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中，公爵夫人说，每件事都会得出教训，只要你能把它找出来。189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没有爆发战争，这其中的教训颇有启发性。英国能够设计出一套经得住时间考验，也可以说目前仍然有效的大战略。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美国可能效仿英国，直接将世界领袖的位置腾给中国。但这不会发生，因为英国在1890年之后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是美国编不出来的。

　　英国能够相对成功地处理好自己从“国际警察”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与美国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社交智慧可谓功不可没。

本文选编自《大国冲突的逻辑》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力量对比的变化

　　1913年5月，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纽约，与美国商谈庆祝两国缔结和平100周年的计划。两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在1815年结束。在广场饭店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代表同意在1915年2月27日整个英语世界默哀5分钟。唯有一人提出异议：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向代表们抛出惊人之语，他说这两个国家是在谋划联合向德国开战。这位教授恰巧是德裔美国人。有人上前安慰他说，两国都没有考虑发动战争。的确，所有国家都将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随后，大家都报以掌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

　　然而，仅仅在18年前，英美两国还险些因为一场鲜为人知的领土争端而爆发冲突。这起争端发生在委内瑞拉和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圭亚那之间。美国国务卿选择单方面且溯及既往地重新定义门罗主义。“遥远的距离和3000英里的海洋意味着一个欧洲国家和一个美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永久性政治联盟都是不正常的。”在一篇违反现实的文章中，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对这样一场战争结果如何进行了想象。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似乎掌控整个局势。他指出，美国东海岸几乎没有任何沿海火力点来保卫像纽约、巴尔的摩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美国海军只有一艘一级战舰，另有三艘正在建造。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9艘一级战舰，22艘二级战舰和15艘装甲巡洋舰。当然，现实是英国几乎无法保卫加拿大。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认为，英国对加拿大的占领使英国成为一个陆地面积实际上比美国还大的“天然的”美洲国家。在罗伯茨的设想中，美国人将拿下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迫使皇家海军从封锁海岸转为轰炸沿海城市。四颗高级炮弹就可以清除自由女神像，但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并没有下令轰炸曼哈顿。

　　罗伯茨的研究表明，英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在1895年与美国开战的最好结果可能是英国割让魁北克省。英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正如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1902年所承认的，遏制美国实力的最佳时机是美国内战。只有40年前南部邦联获胜才能将美国的实力削减到“可控的范围”。用他的话说，“一个国家不会遇到两次这样的机会”。

　　与委内瑞拉的战争本该发生，却没有。在那之后英国人也从未真正考虑过与美国开战。但崛起中的国家往往比守成大国更好战，美国仍将英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根据美国的“红色战争计划”(1930)——该计划对美国与英国之间一场假想的战争进行了预演——美国将消灭英国在加拿大的全部陆军部队，并将把皇家海军赶出北大西洋。对加拿大的入侵将从大规模轰炸关键工业目标开始，此战甚至可能动用化学武器。签署该计划的最高级别官员不是别人，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通过目前可以获得的有关这场冲突的规划，今天的专家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北大西洋发生大型海战，尽管皇家海军可能获胜，但英国为了保持至关重要的商路不被切断就必须割让加拿大。直到1939年6月，也就是德国人侵略波兰的几个月前，美国一份内部备忘录才得出结论，认为“在新形势下”这些战争计划根本不具有可执行性，但它们仍被存档以备未来之需。

　　公爵夫人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衰落中的大国应该现实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英国人就已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者的位置交给美国了，而且在1900年以后英国领导人也不愿再与美国发生冲突。布尔战争(1899—1902)将英国的孤立暴露得一览无余。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英国没几个铁杆盟友(在这场冲突中，支持英国的唯有美国人，正如两年以前的美西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有英国人一样)。俄国的威胁和对法国的担忧(1904年以前)以及未能与德国达成协议，都迫使英国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尽管英国已经朝这个方向移动了很长时间。在加拿大，有人抱怨英国早在1871年就开始以牺牲加拿大人的利益为代价与美国妥协。这些抱怨在解决阿拉斯加边界争端问题时再次出现，加拿大人认为，妥协方案过分有利于他们的邻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议，一旦出现最坏情况，“太平洋地区500万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美国的保护”。在加勒比地区，1901年签署的《海-庞斯富特条约》标志着英国不再反对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美国实际上在中美洲不再受任何约束，这使它有能力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的财政并对海地和墨西哥进行军事干预。

　　英国人就这样接受了现实——1900年之后不可能再与美国开战了。选择退让的一个主要的解释就是英国人开展了最早的趋势分析。英国人最先发现的一个趋势就是英国记者W·T·斯特德(W. T. Stead)所著的《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sation of the World：The Tr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02)。他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为“20世纪的趋势”。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趋势是正在展开的事件或者倾向，但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趋势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各种影响以复杂和惊奇的方式相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趋势分析仍是制定战略的最佳方法。

　　人们常常将趋势提炼为某种反映时代语言的说法。几年以前，斯特德曾给莫利勋爵(Lord Morley)写信说，“英语世界的中心”正在西移，正如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曾经承认的，“人类的重心已经移至此地，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调整好自己”。像“英语世界”和“人类的重心”这样的词语就是战略叙事的一部分。当然，这两个社会都讲英语确实提供了帮助。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准确描绘了这种发生在20世纪某个特殊时刻的态度转变。他写道，“在1907年圣诞节期间，一名英国男子在纽约经历了严冬的极端考验之后前往费城，去拜访自己的妹妹。当时第一批摩天大楼已经拔地而起，美国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国家，国土之大超出英国人的想象。”但卢卡奇也准确描述了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另一种感受：“他们不但接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且不觉得这是一种威胁，甚至没有因这种预期而感到地位下降。”大约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相互态度开始发生明确的转变：1907年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300周年，很多美国人都将这块殖民地的建立视为美国的“基石”。1907年也是亲英派古德温·阿彻(Goodwin Archer)提出英美共生说法的一年(他的儿子1943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死于英国)。同样在1907年，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发表了一本小说，描绘了一些美国人在面对大量涌入的东欧移民时开始坚持自己的英国传统。

　　卢卡奇承认，“尽管在某个地方梭子开始重新编织，但另一个地方却在开线，因为在美国人这块布料中盎格鲁—撒克逊的纤维含量正变得越来越低”。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1907)中曾对这个事实发出警告，而这本书也成为他对这个日后不会再踏足的国家发出的告别宣言。根据191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不能讲英语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近25%。担心这种“民族大杂烩”可能影响美国人特征的不止詹姆斯一人。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东海岸美国人很容易与英国人产生认同感的原因之一。尽管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英美关系从未像英国人希望看到的那样紧密，但很多美国人确实对两国关系投入颇多——包括英国文化、语言、文学以及从一开始就有的英国“时尚”。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一位作家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崇拜”。

　　卢卡奇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他承认，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政治家尽管在文化上彻底地“英国化”，但对英国的动机仍保持怀疑。当伍德罗·威尔逊带领他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拒绝称英国为盟国，而用“伙伴国”代替。如果说两国之间还有某种合作关系，那一定是因为英国不得不投入更多。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重新缔结关系，重新编织它们的共同命运，越走越近”。这种努力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久，这一时期乔治·卡特林(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发表了《英美联合》(Anglo-American Union，1943)，克拉伦斯·斯特赖特(Clarence Streit)发表了《此刻联合》(Union Now，1939)，后者建议这两个大西洋沿岸的民主国家组建联邦。

　　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

　　英国人和美国人并非只是语言相近。一个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继承了一种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理性和可被经验证实的人生观。两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去除政治的神秘色彩，寻求挑战“神灵”的存在或者为他们在20世纪的对手提供灵感的“历史绝对真理”。英美两国的现代视野具有将相对事物并置以寻求解决方法的特征，这种视野为它们所独有。两国都坚持使主观的事物客观化、使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使特殊的事物常规化以及使非世俗的事物世俗化。两国都不大重视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晦涩观念和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简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退让是合乎某种规范的。它与力量对比毫无关系，而与内在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英国面对的是更加危险的德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经典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中讨论了英国以和平方式向希特勒妥协的理由，爱德华·卡尔(E. H. Carr)的《20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Crisis，1939)一书曾对这个理由作过最有名的阐释。卡尔认为，绥靖政策对于使国际体系顺应国际权力格局的现实必不可少。纳粹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意味着，要想避免另一场欧洲战争，领土交换和权力重新分配在所难免。当然，绥靖政策最终失败了，因为德国人将这一政策解读为对手的软弱，因而加大了赌注。但吉尔平评论说，仔细阅读卡尔的文字会发现，他本人并不主张英国放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卡尔更倾向于欧美结盟，甚至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后者至少可以巩固基于价值观的国际体系“规则”。从这一分析中，吉尔平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向来把价值观置于和平之上，随时准备为维护国际体系规则而战。

　　本章开头提到，中国国防大学一位教授表示，美国有望效仿英国，直接放弃在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不幸的是，英国对美国的退让并没有帮助较弱的一方守住自己的支配地位。尽管这种退让或许并没有让英国加速失去这一地位，但也没有起到任何延缓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仍在谈论英语民族的联盟，当时，英国的政治资本已经消耗殆尽，这使他显得极为可怜。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人眼中的大反派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两个人都在争夺打造战后经济体系的权利，希望以此确保各自的国家在战后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英国人下了很大工夫确保伦敦仍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大英帝国仍为英国出口提供贸易保护。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写道，“美国人最终获胜，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局势：当此之时，英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怀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两个由美国支配的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还成功地迫使其他44个与会国接受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

　　美国要完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是经济任务——阻止英国人(通过向大英帝国市场提供优惠)干扰美国以出口主导的战后复苏——而第二项是政治任务(通过组建负责管理战后欧洲的美苏“委员会”使英国陷入贫困)。幸运的是，冷战意味着英国人重新获得美国的重视。苏联人不会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也不会同意按照这套“规则”办事。杜鲁门后来重新将英国确定为美国的主要盟国，但他坚持要求英国偿还战争欠款(直到2006年才还清)，从而使英国继续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

　　英国的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吗?美好的结局通常都是幻想，而弗洛伊德警告说，幻想只是“对令人不满的现实的纠正”。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家在设计故事结尾时总是纠结万分。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充满浪漫色彩的最后一幕中，皮普和埃丝特拉两人走到了一起，但在最初的设定中，他们在街上相遇，闲谈几句之后便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由此得出的一点是文学可以为读者隐去那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读者和作者都能假装他们最心爱的角色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有时人们能够抱有的最高期望仅仅是生存。

　　在美国人看来，用英国失去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作类比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因为中美之间无法像美英之间那样产生文化上的共鸣。美国不大可能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位置，但美国和英国成功避免战争这个事实至少反驳了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说法——民主国家不会作战略思考，除非是在战争期间(那通常为时已晚)。相反，民主国家更善于战略思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有更高的社交智商。因为它们是开放的社会，它们往往更愿意作自我批评，因而社交智商更高。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行为——过分纠缠于权力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判断失误——或许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缺陷，而是它们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外交政策智囊团主任。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中，公爵夫人说，每件事都会得出教训，只要你能把它找出来。189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没有爆发战争，这其中的教训颇有启发性。英国能够设计出一套经得住时间考验，也可以说目前仍然有效的大战略。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美国可能效仿英国，直接将世界领袖的位置腾给中国。但这不会发生，因为英国在1890年之后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是美国编不出来的。

　　英国能够相对成功地处理好自己从“国际警察”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与美国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社交智慧可谓功不可没。

本文选编自《大国冲突的逻辑》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力量对比的变化

　　1913年5月，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纽约，与美国商谈庆祝两国缔结和平100周年的计划。两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在1815年结束。在广场饭店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代表同意在1915年2月27日整个英语世界默哀5分钟。唯有一人提出异议：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向代表们抛出惊人之语，他说这两个国家是在谋划联合向德国开战。这位教授恰巧是德裔美国人。有人上前安慰他说，两国都没有考虑发动战争。的确，所有国家都将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随后，大家都报以掌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

　　然而，仅仅在18年前，英美两国还险些因为一场鲜为人知的领土争端而爆发冲突。这起争端发生在委内瑞拉和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圭亚那之间。美国国务卿选择单方面且溯及既往地重新定义门罗主义。“遥远的距离和3000英里的海洋意味着一个欧洲国家和一个美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永久性政治联盟都是不正常的。”在一篇违反现实的文章中，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对这样一场战争结果如何进行了想象。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似乎掌控整个局势。他指出，美国东海岸几乎没有任何沿海火力点来保卫像纽约、巴尔的摩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美国海军只有一艘一级战舰，另有三艘正在建造。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9艘一级战舰，22艘二级战舰和15艘装甲巡洋舰。当然，现实是英国几乎无法保卫加拿大。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认为，英国对加拿大的占领使英国成为一个陆地面积实际上比美国还大的“天然的”美洲国家。在罗伯茨的设想中，美国人将拿下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迫使皇家海军从封锁海岸转为轰炸沿海城市。四颗高级炮弹就可以清除自由女神像，但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并没有下令轰炸曼哈顿。

　　罗伯茨的研究表明，英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在1895年与美国开战的最好结果可能是英国割让魁北克省。英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正如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1902年所承认的，遏制美国实力的最佳时机是美国内战。只有40年前南部邦联获胜才能将美国的实力削减到“可控的范围”。用他的话说，“一个国家不会遇到两次这样的机会”。

　　与委内瑞拉的战争本该发生，却没有。在那之后英国人也从未真正考虑过与美国开战。但崛起中的国家往往比守成大国更好战，美国仍将英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根据美国的“红色战争计划”(1930)——该计划对美国与英国之间一场假想的战争进行了预演——美国将消灭英国在加拿大的全部陆军部队，并将把皇家海军赶出北大西洋。对加拿大的入侵将从大规模轰炸关键工业目标开始，此战甚至可能动用化学武器。签署该计划的最高级别官员不是别人，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通过目前可以获得的有关这场冲突的规划，今天的专家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北大西洋发生大型海战，尽管皇家海军可能获胜，但英国为了保持至关重要的商路不被切断就必须割让加拿大。直到1939年6月，也就是德国人侵略波兰的几个月前，美国一份内部备忘录才得出结论，认为“在新形势下”这些战争计划根本不具有可执行性，但它们仍被存档以备未来之需。

　　公爵夫人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衰落中的大国应该现实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英国人就已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者的位置交给美国了，而且在1900年以后英国领导人也不愿再与美国发生冲突。布尔战争(1899—1902)将英国的孤立暴露得一览无余。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英国没几个铁杆盟友(在这场冲突中，支持英国的唯有美国人，正如两年以前的美西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有英国人一样)。俄国的威胁和对法国的担忧(1904年以前)以及未能与德国达成协议，都迫使英国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尽管英国已经朝这个方向移动了很长时间。在加拿大，有人抱怨英国早在1871年就开始以牺牲加拿大人的利益为代价与美国妥协。这些抱怨在解决阿拉斯加边界争端问题时再次出现，加拿大人认为，妥协方案过分有利于他们的邻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议，一旦出现最坏情况，“太平洋地区500万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美国的保护”。在加勒比地区，1901年签署的《海-庞斯富特条约》标志着英国不再反对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美国实际上在中美洲不再受任何约束，这使它有能力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的财政并对海地和墨西哥进行军事干预。

　　英国人就这样接受了现实——1900年之后不可能再与美国开战了。选择退让的一个主要的解释就是英国人开展了最早的趋势分析。英国人最先发现的一个趋势就是英国记者W·T·斯特德(W. T. Stead)所著的《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sation of the World：The Tr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02)。他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为“20世纪的趋势”。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趋势是正在展开的事件或者倾向，但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趋势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各种影响以复杂和惊奇的方式相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趋势分析仍是制定战略的最佳方法。

　　人们常常将趋势提炼为某种反映时代语言的说法。几年以前，斯特德曾给莫利勋爵(Lord Morley)写信说，“英语世界的中心”正在西移，正如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曾经承认的，“人类的重心已经移至此地，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调整好自己”。像“英语世界”和“人类的重心”这样的词语就是战略叙事的一部分。当然，这两个社会都讲英语确实提供了帮助。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准确描绘了这种发生在20世纪某个特殊时刻的态度转变。他写道，“在1907年圣诞节期间，一名英国男子在纽约经历了严冬的极端考验之后前往费城，去拜访自己的妹妹。当时第一批摩天大楼已经拔地而起，美国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国家，国土之大超出英国人的想象。”但卢卡奇也准确描述了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另一种感受：“他们不但接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且不觉得这是一种威胁，甚至没有因这种预期而感到地位下降。”大约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相互态度开始发生明确的转变：1907年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300周年，很多美国人都将这块殖民地的建立视为美国的“基石”。1907年也是亲英派古德温·阿彻(Goodwin Archer)提出英美共生说法的一年(他的儿子1943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死于英国)。同样在1907年，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发表了一本小说，描绘了一些美国人在面对大量涌入的东欧移民时开始坚持自己的英国传统。

　　卢卡奇承认，“尽管在某个地方梭子开始重新编织，但另一个地方却在开线，因为在美国人这块布料中盎格鲁—撒克逊的纤维含量正变得越来越低”。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1907)中曾对这个事实发出警告，而这本书也成为他对这个日后不会再踏足的国家发出的告别宣言。根据191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不能讲英语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近25%。担心这种“民族大杂烩”可能影响美国人特征的不止詹姆斯一人。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东海岸美国人很容易与英国人产生认同感的原因之一。尽管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英美关系从未像英国人希望看到的那样紧密，但很多美国人确实对两国关系投入颇多——包括英国文化、语言、文学以及从一开始就有的英国“时尚”。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一位作家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崇拜”。

　　卢卡奇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他承认，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政治家尽管在文化上彻底地“英国化”，但对英国的动机仍保持怀疑。当伍德罗·威尔逊带领他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拒绝称英国为盟国，而用“伙伴国”代替。如果说两国之间还有某种合作关系，那一定是因为英国不得不投入更多。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重新缔结关系，重新编织它们的共同命运，越走越近”。这种努力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久，这一时期乔治·卡特林(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发表了《英美联合》(Anglo-American Union，1943)，克拉伦斯·斯特赖特(Clarence Streit)发表了《此刻联合》(Union Now，1939)，后者建议这两个大西洋沿岸的民主国家组建联邦。

　　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

　　英国人和美国人并非只是语言相近。一个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继承了一种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理性和可被经验证实的人生观。两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去除政治的神秘色彩，寻求挑战“神灵”的存在或者为他们在20世纪的对手提供灵感的“历史绝对真理”。英美两国的现代视野具有将相对事物并置以寻求解决方法的特征，这种视野为它们所独有。两国都坚持使主观的事物客观化、使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使特殊的事物常规化以及使非世俗的事物世俗化。两国都不大重视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晦涩观念和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简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退让是合乎某种规范的。它与力量对比毫无关系，而与内在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英国面对的是更加危险的德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经典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中讨论了英国以和平方式向希特勒妥协的理由，爱德华·卡尔(E. H. Carr)的《20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Crisis，1939)一书曾对这个理由作过最有名的阐释。卡尔认为，绥靖政策对于使国际体系顺应国际权力格局的现实必不可少。纳粹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意味着，要想避免另一场欧洲战争，领土交换和权力重新分配在所难免。当然，绥靖政策最终失败了，因为德国人将这一政策解读为对手的软弱，因而加大了赌注。但吉尔平评论说，仔细阅读卡尔的文字会发现，他本人并不主张英国放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卡尔更倾向于欧美结盟，甚至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后者至少可以巩固基于价值观的国际体系“规则”。从这一分析中，吉尔平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向来把价值观置于和平之上，随时准备为维护国际体系规则而战。

　　本章开头提到，中国国防大学一位教授表示，美国有望效仿英国，直接放弃在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不幸的是，英国对美国的退让并没有帮助较弱的一方守住自己的支配地位。尽管这种退让或许并没有让英国加速失去这一地位，但也没有起到任何延缓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仍在谈论英语民族的联盟，当时，英国的政治资本已经消耗殆尽，这使他显得极为可怜。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人眼中的大反派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两个人都在争夺打造战后经济体系的权利，希望以此确保各自的国家在战后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英国人下了很大工夫确保伦敦仍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大英帝国仍为英国出口提供贸易保护。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写道，“美国人最终获胜，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局势：当此之时，英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怀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两个由美国支配的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还成功地迫使其他44个与会国接受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

　　美国要完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是经济任务——阻止英国人(通过向大英帝国市场提供优惠)干扰美国以出口主导的战后复苏——而第二项是政治任务(通过组建负责管理战后欧洲的美苏“委员会”使英国陷入贫困)。幸运的是，冷战意味着英国人重新获得美国的重视。苏联人不会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也不会同意按照这套“规则”办事。杜鲁门后来重新将英国确定为美国的主要盟国，但他坚持要求英国偿还战争欠款(直到2006年才还清)，从而使英国继续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

　　英国的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吗?美好的结局通常都是幻想，而弗洛伊德警告说，幻想只是“对令人不满的现实的纠正”。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家在设计故事结尾时总是纠结万分。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充满浪漫色彩的最后一幕中，皮普和埃丝特拉两人走到了一起，但在最初的设定中，他们在街上相遇，闲谈几句之后便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由此得出的一点是文学可以为读者隐去那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读者和作者都能假装他们最心爱的角色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有时人们能够抱有的最高期望仅仅是生存。

　　在美国人看来，用英国失去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作类比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因为中美之间无法像美英之间那样产生文化上的共鸣。美国不大可能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位置，但美国和英国成功避免战争这个事实至少反驳了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说法——民主国家不会作战略思考，除非是在战争期间(那通常为时已晚)。相反，民主国家更善于战略思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有更高的社交智商。因为它们是开放的社会，它们往往更愿意作自我批评，因而社交智商更高。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行为——过分纠缠于权力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判断失误——或许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缺陷，而是它们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外交政策智囊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