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亲自破格提拔了几个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或医专生，如沈从文、梁漱溟、刘半农、周树人等人，擢拔为北大教授或者讲师。后来这几个人作为民国时代的大师，名垂青史。自然蔡元培的做法不失为奖掖知识青年的好办法，成为一代佳话。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蔡元培白眼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为寻求人生上升的路径，恰巧也到了北京大学。蔡元培对近在肘腋的这位青年才俊却不予青目。

　　这时杨昌济教授正在北京大学授课，于是向蔡元培大力举荐毛泽东。尽管杨教授对毛泽东极力揄扬，蔡却仍然恝置一旁，不予理睬。

　　最后毛泽东仅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份最低微的工作，月薪八元。毛与十余室友蜗居一室，夜晚睡觉时欲上厕所，必须扰动睡在边上的室友，方能起身。在这个阶段，毛欲求伸展志向，数奇不偶，于是生活困顿，感到十分委屈。

　　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时，亲身感受若干教授的白银。偶尔因工作失误，图书馆馆长张申府对毛予以斥责，毫不假以辞色。几十年以后，毛想起此事，还对情节记得清清楚楚。其后毛回顾在北大的遭遇时，感慨万分，声称这些教授简直“不把我当人类看待“!

　　或谓蔡元培没有破格擢拔毛泽东，并非真的不识才，而是那时毛还未像其他蔡擢拔之人一样显示出特殊的专才，毛本人给予蔡的印象是平日涉猎广泛，知识面稍杂而缺乏专擅的特长。还有学者声称，尽管日后毛成为革命领袖，当时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可教书育人的专才。蔡又如何使用呢?

　　平心而论，这些说法不免失之偏颇。要说“杂“，蔡元培擢拔的诸位学者中，以周树人的认知面最杂。若论专擅之才，笔者亦曾读过周、沈、刘、梁诸人早期作品，论文才、见识，均未胜过毛泽东。

　　从毛泽东的早期着述中可以悟出，其读书题材广博，国文及历史知识深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独有的看问题一针见血的天赋。从毛后期哲学名着《矛盾论》和《实践论》可以看出，毛对研究哲学往往注重结合自己的认识和观念，其哲学理念重经世实用而不重深思泛论。

　　有鉴于此，蔡元培对毛泽东在文史知识上并无专擅之才的论断并非公允客观。即使后代学者坚持认为蔡的论断不为无理，退一百步而言，毛在决策学方面的见识和判断力，可不是所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那些文史教授所能比拟的。

　　且不说当时北京大学有否设立决策学这一学科，须知在科举时代，千余年以还，考生写作都是策论性质的文章。蔡为了让陈独秀做文学院院长，连陈的学历、经历都可以造假，则多设立一个学科，有何不可呢?

　　在明朝、清朝科举时代，乡试取解元(举人中的第一名)，会试取会元(进士中的第一名)，无非是一众考官从考生的策论试卷中物色杰出的考生，从而让经世之才脱颖而出。至于殿试取状元，间或参杂了皇帝或皇室的个人喜恶。例如南宋末年面临元军大举南下的巨大威胁，皇太后认为文天祥名字吉祥，亲自遴选为状元。

　　一般乡试、会试并没有考场舞弊的现象，在录取人选的取舍之间，还是公正合理的。为什么蔡元培就不能让毛泽东写作一文，让他品赏鉴定呢?

　　章士钊青目毛泽东

　　毛泽东因缘时会，执掌中国大权后，对待知识分子确实是有些苛待的。1965年，毛指出“书读得越多越蠢“，折射了他对知识分子笼而统之的看法。若从历史视野谈论此事，在毛执政27年期间，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追溯祸始，设身处地，痌瘝在抱，己饥己溺，则未始不拜蔡元培所赐。

　　若干资料披露，蔡元培接见后来被破格擢拔为教授的这些人时，也是颇带有等级观念的势利眼的。譬如梁漱溟在晋谒蔡元培前，向亲友借了一把由名家作画题词的折扇，下面有一个名贵的玉吊坠，又向亲友借了一辆人力包车，穿着整齐，然后趋前谒见。蔡与梁倾谈期间，目睹梁的做派，得出梁是世家子弟的印象，不免佛眼相看。

1963年，毛泽东和章士钊亲切交谈

　　相比之下，毛泽东以秦皇、汉武自居，自诩大英雄、真本色，颇不以梁漱溟的做派为然。他平素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地直行趋前。蔡元培难免目之为举止不同寻常的一个凡夫俗子而已，就此与这位一代英雄交臂失之。

　　倘若蔡元培对毛泽东也予以破格擢拔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则毛必然感到自己的才华在中国社会上得到了承认，体会到遵循约定俗成的上升渠道，毕竟平素学到的知识也会有用武之地，就会纠正对知识分子的整体看法。以毛得天独厚的见识、对客观事物的判断能力，及其大开大合的行事风格，他在这一最高学府与诸位名家酬庸唱和，其乐融融，得其所哉。

　　杨昌济教授一再大力举荐毛泽东，蔡元培却搁置一旁，不免贻人以不识才之讥。然而，当时北京衮衮诸公中，还是有识才的巨眼。北大校长不识才，统管全国大中小学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可是识才的，他是识拔毛泽东的贵人。

　　毛泽东谒见章士钊时，请章拨付给他两万大洋，据说是供青年出国进修之用。章二话不说，就给了毛两万大洋。此义举让毛感念终身。

　　当年章士钊赏识毛泽东，是鉴于毛泽东与他见面时，神朗气清，谈吐之间，满腹经纶，畅谈之下，毛语句遣词与众不同，观点新颖不俗。于是章慨允其请，出手赠予巨款。此等大手笔，举世罕有。

　　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十分器重毛泽东，必定会继续予以识拔和揄扬，在政府高层为其说项。毛的这一人生遭际或许会促使他日后走上教育救国进而政学双栖的征途，应该不失为大概率的事件。

　　话说回来，当年章士钊如此豪举，只是看重毛泽东的才学和人品。当时章并没有断定毛今后会主宰中华的浮沉，再说章也欠缺这份“识天子于底层“的命相学功力。

　　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方丈这一得道高僧倒是具有命相学的顶层功力。当毛泽东处于社会底层状态时，这位方丈与毛泽东初次见面，即铁口直断今后毛必定稳坐金銮殿。下面详细解说此事原委。

　　一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亲自破格提拔了几个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或医专生，如沈从文、梁漱溟、刘半农、周树人等人，擢拔为北大教授或者讲师。后来这几个人作为民国时代的大师，名垂青史。自然蔡元培的做法不失为奖掖知识青年的好办法，成为一代佳话。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蔡元培白眼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为寻求人生上升的路径，恰巧也到了北京大学。蔡元培对近在肘腋的这位青年才俊却不予青目。

　　这时杨昌济教授正在北京大学授课，于是向蔡元培大力举荐毛泽东。尽管杨教授对毛泽东极力揄扬，蔡却仍然恝置一旁，不予理睬。

　　最后毛泽东仅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份最低微的工作，月薪八元。毛与十余室友蜗居一室，夜晚睡觉时欲上厕所，必须扰动睡在边上的室友，方能起身。在这个阶段，毛欲求伸展志向，数奇不偶，于是生活困顿，感到十分委屈。

　　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时，亲身感受若干教授的白银。偶尔因工作失误，图书馆馆长张申府对毛予以斥责，毫不假以辞色。几十年以后，毛想起此事，还对情节记得清清楚楚。其后毛回顾在北大的遭遇时，感慨万分，声称这些教授简直“不把我当人类看待“!

　　或谓蔡元培没有破格擢拔毛泽东，并非真的不识才，而是那时毛还未像其他蔡擢拔之人一样显示出特殊的专才，毛本人给予蔡的印象是平日涉猎广泛，知识面稍杂而缺乏专擅的特长。还有学者声称，尽管日后毛成为革命领袖，当时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可教书育人的专才。蔡又如何使用呢?

　　平心而论，这些说法不免失之偏颇。要说“杂“，蔡元培擢拔的诸位学者中，以周树人的认知面最杂。若论专擅之才，笔者亦曾读过周、沈、刘、梁诸人早期作品，论文才、见识，均未胜过毛泽东。

　　从毛泽东的早期着述中可以悟出，其读书题材广博，国文及历史知识深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独有的看问题一针见血的天赋。从毛后期哲学名着《矛盾论》和《实践论》可以看出，毛对研究哲学往往注重结合自己的认识和观念，其哲学理念重经世实用而不重深思泛论。

　　有鉴于此，蔡元培对毛泽东在文史知识上并无专擅之才的论断并非公允客观。即使后代学者坚持认为蔡的论断不为无理，退一百步而言，毛在决策学方面的见识和判断力，可不是所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那些文史教授所能比拟的。

　　且不说当时北京大学有否设立决策学这一学科，须知在科举时代，千余年以还，考生写作都是策论性质的文章。蔡为了让陈独秀做文学院院长，连陈的学历、经历都可以造假，则多设立一个学科，有何不可呢?

　　在明朝、清朝科举时代，乡试取解元(举人中的第一名)，会试取会元(进士中的第一名)，无非是一众考官从考生的策论试卷中物色杰出的考生，从而让经世之才脱颖而出。至于殿试取状元，间或参杂了皇帝或皇室的个人喜恶。例如南宋末年面临元军大举南下的巨大威胁，皇太后认为文天祥名字吉祥，亲自遴选为状元。

　　一般乡试、会试并没有考场舞弊的现象，在录取人选的取舍之间，还是公正合理的。为什么蔡元培就不能让毛泽东写作一文，让他品赏鉴定呢?

　　章士钊青目毛泽东

　　毛泽东因缘时会，执掌中国大权后，对待知识分子确实是有些苛待的。1965年，毛指出“书读得越多越蠢“，折射了他对知识分子笼而统之的看法。若从历史视野谈论此事，在毛执政27年期间，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追溯祸始，设身处地，痌瘝在抱，己饥己溺，则未始不拜蔡元培所赐。

　　若干资料披露，蔡元培接见后来被破格擢拔为教授的这些人时，也是颇带有等级观念的势利眼的。譬如梁漱溟在晋谒蔡元培前，向亲友借了一把由名家作画题词的折扇，下面有一个名贵的玉吊坠，又向亲友借了一辆人力包车，穿着整齐，然后趋前谒见。蔡与梁倾谈期间，目睹梁的做派，得出梁是世家子弟的印象，不免佛眼相看。

1963年，毛泽东和章士钊亲切交谈

　　相比之下，毛泽东以秦皇、汉武自居，自诩大英雄、真本色，颇不以梁漱溟的做派为然。他平素不修边幅，大大咧咧地直行趋前。蔡元培难免目之为举止不同寻常的一个凡夫俗子而已，就此与这位一代英雄交臂失之。

　　倘若蔡元培对毛泽东也予以破格擢拔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则毛必然感到自己的才华在中国社会上得到了承认，体会到遵循约定俗成的上升渠道，毕竟平素学到的知识也会有用武之地，就会纠正对知识分子的整体看法。以毛得天独厚的见识、对客观事物的判断能力，及其大开大合的行事风格，他在这一最高学府与诸位名家酬庸唱和，其乐融融，得其所哉。

　　杨昌济教授一再大力举荐毛泽东，蔡元培却搁置一旁，不免贻人以不识才之讥。然而，当时北京衮衮诸公中，还是有识才的巨眼。北大校长不识才，统管全国大中小学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可是识才的，他是识拔毛泽东的贵人。

　　毛泽东谒见章士钊时，请章拨付给他两万大洋，据说是供青年出国进修之用。章二话不说，就给了毛两万大洋。此义举让毛感念终身。

　　当年章士钊赏识毛泽东，是鉴于毛泽东与他见面时，神朗气清，谈吐之间，满腹经纶，畅谈之下，毛语句遣词与众不同，观点新颖不俗。于是章慨允其请，出手赠予巨款。此等大手笔，举世罕有。

　　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十分器重毛泽东，必定会继续予以识拔和揄扬，在政府高层为其说项。毛的这一人生遭际或许会促使他日后走上教育救国进而政学双栖的征途，应该不失为大概率的事件。

　　话说回来，当年章士钊如此豪举，只是看重毛泽东的才学和人品。当时章并没有断定毛今后会主宰中华的浮沉，再说章也欠缺这份“识天子于底层“的命相学功力。

　　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方丈这一得道高僧倒是具有命相学的顶层功力。当毛泽东处于社会底层状态时，这位方丈与毛泽东初次见面，即铁口直断今后毛必定稳坐金銮殿。下面详细解说此事原委。

　　二

　　毛泽东徜徉在北京大学时，校长蔡元培与之近在肘腋，却不识这位磐磐大才，对未来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未尝不是一件憾事。当毛泽东处于社会底层状态时，能慧眼识俊才者，自然不是凡夫俗子，却也不乏其人。除了上文指出的章士钊以外，毛在湖南省时，识拔他的至少还有颜福庆和密印寺长老。下面逐一谈谈这两位人士与毛的眼缘。

　　医务界前辈资格最老

　　如今一般读者不知道颜福庆其人，认为他寂寂无名。其实大谬而不然。中国医务界人士提起颜福庆，均耳熟能详。此无他，盖因颜堪称中国医务界资格最老的前辈之一，实不为过。“北有协和，南有湘雅”，此乃评论中国医学教育的说法，而颜恰是湘雅医学院的创办人，其后颜又组建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

　　颜福庆祖籍厦门。1882年，他出生在上海江湾一个贫寒的基督教牧师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患病，七岁起即寄居伯父家中，受其供养长大。伯父颜永京是原圣约翰大学校长，以严谨治学着称，其子颜德庆(建铁路的实业家)、颜惠庆(中国外交界元老，曾任北洋政府总理，1926年曾经代行一个月临时执政即国家元首职)均以家学渊源，好学成名。

　　在伯父资助下，颜福庆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4年，他自医学院毕业后，应召赴南非金矿任矿医。华工们在金矿挖矿时，成天浸泡在脏水中挖掘矿石，工头还不时吆喝鞭打。华工们因为缺医少药，或病或死者相当多，苦不堪言。颜以医术服务于众多华工，在华工中有口皆碑。当颜约定任期届满回国前，华工集体以铸金奖章相赠，以志铭谢。

　　颜福庆回国后，旋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他在求学期间，耶鲁大学雅礼会(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曾用名 the 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901年，旨在赴中国传教和兴医办学)资助了他大部分学费，条件是毕业后必须回到中国传道行医。1909年，颜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又获得热带病学学位证书。次年，颜应美国雅礼会聘请，赴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师。

　　长沙雅礼医院由美籍医师胡美(Edward Hicks Hume)主持内科，颜福庆主持外科，加上1909年从美国来长沙的高级护士、文学士妮娜·盖治主持护理事宜。雅礼医院救死扶伤，声誉鹊起。尤其传奇的是颜福庆为湖南督军谭延闓治病的故事。

　　谭延闓时任湖南督军，掌握湖南省军政事务，权重一时。1912年，谭患病持续高烧不退，家人鉴于病情危殆，情急之下，受朋友指点，延请雅礼医院颜福庆医师上门治疗。颜详细问诊了谭的病史，仔细检查以后，诊断为“大叶性肺炎”，接着就毅然决然地对症下药了。不久果然药到病除，谭阖府上下十分欣喜。此后，谭本人与颜福庆、胡美两位医师成为好友。

　　耶鲁大学雅礼会曾经先后多次派会员哈蓝·比奇等人来华考察筹建医学院、医院事宜。此事首先是选址，多次实地考察后，雅礼会决定选在长沙。哈蓝·比奇在考察报告中对长沙评价颇高：“这里极为清洁，. . . . . . 还有很好的下水道系统”。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南北通衢要道，水路则可进入长江，贯穿中国东西，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淳厚的民俗民风，对雅礼会具有吸引力。

1921年首届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颜福庆，第七人胡美

　　1914年，雅礼会决定由颜福庆和美籍医师胡美(Edward Hicks Hume)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颜任第一任校长。他在以往医疗工作中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学。这一年，他再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并获公共卫生学证书。

　　1910年12月，东北爆发鼠疫，隆裕太后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展防治。伍连德籍贯系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伍率助手在四个月内控制了疫情。他设计的防疫口罩是N95口罩的范本。

　　1915年，颜福庆与伍连德等人发起组建中华医学会，由颜任首届会长。期间，颜还兼任过雅礼医院院长。

　　谭延闓为湖南茶陵人，望族。此番患病和医病的经历，令他对西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病愈以后，感激之余，问颜福庆、胡美两位医生：“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引进西方医术呢?”这一想法正好与雅礼会的初心不谋而合，这两位医师便开始与谭延闓筹划雅礼会如何同湖南省政府合作在长沙兴医办学。

　　1914年7月，北洋政府批准湖南省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合作在长沙开办一所医学校、一所医院和一所护理学校。12月8日，中国最早的现代医学教育机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开学，12名有志青年成为首届学生。次年2月，雅礼医院、雅礼护校一并改名为湘雅医院和湘雅护校。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后，中方提供了15.6万银元的校舍建筑费并为学校提供价值5万银元的土地;美方则为建造湘雅医院购地，负责拨款建造医院，并承担医疗设备购置费15万美金。此外，耶鲁大学校友爱德华·哈克拉斯还为湘雅医院捐献30万美金，他要求该医院必须成为湘雅医学校的附属医院。1918年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院、湘雅护校相继迁入新址。

　　颜福庆义诊杨开慧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夫妇。其后，颜福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因为调解了一次争论，终于与毛泽东结下了善缘。此乃私密之事，笔者如何知道呢?这就需要做些解释了。

左边房屋为8号，是颜福庆的故居；右边房屋为7号，是笔者外公刘鸿生的故居。文革前，两栋住宅的大花园中间有一道篱笆。作者供图

　　原来颜福庆是笔者的亲戚，颜的女儿是笔者的大舅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笔者外公刘鸿生(即颜的亲家)住在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687弄7号，颜住在8号，两家私宅大花园之间以一道篱笆隔开。笔者住家离那里不足两百米，时相走动。颜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张特别醒目的大照片，细看乃是毛泽东宴请宾客的情景，颜福庆恰被安排贴近坐在毛的身边，而且毛还亲自搛菜盛放在颜面前的碟子上，两人交谈甚欢。笔者閲览毛的照片可谓多矣，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第二张毛亲自为宾客搛菜的照片。

　　一次，笔者随家父拜访颜福庆时，他坐在客厅中央一把大摇椅上，正在悠闲地喝茶。笔者突发奇想，指着墙上的大照片，腆颜向他请教：“公公，请问你早就认识了毛主席吗?”颜福庆回答说：“早年我在长沙管理湘雅医学院时就认识毛主席了。” 在座各位都在饶有兴趣地望着他，显然是洗耳恭听，愿闻其详。他微笑着说：“一次我在湘雅医院办公室处理事务时，听闻室外有争吵声，不由打开房门出去查询。只见护士正在与一位高个子男青年争论。护士说，‘凡是病家都必须按照秩序排队挂号。’男青年指着边上一位病怏怏的女青年说，‘我老婆病得这么重，有特殊情况，为什么就不能让医生先给她医治一下呢?’“

　　眼见大家听得聚精会神，颜福庆接着说：“这时护士却断然拒绝，执意说 ‘所有病家都必须排队，没有例外。’男青年眼见其妻痛楚万分，不由神色焦急，脸色严峻，语音趋大。于是我急忙说：‘请问先生贵姓?‘ 男青年说：‘谢谢先生垂询，敝人姓毛。’ 我就出面调解说：‘毛先生，尊夫人病情不轻啊。这样吧，请扶她到院长办公室，我亲自替她诊治。’ 原来这位男青年可了不得，如今就是毛主席呀。当时我发现她夫人杨开慧患了疟疾，配药方给她以后就治愈了。’”

　　我继续问道：“后来毛主席夫妇还来过你的医院就诊吗?” 颜福庆说：“那天我送他夫妇俩离开医院时，还特意叮嘱医院负责接待的几位护士说，‘今后毛先生夫妇过来求诊，凡是我在医院的日子，均请引导他俩来院长办公室，我自己诊治。假若我不在办公室，你们请医生尽快为他俩治病，门诊费和药费都记在我个人账上。其后他俩又来过医院好几次。’“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追问：“公公，你做院长这么忙，每天又有如此多的病家，为什么当年你如此看重毛主席呢?“ 颜福庆笑着回答说：“当时我看到那位男青年争论时目露jing光，顿悟他将来必有大成就。” 我又问：“公公说的当时毛主席目露jing光，是指金子、银子的金吗?“ 他说：”不是金银的金，而是精神的精。当时他发怒时，不但目露精光，而且气场之强，无以复加。将来他的成就一定了不得。岂能像普通人那样对待他呢?”

　　他讲到这里，彷佛意犹未尽，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后来他夫妇俩过来就诊时，我同毛主席又谈了几次。他给人的印象是出场时神朗气清，侃侃而谈。他讲话表达自己意思时，往往一针见血，没有什么拘束。你说话时，他能一点就通。况且，你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完全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无需罗嗦。”

　　颜福庆就此与毛泽东结下了善缘。至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接见颜福庆时，对此事还记得非常清楚，自此，毛还数次宴请颜餐叙。笔者记得，宴请时颜就坐在毛的边上的场合，颜家为此就珍藏了大照片。

　　1926年，北伐军入据湖南，民众掀起驱赶传教士运动。12月，颜福庆合家离开湖南。1928年6月，颜赴上海吴淞就任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名国立上海医学院)任首届院长。鉴于一来吴淞校舍与实习医院距离甚远，学生来往不便，二来校舍规模小，难于拓展医学专业，三来若医学院进一步发展，须自办实习医院，于是他广邀各界名流发起组织了中山医院筹备会，着手坐落于上海枫林桥的新校址的建造事宜。截至1936年，规模空前宏大的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名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改名上海医科大学)及中山医院新址均告落成，次年4月，举行了开幕典礼。

　　好事成双。1933年，颜福庆在上海遇到宁波富商叶子衡，叶早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颜是他的老师。颜向叶谈到医学院亟需筹建一所医治肺结核病人的专业医院，却苦无土地。叶闻讯乃慷慨捐出上海江湾叶家花园，这年6月创建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由颜兼任院长。疗养院占地面积甚广，院内鸟语花香，曲径通幽，景色宜人，况且院舎整洁，颇具规模。疗养院取名“澄衷”，以纪念其父叶澄衷。

　　叶澄衷是上海屈指可数的超级富翁，他由赤贫摇身变为巨富的发迹故事，在沪、苏、浙可是脍炙人口。叶是浙江镇海人，少时赤贫，17岁那年在上海黄浦江驾舢板赚小钱度日。一日，一外商乘小舟摆渡到十六铺彼岸，上岸时忘记随身带走一只皮包。叶打开皮包发现，里面都是支票和钞票，于是停做生意，原地守候，专诚等外商囘来取包。

　　傍晚外商急忙赶来问讯，叶将此包奉还。外商检查分文不少，拟予重谢，叶却予婉拒。外商是英国火油公司中国部经理，眼见叶诚实无欺，聘请叶负责管理火油公司仓库，并请中文、英文教师各一位，辅导叶学习文化。从此叶索性下海，在五金、火油、火柴等业经商。中外商界看重其为人忠诚可靠，争相同他做生意，不旋踵赚得盆满鉢满。身后由其子慨允其师颜福庆的提议，捐出花园巨宅，为中国民众医治肺结核顽症，亦属佳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侵华日军占领澄衷肺病疗养院。日军将领冈村宁次、土肥原均一度僭居于此。

　　再回到颜福庆的事迹。1938年，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武汉，颜被调至武汉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不多时，颜因故辞职回上海。从此，颜埋头于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的开业和运作，培养各科医生不知凡几。

1956年，毛泽东接见宴请颜福庆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接见并宴请颜福庆以后，还数次见过颜。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上海时，又在锦江饭店接见了颜，称赞其救死扶伤的善举，勉励他多培养医学精英。截至文革前，颜氏本人始终获得优待，其家人亦受到妥善照顾。

　　及至文革爆发，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凡属“三名三高者(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者的合称)”，均在劫难逃。颜福庆是中国医务界的“祖师爷”，自然受尽苦难。1970年，颜氏病故，终年88岁。

　　三

　　如前所述，毛泽东处于社会底层时，杨昌济教授、章士钊总长和颜福庆院长均对其学识和人品给予亟高的评价，佛眼相看。除此之外，湖南宁乡县古刹密印寺长老同毛泽东邂逅相遇，稍许接触后，居然一口断言毛日后必定坐稳金銮殿。此即不可思议之事。

　　密印古刹历史悠久

　　细述毛泽东在密印寺巧遇方丈之事前，先谈一下这座古刹的来历。这有助于读者对此古刹有个概括的了解。

　　密印寺地处湖南省东北部，始建于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为裴休任潭州刺史时所建。密印寺久已成为中国南方一大古刹，坐落在湖南宁乡市沩山乡境内，地处沩山毗庐峰，位于宁乡市区西七十四公里的大沩山。

　　至唐武宗会昌二年，朝廷一度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灭佛，此即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这四位皇帝大举灭佛的事件)之一。会昌年间灭佛，为时长达四年。在此“法难(佛教称灭佛为法难或教难)”期间，密印寺主持不得不遣散僧众，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

　　会昌六年，唐武宗逝世。继位的唐宣宗却笃信佛教。唐宣宗即位后，立即废止了唐武宗的灭佛政策。于是密印寺香火顿时再度兴旺起来，不多时就成为名闻中国南方的一大名寺。至于密印寺在朝廷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界奠定崇高的地位，则是其后的北宋年代的事了。

　　北宋熙宁(1068年–1077年)年间，湖南安化县梅山匪乱不断，愈演愈烈。太后胞弟率军前往围剿，战局不利，全军溃败，太后胞弟反而被山匪劫持。密印寺主持景慧禅师闻讯，迅即率领全寺僧人出山平乱，终于解救了太后胞弟，并且弭平了暴乱。

　　宋神宗旋即封景慧禅师为国师，御赐“下马石碑”，敕令全国官吏至此庙，必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示尊敬。从此以后，密印寺在中国社会各界树立了崇高的地位，而且此寺历任主持也被佛教界各方人士给予礼遇了。

　　唐宋时期，密印寺僧众多达三千余人，供养僧众的寺田也多达三千七百亩。经过历代变迁，寺院规模有了巨大的变化。

　　1918年秋，农民张三元率众登山，纵火烧毁了这座古刹。一日，有人告诉张氏三兄弟：“你们家的牛给和尚牵走了!”也许是平日乡民对和尚存有怨气，不一会他们聚集了上百人，带了几大桶煤油上山，趁越过一米五厚的土墩墙，闯入寺院，一夜之间烧掉殿堂四十余座。翌日，张三元远走他乡，和尚们报官通缉，两年后张三元被发小出卖，在安徽落网，被押解囘宁乡县沩山乡处决。

　　1933年，众多僧人及居士奔走各方，集腋成裘，募集重金到位，于是在原址重建密印寺。自然规模今非昔比了。

　　今日寺院现存建筑有山门、钟楼、万佛殿、文殊殿、普贤殿等，共计占地面积九千多平方米。现任住持静雄大师。

　　山门：中间上方刻有“密印寺”三个字，下方刻有“般若道场”和一副对联“法雨来衡岳，宗风启仰山”，右边小门上方刻有“祖意”，左边小门上方刻有“禅心”。山门前方有一对石狮子。

　　钟楼：宋朝大观元年，密印寺铸有大钟一口，重达5048斤，外表涂以黄金，置之钟楼，晨敲夕叩，声闻洪亮，远达数里。

　　万佛殿：万佛殿供奉三尊佛像以及四壁饰金的12182尊砖佛，匾额“万佛殿”是1945年蒋介石题写。

　　文殊殿：供奉文殊菩萨，他是智慧和辩才的象征。

　　普贤殿：供奉普贤菩萨，又称“大行普贤菩萨”，主一切诸佛的理德和行德。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沩山人民公社社本部进驻密印寺，遣散了僧众，让他们还俗囘乡间务农。文革初期，红卫兵掀起破四旧的运动，密印寺万佛殿释迦牟尼等三尊佛像及四壁饰金的12182尊砖佛被砸毁或破坏，寺内钟、鼓、法器、藏经等也被毁坏。

　　文革结束后，北京恢复执行原有的宗教政策，方丈及尚在的僧众全部返回密印寺。信徒及民众过来礼佛者川流不息，香火迅即兴旺起来，其兴盛程度比过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沩山密印寺

　　2009年，在宁乡县政府支持下，企业及宗教界投下巨资，在密印寺兴建观音圣像，连底座总高度达99.19米，由600多吨铜制成，表面鎏金。其须弥座总建筑面积3999平方米，高度21.9米，象征观音菩萨的诞辰纪念日。观音圣像眉心的红宝石产自于澳洲，直径25公分。通向圣像的拜道共619级阶梯，在中部设拜祭广场，气势恢宏，盛极一时。

　　高僧断萧瑜一生吉凶

　　1979年，笔者获金庸先生任命为香港明报资料室主任，在资料室看到青年毛泽东的挚友萧瑜着书的中译本《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译本有两个版本，一是简略版，一是全文版。此文叙述的密印寺方丈直断毛泽东将稳坐金銮殿一节内容，来自全文版以及其他相应资料

　　萧瑜，原名萧子升，湖南湘乡人。当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与毛泽东、蔡和森同为杨昌济老师的得意弟子。他们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都是第一师范的高材生，人称“湘江三友”。萧子升很早入学，他比毛泽东小一岁，却在学校里比毛泽东高三届。

　　萧瑜在书中叙述，1917年夏，毛泽东与萧瑜两人约定，不带分文钱，在长沙周边游学一个月，以检验他俩在中国社会的生存能力。在旅途中，他俩或者帮人打工，或者替殷实富户书写春联，以解决食宿问题。有时他俩兴之所来，索性由萧瑜磨墨提笔，书写对联，让毛泽东在街上兜售，这是因为萧瑜文笔好，书法佳，而毛泽东操湖南话口才了得，擅于鼓动、推销。在中国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的相关剧情中，对毛、萧两人密切配合，扬长避短，在街上兜售毛笔书写对联的这一情节描绘得栩栩如生。

　　毛、萧两人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先后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

　　他俩行至密印寺时，僧众诵经礼佛的场面煞是引人入胜，又觉得景色宜人，况且听闻此寺主持人是佛、儒双栖的大学者，就想拜谒方丈。然而，古刹名寺的方丈岂可轻易得见?读者诸君游览古刹名寺的经历必定不少，对此应该深有体会。然而，毛、萧两人恰恰巧遇方丈，并且获得方丈诚意邀请留在寺内盘桓了三天两夜，彼此多次促膝畅谈，可见凡此种种都是彼此注定的缘分。

　　萧瑜写道，方丈出面见了两人，相谈甚欢，就亲自带他俩游览寺内景观。一行人来到万佛殿之前，方丈先说，“这座殿堂里面供奉着许多菩萨，其中一只有尊菩萨是纯金铸就的。不知施主能否指出呢?”毛泽东走进殿堂，绕行之际，他对着一尊佛像随手一指说：“就是此尊金菩萨吧。”方丈及随行僧人顿时惊呆了，到此寺礼佛的施主成千上万，精确地随手指出此尊金菩萨的仅此一人呀。这就是当时在宁乡县名闻遐迩的“万佛之中指金佛”的故事。

　　尤有甚者，这一天本是乌云密布的阴天。方丈送毛、萧两人走出殿堂时，只见乌云快速散去，阴天变成晴天了，万道太阳光芒映射群山大地。方丈与随行僧众感到诧异，于是方丈一定要邀请毛、萧两人前往客堂谈经论道，并且敦请两人无论如何要在寺内逗留数日，以尽地主之谊。毛、萧慨然允诺。

　　在游览寺内景观顺道休憩时，萧瑜毕竟年少气盛，性格活跃，便对方丈说：“听闻得道高僧都能预测个人命运吉凶，能否请方丈指点一二呢?”方丈脱口说道：“两位施主都适宜在政界发展，却不应该长久待在湖南省。萧施主应该往南方走，具体说来就是去广州寻觅机缘。不数年，又从南往北拓展前途，在政界觅得一席之地。你往北走，行至北京为止。接着你会遇到无妄之灾，一场官非坏了你的前途。今后远走异国他乡，之后你就终生不踏中土了。”

　　毛、萧两人离开密印寺前，方丈对萧瑜反复讲述佛教义理，委婉地规劝萧瑜皈依佛门。萧瑜只是念想往政界发展，予以婉拒。最终方丈遗憾地说：“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日后也难留在中国了。”

　　萧瑜回到家里以后，积极地参与了毛泽东发起的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他声称，1921年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与毛泽东一起住在上海。每次毛泽东开完会，回来都告诉萧，因为他信得过萧，同时也想把萧拉过来加入共产党。

　　后来萧瑜与毛泽东几经争论，终于两人分道扬镳，原因是在政见、性格上，两人扞格不入，积不相容。具体表现在萧强调要遵循改良路綫，因为他认为中国积弱已久，社会经不住大动荡了;而毛极力主张要发动革命，这年8月23日毛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信：“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毛的大本大源就“在于发动工农群众”。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萧瑜累官至农矿部次长。1933年，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等人发动针对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及易的女婿、故宫文献舘秘书长李玄伯的诉讼行动。翌年，殃及萧瑜的一场官非从天而降，萧被指控私占故宫宝物。1934年10月29日，上海《申报》刊文称，“前农矿部次长萧瑜夫妇私运古物十箱，被法海关发觉扣留，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由外交部令法公使馆详细查复外，行政院并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予查办，该会日内将开会议，讨论此案。”

　　至此，萧瑜仕途一蹶不振，乃至中国虽大，却没有他只身局处的一隅之地。从此他时而法国，时而乌拉圭，一直待在国外。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易培基的亲家)同他有交情，李在法国举办了中国国际图书馆，任萧为馆长。1951年，图书馆搬到乌拉圭，萧随之而去。1976年，萧在乌拉圭去世。

　　密印寺方丈果然一语成谶。萧瑜在这场官非降临因而避祸国外之后，“终生不踏中土”矣。

　　方丈直断毛稳坐金銮殿

　　叙完方丈替萧瑜看相定终身之事，再说方丈直断毛泽东日后稳坐金銮殿的趣事。此事过程一波三折，相当令人费解。

　　这位方丈替萧瑜看完相以后，接下来自然是为毛泽东看相了。他凝视片刻毛的面相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毛施主贵不可言。”就此打住，不再多说了。毛当然不肯就此罢手，跟着说了诸如“愿闻其详”之类的话;方丈不愿再说，也不能勉强。对话就此冷场了。

　　稍停一段时间后，方丈才继续说道：“毛施主贵不可言，贵不可言。他日毛施主得志，其奈天下苍生何!”言尽于此。在古籍中，“贵不可言”指的正是皇帝，而不是宰相或大将军，而且指的不是正坐在金銮殿上由臣子山呼万岁的皇帝，而是当时身为平民日后却可能称帝的未来皇帝。在古代，若干方士、策士有眼力劲，能识天子于底层，即形容那位未来可能称帝的平民为“贵不可言”，这样可以避免被称为“蛊惑民众”的攻击。古代史书就记载不少这样的实例。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古典，自然明白“贵不可言”的含义，自然无须再问端详。接下来，毛、萧两人就与方丈讨论宗教理念及对人生、社会的看法，议题很广泛。

　　毛泽东、萧瑜两人在密印寺居留三天两夜期间，与方丈在一间禅房里长谈了两次。方丈与谈了哲学。萧在书中说，在第二次长谈时，彼此畅谈了对哲学的看法，“他(方丈)一直侃侃而谈，最后触及到孔子和老子”。方丈是佛教、儒学双栖的大学者，既然自己觉得与毛泽东有缘，就有意把本人对儒、释、道等哲学经典的独到见解传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从中得到启发。

　　据称，毛泽东在与方丈探讨中外宗教异同时表示：“中国没有类似其他国家的宗教战争，几个宗教和谐共存。这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方丈遂说道：“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毛追问缘故，方丈不再言语。

　　毛泽东、萧瑜两人游学沩山期间，法一是方丈的贴身小沙弥，两人通过他与方丈联络。萧在书中说：“法一，十五岁，很会说话，字也写得很好。”还写道，“我和毛泽东就离开了寺院，向山下走去。法一送我们到山脚，洒泪而别。”法一还陪毛泽东游过月夜下的沩山。在小河边，毛在扇面上为他题了《归国谣》，词曰：“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这说明，在三天的接触中，三个人成了好朋友。

　　1917年夏毛泽东游学期间与密印寺结下了缘。其后毛再也没有机会再访沩山，却始终关爱着这方土地，可见“缘分”之深。

　　1955年12月23日至24日，毛泽东来湖南，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中共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出席了座谈会汇报工作。张回忆说：“当时谈话两个小时，谈话时毛主席问我，双江口你去过吗?我回答说去过。毛主席又问，回龙山你去过吗?我回答说，去过。毛主席说，我也去过，那山上还有和尚。毛主席又问，沩山你去过吗?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去。毛泽东当时面带微笑，且意味深长地叮嘱道：‘沩山是个好地方，有个密印寺，要好好保护起来。’”

毛泽东的这首题词，被镌刻在密印寺各处

　　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张鹤亭已经调至湖南省机械局工作了。上述回忆是这时张写给宁乡县委的信中的内容。张在信中强调，1955年底毛泽东亲口告诉他，自己去过沩山。

　　如今密印寺后院，一座新立的石碑上面刻着毛泽东的手书：“沩山是个好地方，有个密印寺，要好好保护起来。”此话乃毛泽东亲口所说，而碑文却是由毛体字拼凑而成。密印寺内多处陈列着这一手书的鎸刻本。

　　当年沩山密印寺之行以及其他类似遭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稍早中国纪实文学着作报导，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与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人谈话时，毛泽东问他们对国学中的风水命相学有什么看法。姚文元回答说，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这些。毛泽东说，不能这么说，他投身革命前，遇到一些人预测他自己的未来命运走向，事后看来相当准确。又说，这些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社会经验丰富，二是辩证法学得好。不过，外面不能这么讲，否则，会传说主席在讲黑话了。

　　至于当年接待毛、萧两人的小和尚法一，后来还在乡村生活了许多年。1968年至1969年，宁乡县革委会计划筹建《毛主席早期在宁乡的革命活动纪念馆》，组织人员专门对毛泽东1917年游学活动进行了调查。调查组找过来时，法一早已还俗，姓姜，住在黄材镇。法一亲口给调查组讲了毛泽东在密印寺的经过，其中就有毛泽东“万佛之中指金佛”的故事。当时调查组认为法一讲话内容带有迷信色彩，没有革命意义，也就没有列入建馆内容，更没有存档。

　　至于当年密印寺方丈的法号，萧瑜在其书中没有提及。如今在关于沩山密印寺的史志中，唯独缺少1905年到1918年这一时段的方丈的名字。学者多方查证，也只是在湖南省文史部门编辑的一本诗选中，发现了一首追怀诗，诗的注释中有：某某僧，沩山主持，在戊午年(1918年)“以身殉佛”的文字。可见1918年秋张三元率众登山纵火烧毁密印寺时，这位方丈很可能死于这场法难了，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如今密印寺香火兴旺，信徒登山来访，不绝如缕。寺方已经把当年方丈与毛、萧二人长谈的禅房、就餐的斋房、毛、萧两人作客的住房等，一一标识，予以陈列，供来客参观。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不妨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即可逐一映入眼帘。

　　作者是前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