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50岁诞辰，这一天苏联举国庆祝。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接班人们长达10年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名新的最高领袖，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们对这一点都再无怀疑。在通往胜利的岁月中，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这一原本处于次级地位的职务变成了苏联最有权势的角色：他用党的机器接管了政府及其专政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秘密警察的委婉说法)。

　　此前的和平年代中从未有过这种一切系于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冲动的情况。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包括彼得一世在内的所有帝国时代的统治者。尽管将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于斯大林一人未免有失偏颇——他也经常被动地因应局势，而非主动改变局势——但无疑这一时期苏联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斯大林及其身边的助手小圈子做出的。这些助手大都服从于斯大林的权威和智慧。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往往变得不再敢对领袖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整个30年代中，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在他们眼中，革命政权正遭到外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的围攻，而斯大林是革命政权存续下去的最大希望。

本文选编自《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一书。

　　在《真理报》为斯大林诞辰出的特刊中，大量出自斯大林忠诚助手笔下的文章不仅将他誉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还将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袖”。第一个名词“社会主义工业化”，指一种苏式的工业革命，即由政府出资、由国家运营、旨在为工业生产带来革命性增长的计划，其中重工业、能源产业和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第二个名词“集体化”，指建立国有集体农庄。国有集体农庄的土地来自革命战争期间及之后分配给农民的小块土地(这一争取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事业的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成功)。20年代末期，这两项计划齐头并进，实质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新经济政策将国家的管控限制在部分关键产业，并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允许市场经济元素的存在。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工业化与集体化方案，外加肃反运动(为培训新一代干部以取代旧的管理和官僚阶层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是保证共产主义政权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中生存的最好办法。这三套方案是布尔什维克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改造为现代工业强国的蓝图中的核心要素。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领导人一直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步调来实现他们的设想争论不休。一开始就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只能依靠国内的资金来支持工业化，而所谓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唯一国内来源就是农业，换句话说，就是农民阶层。斯大林最初支持的是“自然的”、进化式的工业化，但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坚决主张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

　　乌克兰是人口第二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虽然只占苏联领土的2%多一点，却拥有全国人口的近20%。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乌克兰的农业产量和潜力让它成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而其东部和南部已有的工业潜力又让它成为合适的投资地区。然而，由于资源完全被中央掌握，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得不靠说服莫斯科来为乌克兰的城市争取投资，而这些资金原本就是从乌克兰的村庄中抽走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中，乌克兰的表现还不错，获得了全国总投资中的约20%，与其人口在整个苏联中所占的比例相称。然而1932年之后，乌克兰开始遭到克扣：资源的分配开始朝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工业化倾斜——这些地区位于苏联更东部，距离危险的波苏边界更远。而大部分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又都流入离边境更远的东南部传统工业地区。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投入这里的资金基本都花在了红军防线的修筑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乌克兰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无疑是第聂伯罗赫斯，即位于第聂伯河险滩下端的第聂伯河大坝和水电站。这是乌克兰的工业发展开始以来工人群体第一次主要由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构成——乌克兰人占了约60%，而俄罗斯人只有30%。任何人只要在1932年10月离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到周边的乡村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乌克兰乡村地区即将迎来那场人为造成的饥荒。

　　20世纪20年代末，乌克兰的村庄开始变得不再宜于村民们居住，与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更加严重。这不是因为土壤的贫瘠或气候的恶劣，而是因为政治氛围的急剧转变。转变让乌克兰的乡村变成了农民的地狱，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这样的地方。这是强制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这种政策在榨干乡村一切可用资源的过程中，将农民赶出了他们的自然栖居地。

　　1929年秋，在乌共前总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在前一年被召回莫斯科，负责农业部门)的支持下，苏联开始实施对土地和家庭的集体化，并要求这项政策得到全面执行。这场席卷了整个苏联的运动对粮食产区造成了最大的冲击，而乌克兰正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数以万计的格别乌官员、党的干部以及普通党员来到乡下，强迫农民们加入集体农庄。这意味着农民必须放弃他们自有的小块土地、马匹和农具。1930年3月的官方报告显示全部可耕地中已有70%实现了集体化，比前一年增长了10倍还多——那时只有不到6%的土地属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大部分农民在胁迫之下加入集体农庄，然而仍有许多人反抗。到了1930年春天，乌克兰乡村地区已被农民暴动的浪潮吞没。仅在1930年3月，官方就记录了超过1 700次农民暴动和抗议。骚乱者杀死了几十名苏维埃政府官员和积极分子，并攻击了更多的人。在乌克兰邻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整村整村的人暴动起来，朝边境进发，逃离集体化政策的高压。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地区的农民们暴动起来，而农村的动荡浪潮还在向苏联其他地区蔓延。政府开始出动军队和秘密警察对付骚乱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富裕农民阶层——这些农民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力，往往成为反对农民财产强制集体化的抗议领袖。当局不仅将反抗领袖逮捕起来送进监狱，还将所有被定性为“库尔库勒”(俄语为“库拉克”)——这个词原指富裕的农民，后来其意义扩展到包括农村人口中所有不属于最贫困阶层的人——驱离乌克兰，强迫他们到别的地方定居。1930年，有多达7.5万个家庭被指控为“库尔库勒”，从而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乌克兰，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政府将许多人送上火车，送往遥远的森林地区，并任由他们在那里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然而农村的反抗浪潮太过巨大，仅凭镇压无法消弭。当局决定在战术上退却。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强制集体化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过度狂热。文章的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可谓意味深长。党内积极分子们将这篇文章解读为党发出了停止集体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半数此前被集体化的土地回到了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手中。然而退却仅仅是暂时的。到了1930年秋天，强制集体化运动再度启动。这一次农民们大部分选择了消极形式的抵抗，包括拒绝栽种超出生存所需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宰杀家畜以防止它们被国家征收，以及逃离村庄。许多逃离者去往扎波罗热等工业中心，在那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面对这种新形式的农民抗争，当局拒绝承认失败，转而指责农民故意破坏，称他们企图让城市陷入饥饿，进而损害工业化进程。当局宣布农民们私藏谷物，并提高了对农民的征粮额，无论他们是参与了集体化还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对莫斯科的经济计划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受到当局特别的严苛对待。到了1932年中，70%的乌克兰家庭已经被集体化，而同期全苏联的集体化程度只有60%。这个加盟共和国的谷物产量占苏联全国总量的27%，却被要求上缴占全国总量38%的粮食。新政策对乌克兰林草混交带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地区造成了打击。饥荒在1932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来到乌克兰，大量人口食不果腹。

　　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陷入了饥荒。1932年仅在基辅地区就有超过8万人饿死。位于基辅西南面的城市比拉采尔科瓦和乌曼周边的甜菜产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在1932年6月承认：过度的征收让农民们没有粮食可以充饥，正是饥荒发生的原因。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鉴于粮食征收计划在整体上无法完成——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乌克兰全国的产量减少，而在收割时又有巨大的损失(这是集体农庄低下的经济组织水平以及来自中央和地区的管理严重不足造成的)——我们采取了一套方案，征收个体农民生产的所有谷物——包括他们储备的种子在内，并对集体农庄的几乎全部产出实施征收。”

　　按照丘巴尔的说法，在饥荒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未参加集体化的个体农民。由于无法缴足征粮份额，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排在次位的则是家庭人口众多的集体农庄成员。到了1932年3月和4月，数以百计的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垂死挣扎。1932年5月，一名来自基辅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在乌曼地区随机挑选了7个村庄。仅在当月，这些村庄就登记了216起饿死人的事件，还有686人被认为将很快死去。这位党员干部写信到哈尔基夫(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向他的上级们报告说：“已有近百人死亡。每天的死亡人数为8至12人。总计600个家庭里，有100个出现了浮肿现象。”丘巴尔请求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饥荒援助。但斯大林拒绝承认饥荒的真实性，甚至禁止官方文告中使用“饥荒”这个词。

　　对其政策的失败，斯大林不仅归咎于农民对集体化和粮食征收额度的抵制，也归咎于乌克兰党员干部群体的暗中违抗。

　　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无疑是在担忧其政权的未来命运。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军队在1920年春天对基辅发起的突然进攻。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在那次进攻中加入了约瑟夫·毕苏茨基和西蒙·彼得留拉的进攻部队。斯大林担心1920年的事件会以更大的规模重现。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接近50万，其中60%都是乌克兰裔——这一点要感谢乌克兰化政策。如果毕苏茨基再度来犯，这些干部还会对斯大林保持忠诚吗?斯大林对这一点表示严重怀疑。1932年7月，苏联与同一个毕苏茨基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接下来的3年中不会遭到来自西面的进攻。在斯大林看来，对乌克兰的粮食进行征收，让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得到教训，对那些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的人控制的乌共机关进行清洗，从而“确保不失去乌克兰”，现在正是时候。

　　斯大林在1932年8月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包括了一份关于如何防止“失去”乌克兰的详尽计划。他建议用新的干部来替换时任的乌共和乌克兰政府领导人，以及乌克兰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我们应该把目标定为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真正的苏联堡垒，一个真正的模范共和国。”他写道。11月，斯大林向乌克兰派出一名全权代表，接管了那里的秘密警察机关。12月，他把一个讨论粮食征收的政治局会议改成了抨击乌共领导集体的会场，批评他们不仅没能完成征粮份额，还歪曲党的乌克兰化路线。“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苏维埃注意到，”在斯大林授意下出台的会议决议称，“在乌克兰的许多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相反，乌克兰化政策只是被机械地实施，没有考虑到每个地区的具体特点，没有对乌克兰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进行仔细挑选。这使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敌人轻易地取得合法伪装，建立起他们的反革命分支和组织。”

　　这份政治局决议宣告了乌克兰人定居的北高加索地区和远东地区乌克兰化运动的终结，也成为对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化政策及其执行干部进行批判的基础。它导致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免职或逮捕。乌克兰负责教育的人民委员、全国乌克兰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也因此自杀。斯大林指责国内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乌克兰农民破坏党的政策，私藏粮食，从而损害工业化运动的罪魁。对乌克兰农民的攻击与对乌克兰文化的攻击双管齐下。当苏共政治局发布这份关于粮食征收和乌克兰化的决议时，饥荒现象刚刚开始在乌克兰出现。饥荒不仅源于当时对待乌克兰农民和党机关的错误政策，也是源于民族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一调整在农民对粮食征收的抵制与民族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

　　1932年12月，斯大林派遣卡冈诺维奇和苏联政府首脑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前往乌克兰，确保完成那份不现实的征粮计划。在来自莫斯科的全权代表的领导下和格别乌的威胁下，乌共干部从正忍饥挨饿甚至濒临死亡的农民手中夺走了他们能夺走的一切。当局通过切断基本生活物资——诸如火柴和煤油——来惩罚那些无法完成征粮份额的村庄。遭到没收的不光是粮食，还有家畜，以及一切可以被当作食物的东西。新饥荒造成的第一批人员死亡在1932年12月发生。到了1933年3月，饥饿导致死亡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现象。乌共的领导们如梦初醒，向哈尔基夫和莫斯科发出了雪片一样的援助请求。援助物资到来了，然而数量不足，也来得太晚，无法挽救数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农民。大部分牺牲者死于当年春末和夏初，也就是食物供应完全断绝的时候。很多人的死亡原因是吃野草和未成熟的蔬菜——经历了几个月的饥饿之后，他们的胃无法消化这些粗粝的食物。

　　受灾最严重的是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稀树草原地区。这两个地区在此前的春天已经遭遇了饥荒，农民们身体过于虚弱，无法正常播种，又几乎没有任何物资，因此成为第一批饿死的人。截至1933年年底，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人口已经分别减少了近100万人。而乌克兰草原上的主要产粮州敖德萨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各自损失了超过30万人。受影响较小的顿巴斯工业地区在1933年也有17.5万人饿死。干草原地区由于没有在前一年遭遇饥荒，损失较稀树草原地区为小。即使情况真的变得过于糟糕，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前往扎波罗热、克里维伊里赫和顿巴斯地区的建筑工地避难。此外，在1933年春，莫斯科当局向乌克兰南部提供救援粮的意愿也比对中部地区大得多：莫斯科需要更多的粮食，而让主要产粮区的居民能够活下来收割作物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也变成了现实。最终，在乌克兰总计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从1932年到1934年，每8个人中就有1个饿死。

　　饥荒让苏维埃乌克兰变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从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关中清洗了那些不愿站到自己同胞对立面的干部，从而成功地把乌克兰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在总计500多个地方党委书记中，有超过一半人在1933年上半年被撤职，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剩下的人则会无条件服从。这些人才是苏联政府希望——至少是暂时希望——留下的干部。有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农民都得到了教训：只有加入集体农庄才有活路，因为集体农庄缴纳的税赋更低，也是仅有的在1933年春天得到政府救助的农庄。对绝大部分家庭和土地的集体化如今都已完成，并极大地改变了乌克兰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称之为“霍洛多摩尔”)是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针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种族灭绝?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部分其他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发起了一场国际行动，抨击乌克兰的主张。围绕乌克兰大饥荒性质产生的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延续至今，其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种族灭绝”的定义。然而在对1932—1933年饥荒部分关键事实及其解读方面，一种广泛的共识正在形成。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场饥荒的确是由官方政策导致的人为现象。尽管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饥荒，但只有乌克兰的饥荒是由明显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导致。饥荒发生于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之后，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遭到的打击同步发生。这场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让它在未来数代人的时间里都失去了公开抵抗苏联当局的能力。

　　斯大林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模范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乌克兰首都从哈尔基夫迁回基辅，此时基辅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清洗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再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这次迁都标志着乌克兰从一个自治的、经常有自己想法的共和国向一个单纯苏联省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50岁诞辰，这一天苏联举国庆祝。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接班人们长达10年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名新的最高领袖，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们对这一点都再无怀疑。在通往胜利的岁月中，斯大林将党的总书记这一原本处于次级地位的职务变成了苏联最有权势的角色：他用党的机器接管了政府及其专政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秘密警察的委婉说法)。

　　此前的和平年代中从未有过这种一切系于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冲动的情况。斯大林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包括彼得一世在内的所有帝国时代的统治者。尽管将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于斯大林一人未免有失偏颇——他也经常被动地因应局势，而非主动改变局势——但无疑这一时期苏联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斯大林及其身边的助手小圈子做出的。这些助手大都服从于斯大林的权威和智慧。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往往变得不再敢对领袖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整个30年代中，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在他们眼中，革命政权正遭到外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的围攻，而斯大林是革命政权存续下去的最大希望。

本文选编自《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一书。

　　在《真理报》为斯大林诞辰出的特刊中，大量出自斯大林忠诚助手笔下的文章不仅将他誉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还将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袖”。第一个名词“社会主义工业化”，指一种苏式的工业革命，即由政府出资、由国家运营、旨在为工业生产带来革命性增长的计划，其中重工业、能源产业和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第二个名词“集体化”，指建立国有集体农庄。国有集体农庄的土地来自革命战争期间及之后分配给农民的小块土地(这一争取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事业的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成功)。20年代末期，这两项计划齐头并进，实质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新经济政策将国家的管控限制在部分关键产业，并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允许市场经济元素的存在。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工业化与集体化方案，外加肃反运动(为培训新一代干部以取代旧的管理和官僚阶层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是保证共产主义政权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中生存的最好办法。这三套方案是布尔什维克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改造为现代工业强国的蓝图中的核心要素。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领导人一直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步调来实现他们的设想争论不休。一开始就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只能依靠国内的资金来支持工业化，而所谓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唯一国内来源就是农业，换句话说，就是农民阶层。斯大林最初支持的是“自然的”、进化式的工业化，但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坚决主张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

　　乌克兰是人口第二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虽然只占苏联领土的2%多一点，却拥有全国人口的近20%。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乌克兰的农业产量和潜力让它成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而其东部和南部已有的工业潜力又让它成为合适的投资地区。然而，由于资源完全被中央掌握，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得不靠说服莫斯科来为乌克兰的城市争取投资，而这些资金原本就是从乌克兰的村庄中抽走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中，乌克兰的表现还不错，获得了全国总投资中的约20%，与其人口在整个苏联中所占的比例相称。然而1932年之后，乌克兰开始遭到克扣：资源的分配开始朝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工业化倾斜——这些地区位于苏联更东部，距离危险的波苏边界更远。而大部分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又都流入离边境更远的东南部传统工业地区。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投入这里的资金基本都花在了红军防线的修筑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乌克兰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无疑是第聂伯罗赫斯，即位于第聂伯河险滩下端的第聂伯河大坝和水电站。这是乌克兰的工业发展开始以来工人群体第一次主要由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构成——乌克兰人占了约60%，而俄罗斯人只有30%。任何人只要在1932年10月离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到周边的乡村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乌克兰乡村地区即将迎来那场人为造成的饥荒。

　　20世纪20年代末，乌克兰的村庄开始变得不再宜于村民们居住，与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更加严重。这不是因为土壤的贫瘠或气候的恶劣，而是因为政治氛围的急剧转变。转变让乌克兰的乡村变成了农民的地狱，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这样的地方。这是强制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这种政策在榨干乡村一切可用资源的过程中，将农民赶出了他们的自然栖居地。

　　1929年秋，在乌共前总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在前一年被召回莫斯科，负责农业部门)的支持下，苏联开始实施对土地和家庭的集体化，并要求这项政策得到全面执行。这场席卷了整个苏联的运动对粮食产区造成了最大的冲击，而乌克兰正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数以万计的格别乌官员、党的干部以及普通党员来到乡下，强迫农民们加入集体农庄。这意味着农民必须放弃他们自有的小块土地、马匹和农具。1930年3月的官方报告显示全部可耕地中已有70%实现了集体化，比前一年增长了10倍还多——那时只有不到6%的土地属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大部分农民在胁迫之下加入集体农庄，然而仍有许多人反抗。到了1930年春天，乌克兰乡村地区已被农民暴动的浪潮吞没。仅在1930年3月，官方就记录了超过1 700次农民暴动和抗议。骚乱者杀死了几十名苏维埃政府官员和积极分子，并攻击了更多的人。在乌克兰邻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整村整村的人暴动起来，朝边境进发，逃离集体化政策的高压。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地区的农民们暴动起来，而农村的动荡浪潮还在向苏联其他地区蔓延。政府开始出动军队和秘密警察对付骚乱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富裕农民阶层——这些农民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力，往往成为反对农民财产强制集体化的抗议领袖。当局不仅将反抗领袖逮捕起来送进监狱，还将所有被定性为“库尔库勒”(俄语为“库拉克”)——这个词原指富裕的农民，后来其意义扩展到包括农村人口中所有不属于最贫困阶层的人——驱离乌克兰，强迫他们到别的地方定居。1930年，有多达7.5万个家庭被指控为“库尔库勒”，从而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乌克兰，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政府将许多人送上火车，送往遥远的森林地区，并任由他们在那里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然而农村的反抗浪潮太过巨大，仅凭镇压无法消弭。当局决定在战术上退却。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强制集体化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过度狂热。文章的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可谓意味深长。党内积极分子们将这篇文章解读为党发出了停止集体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半数此前被集体化的土地回到了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手中。然而退却仅仅是暂时的。到了1930年秋天，强制集体化运动再度启动。这一次农民们大部分选择了消极形式的抵抗，包括拒绝栽种超出生存所需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宰杀家畜以防止它们被国家征收，以及逃离村庄。许多逃离者去往扎波罗热等工业中心，在那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面对这种新形式的农民抗争，当局拒绝承认失败，转而指责农民故意破坏，称他们企图让城市陷入饥饿，进而损害工业化进程。当局宣布农民们私藏谷物，并提高了对农民的征粮额，无论他们是参与了集体化还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对莫斯科的经济计划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受到当局特别的严苛对待。到了1932年中，70%的乌克兰家庭已经被集体化，而同期全苏联的集体化程度只有60%。这个加盟共和国的谷物产量占苏联全国总量的27%，却被要求上缴占全国总量38%的粮食。新政策对乌克兰林草混交带人口最稠密的农业地区造成了打击。饥荒在1932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来到乌克兰，大量人口食不果腹。

　　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陷入了饥荒。1932年仅在基辅地区就有超过8万人饿死。位于基辅西南面的城市比拉采尔科瓦和乌曼周边的甜菜产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在1932年6月承认：过度的征收让农民们没有粮食可以充饥，正是饥荒发生的原因。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鉴于粮食征收计划在整体上无法完成——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乌克兰全国的产量减少，而在收割时又有巨大的损失(这是集体农庄低下的经济组织水平以及来自中央和地区的管理严重不足造成的)——我们采取了一套方案，征收个体农民生产的所有谷物——包括他们储备的种子在内，并对集体农庄的几乎全部产出实施征收。”

　　按照丘巴尔的说法，在饥荒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未参加集体化的个体农民。由于无法缴足征粮份额，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排在次位的则是家庭人口众多的集体农庄成员。到了1932年3月和4月，数以百计的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垂死挣扎。1932年5月，一名来自基辅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在乌曼地区随机挑选了7个村庄。仅在当月，这些村庄就登记了216起饿死人的事件，还有686人被认为将很快死去。这位党员干部写信到哈尔基夫(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向他的上级们报告说：“已有近百人死亡。每天的死亡人数为8至12人。总计600个家庭里，有100个出现了浮肿现象。”丘巴尔请求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饥荒援助。但斯大林拒绝承认饥荒的真实性，甚至禁止官方文告中使用“饥荒”这个词。

　　对其政策的失败，斯大林不仅归咎于农民对集体化和粮食征收额度的抵制，也归咎于乌克兰党员干部群体的暗中违抗。

　　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无疑是在担忧其政权的未来命运。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军队在1920年春天对基辅发起的突然进攻。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在那次进攻中加入了约瑟夫·毕苏茨基和西蒙·彼得留拉的进攻部队。斯大林担心1920年的事件会以更大的规模重现。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接近50万，其中60%都是乌克兰裔——这一点要感谢乌克兰化政策。如果毕苏茨基再度来犯，这些干部还会对斯大林保持忠诚吗?斯大林对这一点表示严重怀疑。1932年7月，苏联与同一个毕苏茨基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接下来的3年中不会遭到来自西面的进攻。在斯大林看来，对乌克兰的粮食进行征收，让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得到教训，对那些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的人控制的乌共机关进行清洗，从而“确保不失去乌克兰”，现在正是时候。

　　斯大林在1932年8月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包括了一份关于如何防止“失去”乌克兰的详尽计划。他建议用新的干部来替换时任的乌共和乌克兰政府领导人，以及乌克兰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我们应该把目标定为将乌克兰变成一座真正的苏联堡垒，一个真正的模范共和国。”他写道。11月，斯大林向乌克兰派出一名全权代表，接管了那里的秘密警察机关。12月，他把一个讨论粮食征收的政治局会议改成了抨击乌共领导集体的会场，批评他们不仅没能完成征粮份额，还歪曲党的乌克兰化路线。“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苏维埃注意到，”在斯大林授意下出台的会议决议称，“在乌克兰的许多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相反，乌克兰化政策只是被机械地实施，没有考虑到每个地区的具体特点，没有对乌克兰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进行仔细挑选。这使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敌人轻易地取得合法伪装，建立起他们的反革命分支和组织。”

　　这份政治局决议宣告了乌克兰人定居的北高加索地区和远东地区乌克兰化运动的终结，也成为对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化政策及其执行干部进行批判的基础。它导致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免职或逮捕。乌克兰负责教育的人民委员、全国乌克兰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也因此自杀。斯大林指责国内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乌克兰农民破坏党的政策，私藏粮食，从而损害工业化运动的罪魁。对乌克兰农民的攻击与对乌克兰文化的攻击双管齐下。当苏共政治局发布这份关于粮食征收和乌克兰化的决议时，饥荒现象刚刚开始在乌克兰出现。饥荒不仅源于当时对待乌克兰农民和党机关的错误政策，也是源于民族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一调整在农民对粮食征收的抵制与民族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

　　1932年12月，斯大林派遣卡冈诺维奇和苏联政府首脑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前往乌克兰，确保完成那份不现实的征粮计划。在来自莫斯科的全权代表的领导下和格别乌的威胁下，乌共干部从正忍饥挨饿甚至濒临死亡的农民手中夺走了他们能夺走的一切。当局通过切断基本生活物资——诸如火柴和煤油——来惩罚那些无法完成征粮份额的村庄。遭到没收的不光是粮食，还有家畜，以及一切可以被当作食物的东西。新饥荒造成的第一批人员死亡在1932年12月发生。到了1933年3月，饥饿导致死亡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现象。乌共的领导们如梦初醒，向哈尔基夫和莫斯科发出了雪片一样的援助请求。援助物资到来了，然而数量不足，也来得太晚，无法挽救数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农民。大部分牺牲者死于当年春末和夏初，也就是食物供应完全断绝的时候。很多人的死亡原因是吃野草和未成熟的蔬菜——经历了几个月的饥饿之后，他们的胃无法消化这些粗粝的食物。

　　受灾最严重的是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稀树草原地区。这两个地区在此前的春天已经遭遇了饥荒，农民们身体过于虚弱，无法正常播种，又几乎没有任何物资，因此成为第一批饿死的人。截至1933年年底，基辅州和哈尔基夫州的人口已经分别减少了近100万人。而乌克兰草原上的主要产粮州敖德萨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各自损失了超过30万人。受影响较小的顿巴斯工业地区在1933年也有17.5万人饿死。干草原地区由于没有在前一年遭遇饥荒，损失较稀树草原地区为小。即使情况真的变得过于糟糕，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可以前往扎波罗热、克里维伊里赫和顿巴斯地区的建筑工地避难。此外，在1933年春，莫斯科当局向乌克兰南部提供救援粮的意愿也比对中部地区大得多：莫斯科需要更多的粮食，而让主要产粮区的居民能够活下来收割作物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也变成了现实。最终，在乌克兰总计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从1932年到1934年，每8个人中就有1个饿死。

　　饥荒让苏维埃乌克兰变得面目全非。苏联政府从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关中清洗了那些不愿站到自己同胞对立面的干部，从而成功地把乌克兰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在总计500多个地方党委书记中，有超过一半人在1933年上半年被撤职，其中许多人遭到逮捕和流放。剩下的人则会无条件服从。这些人才是苏联政府希望——至少是暂时希望——留下的干部。有幸在饥荒中活下来的农民都得到了教训：只有加入集体农庄才有活路，因为集体农庄缴纳的税赋更低，也是仅有的在1933年春天得到政府救助的农庄。对绝大部分家庭和土地的集体化如今都已完成，并极大地改变了乌克兰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称之为“霍洛多摩尔”)是不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针对乌克兰及其人民的种族灭绝?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部分其他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发起了一场国际行动，抨击乌克兰的主张。围绕乌克兰大饥荒性质产生的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延续至今，其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种族灭绝”的定义。然而在对1932—1933年饥荒部分关键事实及其解读方面，一种广泛的共识正在形成。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场饥荒的确是由官方政策导致的人为现象。尽管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饥荒，但只有乌克兰的饥荒是由明显具有民族色彩的政策所导致。饥荒发生于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之后，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干部遭到的打击同步发生。这场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让它在未来数代人的时间里都失去了公开抵抗苏联当局的能力。

　　斯大林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模范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乌克兰首都从哈尔基夫迁回基辅，此时基辅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清洗的沉重打击，已经不再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这次迁都标志着乌克兰从一个自治的、经常有自己想法的共和国向一个单纯苏联省份的转型最终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