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经过认真讨论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醒、有分寸和温和的。极端的选择方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带有反美味道)或者单方面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必须对宪法进行修改，井置美国和地区内的不利反应于不顾)的方案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来，公开的和平主义的呼吁，如果还有的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尽管有一些口若悬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赢得多少公众的支持。大部分公众，当然还有有影响的实业界精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选择，而只能在实际上给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

　　以政治为主导的公众讨论，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国际态势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次在地缘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差异。粗略地说来，可以看出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也许还有第四种较为次要的取向。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称：不知羞耻的“美国第一”派;全球重商主义派.趋向积极的现实主义派以及国际空想派。可是，归根到底，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个相同的总目标和同样的主要忧虑：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

　　第一派取向的出发点是，仍应把维护目前存在的(被确认并不对等的)美日关系作为日本地缘战略的主要核心。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日本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承认并在联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宫泽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信条是“正在步入21世纪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提供协调的领导”。这一观点在国际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来掌握外交决策权的机构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地区作用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这样的关键性地缘战略问题上，这一领导集团一直是支持美国的，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作用视为制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对抗姿态的倾向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即使是这一派人士也日益倾向于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关系。他们认为，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

　　第二派取向并不反对日本地缘战略政策与美国一致，但是，他们认为坦率地承认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日本最为有利。这一派的观点往往同传统上势力很大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贸易和出口商有联系。根据这一派观点，日本的相对非军事化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资产。在美国确保日本安全的条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经济介入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将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这第二派取向赞成奉行至少是事实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让美国去平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实力并由此去保护台湾和韩国。这样，日本能够不受牵制地进一步发展同大陆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是，在现有的政治现实中，全球重商主义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武装部队提供并不大的预算开支(仍然不过多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他们并不热心于使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区性含义。

　　第三派是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与以前确实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得到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经预言这样一种更强有力的日本态势将会出现。但是，在预言这一前景方面更为人所知的或许要首推1994年发表的颇多争议的小泽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报告的标题颇能说明问题：《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

　　该委员会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间派政治领袖小泽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该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

　　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强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内含这样一种想法，即日本应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对安全事务的包办下解放出来。鼓吹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争辩说，在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代表亚洲说话，而不是自动地追随美国的领导。可是，他们在诸如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作用和朝鲜前途等敏感问题上却仍然保持那种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词，同他们更传统的同僚们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有关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都持有迄今依然强烈的那种日本倾向，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旧让美国去承担首要的责任，而日本仅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发挥一点降温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派倾向开始在公众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开始谈论日本的“独立自主外交”，历来谨小慎微的日本外务省煞费苦心地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意思较含糊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针对美国的)“偏于积极的外交”。

　　主张第四派取向的国际空想主义者的影响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给日本的观点注入更为理想化的言辞。这一派往往公开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类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对道义上可取的全球目标作出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因为日本不必承担地缘政治责任，这些空想主义者常常乞灵于“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号召日本在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动一项真正的人道主义议程方面充当领袖。

当地时间2020年10月19日，越南河内，越南总理阮春福（左）欢迎来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夫人

　　所有上述四种取向，在一个关键性的地区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将产生三种积极的效果：有助于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国;有助于把美国拖在亚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将会逐渐地削弱;有助于减轻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因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影响力。虽然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区内，特别是在那些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沿海国家里，日本获得某种程度的敬服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种观点也一致地认为，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实上，美国领导下遏制中国的战略设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结成抗衡中国的非正式联合体的主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机构来说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来，任何类似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无限期地大规模驻军，而且由于制造了中国的地区利益和美日的地区利益之间容易起火的地缘政治重叠，可能成为会自动实现的关于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预言。其结果势必阻碍日本渐进式的解放和威胁远东的经济繁荣。

　　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除了也许有少数极端主义者会欢迎以外，这不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

　　相应地，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愿望一直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包括看起来是把合作的范围从较为具体的“远东”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太方案”。1996年初，在复审所谓的美日防务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驱使：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留亚洲的能力;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这一点看起来所怀的忧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可能把一种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选择强加于日本：要末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中国，要末没有美国而与中国结盟。

　　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够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

　　美日关系如何演变是中国地缘政治前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政策一直以日本为基础。起初日本只是美国占领军的驻地。后来，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基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盟国。然而，日本又是一个在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中国的兴起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地区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日密切关系是否能够持久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一个反华联盟中，日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如此，如果中国的崛起甚至在导致降低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得到某种形式的容纳的话，那么日本的作用又将如何呢?

本文选摘自《大棋局》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日本同中国一样，是一个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和特殊地位的民族国家。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遵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对于这一生活方式，日本开始时以出色地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办法加以维护。后来，在十九世纪受到世界冲击时，日本又向欧洲的各个帝国学习，力图在亚洲大陆创建一个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到恢复经济这个单一的目标之上，但这样做使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更大使命感到茫然。

　　美国目前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害怕，使人回想起此前不久对日本的偏执狂。恐华症现在取代了恐日症。仅仅在十年以前曾有人断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级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日本不仅会把美国拉下马(甚至把美国买下来!)，而且会把某种“日本治下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样的预言曾经成为美国评论家和政治家地道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但是，从事这种家庭手工业的，不仅仅限于美国人。不久日本人自己也热心地模仿起来，在日本炮制了一系列畅销书。他们提出种种理论，日本将在高科技竞争中战胜美国，不久后日本将成为全球“信息帝国”的中心，而美国则据说由于历史疲劳症和社会的自我放荡而正走向衰落。

　　这些信口开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要在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经受日益暴露出来的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国内弱点的困扰。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气蓬勃和经济上强大的，但同时在本地区又是孤立的。由于在安全上依赖强大的盟国，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个强大的盟国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赖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维护者又是日本在经济上的主要对手。

　　日本一方面是受到全球尊敬的经济动力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日本目前的这种地位不大可能继续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他们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耻辱感。由于历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个不完全满足于目前全球现状的国家，虽然日本的表达方式比中国更为克制。日本不无理由地感到它有资格被正式承认为世界大国。但它也意识到，在地区范围内有用的(而对它的亚洲邻国来说则是令人宽慰的)对美安全依赖，阻碍了对它的世界大国地位的承认。

　　此外，中国在亚洲大陆上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的影响不久后可能辐射到对日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域的前景，加深了日本对自己地缘政治前途的迷茫感。另一方面，日本存在着与中国在文化和感情上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作为亚洲人的共同潜意识。有些日本人还可能感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出现，具有提高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的权宜效果，因为美国在本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传统的对手、昔日的敌人和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这使日本同美国的安全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诚然，由于对日本政治和军事独立的令人烦恼的制约，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的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

　　处于欧亚大陆远东的日本的形势与处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德国的形势，在表面上有类似之处。两国都是美国主要的地区盟国。说实在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也直接来源于与这两个国家的紧密结盟。两国都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两国在下述方面却又都不能独立自主。德国因在军事上被纳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受制约，而日本要受自己的(虽是美国设计的)宪法条款和美日安保条约的限制。日本和德国都是贸易和财政上的动力源，都在本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两国都可算是准全球性大国，而两国都为由于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而焦躁不安。

　　但是，日本和德国各自地缘政治条件的不同，孕育着可能是重大的后果。德国同北约的实际关系使其同主要的欧洲盟国处于平等的地位。根据北约，德国与美国承担着正式的对等的防务义务。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的义务，但并未规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保卫美国。这一条约实际上规定了一种保护性的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德国早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过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邻国现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胁，反而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上值得欢迎的伙伴。有些邻国甚至还把德国看作善良的地区大国，而欢迎可能出现的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日本的亚洲邻国对日本的看法则远非如此。它们仍怀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的敌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邻国对日本不满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仅引起强烈的抱怨，而且还阻碍了日本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甚至与中国的和解，它们对日本的巨额长期债务中有30%是以日元结算的。

　　日本在亚洲不像德国在欧洲有法国那样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区伙伴国。毋庸讳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的强烈吸引，或许还夹杂着某种负咎感。但是，这种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双方互不信任，也都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地区领导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国有波兰那样的虽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缘政治上却颇为重要的邻国，而且同这一邻国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为现实。韩国，尤其在它最终实现了和北朝鲜的统一之后，或许能成为日本的波兰。但是，韩国人对昔日遭受的统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优越记忆犹新，这阻碍了任何社会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韩关系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最后，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比德俄关系冷淡得多。俄国仍然以武力占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取的千岛群岛的南部，从而冻结了俄日关系。简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国则并不孤立。

　　此外，德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民主原则，欧洲还广泛存在着基督教传统。德国还谋求在一个比自身更大的实体和事业即“欧罗巴”中获得认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并不存在可与之相比拟的“亚细亚”。说实在的，尽管近些年来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亚洲国家里出现，日本过去的岛国状况，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相分离。许多亚洲国家认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而且过分地模仿西方，且不愿和亚洲国家一起对西方的人权观以及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因此，尽管西方有时怀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许多亚洲人却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亚洲国家。

　　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地处亚洲，日本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缘战略上的选择。由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个真正的地区性抉择，即日本在地区内胜过中国而居于优势地位，且其基础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导下而是在日本的宽厚领导下的地区合作，看来也不可行。尤为甚者，日本仍然依赖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国际支持。废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条约将立即使日本在地区或全球动荡造成的混乱中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那时，日本唯一的出路将是，或者接受中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或者诉诸大规模的重新武装计划。这后一选择不但要花很多钱而且十分危险。

　　不难理解，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个准全球性大国，同时在安全上却又是个被保护国。但是，能够取代现存安排的戏剧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说，尽管中国战略家们在具体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见解，中国的国家目标却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地缘政治抱负在本地区的指向也相对地可以预测，那么，日本的地缘政治观则比较朦胧，日本公众的情绪也更加难以捉摸。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识到，对路线作重大而突然的战略性改变可能是危险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对象而中国正作为地区的举足轻重大国崛起的地区里，日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吗?日本应该干脆默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吗?日本能够(在各个方面)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国而不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区内激起对日本的更大敌对情绪吗?美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长期地留驻亚洲吗?如果会的话，美国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又将如何影响迄今为止给予美日关系的优先地位?在冷战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而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战略问题，并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热烈的争论。

　　自从5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战后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吉田主义规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标应是发展经济;②日本的武装应该是低水平的，应避免卷入国际冲突;③日本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④日本的外交应该摒除意识形态而致力于国际合作。可是，由于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卷入冷战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时还虚构了半中立的概念。迟至1981年，伊东正义外相还因为在描述美日关系时使用了“同盟”一词而被迫辞职。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日本正在恢复，中国搞自我孤立，而欧亚大陆则发生了两极分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现已意识到，一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又不引起国际上的反感。再说，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特别是一个同美国相竞争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时又回避任何国际政治责任。一个政治上有更大影响的日本，特别是谋求国际承认(例如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更关键的安全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上回避表明自己的立场。

　　结果，近些年来，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机构撰写的种种专门研究文章和报告，纷纷出笼。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们阐述日本在后冷战时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争论，但大量出版而泛滥于世。这些文章和书籍中许多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进行了推测，并主张日本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或者在地区内发挥更加有力的军事作用。如果从政府间对话的情况来判断美日关系状况的话，那么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关系到90年代中期已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经过认真讨论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醒、有分寸和温和的。极端的选择方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带有反美味道)或者单方面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必须对宪法进行修改，井置美国和地区内的不利反应于不顾)的方案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来，公开的和平主义的呼吁，如果还有的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尽管有一些口若悬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赢得多少公众的支持。大部分公众，当然还有有影响的实业界精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选择，而只能在实际上给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

　　以政治为主导的公众讨论，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国际态势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次在地缘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差异。粗略地说来，可以看出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也许还有第四种较为次要的取向。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称：不知羞耻的“美国第一”派;全球重商主义派.趋向积极的现实主义派以及国际空想派。可是，归根到底，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个相同的总目标和同样的主要忧虑：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

　　第一派取向的出发点是，仍应把维护目前存在的(被确认并不对等的)美日关系作为日本地缘战略的主要核心。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日本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承认并在联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宫泽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信条是“正在步入21世纪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提供协调的领导”。这一观点在国际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来掌握外交决策权的机构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地区作用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这样的关键性地缘战略问题上，这一领导集团一直是支持美国的，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作用视为制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对抗姿态的倾向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即使是这一派人士也日益倾向于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关系。他们认为，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

　　第二派取向并不反对日本地缘战略政策与美国一致，但是，他们认为坦率地承认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日本最为有利。这一派的观点往往同传统上势力很大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贸易和出口商有联系。根据这一派观点，日本的相对非军事化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资产。在美国确保日本安全的条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经济介入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将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这第二派取向赞成奉行至少是事实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让美国去平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实力并由此去保护台湾和韩国。这样，日本能够不受牵制地进一步发展同大陆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是，在现有的政治现实中，全球重商主义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武装部队提供并不大的预算开支(仍然不过多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他们并不热心于使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区性含义。

　　第三派是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与以前确实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得到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经预言这样一种更强有力的日本态势将会出现。但是，在预言这一前景方面更为人所知的或许要首推1994年发表的颇多争议的小泽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报告的标题颇能说明问题：《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

　　该委员会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间派政治领袖小泽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该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

　　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强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内含这样一种想法，即日本应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对安全事务的包办下解放出来。鼓吹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争辩说，在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代表亚洲说话，而不是自动地追随美国的领导。可是，他们在诸如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作用和朝鲜前途等敏感问题上却仍然保持那种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词，同他们更传统的同僚们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有关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都持有迄今依然强烈的那种日本倾向，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旧让美国去承担首要的责任，而日本仅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发挥一点降温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派倾向开始在公众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开始谈论日本的“独立自主外交”，历来谨小慎微的日本外务省煞费苦心地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意思较含糊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针对美国的)“偏于积极的外交”。

　　主张第四派取向的国际空想主义者的影响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给日本的观点注入更为理想化的言辞。这一派往往公开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类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对道义上可取的全球目标作出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因为日本不必承担地缘政治责任，这些空想主义者常常乞灵于“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号召日本在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动一项真正的人道主义议程方面充当领袖。

当地时间2020年10月19日，越南河内，越南总理阮春福（左）欢迎来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夫人

　　所有上述四种取向，在一个关键性的地区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将产生三种积极的效果：有助于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国;有助于把美国拖在亚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将会逐渐地削弱;有助于减轻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因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影响力。虽然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区内，特别是在那些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沿海国家里，日本获得某种程度的敬服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种观点也一致地认为，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实上，美国领导下遏制中国的战略设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结成抗衡中国的非正式联合体的主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机构来说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来，任何类似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无限期地大规模驻军，而且由于制造了中国的地区利益和美日的地区利益之间容易起火的地缘政治重叠，可能成为会自动实现的关于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预言。其结果势必阻碍日本渐进式的解放和威胁远东的经济繁荣。

　　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除了也许有少数极端主义者会欢迎以外，这不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

　　相应地，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愿望一直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包括看起来是把合作的范围从较为具体的“远东”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太方案”。1996年初，在复审所谓的美日防务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驱使：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留亚洲的能力;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这一点看起来所怀的忧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可能把一种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选择强加于日本：要末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中国，要末没有美国而与中国结盟。

　　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够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