苏联无私帮助中国的历史，通过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各方面的先进经验、苏联各阶层人民的幸福生活，使民众普遍形成“苏联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认知，从而对中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了向往，并树立起建设新中国的信心。此外，宣扬中苏同盟之强大，渲染中苏亲如兄弟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国人民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无限挚爱，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和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主要内容。

　　第二阶段是1953—1956年，是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此情况下，中苏两国的教育、科技交流空前活跃。中国全国呈现出学习苏联的浓厚气氛，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苏联相关领域的先进经验，两国的文化交流也相应进入了全盛期。

　　第三阶段是1957—1960年，在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在外交上对苏联“一边倒”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开始探索自主发展的道路。中苏关系不再像1956年之前那么“和谐、甜蜜”，中苏文化交流的热度也随之冷却。对于苏联之美好、中苏友谊之浓厚的宣传逐渐流于空泛，双方在教育、科技等重点文化领域的合作开始降温，直至1960年7月苏联通过外交途径照会中方撤走苏联全部在华专家。

　　1949—1960年，在中苏正式结盟的大背景下，两国文化领域的合作全方位展开，涵盖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 出版、博物馆、图书馆、档案、体育运动等诸多领域。

　　2.人才交往

　　为了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中苏两国商定，苏联派遣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部门的顾问和专家到中国提供帮助，同时接收大批中国学生、科技人员和干部到苏联留学或培训。据估算，1960年前到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人数应超过1.8万人。中方对受邀来华苏联专家的专业方向、工作环境、生活待遇等高度重视，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地给予多方面照顾。比如，中央文委邀请苏联专家的人数安排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并交邓小平会同周扬和钱俊瑞共同处理。

　　相较于苏联专家来华，这一时期到苏联留学和接受培训的中国人数目也很可观。1949—1966年，苏联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实习生、进修生、军事学员等各类人才总计12018人。而在苏联各个部门接受培训的人数则又大大超过了留学的人数。 1957年，共有4795名中国学生和1094名中国研究生在苏联学习，51名苏联学生和4名苏联研究生在中国学习。3名中国教授在苏联从事长期工作，220名苏联教授和教师在中国从事长期工作。

　　3.教育领域

　　为了扩大两国的文化交流，1955年9月19日，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关于“中苏两国间若干文化往来事项可由双方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直接联系”的建议，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到1957年11月，中国已有63所高等院校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院校建立了直接 联系。此外，1948—1960年，还有615名苏联教师应邀赴中国从事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

　　为了学习和引进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1949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并聘请苏联教授讲学，规定其教育方针为：“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及当时仍由中苏共管和主要由苏联教授主教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就成为中国高校学习和模仿苏联的楷模。

　　教育领域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从1952年下半年展开。1952年11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表题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的社论，指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是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要求“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1953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的社论，指出“我们正以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为借鉴，来改革我们的学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952—1957年，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中国教育部门以苏联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在教育体制及教学的各个方面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高等学校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和学习苏联经验的教学改革工作，由此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学习苏联教育 主要包含学习教育制度、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3个方面。1952—1953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实施之后，全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从大学体制改革转向教学改革。1952—1956年，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高等院校的教科书达1393种之多，高等学校使用苏联教材692种。南京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使用的教科书和主要参考书都译自苏联，特别是社会科学专业方面几乎全部采用苏联教材的翻译版本或俄文原版教材。

　　通过1953—1956年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经验，开展课程和教学改革，“苏联模式”课程体系全面移植到中国的大学。苏联教育模式的根本特征是“专才教育”，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实现了对以通才教育为宗旨的旧有大学课程体系的根本性改造，是中国大 学课程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型。“苏联模式”课程体系全面移植中国，其严密的制度体系以及中国在移植过程中所进行仿效的全面性和彻底性，使得该课程体系的结构具有超稳定性，在中国大学实际沿用了40多年，其中的一些特征属性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强调统一性和计划性，学校课程设置的自主权缺失，造成大学人才培养的结构类型过于单一;由于严格限定在狭窄口径的专业框架内设置课程，课程体系过度专门化，造成“文理分驰，理工分家”，课程体系中的学科综合性丧失，从而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能力的发展;也由于课程组织结构过于刚性，缺乏灵活性和弹性，学生没有选择余地和个性发展的空间，造成所培养的人才个性缺失、适应性差、创新能力不强等。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不同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自身政策的调整，对“苏联模式”课程体系的反思、修正和不同程度的改造也一直在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深受美国教育传统浸润的清华大学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也经历了这样的“苏化”过程。旧清华体制的英美教育传统主要表现为自由发展，课程内容丰富，但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缺少严格的承上启下的教学环节。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取消原有的学分制，改为学年制。1952年10月—1955年7月，清华大学按照“坚持正确地学习苏联”的方针，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彻底的教学改革。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1955年7月，院系调整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这标志着清华大学完成了结构和性质的转化任务。

　　受到苏联教育模式强烈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就组织力量编译苏联十年制中学教科书，并从初中一、二年级开始逐步采用。同时仿效苏联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方法，甚至连学生成绩的评分也由百分制改为苏联惯用的五分制。 这些活动及其经验随后在全国各地普及，甚至连幼儿教育亦不例外，按苏联经验创办的“实验幼儿园”迅速推广到中国各大城市。

　　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俄语教学快速发展，全国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中央俄文编译局的设立和全国俄文学校的增设，由中共中央发文具体部署，从整体方案到具体流程，事无巨细都考虑到了。仅在1949—1951年，全国就开办了12所俄语专科学校，在校学生达5000人，还有57所高等院校设有俄语专科和俄语训练班，东北所有中学、北京等城市的59所中学当时也已在教授俄语课。1953年7月，因计划今后只在少数中学保留英语课，故在当年的暑期院系调整中，教育部决定高等师范院校只保留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系，其他院校的英语系一律停办，已在读的一、二年级学生则尽可能动员学俄语。当时，俄语在中国备受青睐，学习俄语成为一种时尚和“政治正确”，而学习英语则受到歧视，甚至有人说：“俄语是无产阶级的语言英语是资产阶级的语言。”更有甚者居然提出汉语拼音要由拉丁字母改为俄文字母，理由是“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亲同骨肉，我们的文字与苏联的文字建立了这样血肉相连的关系……俄文字母对我国人民来说，我们对它怀着深厚而亲切的感情。因此，可以从政治上给予我们广大劳动人民无限的鼓舞和学习的兴趣。”

　　4. 科技领域

　　中苏两国于1954年10月12日签署《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供应资料，交换有关情报，互派专家以及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双方参与合作的科研机构达800多个。1950年年初—1954年7月，苏方交给中方的科学技术资料有698宗。及至1957年年底，中苏两国又相继签署《关于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能核物理研究事业以及为国民经济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55年4月27日)、《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1957年3月30日)、《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1957年10 月15日)、《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1958年9月29日)、《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1959年2月4日)等合作协议，两国就核技术、导弹和航空等尖端军事技术领域展开了合作。1958年1月18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中苏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即围绕中国在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在16个方面开展122个重大科研合作项目。

　　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前中期的中苏科技合作成效明显，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和支持是巨大的，对新中国的科技进步包括军工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热度逐渐冷却，1958年以后，苏联对科技合作控制得越来越严，特别是从1959年开始，苏方在科学技术合作上开始更多地出现“消极的一面”，对与我国科学技术合作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办法。许多签署了协议的合作项目最后也无果而终。

　　5. 艺术领域

　　1949—1958年，中国派出134个艺术团体访问苏联，苏联也派出了112个艺术团体访问中国。1952年11月7日—12月6日，中国举行“中苏友好月”，苏联派出了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舞团、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专程来华参加此项活动。他们访问了北京等20个大城市及郊县农村，举行大小演出共142场，观众达91万人次，广播和转播演出实况共22次，有组织的听众达2500万人次。苏联艺术家们的表演艺术和“高度的政治理论修养”、作品表现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等，给中国的艺术同行和广大观众留下了极深印象。此外，苏联朋友一共还参加了158次讲演及座谈会，听众约17.7万人;而通过联欢、游园、欢迎和欢送等与苏联友人见面的中国各界人士则有205.8万人之多。这些苏联艺术家与中国人民接触面之广及影响之深，在中苏两国人民的交往中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们对向往苏联的中国文化界人士介绍苏联文化工作的成果和经验;向刚获得解放的中国普通民众描绘“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愿景;给中国的青年讲述诸如苏联在无水的沙漠中建造大城市的创业故事……显然，这一切，给当时正急欲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汇编》的中方档案中，有多件是关于接待苏联文艺团体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中方有关单位甚至高层领导对于接待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个别不足之处的深刻反省。

　　1949—1958年，苏联有747部影片在中国放映，观看苏联影片的中国观众多达近20亿人次，中国有102部影片在苏联放映。1955年，中国共展映28部新上映的苏联艺术电影和7部新上映的大型纪录片，观影人数共计3.25亿人次。苏联文化部在《关于建议扩大苏中文化交流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承认，苏联“很少引进中国的电影，也很少在苏联放映中国的电影戏剧作品。1955年，仅展映了一部电影《渡江侦察记》。其他电影仅处于筹备上映阶段;纪录片和科普电影的交流严重不足……苏联的演出机构不怎么关心将中国音乐作品添加到苏联演奏者的节目单中。中国的音乐在我国的宣传力度严重不足。苏联作曲家联盟与中国作曲家之间的交流也令人不甚满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现代文学已经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俄苏作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重版或再版，大量文学新作被译介到中国。1950—1958年，中国共出版超过3000种苏联作家的作品，总发行量达到约2.3亿册。其中《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更是家喻户晓，教育和影响了无数中国人。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也被介绍给苏联民众。1946—1960年，苏联出版了976种中国图书，译成50 种民族语言，发行量达4300万册。其中，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还荣获了苏联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

　　对于苏联书籍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党政系统颇为重视。仅1956年，中国就出版了6210部苏联书籍。例如，为加强1952年“中苏友好月”期间的苏联书籍图片发行工作，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于1952年10月30日专门下发指示，明确指定要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林科夫《联共(布)中央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辖区新华书店广泛发行并指定了发行对象。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就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问题开始产生分歧。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相应观点，随后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从此，中苏文化交流热开始降温。中国开始对前些年全盘引进、学习和模仿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进行反思，并开始扭转文化交流中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如1956年年底全国各高校基本停止使用苏联教材，而采用自编的讲义(当然，这些讲义和以后的教材仍有很多沿袭苏联教材的观点、体例及内容)。1956年秋，各地中学开始恢复英语教学。1957年夏，高等教育部又指示各高等院校，妥善处理俄语以及东欧各国语言专业学生“招生过多”的问题，要求一、二年级学生更换专业。

　　音乐、艺术交流是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1960年，中苏两国多次互派音乐、艺术团体访问演出，中国公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音乐、芭蕾舞，苏联专家来华进行艺术指导，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音乐、艺术交流活动。音乐、艺术交流架起了中苏友谊的桥梁，促进了两国音乐和艺术的交流传播。特别是苏联艺术家和演员对中国艺术工作者进行了专业指导，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音乐、艺术水平，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音乐、艺术教育的发展，对构建中国的音乐、艺术基本话语体系、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产生了较大影响。

　　6.体育领域

　　20世纪50年代，中苏在体育领域的交流也非常活跃。中国提出了“学习苏联体育方面的好的经验”的口号，选派了部分年轻运动员赴苏联学习深造，苏联则派遣不少体育专家和运动队来华授课、指导、比赛。通过体育领域的交流，中国向苏联学习了国家统一管理体育的体制，进行系统性、有计划的运动训练的经验，体育教学大纲和训练方法，建立运动竞赛制度和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方面的经验。

　　1949—1960年中苏文化交流的主要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中国实行了“一边倒”政策、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存在对苏不友好情绪，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对此，政府动用了各类传播方式和动员手段，在广大民众中开展了强大的思想教育运动，加强对苏联的宣传和介绍，宣传中苏友好，积极开展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此构建中苏友好的话语体系，以改变部分中国民众对苏的负面认知。

　　在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国的党和政府机关发挥了重要的筹划、指导作用，并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等机构，作为负责两国文化交流特别是友好话语构建的专门组织和交流平台。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抚顺、大连等一些与苏联来往较多的地区和城市就建立了地方性的中苏友好协会，且开始在当地进行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如1945年下半年成立的旅大中苏友好协会，在成立后的4年间共发展了20多万名会员，举办了5000多次关于苏联成就及中苏友好的报告和座谈会。

　　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以“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 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为宗旨，其日常工作是帮助群众认识苏联、学习苏联、认识中苏友好的重要性。根据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在1950年10月14日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继续加强与发展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决定》，该协会被定位为“以增进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促进中苏两大民族的一切智慧和经验的交流为目的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

　　1949—1960年，是中苏友好协会全面发展的阶段。各大行政区如东北、华北、中南成立了总分会，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均建立了分会。随着中苏友好协会各级组织的建立，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1951年年底，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超过1700万人，到1952年10月，其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达到3890万，超过青年团、工会、妇联成为全中国最大的群众团体。1953年，会员人数更是猛增至6800万人。1953年7月之后，中苏友好协会改“个人入会”为“集体入会”。原则上，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已经扩大为全体人民，成为一个全民组织。

　　中苏友好协会为加强中苏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巨大贡献。在当时“一边倒”政策的指导下，中苏友好协会采用了所有宣传手段与活动方式，动用了大量人力与其他资源，在树立苏联的正面形象、向民众灌输对苏友好思想、号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方面成效显著。另外，中苏友好协会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苏同盟体制缺乏制度化协商渠道的空白。中苏同盟十几年，并未形成制度化的协商渠道，几乎全靠最高领导人间的协商及其判断来维系。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使中苏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固定联系。除了在重要节日、纪念日通过协会互致问候以外，还经常进行信息、人员的交流，即使在中苏关系的困难时期，这些活动也没有中断。在脆弱的中苏同盟体制下，中苏友好协会像一条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苏两国的关系。即使在中苏交恶期间，也为中苏两国交往保留了一条相对“友好”的渠道，为中苏关系的发展保留着回旋余地。

　　但也必须承认，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方式与宣传效果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从宣传内容和基调来看，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有很强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中苏友好协会以一个理想的苏联来鼓舞中国人民亲苏学苏，因此不得不回避中苏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分歧与矛盾，忽略两大民族之间的不同民族心理，忽略两个国家的不同革命道路与现实国情。这种宣传不仅不能反映中苏关系的全貌，尤其是中苏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现实，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1949—1960年中苏文化关系的主要特点

　　1. 主要依靠官方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文化交流的特点是政府间文化交流与民间文化交流相互映衬，文化交流与友好合作密切结合，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中苏文化交流在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下完成，这也是由两国的文化体制决定的。中苏文化交流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学习苏联文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其高峰期也就是1952—1956年的5年时间，但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则极为深远。苏联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完成，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达到的。

　　2.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一方面，中苏文化交流受到两国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亲近度的强烈影响。两国政治关系好、意识形态亲近时，中苏文化交流就发展顺畅;两国政治关系差、意识形态对立时，中苏文化交流就迅速凋零。另一方面，中苏文化交流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性，服从和服务于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重大的意义，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在中国的建立。

　　3.具有明确的不平衡性

　　苏联文化流向中国要远大于中国文化流向苏联。郭沫若曾非常形象地用“洪流”与“溪涧”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联文化流向中国和中国文化流向苏联在流量上的差别，这一比喻也适用于1949—1960年的中苏文化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兴起了一个引进苏联文化、学习苏联文化工作经验的热潮。当时人们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唯一可以学习和引进的只有苏联文化，因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 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很少有不是“以苏为师”的。而比起向中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苏联对文化交流更为热情主动，其重要目标就是借助中国的热情确立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全方位影响。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文化对苏联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教育、文学等领域，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如在中国大量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苏联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却不多。1951—1956年在苏联专家大量来华的同时，仅有25名苏联学生来华留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5年年底，中国接受的苏联留学生只有208人，而且大多数学习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学。

　　4. 大起大落

　　由于学习苏联是一种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因而中苏文化交流对两国间政治关系就高度敏感，极易受到两党、两国关系的强烈影响和冲击。在中苏关系友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苏联模式包括苏联文化可以在短短几年之内被迅速移植到中国;在中苏分歧、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两国关系开始对立的环境里，中苏文化交流同样可以在短短几年内由高峰跌落低谷。例如，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在清华大学十余年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校方对学习苏联的态度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变化。蒋南翔校长当时的“治校语录”清晰地刻画出了那些年历史变迁的痕迹：1952年——“破除英美资产阶级旧教育传统，逐步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大学”;1953年——“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更认真地深入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坚持正确地学习苏联”;1956年——“继续深入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958年——“要把学习苏联与联系中国实际的独创精神结合起来”。这些话语的变迁真切地反映了中苏关系包括中苏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的波折起伏。

　　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1949—1960年的中苏文化交流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给予了中国大力帮助。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填补了很多科技空白。苏联专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经济的恢复、工业化基础的建立都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工业奠定了起飞的基础。

　　1949—1960年的中苏文化交流也使苏联文化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民……总是经常从苏联文学中汲取斗争的信心、勇气和经验。在这个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世界上从未有的一种最先进的、美好的、真正体现了人间幸福的社会制度，看到了人类最高尚的品格和最崇高的道德范例。”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每当重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静静的顿河》这些名著时，每当观看《解放》《列宁在十月》《乡村女教师》这些电影时， 每当唱起《三套车》《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歌曲时，就会回忆起那难忘的“激情岁月”。可以说，苏联的文化理念影响了数代中国人，至今绵延不绝。

　　同时也要看到，1949—1960年，苏联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少负面的影响。例如，苏联那种对文化和艺术工作的领导方式“统得过死”、从政治上对文学艺术过多干涉特别是追求“单一化”，对不同风格和流派的批判和禁止等，一直作为经验被介 绍和传播到中国。这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和给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的禁锢和束缚是不能低估的。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就开始“反修”“防修”，而且从19 78年开启了4 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但直到今天，中国也未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时不时地就会发现苏联的制度、文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痕迹。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1960年，中国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构建了一整套中苏友好话语，其语势之强大、内容之广泛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以涉及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丰富内容，构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苏联的美好形象，进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以及中苏之间亲如兄弟的友好关系……这一长期的、全面的、触及社会各个阶层的话语构建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树立并强化了绝大多数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认同、支持与服从，而且塑造了一种以浓厚的苏联情结为特征的国民心理。直至今天，这种情结仍在中国社会以不同形式广泛存在。

　　评价

　　1949—1960年的中苏文化交流，是中俄400多年交往史中的一个片段。对其进行评价，不能仅从这十几年来看待，而是要将其放在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不能仅从中俄双边关系来看待，而是要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察。

　　中俄文化交流起步相对较晚，但近现代俄苏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如滚滚洪流，冲刷并渗透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角落，深刻而又不为察觉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学创作、艺术审美、日常生活甚至思维方式。可以说，中俄两国文化关系的发展历程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趋同性，中国人对俄苏文化表现出了空前的渴望和挚爱，俄苏文化在中国风靡一时，甚至影响了两三代人，甚至仍余音不散。

　　俄罗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思维方式产生过深入骨髓的影响，但中国对俄罗斯思想与文化存在许多“误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及其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20世纪50年代，它甚至达到了“完全抛弃作为主体的自我，全身心地拥抱和接纳一种异域文化，并极力把自己归化到这种文化范围内”的地步，表现出“一种狂热的非理性倾向。”

　　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广泛吸纳外国文化，独把俄罗斯文学引为最好的知己”，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原因是“中俄文化的相似性”，这主要“指的是两国推翻帝制、变革社会的相似政局。延伸到文化上，俄国文学中写实主义一支被引为同调，恰同用文学改造人生的追求遥相呼应，由此夸张开来就造成中俄文学或文化相似的整体印象。这种一厢情 愿的认同与亲近感，逐渐上升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观察俄国的特殊视角。在接受者眼里，复杂多元的俄国文化不知不觉间被简化了。文化现象变得亲者愈亲，疏者愈疏。”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从接受者方面说，取舍去留，始则服从于文学改造社会的使命，继则受激进的意识形态钳制，总而言之是对社会革命有用，是所谓革命功利主义的驱使。”在此种因素作用下，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就存在四种“误读”。一是以偏概全，拿写实主义充作俄国文学的全部;二是在文化接受中以普遍性遮蔽了民族特殊性;三是拒绝接受现代主义流派;四是低估了文学中的宗教文化。

　　在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领域，中国人更熟悉的是俄苏“红色经典”，是苏联时代的主流思潮和主流思想家，但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不同于西方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基本上不甚了了，对“白银时代”开始就出现的诸如别尔嘉耶夫、索罗维约夫、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艾亨鲍姆、巴赫金、洛特曼等卓有成就的思想家知之甚少。而实际上，激进的革命写实主义在“白银时代”并非俄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当时俄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进行综合性的文化创新，占上风的是宽容态度和相对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中国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大家白春仁先生有言，“整个20世纪里，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因寡闻引起的偏见所困扰，“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摇摆。中苏关系的风云变幻，证明理想化和妖魔化之间只不过一步之遥。应该承认，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补走上实事求是之路并取得重大成果，还有待时日，而前提则是克服寡闻和摒除偏见。”

　　可以说，20世纪初以来，特别是1949—1960年，中国人用“浓重主观色彩勾勒出的俄国文学形象，是个理想化的失真的形象，是掺杂着接受者愿望的形象。这个理想化的形象，树起容易改变难。但还它本来的面目，是后来者无可逃避的责任。”

　　总结1949—1960年的中苏文化交流，以往更多的是在中苏双边关系的框架内加以看待，强调苏联文化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助益。但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发展体系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是在中国作为冷战中苏联阵营一员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苏联文化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中国却与世界其他先进文化、多元文明形同陌路、不相往来。这种“体系隔绝”“平行世界”给中国现代化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黑格尔曾说，“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总结中苏文化关系的历史，是为了保障中俄关系今后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400年中俄关系史表明，中俄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2021年得以延期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确规定，“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发展中俄关系的根本原则。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但“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的庄子智慧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其宝贵的时代价值。希望中俄关系能够成为“君子之交”，清澈而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