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是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和画家，旅居海外多年，但是他的散文集《寻找家园》一直备受读者推崇，甚至有评论家称其是“汉语写作的新境界”。今年初，北京出版集团集中推出了高尔泰的三本著作《美是自由的象征》《回归，还是出发》和《艺术的觉醒》。虽然大多数是写于八十年代的旧作，但是受到知识界的关注，也深得读者喜爱。有热心读者通过邮件向高尔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热情回答。其中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也反映了一位思想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客问：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分别代表了您作为哲学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的成就，都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好评，请问在哲学、美学和文艺评论中，您最重视的是哪个方面？

　　高尔泰：我不是学者专家，只是一个凭常识和感觉思考、简单直接说出所思所感的独立个体。哲学、美学和文艺评论被分为三个领域，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方面：人生意义的追寻。哲学是意义体系，美学是体系的內隐框架，评论是相关观点在操作层面上的随机应用。三者统一于我的追寻，也带着我的局限。

　　客问：三本书的时间跨度大，您在编辑过程中，文字有加工，观点有修正吗？

　　高尔泰：三本书里的，大都是八十年代发表过的文字。各方的反驳质疑，也是推动我思考和写作的能源。八十年代后，漂泊天涯，谋生不易。文化环境廻异，没了那个能源，也没了问题本身。困难现实具体，顾不上抽象思考。

　　这次瘟疫大流行，和美国大选中“取消文化”压倒一切的勃兴，似乎预示着某种地球秩序的范式转移，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五月花号”、《独立宣言》、林肯、杰斐逊这些人，纵然带着某些历史的堕性，毕竟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里程碑。取消这些里程碑，也就是取消自由人权的前奏。深渊在前，我觉得需要后退一步，再次确认人的价值。结集重印这些文字，期待引起重新讨论，也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重印时修订文字，是为了把原有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些。不是修正观点，也不是顽固不化，只是想追求完美。就像行吟诗人巴赫笔下的那只海鸥，一遍又一遍地飞，只为了飞得好一点。

高尔泰先生和夫人浦小雨

　　客问：这次瘟疫对您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影响？您一生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次经历让您想起什么样的历史时期？

　　高尔泰：作为一个退休老人，住在美国城市边缘一个宁静的社区，疫情中还算平安。当然也遇到一些困难，得到许多朋友帮助，患难见真情，感激不尽。

　　生活还可以，但心情很波动：疫情中部分人打砸抢烧、毁损历史文物，甚至圈地成立无政府特区，被主流媒体说成和平运动，议员警察对之跪舐洗脚，直觉得不可思议。据说这是取消文化觉醒者谋求大重置的进步运动，我怎么觉得像是当年中国“大革文化命”的翻新版本。执政当局对一月六日华盛顿群众运动的处置方式，也使我想起数十年前故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当然烈度规模不同，性质可谓近似。

　　客问：有学者认为，由于全球化导致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因此会增强近年来的逆全球化，甚至终结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高尔泰： 所谓全球化，说来说去，是个钱的问题。几个富可敌国的国际资本，在争夺全球化红利的斗争中和不同制度的国家政权勾结，拓展市场的同时也推销有利于他们共同赚钱的开发计划、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以致通向自由之路，曲曲折折变成了通向奴役之路。这必然地会引起自由主义的抗争。胜负取决于实力，亦即钱多钱少，而不是道义。病毒的蔓延，其来有自。打乱了原有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相对固定的格局，是一个意外。对于全球化来说，是顺是逆？很难说。终结不终结？有没有下一轮？我不知道。

　　客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世界兴起。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助长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政治强人出现？

　　高尔泰：民粹一词，含义不清。一说它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一说它是和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平民主义，是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精英和平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导致了平民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平民主义，这个词也含糊。比如古代的农民起义和现代民主国家的街头骚乱就没有可比性。疫情中法国导致政府关闭行政学院的“黄马甲运动”，与美国被精英们利用来操纵选举的“黑命贵运动”，也不相同。某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可以是国家主义也可以是种族主义。“同胞”、“X奸”这些种族词的政治化，有助于强人管治，无需新冠的助长。新冠大流行以来，连“科学”这两个字，也都政治化了，所指与能指，变量无穷。我理不清这团乱麻，就作为外行人的疑问，提出来向专家们请教吧。

　　“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政府”

　　客问：在您看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您怎么评价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

　　高尔泰：我不是专家，随机阅读，任性评论，所见有限，不敢总评，怕挂一漏万。文学是多元的和多维的现象，评论角度也是，比如有审美的角度、价值观的角度等等。审美的角度中有语言的表现性、结构的创造性等等，怎么说都会有例外。鲁迅先生说作家最重要的是能够用自己的灵魂去摇撼别人的灵魂，灵魂不够强大的人是成不了大作家的，我同意。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张爱玲、老舍、汪曾祺。

　　我对现在网路上许多人创造的语言印象深刻。但总觉得比不上王朔、残雪、韩少功那批人创造的语言，带有开拓思维空间、拓展精神维度的功能。在一个狭小的“铁屋子”内，他们已经做到了极限。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远去，回望前尘，难免有一种遗憾。一种“要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感觉。但，还是有例外，比如王力雄的小说，可真是碧海长鲸。

　　客问：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评价普遍不高。您怎么评价这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

　　高尔泰：这个问题，和政治有关。政治是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一个分配先于创造的社会，必然地也是义务先于权利的社会。在其中人文型的和部分科技型的知识分子们，要么为争权利“命运多舛”，要么为尽义务“评价普遍不高”。对错双方各自有理。后者以道德的名义接受义务，无意中导致义务毁灭道德，获致负面评价，不冤枉。但这种“普遍”的负面评价，也表明对真善美的向往普遍存在。它是八十年代反思精神和忏悔意识的根基。这个根基受到的冲刷不仅来自政治，也来自“知识分子”中没有信念、视信念为牟利的工具、自觉地两面通吃的投机分子。

　　客问：中国社会各界对去年美国选举非常关注，知识分子们围绕川普更是产生了巨大分歧，您怎么评价川普？这次美国选举，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的撕裂？它是否会影响美国的未来？

　　高尔泰：以前看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以为是幽默夸张。经过这次总统选举，才知道现实政治，比那个肮脏得多了去了。作为局外人，凭常识和直觉，我喜欢川普。他是政治素人，又是性情中人。脱稿讲演，口无遮拦，很真率。不怕得罪一大批政商权贵，很平民。要求限制议员任期，直击美国“民主”的弊病。要求降低药价医疗费透明，符合草根大众的亟须。反对取消对生理性别的法律承认，保护的不仅是妇孺安全和军队战力，还有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价值。他的下台，表面上是由于出乎预料的突发事件——病毒蔓延方便了邮寄选票作弊。当然这也是事实。但是深层原因还是“取消文化”取代传统价值的大趋势使然。这个趋势有利于从全球化获利的超级资本，不利于扎根本土的草根群众。二者力量天差地别，很难达成公平的社会契约，撕裂在所难免。前不久读了新总统拜登上台后的“百日讲演”，这个感觉更强了。怎么影响未来，我不知道。

　　客问：对于未来世界，有许多悲观预言。您是一个悲观者？还是一个乐观者？您对于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

　　高尔泰：历史无序，不可预料。我只担心一种可能，出现一个用人工智能加基因工程武装起来的全球政府，把人类锁进一个没有自由的给定命运。那将比灭绝更加可怕。要说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政府。现在这么说，很不合时宜，是“政治不正确”。没想到自己从小到老，从东到西，会一直都不合时宜，到处都“政治不正确”。

 　　高尔泰是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和画家，旅居海外多年，但是他的散文集《寻找家园》一直备受读者推崇，甚至有评论家称其是“汉语写作的新境界”。今年初，北京出版集团集中推出了高尔泰的三本著作《美是自由的象征》《回归，还是出发》和《艺术的觉醒》。虽然大多数是写于八十年代的旧作，但是受到知识界的关注，也深得读者喜爱。有热心读者通过邮件向高尔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热情回答。其中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也反映了一位思想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客问：您最近出版的三本书，分别代表了您作为哲学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的成就，都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好评，请问在哲学、美学和文艺评论中，您最重视的是哪个方面？

　　高尔泰：我不是学者专家，只是一个凭常识和感觉思考、简单直接说出所思所感的独立个体。哲学、美学和文艺评论被分为三个领域，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方面：人生意义的追寻。哲学是意义体系，美学是体系的內隐框架，评论是相关观点在操作层面上的随机应用。三者统一于我的追寻，也带着我的局限。

　　客问：三本书的时间跨度大，您在编辑过程中，文字有加工，观点有修正吗？

　　高尔泰：三本书里的，大都是八十年代发表过的文字。各方的反驳质疑，也是推动我思考和写作的能源。八十年代后，漂泊天涯，谋生不易。文化环境廻异，没了那个能源，也没了问题本身。困难现实具体，顾不上抽象思考。

　　这次瘟疫大流行，和美国大选中“取消文化”压倒一切的勃兴，似乎预示着某种地球秩序的范式转移，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五月花号”、《独立宣言》、林肯、杰斐逊这些人，纵然带着某些历史的堕性，毕竟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里程碑。取消这些里程碑，也就是取消自由人权的前奏。深渊在前，我觉得需要后退一步，再次确认人的价值。结集重印这些文字，期待引起重新讨论，也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重印时修订文字，是为了把原有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些。不是修正观点，也不是顽固不化，只是想追求完美。就像行吟诗人巴赫笔下的那只海鸥，一遍又一遍地飞，只为了飞得好一点。

高尔泰先生和夫人浦小雨

　　客问：这次瘟疫对您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影响？您一生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次经历让您想起什么样的历史时期？

　　高尔泰：作为一个退休老人，住在美国城市边缘一个宁静的社区，疫情中还算平安。当然也遇到一些困难，得到许多朋友帮助，患难见真情，感激不尽。

　　生活还可以，但心情很波动：疫情中部分人打砸抢烧、毁损历史文物，甚至圈地成立无政府特区，被主流媒体说成和平运动，议员警察对之跪舐洗脚，直觉得不可思议。据说这是取消文化觉醒者谋求大重置的进步运动，我怎么觉得像是当年中国“大革文化命”的翻新版本。执政当局对一月六日华盛顿群众运动的处置方式，也使我想起数十年前故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当然烈度规模不同，性质可谓近似。

　　客问：有学者认为，由于全球化导致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因此会增强近年来的逆全球化，甚至终结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高尔泰： 所谓全球化，说来说去，是个钱的问题。几个富可敌国的国际资本，在争夺全球化红利的斗争中和不同制度的国家政权勾结，拓展市场的同时也推销有利于他们共同赚钱的开发计划、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以致通向自由之路，曲曲折折变成了通向奴役之路。这必然地会引起自由主义的抗争。胜负取决于实力，亦即钱多钱少，而不是道义。病毒的蔓延，其来有自。打乱了原有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相对固定的格局，是一个意外。对于全球化来说，是顺是逆？很难说。终结不终结？有没有下一轮？我不知道。

　　客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世界兴起。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助长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政治强人出现？

　　高尔泰：民粹一词，含义不清。一说它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一说它是和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平民主义，是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精英和平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导致了平民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平民主义，这个词也含糊。比如古代的农民起义和现代民主国家的街头骚乱就没有可比性。疫情中法国导致政府关闭行政学院的“黄马甲运动”，与美国被精英们利用来操纵选举的“黑命贵运动”，也不相同。某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可以是国家主义也可以是种族主义。“同胞”、“X奸”这些种族词的政治化，有助于强人管治，无需新冠的助长。新冠大流行以来，连“科学”这两个字，也都政治化了，所指与能指，变量无穷。我理不清这团乱麻，就作为外行人的疑问，提出来向专家们请教吧。

　　“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政府”

　　客问：在您看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您怎么评价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

　　高尔泰：我不是专家，随机阅读，任性评论，所见有限，不敢总评，怕挂一漏万。文学是多元的和多维的现象，评论角度也是，比如有审美的角度、价值观的角度等等。审美的角度中有语言的表现性、结构的创造性等等，怎么说都会有例外。鲁迅先生说作家最重要的是能够用自己的灵魂去摇撼别人的灵魂，灵魂不够强大的人是成不了大作家的，我同意。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张爱玲、老舍、汪曾祺。

　　我对现在网路上许多人创造的语言印象深刻。但总觉得比不上王朔、残雪、韩少功那批人创造的语言，带有开拓思维空间、拓展精神维度的功能。在一个狭小的“铁屋子”内，他们已经做到了极限。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远去，回望前尘，难免有一种遗憾。一种“要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感觉。但，还是有例外，比如王力雄的小说，可真是碧海长鲸。

　　客问：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评价普遍不高。您怎么评价这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

　　高尔泰：这个问题，和政治有关。政治是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一个分配先于创造的社会，必然地也是义务先于权利的社会。在其中人文型的和部分科技型的知识分子们，要么为争权利“命运多舛”，要么为尽义务“评价普遍不高”。对错双方各自有理。后者以道德的名义接受义务，无意中导致义务毁灭道德，获致负面评价，不冤枉。但这种“普遍”的负面评价，也表明对真善美的向往普遍存在。它是八十年代反思精神和忏悔意识的根基。这个根基受到的冲刷不仅来自政治，也来自“知识分子”中没有信念、视信念为牟利的工具、自觉地两面通吃的投机分子。

　　客问：中国社会各界对去年美国选举非常关注，知识分子们围绕川普更是产生了巨大分歧，您怎么评价川普？这次美国选举，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的撕裂？它是否会影响美国的未来？

　　高尔泰：以前看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以为是幽默夸张。经过这次总统选举，才知道现实政治，比那个肮脏得多了去了。作为局外人，凭常识和直觉，我喜欢川普。他是政治素人，又是性情中人。脱稿讲演，口无遮拦，很真率。不怕得罪一大批政商权贵，很平民。要求限制议员任期，直击美国“民主”的弊病。要求降低药价医疗费透明，符合草根大众的亟须。反对取消对生理性别的法律承认，保护的不仅是妇孺安全和军队战力，还有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价值。他的下台，表面上是由于出乎预料的突发事件——病毒蔓延方便了邮寄选票作弊。当然这也是事实。但是深层原因还是“取消文化”取代传统价值的大趋势使然。这个趋势有利于从全球化获利的超级资本，不利于扎根本土的草根群众。二者力量天差地别，很难达成公平的社会契约，撕裂在所难免。前不久读了新总统拜登上台后的“百日讲演”，这个感觉更强了。怎么影响未来，我不知道。

　　客问：对于未来世界，有许多悲观预言。您是一个悲观者？还是一个乐观者？您对于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

　　高尔泰：历史无序，不可预料。我只担心一种可能，出现一个用人工智能加基因工程武装起来的全球政府，把人类锁进一个没有自由的给定命运。那将比灭绝更加可怕。要说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政府。现在这么说，很不合时宜，是“政治不正确”。没想到自己从小到老，从东到西，会一直都不合时宜，到处都“政治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