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气度欠豁达 用才不专一

　　第二条原因，蒋介石对于识才、用才并容才的气度毕竟有限，甚至不如地方军阀张作霖。张作霖治理东北三省时，尚能破格重用王永江加强吏治，重用杨宇霆实行军事改革，重用常荫槐整顿地方治理及铁路交通。况且，张作霖用人不疑，让其放手去做。他们切身感到，论信任之篤、委用之专及待遇之厚，无过于张作霖之于他们了。所以张作霖与这三人的宾主关系成为一时佳话。

　　蒋介石对待首席智囊杨永泰的方法，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其胸怀不够豁达，视野不够开阔。杨永泰迭次出奇计，辅助蒋对各大军阀作了无害化处理，借手日本军政大佬将蠢蠢欲动的少壮派军人按捺下去，并将中共势力压缩至蜗居陕北一隅之地。倘若蒋能继续容纳杨永泰留在他身边，运筹帷幄之中，折冲樽俎之间，则后来中国政局会沿着另一个方向演变，国共在东北进行决战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了。

　　然而，蒋介石却不此之图。至1936年，蒋认为国内外大局底定矣，又觉得杨略不世出，放在身边让人觉得杨才高于自己，有些尴尬。这一年，蒋忍不住予智自雄，就外放杨任湖北省主席。杨赴武昌履新后，一次他在码头等候驳船过江时，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刘庐隐传闻涉案被捕。事后此案不了了之。

　　蒋介石在东北战场布局时，无论在任命或对待将帅的事务上，都失诸偏颇。先说在“帅”的层面。

　　在蒋介石与下属讨论究竟派哪位大员去接收东北地区时，下属指出，东北从来没有被南京中央政府直接统治，1931至1945年则长期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如今苏联又控制了东北，中共军队趁机大举进入东北，情势严峻矣。他们建议，从争取东北民心着眼，不如让张学良回去主理东北政局，因为东北人普遍对老帅张作霖畏威怀德，又同情少帅幽居蛰伏多年的处境，必定会舍中共而弗由，更愿意遵从他的施政。

　　这些下属还向蒋介石建议，在由少帅加大对东北民众的政治号召力的同时，委派“小诸葛”白崇禧掌管东北军事全局，在军事上同共军巧相周旋。如此，国民政府在东北同中共周旋时，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蒋介石在心头对西安事变的阴影挥之不去，对张学良存有心结，自然不愿意“放虎归山”。另外，蒋不无理由地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实力怀有隐忧，认为白崇禧在东北稳住局面后，声望日隆，非党国之福，又出于对自己嫡系部下军政实力的自信，因此，他对下属的此项建议不予采纳。可见蒋是出于政治而非军事层面的担忧而作出这一决定，所以这一决定没有对症下药，是非理性的。

　　蒋介石既然不能重用白崇禧，就决定启用虎将关麟征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并征得关的同意。事后蒋却改变了主意，另外派杜聿明担任这个职务。事实上，关晓畅军事，在内战中战绩不错，抗战时对日军作战更是连战连捷，在军队高层有口皆碑。

　　毛泽东评论国民党军队名将胡琏称：“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实际上，关麟征既有胡琏的滑，又无胡琏的怯;既有张灵甫的悍，又无张灵甫的傲。胡琏也说，论军事指挥才能，自己不如关，他在军事上就佩服关。

　　关麟征是第52军首任军长，在他严加训练以后，各级军官在战时配合默契，因而该军战力强劲。他还在该军内部淬炼出了若干强悍的战将。在东北战场上，该军由军长刘玉章统率，多次与林彪部激战，始终未遭受重大的挫败。林彪部强攻锦州时，刘率该军随廖耀湘兵团驰援锦州，拱卫后路。当廖兵团被林彪部多个纵队合围时，刘见势不妙，当机立断，率领该军寻觅突破口，退至营口即布置防务。具体办法是，每个碉堡群安排一个连守卫，另外安排数辆卡车负责接应，一旦安全没有问题，卡车即出发运输该连官兵前往码头，这样一站接着一站撤退。该军成为东北战场上唯一成建制撤退至南方的部队。

　　渡江战役后，刘玉章率该军在上海郊区月浦与解放军三野血战后，该军又是唯一成建制撤退至台湾的部队。在两次大战役中，在国民党军队遭遇颠覆性败局时，刘率该军均能安全撤离，成为国共内战中的异数。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还一度打算派刘率该军代表台湾参战，该军整装待发之际，被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否决。刘对关麟征的军事指挥与军事教育钦佩之至，关的军事才能略见一斑矣。

　　杜聿明曾经做过关麟征的副手。抗战时杜的战绩和地位都不如关。关对杜的军事才能评价说，杜的长处是尽量不轻易得罪人，短处恰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却不足。蒋介石却委派杜主持东北诸兵团与林彪部作战，恰恰是用其短处，焉能不败?

　　蒋介石为何改派杜聿明去东北做保安司令呢?原来蒋的左右手陈诚与关积怨甚深，在蒋打算任命关麟征主持东北军事时，陈诚对蒋陈述了不同意见，加上蒋认为关平日有些恃才傲物，就改变了主意。这一改，就严重影响了东北国共内战的结局。

　　假如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去东北处理政务，并委派白崇禧、关麟征中任何一人去东北掌管军事，将比熊式辉、杜聿明的搭配起到更大的作用。实际上，蒋派到东北主持军事全局的三位统帅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中，且不说忠诚度，谁能像白崇禧这样槃槃大才呢?

　　蒋介石出于对未来国内政情动向的隐忧，介入了当下对军事布局的考量，因而军事布局时欠缺对症下药的针对性。三年后，这一失策连同其他负面因素终于对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产生了颠覆性的后果。

　　上面说的，是蒋介石在“帅”的层面任命或使用上失诸偏颇。本文最后一节还要论及蒋在“将”的层面任命或使用上的失着。

　　综上所述，蒋介石对待战区主帅时气度缺豁达，手法欠高明，用才又不专一。他在这方面的表现确实比不上毛泽东对待战区主帅时的豁达大度。接下来，再谈谈蒋选拔主帅时还缺乏知人之明。

　　1947年9月，陈诚以东北行辕主任的身份掌管东北军权之后，战局每况愈下，军情愈益紧急。蒋介石乃请华北傅作义部队驰援。傅部出动了数个师级部队进抵东北战场以后，作战强悍，在局部地区确实扭转了战局。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傅作义部队的独特的情况。在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中，傅部与众不同，在东北战区作战时，表现杰出，是因为傅部确实拥有几处强项：

　　首先，抗战时傅作义就在辖区实施减租减息。傅部在辖区将地主的土地清丈以后，限制地租，又将领主、地商开垦土地却未交地价者收归国有，永远租给佃农。所以，傅部具有保持良好的军民关系的传统。

　　傅部抵达东北以后军纪严明，不但毫不扰民，而且抵达驻扎地点后，官兵即主动上门为百姓挑水、干活，一开口就是“大爷、大娘”，就像过去阎锡山对蒋介石指责傅作义“赤化”、“七路半”那样，百姓交口称誉说“八路来了”。况且，“七路半”做了好事，却不搞严酷的阶级斗争，百姓不论贫富，皆大欢喜。

　　其次，傅作义恢复当年北伐军设立政治部的做法，在其二战区北路军设立政治工作委员会，所部各级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制定《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还制定《十项纪律》以资官兵遵守。一般傅部官兵都知道基本的政治常识，也明白究竟为了什么而要打仗。

　　傅部各级还设立奋斗室，军官家属组成眷属团，军人子弟上奋斗小学、奋斗中学。所以，傅部官兵体会到，在这里服役可以做到老有所养，少有所教。

　　另外，傅部贪腐现象罕有。傅作义以身作则，各级指挥官生活俭朴，与士兵穿相同的棉布军服，腰扎细皮带。傅部还实行经济公开，监督严格。高级指挥官本身廉洁，自然不容下属贪腐。因此，傅部伙食比较好，士兵有足够的营养。当傅部士兵出现在东北百姓面前时，就是一伙身材壮实的河北小伙子，外貌和气质与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不同，给予百姓比较深的印象。

　　再次，傅部能打运动战，机动能力强，聚散能力强，而且部队打不散，散了还能再次聚集。当年中共军队的特点就是聚散能力强，部队打不散。国民党军队一位高官著文称，他曾经俘获一批中共军队指战员，留下一批十几岁的少年兵，隔了几年，却发现依然“养不家”，而这批少年兵回到中共军队，即如鱼入水。

　　真正体现出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指标，应该是聚散能力强，这样才能打持续的运动战。这一条即使西方国家军队也难以做到。傅部聚散能力强的原因，自然是部队凝聚力强。这在国民党正规军队中可谓绝无仅有。

　　最后，傅部进入东北战场后，遵照傅作义送行时的嘱咐，尤其是与中共军队对决时，“备多则力分”，军队务须集中使用，切忌分割使用。每当傅部进攻时，聚焦于一点，往往无坚不摧;防守时，各部互成犄角，形格势禁，对方无从下手。

　　如前所述，傅部进入东北后，不久即在局部地区扭转了局面，民主联军反而转入了劣势。此时毛泽东命令华北聂荣臻所部军队加强攻势，以逼迫傅作义调动所部自东北回援华北。

　　1947年11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及山西北部五省军队悉数归其指挥。这些军队中包括蒋介石嫡系石觉、李文两个主力兵团。

　　至此，东北行辕则认为东北大局已经有望改善，傅部再待在东北，则行辕的面子挂不住了。至于蒋介石也有另一层考虑，认为傅部长待在东北，不啻傅系政治势力将从华北延申到东北了，终究亦非佳事。于是蒋以华北情势告急为由，让傅部从东北撤回华北。此番情景早被毛泽东料准了。

　　实际上，就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固本大计而言，华北袭扰仅癣疥之疾，东北变色实心腹之患。蒋介石计不及此，又囿于派系之见，乃出此下策。

　　194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他要倚重儿子蒋经国实行改革。6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称，“上海经济问题确极严重……非下最大之决心，实不能使此方案得能实施”。 8月，蒋介石有心遏制物价，打击投机，以挽回民心。蒋经国被派去上海“打老虎”，督导经济管制。

　　蒋经国办案查到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杜月笙向他检举孔祥熙儿子孔令侃一手经营的扬子公司非法囤积大量物资，请予查处。9月30日，检查组从扬子公司查获新型汽车100辆、配件几百箱、西药200余箱。国人都在关注蒋经国究竟如何处置此案。当晚孔令侃打电话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迅即飞抵上海并致电蒋介石告知此事。这时蒋介石正在北平与傅作义紧急商议军情，于10月8日飞抵上海，嘱蒋经国别再追究孔令侃，标卖查抄物资，并让他远赴美国。扬子公司案就此草草了结。

　　傅作义乍闻此事，痛感蒋介石心目中国家大事竟然比不上家族小事，民国之事不堪闻问了。从此，傅作义与蒋之间存在的芥蒂更加扩大了。

　　至于卫立煌，虽然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却私下与毛泽东早通款曲。他在抗战时访问过延安，毛泽东竭诚款待，他深受感动，即一次性送给八路军100万发子弹和25万颗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外加三个师的夏服、医疗器材以及50部电话机、2部电话总机，还通知八路军把国军在晋南运城、临汾的军火物资全部运走。

　　抗战结束后，卫立煌同留学美国归来的美女韩权华结婚后，两人一起出国考察，在法国遇到声学专家汪德昭，陪他俩旅游欧洲列国。多年后经汪讲述，卫、汪两人在瑞士有过一次深谈，卫知悉汪是法共党员，即托汪帮他与中共接上头。卫还托汪转交亲笔信写道： “我很愿意跟贵方接触，但此事事关机密，万请保密”。这条线沟通途径是经过法共、苏共，才抵达中共，信息回馈也是经由中共、苏共、法共，才抵达汪处。

　　蒋介石鉴于心腹陈诚胃病加剧，难以在东北继续主持军事。当时华中剿总司令是白崇禧，华北剿总司令是傅作义，均非蒋的嫡系，如果东北剿总司令也不是蒋的嫡系，则自华中至东北南北一条线均掌握在非嫡系军人手中，兹事体大。于是蒋就催卫立煌赶紧回国，并在1948年1月任命卫为东北剿总司令。

　　卫立煌嘱咐汪德昭回国在他身边同中共沟通，并授予少将军衔。中共最后从巴黎辗转送来一则口信说，让卫静观其变，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此则信息意即卫在所部与东北解放军决战时消极应对就可以了的意思。果不其然，在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中，卫在指挥所部作战时确是尽量采取消极甚至不作为的办法。

　　例如蒋介石最早看出国民党军队呆在东北，最终可能会被瓮中捉鳖，导致全军覆没，要求卫立煌率领全军撤出沈阳，到锦州集中待命。如此锦州重兵集团背靠华北傅作义重兵集团，改变了原来的被动局面，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卫立煌称，当初蒋给予他的使命是守住沈阳。如果他撤出沈阳，路上会被林彪部全歼，何况岂能置长春守军于不顾呢?因而断然拒绝。蒋召来机动兵团司令廖耀湘，命廖单独执行此项命令，而廖在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六年，怀有浓重的西方军中伦理观念。廖对蒋说，最好由蒋明确指示东北剿总卫司令，然后由卫司令发出命令由廖执行，才是名正言顺。如此上下扯皮，耽误了事机。

　　又如蒋介石指示，国防部联勤往东北运送炮弹时，大部分应该送往锦州，却被东北剿总执行卫立煌的命令予以截留了，以致九成炮弹都被送往沈阳。及至辽沈战役打响时，锦州守军严重缺少炮弹，而沈阳堆积如山的炮弹却一发没有用上，都给东北解放军缴获了。

　　再如1948年9月12日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在初始阶段，林彪部全力攻打锦州外围据点时，卫立煌一再拒绝发兵为锦州解围，贻误了戎机。2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抵沈阳监督出兵驰援锦州事宜。28日，卫邀约廖耀湘一起当面请顾返南京向蒋陈述东北将领关于暂缓驰援锦州的意见。10月2日蒋介石亲赴沈阳，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所部从沈阳出发西进，以解锦州之围，并与东北解放军进行决战。迟至此时，卫仍然不同意由沈阳派出主力野战兵团解除锦州之围，只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而已。

　　另据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一书指出，在10月2日蒋介石命令廖耀湘野战兵团西进驰援锦州的同一天，林彪正在开赴锦州的火车上接获此消息，产生了犹豫，又提出回师进攻长春，受到毛泽东批评。在政委罗荣桓的劝说下，林彪方才打消了回师长春的想法。直至林彪指挥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二十天以后，他对攻下此役首个目标尚且如此没有信心，由此可见，假若卫立煌早在9月中旬从沈阳出兵西进锦州，辽沈战役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番结局的。

　　再如廖兵团向西驰援锦州时，救兵如救火，理应快速挺进，卫立煌却命令廖兵团稳扎稳打，先去彰武、法库，美其名为截断东北野战军的补给线。11日，廖兵团占领彰武、新立屯后，只在该地区徘徊，原来是在等待与由西向东救援锦州的华北侯镜如兵团会师，因而再次延迟驰援锦州的行动。

　　至于侯镜如，也早已与中共互通款曲，耽误了本兵团启程东进的日程，率部在塔山被阻击。侯兵团抵达葫芦岛时，卫立煌专门飞到葫芦岛，对侯镜如说，慢慢来，稳扎稳打，别那么急，廖耀湘看来是不太行。

　　再如东北解放军于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次日晚占领锦州全城。林彪旋即指挥数个精锐纵队乘胜回师东进合围还在彰武周遭逗留不进的廖兵团。廖兵团理应向营口兼程急进，卫立煌却断言退至营口也不安全，催其火速退回沈阳。廖耀湘再度首鼠两端，举棋不定，又耽搁了不少时间。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野战兵团就难以逃脱灭顶之灾的命运了，最后仅关麟征旧部刘玉章统率第52军成建制地从营口港乘船安全地撤退回到南方。

　　卫立煌究竟在东北国共决战之际起到什么作用呢?

　　还是用周恩来的话给予定义吧。周恩来称之为“起义将领”。再者，1960年1月17日，卫在北京病逝。20日举行了首都各界对卫举行公祭仪式，由周恩来主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称：蒋介石“派卫立煌同志担任东北‘剿总司令’。当时卫立煌同志鉴于大势已去，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作垂死挣扎的‘反攻’命令”。其后卫夫人韩权华发表悼念文章称，卫在国共内战战场上消极应付，最终为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时隔多年以后，杜聿明对当年卫在东北指挥问题仍然感到不解，一次询问韩权华，韩认为卫在东北之所以不执行蒋的命令，就是要将蒋拖垮。卫曾亲口对夫人说：让蒋介石盲人瞎马，看他怎么走。

　　卫立煌以蒋介石嫡系大将及东北剿总司令的地位，指挥数个强劲兵团，仅在东北战场上消极或不作为甚至干扰、破坏正确的决策，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其恶果远甚于一个军的倒戈投向对方阵营。然而，挺有讽刺意味的，恰是蒋本人亲自授予卫指挥东北全部军队的大权的。

　　说到底，蒋介石缺乏明君应该有的知人之明。在用人问题上，在东北战场上，白崇禧、关麟征可以做统御全局的统帅，孙立人、陈明仁、刘玉章可以做独当一面的战将。这样的全才、将才，就在蒋的身边，他却弃而不用或用而不专。他重用的统帅是卫立煌、战将是廖耀湘，不是心存捣蛋甚至破坏之念的主帅，就是迂腐而不知变通的庸才。仅此一项，当年毛泽东与其同侪跃跃欲试问鼎中原，蒋欲求战胜正在及锋而试的中共军队，岂非难于上青天乎?

　　为何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最后丢失了东北?笔者基于北京、港、台及美国出版的资料，以后有时间可以写多篇文章。目前暂且勾勒一些提纲挈领的情况，以飨读者诸君。两点情形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此文立足于历史事实，并不涉及政治立场，仅供史学家从中汲取养料，或供读者作为谈资;第二，关于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鏖战的情形，海内外相关报道应有尽有了，此文不涉及具体战事，仅论述双方在政治战略层面的过手博弈而已。

　　为什么此文不详谈国共双方在军事战略层面过手博弈的情形呢?除了海内外不乏相关的报道以外，主要是蒋介石丢掉东北乃至整个大陆，咎不在军事战略层面的过失。与之相反，说事实，蒋在军事战略博弈中甚至是胜过毛泽东的，至于大战略博弈则双方得失参半，容笔者在稍后一篇文章中予以详述。归根结底，蒋之所以败亡主要源于他在政治战略层面上犯下的过错。

1945年9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会谈期间举杯

　　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与毛泽东决战的过程中最终败衄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我们在199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的《Uncertain Partners—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书中略予阐述了。下面笔者综述一下迫使蒋介石丢失东北的八大原因。

　　一、战略须擘划 制敌宜机先

　　第一条原因，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国共两党旋即展开殊死斗争。论及宏观战略擘划，中共在决策上占得机先，这就成为中共得以在两党东北博弈中占上风的前提，也直接促成了日后东北内战局面陡然变色。

　　若用诸葛亮《隆中对》陈述抗战结束后东北牵动全国政局的说法，譬喻当时国共逐鹿中原的局势以及美国、苏联、日本、朝鲜诸国围绕东北地区彼此互动时斑驳陆离的关系，倒也入木三分：“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是指袁绍家族显赫，“四世三公”，所辖军队人数远远超过曹操，最终曹操之所以灭了袁氏，是由于曹操不但顺势而为，战略谋划也远胜袁绍。

　　抗战结束后，中共乘势崛起，逼使国民党放弃多数辖区，朝野颠覆，乃至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国民党退守台湾一隅之地，也不全然是毛泽东顺应历史规律，而与毛泽东较之蒋介石大战略棋高一筹紧密相关。

　　倘若将毛泽东、蒋介石战略博弈的过程及结局推而广之，不难领会一个国家大战略谋划是否稳妥允当，对该国兴衰的重要性不亚于体制、机制及各项支撑基础。鉴此，最高领导人之睿智以及由决策层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普遍接受的正确的国家大战略，确实是决定国家兴衰的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对这一规律的体认和领悟，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抗战远未结束时，毛泽东在同日本、汪伪、重庆周旋时，已经着眼于东北的战略意义，下了先手棋。抗战结束，毛决定全力以赴夺下东北。当时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全力以赴夺下东北，只要将东北纳入囊中，哪怕丧失全国所有的根据地，也在所不惜。因为只要中共夺得东北，则在日后的国共决战中，终究也会赢得内战。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陪都重庆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飞返延安。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会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刘一举往东北派去了十名中央委员(含四名政治局委员)，还赶紧调派二万名干部和十一万军人赶赴东北。刘还指示下属：“你们要赶快去抢(地盘)。”

　　相比之下，蒋介石根本没有正视东北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他的眼睛紧盯住宁、沪、杭这一地带，并忙于处置全国各大城市的接收事宜，因而迟迟未盯住东北这一块风水宝地。

　　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委托马歇尔赴中国调解国共争端，促成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华北地带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及至1947年初，调解以失败告终，马歇尔返回美国担任国务卿。这年3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马歇尔抵达中国不久即提醒蒋介石要着眼于东北。在他催促下，蒋才开始往东北调动军队，力度却不足，形同“添油”战术。后来内战战局失利，蒋还归咎于马歇尔的建议，他抱怨说听了马歇尔的话才误了大事，因为他将多数精锐美械部队调往东北，以致最终连南京都缺乏军队守卫了。

　　实际上，纵观中国历史，一旦东北方向的军队大举入关，华北必然震动，当局应付不当，则影响全局，甚至导致全国政局发生颠覆性的逆转。

　　例一：明末清初，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迅即挥师南下，次第击破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及南明政权的军队。清军相继占领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终于底定全国。

　　例二：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真正让清廷感到日军有兵临北京城下的威胁的，毕竟不是北洋舰队毁于一旦，而是北线日军为佯攻辽阳、实取牛庄而与湘军、淮军、毅军进行的战役。在清军主力被围歼前，清军战地指挥官宋庆下令紧急撤退。在日军可能紧逼北京的危急情况下，清廷被迫议和。

　　例三：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率奉军精锐叩关而入，直系“倒戈将军”冯玉祥迅即叛变，回师北京，软禁总统曹锟，直系大帅吴佩孚进退失据，一败涂地。张作霖、冯玉祥推举段祺瑞以“执政”名义执掌北京政府，奉系遂控制了北中国。

　　例四：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对抗。5月，中原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的“巧电”，派军队入关。才十多天，东北军即占领了平津地区全境。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接受和平解决，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为张、蒋收编。此后，蒋介石核准由张学良掌握华北地区的军、政、财大权，并节制黄河以北全部地区。

　　由此可见，蒋介石只要守住了东北，全国战局即不致逆转，南京也不会面对兵临城下的危局。可是，蒋计不及此。蒋在大谋略擘划上确比毛稍逊一筹。

　　二、气度欠豁达 用才不专一

　　第二条原因，蒋介石对于识才、用才并容才的气度毕竟有限，甚至不如地方军阀张作霖。张作霖治理东北三省时，尚能破格重用王永江加强吏治，重用杨宇霆实行军事改革，重用常荫槐整顿地方治理及铁路交通。况且，张作霖用人不疑，让其放手去做。他们切身感到，论信任之篤、委用之专及待遇之厚，无过于张作霖之于他们了。所以张作霖与这三人的宾主关系成为一时佳话。

　　蒋介石对待首席智囊杨永泰的方法，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其胸怀不够豁达，视野不够开阔。杨永泰迭次出奇计，辅助蒋对各大军阀作了无害化处理，借手日本军政大佬将蠢蠢欲动的少壮派军人按捺下去，并将中共势力压缩至蜗居陕北一隅之地。倘若蒋能继续容纳杨永泰留在他身边，运筹帷幄之中，折冲樽俎之间，则后来中国政局会沿着另一个方向演变，国共在东北进行决战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了。

　　然而，蒋介石却不此之图。至1936年，蒋认为国内外大局底定矣，又觉得杨略不世出，放在身边让人觉得杨才高于自己，有些尴尬。这一年，蒋忍不住予智自雄，就外放杨任湖北省主席。杨赴武昌履新后，一次他在码头等候驳船过江时，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刘庐隐传闻涉案被捕。事后此案不了了之。

　　蒋介石在东北战场布局时，无论在任命或对待将帅的事务上，都失诸偏颇。先说在“帅”的层面。

　　在蒋介石与下属讨论究竟派哪位大员去接收东北地区时，下属指出，东北从来没有被南京中央政府直接统治，1931至1945年则长期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如今苏联又控制了东北，中共军队趁机大举进入东北，情势严峻矣。他们建议，从争取东北民心着眼，不如让张学良回去主理东北政局，因为东北人普遍对老帅张作霖畏威怀德，又同情少帅幽居蛰伏多年的处境，必定会舍中共而弗由，更愿意遵从他的施政。

　　这些下属还向蒋介石建议，在由少帅加大对东北民众的政治号召力的同时，委派“小诸葛”白崇禧掌管东北军事全局，在军事上同共军巧相周旋。如此，国民政府在东北同中共周旋时，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蒋介石在心头对西安事变的阴影挥之不去，对张学良存有心结，自然不愿意“放虎归山”。另外，蒋不无理由地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实力怀有隐忧，认为白崇禧在东北稳住局面后，声望日隆，非党国之福，又出于对自己嫡系部下军政实力的自信，因此，他对下属的此项建议不予采纳。可见蒋是出于政治而非军事层面的担忧而作出这一决定，所以这一决定没有对症下药，是非理性的。

　　蒋介石既然不能重用白崇禧，就决定启用虎将关麟征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并征得关的同意。事后蒋却改变了主意，另外派杜聿明担任这个职务。事实上，关晓畅军事，在内战中战绩不错，抗战时对日军作战更是连战连捷，在军队高层有口皆碑。

　　毛泽东评论国民党军队名将胡琏称：“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实际上，关麟征既有胡琏的滑，又无胡琏的怯;既有张灵甫的悍，又无张灵甫的傲。胡琏也说，论军事指挥才能，自己不如关，他在军事上就佩服关。

　　关麟征是第52军首任军长，在他严加训练以后，各级军官在战时配合默契，因而该军战力强劲。他还在该军内部淬炼出了若干强悍的战将。在东北战场上，该军由军长刘玉章统率，多次与林彪部激战，始终未遭受重大的挫败。林彪部强攻锦州时，刘率该军随廖耀湘兵团驰援锦州，拱卫后路。当廖兵团被林彪部多个纵队合围时，刘见势不妙，当机立断，率领该军寻觅突破口，退至营口即布置防务。具体办法是，每个碉堡群安排一个连守卫，另外安排数辆卡车负责接应，一旦安全没有问题，卡车即出发运输该连官兵前往码头，这样一站接着一站撤退。该军成为东北战场上唯一成建制撤退至南方的部队。

　　渡江战役后，刘玉章率该军在上海郊区月浦与解放军三野血战后，该军又是唯一成建制撤退至台湾的部队。在两次大战役中，在国民党军队遭遇颠覆性败局时，刘率该军均能安全撤离，成为国共内战中的异数。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还一度打算派刘率该军代表台湾参战，该军整装待发之际，被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否决。刘对关麟征的军事指挥与军事教育钦佩之至，关的军事才能略见一斑矣。

　　杜聿明曾经做过关麟征的副手。抗战时杜的战绩和地位都不如关。关对杜的军事才能评价说，杜的长处是尽量不轻易得罪人，短处恰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却不足。蒋介石却委派杜主持东北诸兵团与林彪部作战，恰恰是用其短处，焉能不败?

　　蒋介石为何改派杜聿明去东北做保安司令呢?原来蒋的左右手陈诚与关积怨甚深，在蒋打算任命关麟征主持东北军事时，陈诚对蒋陈述了不同意见，加上蒋认为关平日有些恃才傲物，就改变了主意。这一改，就严重影响了东北国共内战的结局。

　　假如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去东北处理政务，并委派白崇禧、关麟征中任何一人去东北掌管军事，将比熊式辉、杜聿明的搭配起到更大的作用。实际上，蒋派到东北主持军事全局的三位统帅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中，且不说忠诚度，谁能像白崇禧这样槃槃大才呢?

　　蒋介石出于对未来国内政情动向的隐忧，介入了当下对军事布局的考量，因而军事布局时欠缺对症下药的针对性。三年后，这一失策连同其他负面因素终于对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产生了颠覆性的后果。

　　上面说的，是蒋介石在“帅”的层面任命或使用上失诸偏颇。本文最后一节还要论及蒋在“将”的层面任命或使用上的失着。

　　综上所述，蒋介石对待战区主帅时气度缺豁达，手法欠高明，用才又不专一。他在这方面的表现确实比不上毛泽东对待战区主帅时的豁达大度。接下来，再谈谈蒋选拔主帅时还缺乏知人之明。

　　1947年9月，陈诚以东北行辕主任的身份掌管东北军权之后，战局每况愈下，军情愈益紧急。蒋介石乃请华北傅作义部队驰援。傅部出动了数个师级部队进抵东北战场以后，作战强悍，在局部地区确实扭转了战局。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傅作义部队的独特的情况。在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中，傅部与众不同，在东北战区作战时，表现杰出，是因为傅部确实拥有几处强项：

　　首先，抗战时傅作义就在辖区实施减租减息。傅部在辖区将地主的土地清丈以后，限制地租，又将领主、地商开垦土地却未交地价者收归国有，永远租给佃农。所以，傅部具有保持良好的军民关系的传统。

　　傅部抵达东北以后军纪严明，不但毫不扰民，而且抵达驻扎地点后，官兵即主动上门为百姓挑水、干活，一开口就是“大爷、大娘”，就像过去阎锡山对蒋介石指责傅作义“赤化”、“七路半”那样，百姓交口称誉说“八路来了”。况且，“七路半”做了好事，却不搞严酷的阶级斗争，百姓不论贫富，皆大欢喜。

　　其次，傅作义恢复当年北伐军设立政治部的做法，在其二战区北路军设立政治工作委员会，所部各级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制定《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还制定《十项纪律》以资官兵遵守。一般傅部官兵都知道基本的政治常识，也明白究竟为了什么而要打仗。

　　傅部各级还设立奋斗室，军官家属组成眷属团，军人子弟上奋斗小学、奋斗中学。所以，傅部官兵体会到，在这里服役可以做到老有所养，少有所教。

　　另外，傅部贪腐现象罕有。傅作义以身作则，各级指挥官生活俭朴，与士兵穿相同的棉布军服，腰扎细皮带。傅部还实行经济公开，监督严格。高级指挥官本身廉洁，自然不容下属贪腐。因此，傅部伙食比较好，士兵有足够的营养。当傅部士兵出现在东北百姓面前时，就是一伙身材壮实的河北小伙子，外貌和气质与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不同，给予百姓比较深的印象。

　　再次，傅部能打运动战，机动能力强，聚散能力强，而且部队打不散，散了还能再次聚集。当年中共军队的特点就是聚散能力强，部队打不散。国民党军队一位高官著文称，他曾经俘获一批中共军队指战员，留下一批十几岁的少年兵，隔了几年，却发现依然“养不家”，而这批少年兵回到中共军队，即如鱼入水。

　　真正体现出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指标，应该是聚散能力强，这样才能打持续的运动战。这一条即使西方国家军队也难以做到。傅部聚散能力强的原因，自然是部队凝聚力强。这在国民党正规军队中可谓绝无仅有。

　　最后，傅部进入东北战场后，遵照傅作义送行时的嘱咐，尤其是与中共军队对决时，“备多则力分”，军队务须集中使用，切忌分割使用。每当傅部进攻时，聚焦于一点，往往无坚不摧;防守时，各部互成犄角，形格势禁，对方无从下手。

　　如前所述，傅部进入东北后，不久即在局部地区扭转了局面，民主联军反而转入了劣势。此时毛泽东命令华北聂荣臻所部军队加强攻势，以逼迫傅作义调动所部自东北回援华北。

　　1947年11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及山西北部五省军队悉数归其指挥。这些军队中包括蒋介石嫡系石觉、李文两个主力兵团。

　　至此，东北行辕则认为东北大局已经有望改善，傅部再待在东北，则行辕的面子挂不住了。至于蒋介石也有另一层考虑，认为傅部长待在东北，不啻傅系政治势力将从华北延申到东北了，终究亦非佳事。于是蒋以华北情势告急为由，让傅部从东北撤回华北。此番情景早被毛泽东料准了。

　　实际上，就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固本大计而言，华北袭扰仅癣疥之疾，东北变色实心腹之患。蒋介石计不及此，又囿于派系之见，乃出此下策。

　　194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他要倚重儿子蒋经国实行改革。6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称，“上海经济问题确极严重……非下最大之决心，实不能使此方案得能实施”。 8月，蒋介石有心遏制物价，打击投机，以挽回民心。蒋经国被派去上海“打老虎”，督导经济管制。

　　蒋经国办案查到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杜月笙向他检举孔祥熙儿子孔令侃一手经营的扬子公司非法囤积大量物资，请予查处。9月30日，检查组从扬子公司查获新型汽车100辆、配件几百箱、西药200余箱。国人都在关注蒋经国究竟如何处置此案。当晚孔令侃打电话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迅即飞抵上海并致电蒋介石告知此事。这时蒋介石正在北平与傅作义紧急商议军情，于10月8日飞抵上海，嘱蒋经国别再追究孔令侃，标卖查抄物资，并让他远赴美国。扬子公司案就此草草了结。

　　傅作义乍闻此事，痛感蒋介石心目中国家大事竟然比不上家族小事，民国之事不堪闻问了。从此，傅作义与蒋之间存在的芥蒂更加扩大了。

　　至于卫立煌，虽然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却私下与毛泽东早通款曲。他在抗战时访问过延安，毛泽东竭诚款待，他深受感动，即一次性送给八路军100万发子弹和25万颗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外加三个师的夏服、医疗器材以及50部电话机、2部电话总机，还通知八路军把国军在晋南运城、临汾的军火物资全部运走。

　　抗战结束后，卫立煌同留学美国归来的美女韩权华结婚后，两人一起出国考察，在法国遇到声学专家汪德昭，陪他俩旅游欧洲列国。多年后经汪讲述，卫、汪两人在瑞士有过一次深谈，卫知悉汪是法共党员，即托汪帮他与中共接上头。卫还托汪转交亲笔信写道： “我很愿意跟贵方接触，但此事事关机密，万请保密”。这条线沟通途径是经过法共、苏共，才抵达中共，信息回馈也是经由中共、苏共、法共，才抵达汪处。

　　蒋介石鉴于心腹陈诚胃病加剧，难以在东北继续主持军事。当时华中剿总司令是白崇禧，华北剿总司令是傅作义，均非蒋的嫡系，如果东北剿总司令也不是蒋的嫡系，则自华中至东北南北一条线均掌握在非嫡系军人手中，兹事体大。于是蒋就催卫立煌赶紧回国，并在1948年1月任命卫为东北剿总司令。

　　卫立煌嘱咐汪德昭回国在他身边同中共沟通，并授予少将军衔。中共最后从巴黎辗转送来一则口信说，让卫静观其变，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此则信息意即卫在所部与东北解放军决战时消极应对就可以了的意思。果不其然，在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中，卫在指挥所部作战时确是尽量采取消极甚至不作为的办法。

　　例如蒋介石最早看出国民党军队呆在东北，最终可能会被瓮中捉鳖，导致全军覆没，要求卫立煌率领全军撤出沈阳，到锦州集中待命。如此锦州重兵集团背靠华北傅作义重兵集团，改变了原来的被动局面，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卫立煌称，当初蒋给予他的使命是守住沈阳。如果他撤出沈阳，路上会被林彪部全歼，何况岂能置长春守军于不顾呢?因而断然拒绝。蒋召来机动兵团司令廖耀湘，命廖单独执行此项命令，而廖在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六年，怀有浓重的西方军中伦理观念。廖对蒋说，最好由蒋明确指示东北剿总卫司令，然后由卫司令发出命令由廖执行，才是名正言顺。如此上下扯皮，耽误了事机。

　　又如蒋介石指示，国防部联勤往东北运送炮弹时，大部分应该送往锦州，却被东北剿总执行卫立煌的命令予以截留了，以致九成炮弹都被送往沈阳。及至辽沈战役打响时，锦州守军严重缺少炮弹，而沈阳堆积如山的炮弹却一发没有用上，都给东北解放军缴获了。

　　再如1948年9月12日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在初始阶段，林彪部全力攻打锦州外围据点时，卫立煌一再拒绝发兵为锦州解围，贻误了戎机。2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抵沈阳监督出兵驰援锦州事宜。28日，卫邀约廖耀湘一起当面请顾返南京向蒋陈述东北将领关于暂缓驰援锦州的意见。10月2日蒋介石亲赴沈阳，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所部从沈阳出发西进，以解锦州之围，并与东北解放军进行决战。迟至此时，卫仍然不同意由沈阳派出主力野战兵团解除锦州之围，只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而已。

　　另据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一书指出，在10月2日蒋介石命令廖耀湘野战兵团西进驰援锦州的同一天，林彪正在开赴锦州的火车上接获此消息，产生了犹豫，又提出回师进攻长春，受到毛泽东批评。在政委罗荣桓的劝说下，林彪方才打消了回师长春的想法。直至林彪指挥东北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二十天以后，他对攻下此役首个目标尚且如此没有信心，由此可见，假若卫立煌早在9月中旬从沈阳出兵西进锦州，辽沈战役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番结局的。

　　再如廖兵团向西驰援锦州时，救兵如救火，理应快速挺进，卫立煌却命令廖兵团稳扎稳打，先去彰武、法库，美其名为截断东北野战军的补给线。11日，廖兵团占领彰武、新立屯后，只在该地区徘徊，原来是在等待与由西向东救援锦州的华北侯镜如兵团会师，因而再次延迟驰援锦州的行动。

　　至于侯镜如，也早已与中共互通款曲，耽误了本兵团启程东进的日程，率部在塔山被阻击。侯兵团抵达葫芦岛时，卫立煌专门飞到葫芦岛，对侯镜如说，慢慢来，稳扎稳打，别那么急，廖耀湘看来是不太行。

　　再如东北解放军于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次日晚占领锦州全城。林彪旋即指挥数个精锐纵队乘胜回师东进合围还在彰武周遭逗留不进的廖兵团。廖兵团理应向营口兼程急进，卫立煌却断言退至营口也不安全，催其火速退回沈阳。廖耀湘再度首鼠两端，举棋不定，又耽搁了不少时间。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精锐野战兵团就难以逃脱灭顶之灾的命运了，最后仅关麟征旧部刘玉章统率第52军成建制地从营口港乘船安全地撤退回到南方。

　　卫立煌究竟在东北国共决战之际起到什么作用呢?

　　还是用周恩来的话给予定义吧。周恩来称之为“起义将领”。再者，1960年1月17日，卫在北京病逝。20日举行了首都各界对卫举行公祭仪式，由周恩来主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称：蒋介石“派卫立煌同志担任东北‘剿总司令’。当时卫立煌同志鉴于大势已去，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作垂死挣扎的‘反攻’命令”。其后卫夫人韩权华发表悼念文章称，卫在国共内战战场上消极应付，最终为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时隔多年以后，杜聿明对当年卫在东北指挥问题仍然感到不解，一次询问韩权华，韩认为卫在东北之所以不执行蒋的命令，就是要将蒋拖垮。卫曾亲口对夫人说：让蒋介石盲人瞎马，看他怎么走。

　　卫立煌以蒋介石嫡系大将及东北剿总司令的地位，指挥数个强劲兵团，仅在东北战场上消极或不作为甚至干扰、破坏正确的决策，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其恶果远甚于一个军的倒戈投向对方阵营。然而，挺有讽刺意味的，恰是蒋本人亲自授予卫指挥东北全部军队的大权的。

　　说到底，蒋介石缺乏明君应该有的知人之明。在用人问题上，在东北战场上，白崇禧、关麟征可以做统御全局的统帅，孙立人、陈明仁、刘玉章可以做独当一面的战将。这样的全才、将才，就在蒋的身边，他却弃而不用或用而不专。他重用的统帅是卫立煌、战将是廖耀湘，不是心存捣蛋甚至破坏之念的主帅，就是迂腐而不知变通的庸才。仅此一项，当年毛泽东与其同侪跃跃欲试问鼎中原，蒋欲求战胜正在及锋而试的中共军队，岂非难于上青天乎?

　　三、苏联供武器 装备六十师

　　第三条原因，苏军攻占东北全境并俘虏了六十万关东军，如何处置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终这批装备全部转移给了东北解放军。毕竟苏联同中华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况且苏联对外关系既受到美国强势外交、军事态势的制约，也受到雅尔塔协定及其体系的约束，而中共军政干部正在软磨硬缠地要求苏联驻东北的军队移交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在当地尽人皆知，蒋介石及国民党体制却没有经过外交及其他途径作出任何交涉及应对，而且国民党军政部门及情治系统也没有引起任何警觉，结果听任苏军进行这项装备转移。当解放军在战场使用这批装备之时，终于成为国民党军队不可承受之重。

　　当年中共军队赶赴东北，大部分是八路军，也有部分新四军部队自山东由海路抵达东北。后来这批军队统一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后来东北解放军人数发展到超过一百万人，配备的武器装备不亚于国民党军队，甚至更为精良。绝大部分武器装备既非来自缴获国民党军队所得，也不是源自解放军控制下位于大连、哈尔滨、佳木斯的军工企业，而是苏军直接拨付的，其过程相当微妙。

　　苏军对如何处置缴获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的过程曲折而微妙。苏军先是允诺全部装备交给出关的东北民主联军，以致中共信以为真，出关的不少军队都是徒手去的。其后苏军鉴于会影响同国民政府的邦交引起外交交涉以及对美国外交反制行动的忧虑，因而出尔反尔，拒不把缴获的武器交给民主联军。当时民主联军的装备状况形成尴尬的局面，即八路军、新四军的老部队是徒手的，而自满洲国民党军队队投奔过来的新部队则是全副装备。再后来则是中共干部同部分苏联驻军打交道，软磨硬缠之后，苏军开始零星地把缴获的装备交给了民主联军。

　　随后苏联对待一触即发的国共内战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因之一，苏联不愿意眼见明显亲美的国民党军队在同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舞枪弄炮。原因之二，北朝鲜在苏联军事控制下，当时苏联同北朝鲜并不接壤，苏联要向北朝鲜苏联驻军输送给养或者向北朝鲜运送援助，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借重建在东北境内而在苏联管辖下的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苏联担忧一旦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站稳脚跟，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卡住苏联往北朝鲜运送军事物资。这是莫斯科更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两层顾虑促成苏联转变了原先在处置关东军武器装备问题上的立场。

　　苏联改变政策的转捩点则是中共代表何长工对斯大林驻华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其职权远超过苏联驻华大使)的交涉。1947年秋冬之交，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长何长工奉命携带文工团和大批美酒去满洲里找科瓦廖夫，洽谈移交苏军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

　　科瓦廖夫得意忘形之际，何长工趁机对他施加压力了。他说，这次文工团也给你带来了，美酒也送给你了，你再不签字批准装备转让，我们可要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了。科瓦廖夫顶不住何长工的软磨硬泡，终于松口批准将运抵满洲里准备运去苏联回炉炼钢的关东军轻重装备全部送给民主联军。科瓦廖夫心有不甘，开口问何长工：“像你这么调皮的人，你们那边还有吗?”何长工回答说：“比我更调皮的多着呢。”

　　何长工在回忆录中声称，民主联军接收的这批军械可供陆军各兵种使用，可以装备一支六十万人的军队。苏军前后移交给民主联军的武器装备更多，还包括军机和军舰。另有资料称，苏军移交给民主联军的武器约有枪五十多万支、各种火炮2000门及无数弹药。民主联军更在大连、哈尔滨、佳木斯建立了军工企业，大量生产炮弹支援关内解放军作战。后来粟裕坦承，解放军赢得淮海战役一是依靠大连军工厂生产的大量炮弹，二是依靠解放前农民组织的小车运输队。

　　装备精良武器的这一解放军百万大军投入任何一个内战战场，均非该战区国民党军队所能抗御。无怪乎毛泽东接到东北解放军的报告后说，“林彪肥的很啊!”其后四野发起辽沈战役，把白布遮掩的几十辆坦克经铁路运抵锦州城下突然发起猛攻。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闻悉四野用坦克集群在雪地上发动攻击，惊呼“老毛子坦克过来了，这仗没法打了!”这批犀利军械在战场上的震撼作用，略见一斑。

　　四、苏联成敌手 美国断援助

　　第四条原因，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隐然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蒋介石欠缺国际政治的视野和气度，同美、苏两大国周旋时应对失宜，不旋踵让逆势而上的中共占了上风，在国内政治中颠倒了宾、主的位置。确切地说，在国共全面内战的态势图上，苏联成了国民党的敌手，不加掩饰地给予中共援助，而美国本来是蒋介石的外交奥援，在国共鏖战正酣，命悬一线之时，却切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东北地区位于东北亚，历史上多国势力盘根错节，二战结束后又处于苏联军事管制之下。中共与苏共政治信仰相同，中共军政干部与苏军打交道时，彼此消除了隔阂，相当融洽，此乃得天独厚之处。

　　然而，苏联同国民政府接洽事务时，动辄牵动外交关系，兹事体大，况且苏联是雅尔塔协定的受益者，有必要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完整性，自然要顾及美国在外交、军事上可能的反应，所以苏联出于国家利益，同国共两党打交道时依然有所顾忌。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逐渐走向公开的对立乃至敌对，斯大林重新审视缓冲地带(buffer zone)、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的政治观念。斯大林在雅尔塔体系中寻求适度的突破，更好地服务于苏联国家利益。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立场开始松动了。于是中共军政干部在东北与苏军当局开展交涉时，游刃其间，无往不利矣。

　　关于苏联在国共内战中的立场，从前述苏联处置苏军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时的做法已经揭示清楚了，此处不赘。另外，苏联在国共内战中对中共地方当局的支持，还体现在苏军占领的旅顺对东北解放军的支撑。

　　苏联与国民政府缔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旅顺周边三十公里范围内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或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旅顺附近作战，失利时即可退入旅顺周边地域。国民党军队遥遥望见，却可望不可即，又不能开枪放炮，只能徒呼荷荷。

　　另外，苏联军事管制下的大连市军火工业发达，当地制造的各式炮弹源源不断地运给中共在各地的野战部队。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将军指出，“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的炮弹“。大连制造的大量炮弹足以长途运抵华东各省战场，更不用说运抵近在肘腋的东北战场上发挥致命的摧毁作用了。

　　国民政府与北方强邻苏联打交道，较之共产党，固然先天不足，相形见绌，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国民政府向来视美国为外交奥援，当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上鏖战正酣之际，美国却断绝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迭遭重挫。这一事例足以说明美国同国民政府双边关系的逆转同蒋介石在具体问题上的因应策略不尽妥当亦不无关系。究其原因，乃蒋因应国际关系欠缺适当的政策所致。

　　至若美国对国共两党内战中的立场，也经历了一场微妙、曲折的变化过程。细论美国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则前期美国确实是支持国民党的，中期开始就改变为中立了，美国对华政策就此逐渐变得不利于国民党了。

　　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远道而来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二战后蒋介石跻身世界四大国之一的元首，蒋以他的崇高地位，并不对马歇尔假以辞色，时不时对其下属强调，与马歇尔打交道时务必顾及国家体面和民族尊严。

　　至于中共则更多地着眼于政治现实，以灵活的外交手法，努力打好这张美国牌。凡是国共爆发冲突，需要马歇尔出面调停时，中共总是由外交大师周恩来出面，动员国内声势颇大因而美国对其评价甚佳的数个民主党派即所谓第三势力以及众多公共媒体对外“哭诉“，并以苦主地位向美国人告状。

　　马歇尔迭次向杜鲁门总统报告，国共内战在多数情况下系国民党军队启衅在先。久而久之，华盛顿终于发布命令，自1946年7月29日至1947年5月26日，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实际上，直到1947年11月，美国才恢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质言之，在东北内战战场上，美国全面停止军事援助国民党军队之日，即苏联全面武装百万东北解放军之时。史料记载，国民党军队官兵埋怨说，多数美国军事装备年久失修，譬如美制卡宾枪部件坏了，缺乏备用部件替换，只能单发，射程又太短，杀伤力远不如苏军拨付解放军的关东军三八式步枪。

　　如上所述，自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年底，美国根本断绝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政府大批裁撤军队的政策付诸实施，国民党统治区不少军工企业也已歇业停工。在各个内战战场，国民党军队饷械弹药严重欠缺，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禁不住望风披靡。

　　在前线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解放军愈益壮大;在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域日趋紧缩，财源自然捉襟见肘。此外，国统区反政府的学运、工运此起彼伏，令政府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国民党政权力蹙势穷，地方统治分崩离析，社会上更是人心惶惶，败象毕呈。美国断绝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的严重后果，可见一斑矣。

　　五、南满解放军 朝鲜为后盾

　　第五条原因，东北地区乃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聚焦点，国际互动波诡云谲，非常错综复杂。国共两党与朝鲜及中朝两国国民间的关系，牵扯了颇多的因素。这方面国民党先天不足，在同中共的博弈中，自然屈居下风。

　　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同中共渊源颇深。他在少年时代就随父亲流亡至东北吉林省，并在当地接受教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东满特委派他到安图县创建抗日游击队，数年后任东北抗日联军师长。

　　1941年，金日成被关东军逼迫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1942年，他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中国人周保中任旅长)第一营营长，大尉军衔。1945年，苏联对日本宣战后，派金率部从苏联乘坐军舰进入朝鲜北部建立政权，隔三八线与南方由美国支持的韩国政权紧张对峙。

　　金日成与毛泽东政治渊源如出一辙，观念相同，又均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国共在东北进行决战时，金日成自然要出手支持正在与国民党军队鏖战的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了。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所占地区分北满、南满两大块，尚未打成一片，却把国民党军队卡在中间。民主联军在南满地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可以先将干部眷属和部队伤病员送往朝鲜休养。假若战局逆转，民主联军大部队可以退入朝鲜境内休整;一旦民主联军发现战局正在发生变化，出现有利的战机，大部队又可从朝鲜大举渡江进入南满作战。

　　聊举一例。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第二次四平战役中获胜，民主联军主力退入北满哈尔滨一带长期休整。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乘势腾出手来，这年12月出动国民党军队在南满发动攻击，先除后顾之忧。

　　民主联军应对国民党军队在南满的攻势作战的方针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相应战法则是“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密切配合”。自1946年12月至次年4月，民主联军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具体的作战部署是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民主联军时，北满民主联军就渡过松花江南下，发动攻击，这样就可以牵制北满国民党军队，并调动南满国民党军队回援。

　　假若南满民主联军战况危殆，则依托苏军管制下的朝鲜，进行作战。国民党军队投鼠忌器，不能放手进攻。如此这般，民主联军始终置南满根据地于有效的保卫之下，国民党军队则不能根除隐患，始终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

　　前边已经提到，苏军占领下的旅顺、大连起着“防空洞”的作用，让中共军队退则可以躲避、休整，以利再战，进则足以强势出击，批亢捣虚，直击敌方要害。事实上，朝鲜在东北国共决战中也起着完全相同的作用。这种奇特的现象成为国民党军队始终不能在东北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之一。

　　不惟如此，朝鲜隔江对面的延吉地区乃至东北全境的朝鲜族民众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东北民主联军一边。东北全境有6.3万朝鲜族​青年参加了民主联军，纯由朝鲜族组成的部队逐渐形成了三个朝鲜族师，即第156、164、166 师。在残酷的战争中，这三个朝鲜族师能征惯战，屡建奇功，较之老红军部队，其作战力不遑多让。 其中156师的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多。另外，在东北解放军38军、40军、47军等部队中，还存在大量朝鲜族连队和朝鲜族战士，47军还有一个朝鲜独立团。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东北朝鲜族出于对日本的敌视情绪，许多人与中国人同仇敌忾，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为什么多数朝鲜族支持中共领导下的民主联军而不支持国民党军队呢?

　　至于北朝鲜政府在东北国共决战中直接支持东北民主联军，因而影响了东北境内朝鲜族支持民主联军，仅是一个次要的因素而已。须知直至1948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方才成立，而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早已改名为东北解放军了，可见朝鲜族青年竞相参加民主联军时，人民军根本还没有成立，他们此举并不是主要受到北朝鲜的影响。实际上，影响他们举动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现实因素。

　　现实因素之一，1931年4月至7月，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地区朝鲜族与汉族为争水源爆发争斗乃至大规模械斗之后，朝鲜族对中国官方是存在抵触以至怨恨情绪的。这年9月爆发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蚕食鲸吞，侵占了整个东北。在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里都有朝鲜族战士，其中第一、二、三、七这四个军里，半数官兵是朝鲜族。由此可见，朝鲜族青年宁可投奔反政府的中共军队而不愿意投奔政府军。

　　现实因素之二，延安早就派遣由武亭率领的朝鲜义勇军抢时间赶抵东北招兵了。武亭可不是等闲人物，后来在朝鲜战争中还起到重大的作用。1924年，武亭受朝鲜独立运动的影响，进入中国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次年加入中共。武亭的资历很老，是走过红军万里长征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1939年，朝鲜义勇军在延安成立，司令就是武亭。

　　抗战才结束，延安鉴于同国民党争夺东北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紧急派遣武亭率领三千多名朝鲜义勇军，同中共中央派出的第一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星夜赶赴东北。1945年11月初，朝鲜义勇军到达沈阳，本想进入朝鲜，与朝鲜同胞们合流，然而苏军担忧这批延安派别的朝鲜义勇军过来了，会影响到苏联对朝鲜的军事管制的权威性，因此禁止义勇军入境。于是这三千多名留在东北大举招兵买马，最后形成了东北解放军中一支劲旅，即六万多名朝鲜族官兵。此外，还有10余万朝鲜族参加了地方武装组织，几十万人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

　　况且，朝鲜族官兵在战场上更靠得住，一来他们非常憎恨日本人，凝聚力本来就强，二来他们的效忠度高，他们认为既然中共成了领导，就应该效忠。就像在下面要谈到的通化事件中，在当地中共所有的机构和部队中，朝鲜义勇军是唯一没有一个人被敌人策反的单位，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单位。

　　显而易见，在国共决战的天平秤上，无论这几十万朝鲜族人放在哪一边，以各种方式参与内战，对另一边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这是不言而喻的。

　　六、三万日本兵 成四野骨干

　　第六条原因，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共中央迅即命令各边区部队出击扩充所占区域。冀东李运昌、山东万毅就近率军进入东北。9月5日，冀东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后，几天内收编了万余人，并搜获大批日军武器弹药。其他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均收获颇丰。

　　刘少奇在延安叮嘱军事干部赶快去东北抢地盘，当务之急自然是多占地、多拉队伍。在东北的中共部队最初的称号比较复杂，有时称作东北人民自治军，有时称作东北人民自卫军。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既是在日本占领的东北抢地盘，就要恰当处理当地日本投降的军队及侨民的关系，尽量收为己用。

　　当时国民政府对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人的政策是配合当地苏军，尽快对日本人作甄别，区别哪些人是战犯、战俘、官吏、警察及侨民，程序复杂，费时失事，日本人不由普遍对阖家悬而未决的命运深为忧虑。相比之下，中共相关的政策则是宽松而简捷多了：究竟何人被定为战犯，概由国民政府处理，对绝大多数日本人则一概既往不咎，进而欢迎合作。

　　当然，中共与日本人的关系也并不尽如前述，也有例外。通化事件即一例。1946年2月3日，万余旧日本军人在通化(日本投降前曾计划将伪满洲国“国都”由长春迁往通化。此地盛产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今属吉林省)发动武装暴乱。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先下手为强，拘禁了内应分子，清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军人击毙四千余暴乱分子(其中日本人三千多)，平暴后对该城日本成年男子的大搜捕中，杀死了更多人。

　　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其中有六千多名本已缴械的关东军官兵。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孙耕尧与关东军藤田大佐达成春节期间在通化驱逐民主联军的密约，却百密一疏。2月2日傍晚，距暴乱仅半日，民主联军岗哨发现一人戴国民党徽章走在路上形迹可疑，押送其至通化支队司令部，此人在严加审讯时交代了暴动的时间、信号等。

　　与此同时，孙耕尧策反民主联军军需股长沈殿铠时，沈殿铠假装答应参加暴乱，却套出关于暴乱的秘密情报并报告了上级。暴乱计划内容要点是：暴乱队伍五万人〔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八百人〕同时发难，攻占行政专员公署、支队司令部、市政府等七处重要目标。

　　民主联军立即着手平暴，清除内奸170余人，逮捕了孙耕尧等十多名暴乱主犯，并催调援兵回师通化参加平暴。

　　原先联军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关押一处。暴乱中日本军队围攻关押处，联军看守班用机枪击毙一百多名在押犯，避免了局势的恶化。暴乱时，近千名日军手持刀棍围攻专员公署大楼，争战最激烈。警卫员威逼专员蒋亚泉投降，被蒋处决。此时通化支队机动部队和朝鲜义勇军赶到，从背后猛攻，全歼日军。

　　抗战结束后，关东军卫生部队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民主联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保留下来。在暴动中，卫生部队成为暴动骨干并用手术刀将联军一百多伤员全部刺死。最终被闻讯赶来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全数歼灭。

　　当地日本人在天皇宣告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于中国人，宁愿将平日储备的战略物资如粮食、军服等付之一炬，也不给中国人留下。一些大胆市民试图在大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日本卫生部队的残忍行为传出后，更刺激了通化市民在平暴后采取的大搜捕中对日本人报复泄愤。

　　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春节时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民主联军在全城挨家挨户大搜捕时，只要门外不挂对联的住宅，全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下场可悲。可以说，通化所有日本男子都遭了殃。

　　例如日军航空队队长林弥一郎帮助中共早在1946年组建了东北航空学校，任飞行主任教官，先后培养了一百多位军机飞行员。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当初在东北航校时，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暴乱前夕，民主联军采取激烈的应变措施时，林弥一郎也差点儿被枪毙，幸亏反战同盟主任前田光繁反对和后来的老航校副政委黄乃一予以力保，才免遭错杀。

　　尤其是朝鲜义勇军更是杀红了眼，日本人遇到他们则凶多吉少。直到第二天民主联军通化支队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对日本人，只抓不杀。此时，城里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尸体了。

　　通化事件反而成为促进日本人与中共合作的一个契机。

　　此后，摆在东北日本人面前的出路十分清楚：要尽快被遣送回国，绝大多数日本人不得其门而出。既然还要留在东北，反对中共则面临死路一条，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中共合作。中共的相关政策颇有吸引力：在本人及家属的人身安全上给予保障，物质上给予优待(生活待遇远超过民主联军指战员)，人格上给予尊重。凡是有特殊技能的日本人，如医师、飞行员、炮兵等，还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乃至军官的待遇。许多日本人在诚惶诚恐的心态下很快选择同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合作。

　　近年中国官方媒体承认，东北民主联军及其后身东北解放军(1948年1月1日起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解放军)、四野(1949年3月11日起东北解放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各部门和军工企业曾经收编的日籍军人多达三万人。这些日本人帮助民主联军创建了各特种兵种甚至军种、恢复军工企业的高效运转、加强了军队医疗系统、维持东北全境铁路运输以及其他专业工作。

　　说到陆军特种兵，首先是民主联军炮兵急待于快速“升级”。1945年9月，延安炮兵学校开往东北，一无兵员，二无装备。在本溪接收了日军4门高射炮、8门机关炮、4门反坦克炮和2门野炮。后又接收了日军一个炮械厂，并招用了该厂技师、工人和5名伪满炮兵和3名日本炮兵。1946年10月，民主联军总部成立了炮兵司令部、各野战炮兵团和高炮大队，留用了日伪军中的炮兵技术人员。民主联军装甲兵也起步于接收关东军的坦克和器材。1945年1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民主联军的前身)干部高克在沈阳一工厂发现几辆日式坦克，他拉了2个日本人把两辆坦克开出工厂。他又寻找器材，组织日本技工修配车辆，十多天修好了2辆坦克、2辆装甲车、2辆牵引车和1辆汽车，组成了民主联军第一个装甲车队。同时民主联军在沈阳留用了一个坦克修配厂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十多个技工，后来在组建东北坦克大队的历程中，这些日籍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日籍军人帮助创建空军，是对民主联军及其后身东北解放军、四野的壮大作出的最明显的贡献。东北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号称“人民空军摇篮”，这与日本人林弥一郎(后取名林保毅)有着莫大的关系。

　　1945年9月底，林弥一郎作为日本航空队队长，率三百余人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伍修权鼓励他们创建航空学校。其部约280人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

　　1946年1月1日，航空队扩充为航空总队，下设教导队、民航队、机务队和修理厂等，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长。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他任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以林弥一郎为首的原日本飞行员为中共这一技术军种培养飞行教练员和飞行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主联军在组建其他技术部门时，也留用了不少日籍人员。例如联军迫切需要军用地图，却拿不到适用的地图。后来联军在鞍山接收了日本人开办的一个印刷厂，日本技工提供独家掌握的印刷制版技术，迅速大批量印图，方才解决了急需。此外，东北通信学校聘请了10名日本通信工程专家，传授了先进的通信技术。

　　中共各地方机构如军工、铁路、医院、煤矿等部门也留用了不少日本人。留用的日籍人员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医疗、军工等部门留用的技术人员数量尤其多。以医疗部门为例。始自1946年初，东北就发生了国共内战，双方都急需医护人员。民主联军发现，国民党军队留用了不少日本侨民，而己方却紧缺专业人才尤其是医护人员，于是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动员日本医生、护士、技工参加民主联军，提供不可或缺的医疗服务。这些日本医护人员给联军提供了精湛的医疗服务，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医护人员。

　　综上所述，抗战结束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陆续被遣送回国，还有不少日本人依然留在东北。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统计，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以民主联军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工和技术员居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11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军区军需部有这么多的日本人。军需部日本人主要是铁路技术人员、运输调度技术人员等。当时中共军政干部对这些专业技术根本两眼一抹黑。这些日本专业人员的工作对民主联军及其后身东北解放军、四野大部队进行跨区域快速调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以东北军工部门为例，至1948年7月底，技术工人中有日本人1346名，朝鲜人852名。重要技术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后来东北建成第一个大型兵工联合企业，内部称大连甘井子军工基地，对外称“建新公司”，有12个分厂，职工6009人，其中日籍职员84人、技工116人。

　　在日本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东北军事工业从搜集机器器材、搬家建厂到恢复军工规模，保障供给了东北解放军战场所需。其后，东北军工系统又逐步扩大了生产规模，有力地支援了关内各个战场。

　　此外，当时还有不少留在东北的日本青年报名野战部队参战。四野野战部队中，除了许多名日本神炮手以外，又出现了不少日本机枪神枪手，还有不少任劳任怨的担架员。当时四野第47军有三百多名日籍军人，第41军中有88名日籍军人，而在整个四野野战部队中约有四千名日籍军人直接从事作战。

　　总体上说，在东北国共战场上，日籍军人是助了中共一臂之力。他们的助力主要体现在创建特种兵、提供战场医护服务、扩大军工生产规模以及为中共军队提供高速有效的铁路运输。至于野战战场上的作为，主要是精准的火炮射击。

　　七、土改失先机 内政多缺失

　　第七条原因，是蒋介石在包括土改方针在内的内政举措方面的重大缺失。内政缺失尤其是在土改这一关键节点上的不作为，对蒋介石丢失东北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比前述诸层原因还要大。

　　杨永泰早就向蒋介石建议，要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制胜，必须揭橥在农村实行土改或者至少减租减息的大纛，剥夺中共组织、动员农民的利器，又说此举事不宜迟。蒋拒绝了这项建议，理由是此事违反乃至荡涤了自古以来的社会伦理和法典，会激起农村的动荡，也将破坏农业生产力。

　　乡村建设派巨擘梁漱溟也向蒋介石提出在农村实施土改或者至少减租减息的紧迫性。梁称，“共产党是在稻田而不是战场上打败的”。蒋仍然拒不接受，称之为“迂腐”。

　　梁漱溟本人贯彻乡村建设理念，认为中国问题是文化失调而不在于阶级斗争，主张用改良办法而不是暴力革命改变中国农村凋敝的状况。1931年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全力支持梁来山东搞乡村建设。1933年7月，省政府划定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隶属梁主持下的乡村建设研究院。

　　实验县着手县政改革，县府“裁局设科”，所有科室合署办公。县长、科长没有特殊享受，在食堂集体就餐，效率大为提高。从事乡建工作的人员都是有理想的知识青年，办事雷厉风行，又清廉可嘉，很快就赢得了乡绅、农民的信赖。

　　实验县建立了各种合作社。例如从国外引进高产优质的长绒棉，统一进行技术指导、收购、扎花、打包，直接供给青岛、烟台大型纺纱厂并向外国出口。这就提高了产量和质量，避免了中间盘剥，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县府又试行减租减息，缓和了贫富矛盾。

　　乡建研究院在实验县通过大办学校，由一批有志下乡的知识青年将各村农民组织起来，并号召乡绅交出部分钱款、枪支，农民出壮丁，组织保安队。县府一声令下，各村群起呼应，以致境内匪患、毒枭绝迹。著名战略家蒋百里闻讯来到邹平县参访后说，为了准备抗日，就要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而邹平实验恰是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状况的良剂。

　　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在知识界受到左右夹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从右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如千家驹和薛暮桥则从左边，都在攻击乡建派。然而，乡建实践却是成功的。省政府持续批准实验区扩大范围。1933年实验区增加了菏泽等13个县，1935年实验区又增加了济宁等14个县。三年多实验区就由一个县扩展到了整个鲁西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山东，韩复榘率部撤离时，将当初乡建派在实验县号召建设新农村而集中管理的壮丁、枪支和钱款一应带走。这一行径激起民众对省政府的做法同乡建派的说辞南辕北辙的不满，连带埋怨乡建派。10月16日，梁漱溟带着同仁黯然离开了邹平县。

　　其后，指责乡建理论半途而废因而是乌托邦的说法应运而生。然而，当日军几下猛击把中国人打入血泊之中时，泼天大祸当头，许多事被迫中断，并不能都归诸属于乌托邦的理念。当时连中共全力以赴的土改不是也以国共合作因而中止在农村搞土地革命的行动吗?可以说，乡建理论和实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国统区实施土改或者至少减租减息是不乏成功先例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日两国在上海交战。5月5日两国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以后，十九路军被南调到福建，总指挥蒋光鼐兼任福建省主席，开始在福建搞土改，颁布《计口授田暂行法》、《授田细则》等法则。地主、乡绅群起反对，驻军及地方官召集他们开会，在会上宣称土改必须进行，分配土地时浮财不动，而且保障地主、乡绅阖家人身安全，否则，共产党来搞土改，就是家破人亡了，并让与会者两者选一。结果全省土改进行顺利，社会矛盾并没有激化。后来土改流产，不是出于社会对抗激烈，而是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闽变，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蒋介石调动八个师镇压，闽变失败之故。

　　另一个例子是顾敬之在湖北省商城县及邻近几个县里成功地实施了减租减息。顾敬之亲侄子顾鲁丞原是中共党员，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牵连进了托派小集团，差点儿被杀。顾鲁丞回国便脱党回到了家乡，被顾敬之倚为左右手。叔侄俩采用共产党的一套做法，顾敬之以大地主的身份居高临下呼吁地主、乡绅减租减息，并且以身作则在辖区厉行助贫活动。辖区内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庄稼也长比其他地方好得多。

　　顾鲁丞着手强化顾敬之原先建立的人民自卫军，首先招收调皮捣蛋的年青人，让他们带动其他人参加，又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成立兵工厂，生产枪炮，并同各地民团武装加强联系。顾家不贪钱，下面办事的人也作风清廉。

　　顾叔侄还采用共产党的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各处饭店、茶楼、旅店必须随时汇报可疑人或事。一次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部途径顾的辖区，还特地请一家小饭店老板对顾敬之转达说，只是途径而已，决不留驻, 希望双方不致发生冲突。

　　一旦红四方面军主力挟威而来，顾叔侄并不正面接火，农民都跟着他们上了高家寨小镇，坚壁清野，不留下一颗粮食，并派信使与各地民团、国民党军队联系，自己坚守，中心开花，邀约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红军。红军骁将许世友冒死强攻，身负重伤，差点丧命。红军主力只能知难而退。

　　当时顾叔侄治下区域，红四方面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共产党关于暴力土地革命的主张在当地农民中间毫无鼓动性。即使日后政坛风云变色，顾敬之被投闲置散，完全丧失影响力，商城周边区域仍然自成一统，共产党插足不进。直至1949年解放军强渡长江，大军所过之处，如同秋风扫落叶，方才得以对商城地区的土顽作扫穴犁庭的清算。

　　当年有人曾向蒋介石建议在湖北全省推行顾敬之治理农村的办法，被蒋峻拒。究其原委，蒋是在担忧顾敬之在全省推行新政取得成功之后，或许会步曾国藩、左宗棠办团练以至形成强劲湘军的后尘，威胁到南京政府的权威性。河南省西部内乡县人别廷芳从事的“宛西自治”则是在乡村建设上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别初任内乡县民团第二团团长，后任豫西十三县联防司令。他既没有像共产党这般搞暴力土改，也没有效法顾敬之那样实施减租减息，更没有像梁漱溟在县政改革、减租减息上双管齐下，却作为宛西自治主要领袖，多年来自治业绩斐然。

　　别廷芳堪称一名怪杰。他凡事能以身作则，亲历亲为，充分动员了四乡宗族、乡邻的组织资源，在社会网络中发挥了乡绅和地主的凝结核的作用。他信奉“治乱世用重典”的信条，平民、官员和自己的亲族在他制定的规则面前一律平等。

　　宛西民团剽悍善战，百姓凝聚力强。别廷芳早期反共。红二、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都绕开宛西，以避其锋芒。后来宛西自治领袖彭禹廷施加影响，从抗战爆发到别病逝的四年里，他从各方面给中共以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在南阳开展活动，他亲临现场支持;对中共在其辖区内活动，他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不加追问的策略;对中共在中原地区的战略支点竹沟镇，不仅给予枪弹接济，而且还派部进驻保卫其安全

　　民众对別廷芳人格的评论，则是他廉洁可风，从不徇私枉法。1940年，他忽得脑充血急症而亡，才五十七岁。他幼时家中仅有三亩地，死后留给家人的遗产仍是这三亩地，可见他严于律己。别自己不贪财，岂容他人贪财呢?他耳报甚多，执法又严酷，下属绝不敢贪腐。因此，他言出法随，施政效率奇高。

　　一年冬季有个记者前去豫西采访，夜间突降大雪，他担心次日行程受阻，翌晨发现众多百姓一早就在路上清扫积雪。他问一个老者，又没有上级命令，为何凌晨冒着严寒扫雪，又扫得这样干净呢?老者回答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别司令会知道的。这位记者对宛西自治之清明，令行禁止，不禁叹为观止。

　　1948年4月20日，刘邓大军司令部在河南省叶县下达了《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命令，由陈赓负责指挥。陈赓出发前，邓小平叮嘱道：“这次战役一定要打下宛西四县，主力在中原机动作战就无后顾之忧了。宛西四县是别廷芳的老巢，他在此实行‘宛西自治’多年，对人民很有欺骗性，至今那里的群众对他仍有好感。部队进入南阳后，一定要讲究策略，逐步争取群众。”别廷芳去世八年了，邓小平仍然顾忌他在宛西的民望，可见其人格及行事风格感人至深。

　　如上所述，凡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施了土改或者至少减租减息的地区，国共殊死斗争的结局，鹿死谁手，均未可知。然而，蒋介石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宏观战略气度，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生生把数千万农民推向了对方，中共发动土改产生的爆发力终于给这场殊死斗争的天平秤上加了一枚举足轻重的砝码。

　　乍闻之，蒋介石反对实施土改以维持政局稳定的理由似乎不无道理，在他看来，实施土改有百弊而无一利。但是，他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以后，旋即发动了土改，稳定了整个台湾的政治局面，也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台湾土改是和谐进行的，不同于暴力革命，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却也拿到了国有企业的股票。或曰：蒋介石之所以不在大陆而在台湾实施土改，是因为台湾乡绅、地主都不是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因此蒋能下得去狠手。此说似是而非也。根本原因乃在于：倘若中共军队渡海攻下台湾，蒋氏与左右死无葬身之地矣。蒋思前想后，痛定思痛，乃狠心下此决定。

　　除了在土改和减租减息方面长期陷于不作为的状态以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内政方面主要的缺失和窳败，还体现在吏治贪腐、舆论导向失利、经济政策多变以及情报防谍漏洞百出等方面。这是发生在全国的病态弊病，而不是东北才有的现象。下面则谈在东北战场上的一项弊政，即蒋对待伪满军队的错误政策，以致产生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消极后果，把二十万伪满军队中相当一部分连同装备齐刷刷地推向中共一边。

　　首先说一下伪满军的来历。关东军在东北扶植建立伪满洲国时，并不想成立伪满军。1938年武汉会战前，日本才大力促进中国“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在各地方设立伪政权，组织伪军。在东北，伪满军大部分官兵来自原东北军，也有少数抗联叛徒。伪满军始终认为自己是“满洲国的军队”，没有越过满洲国“国境”，出关与同胞打过仗。

　　1944年，日军兵力日益紧张，就扩充伪满军，协助防卫苏联。伪满军共有二十万人。不过，日军对伪军的枪支、弹药和重武器的保存量仍有严格的限制，动辄受到日军的限制和监视，所以伪满军的战斗力较低。

　　这年日军抽调伪满军精锐1.6万人，组建了铁石部队，入关扫荡冀东八路军。苏军出兵东北后，铁石部队不仅拒绝奉命回援，反而囚禁关东军军官，宣布“反正”，接受国民政府改编。

　　1945年8月9日，苏联170余万大军、5500辆坦克分四路越过中苏边境，向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至8月30日，在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伪满正规军15万人也全部向苏军投降。

　　苏军占领东北之初，并没有严格控制业已投降的伪满军，至于偏僻地区的数万伪满军更顾不上管制了。至于国民政府，忙于向抗战时被称为沦陷区的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派遣接收大员，根本没有与迅猛挺进东北的中共军队“抢地盘”的妥当的应对办法。国民政府在东北根本没有军队和成建制的文官系统，仅派遣人员挤入东北，颁发任命状给某些伪满军指挥官，显然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对这些指挥官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解决办法，更谈不上如何发放军饷和补充弹药了。

　　此外，蒋介石采纳了军政部长陈诚关于在抗战结束后拒不收编伪军的主张。同时，内地接收大员有关定性并查处伪军、伪官员、伪学生的做法，让伪满军指挥官如坐针毡，惶恐不安。蒋介石对全国伪军的政策是一体缴械解散(部分伪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队也是全面内战爆发危在旦夕时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更导致举国伪军各级军官甚至士兵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抱怨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

　　相比蒋介石，毛泽东对伪军的政策则截然不同。他采取拿来主义，对所有伪军首先收容然后再整编，不担忧伪军不为我所用。对此，中共富有经验。1931年12月，季振同、赵博生、黄中玉等人率领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暴动，加入红军，很快这支军队就脱胎换骨变成作战力相当强悍的红五军团了。

　　伪满军官兵对照蒋、毛两人的政策，自然有了切身体会。苏军把业已投降的二十万伪满军交给中共整编，于是许多伪满军部队摇身一变，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再加上成千上万新近失业的男子也当了兵，使得民主联军六万人急剧发展到三十万人。各级政治军官到位后，这些部队成为全国中共军队中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成为在东北战场上同国民党军队厮杀的强劲对手了。

　　1947年9月1日，陈诚抵达沈阳就任东北行辕主任以后，鉴于战况危殆，也准许地方保安部队增招伪满军官兵，以后并将保安部队升级改编为正规军。可是，此时不同往日。昔日处理伪满军的恶性后果已经形成，不可挽回了。

　　八、蒋寡恩薄义 将将欠道行

　　第八条原因，是除了如前所述，蒋介石没有适当对待战区统帅以外，同时也欠缺有效地将将的道行。蒋在对待战地指挥作战的将领方面屡屡错失准头，造成不容低估的损失。这些战场、官场上的负面因素迭加起来，终于构成蒋介石丢失东北又一条原因。

　　蒋介石在评估战地指挥官的功过尤其在权衡、处理战区将帅矛盾时，也表现为目光短浅，气度实在有限。战局演变的结果明确地显示，蒋的决定往往失之偏颇，甚至是有害于战局的。

　　在东北国共战场上，吉林省四平市作为东北交通枢纽，一方控制了四平，即可切断另一方在南、北满之间的联系。基此，四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围绕着四平，国共进行了四次惨烈的攻防战。

　　1946年3月底，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4月，国共双方主力在吉林省四平开始了决战。在国共内战史上，这是第二次四平战役。毛泽东命令林彪部民主联军“不惜任何牺牲”，“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蒋介石限东北行营4月2日前攻下四平，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队进展迟缓，拖延近两月，中间尚有挫败。蒋急电孙立人自美国返国指挥新一军。5月15日夜，孙立人赶抵军部，到各师前沿，官兵士气大振。次日，军辖三个师猛攻林彪民主联军防线。18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偕杜聿明赴前线指挥孙立人新1军、廖耀湘新6军、陈明仁第71军分三路进逼包抄四平。19日，新一军进占四平，四平攻防战至此结束，打破了杜聿明五个月与民主联军对峙的僵局。

　　接着孙立人统率原远征军老部下时，如臂使指，一路攻陷长春，占领吉林全省，屡获战果。那时民主联军流传说“只要不打新1军，不怕中央百万兵”。至6月5日，哈尔滨民主联军党政军各机关正组织往佳木斯方向撤退。

　　此时正值马歇尔来华调停，以美国援华五亿贷款为要挟，逼迫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追击，到松花江南岸为止。6月6日，蒋下第二次停战令;国共停战。于是林彪部得以疗伤休整，以利再战。蒋在所撰《苏俄在中国》中指出：“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

　　1947年林彪为打破杜聿明制定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随后，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指责孙立人骄横跋扈，作战不力。杜、孙两人之间早就芥蒂在心。抗战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同日军作战不利，孙立人拒绝与上级杜聿明一起穿越热带丛林野人山撤回云南，改为径自带部队安全撤往英属印度，而杜聿明取道野人山回国途中，却许多官兵死于瘴气，逾半数官兵出不了野人山。

　　由于孙立人与杜聿明关系不洽，龃龉迭起，1947年4月，蒋介石将孙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解除了兵权。7月，蒋又将孙立人调往南京主持陆军训练司令部，负责全国新军训练，实际上是将孙立人投闲置散了。据称毛泽东开庆祝会说：“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

　　无独有偶。蒋介石对待另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陈明仁，也是如此态度。这就接连挫伤了能征惯战的将领的向心力。

　　1947年6月，林彪率领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占领长春、吉林市及四平周围数十个中小城市，拉开了第三次四平战役的序幕。林彪以民主联军1纵、6纵和西满纵队为攻城部队，命1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攻城。第71军军长陈明仁则任城防总指挥，守军仅有第71军留守部队、87师余部、88师(全系新兵)及辽北省两个保安团，加上地方武装，不足三万人。

　　显然，守军势单力孤。陈明仁明确守军各部的防区，重申“人在则阵地在，阵地失则人亡”的铁则，若守军后退，则后方守军有权予以射杀。于是守军认为“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有了必死之心。

　　6月11日四平外围战打响，西满纵队攻占西郊飞机场。14日，民主联军发起总攻，市区守军殊死抵抗。17日，攻城部队伤亡惨重，只能将预备队投入作战。19日，一纵一师因伤亡过大，被打残，撤出四平。20日，民主联军占领铁路以西全部市区，并攻破国军核心守备区，指挥官陈明信(陈明仁之亲弟)被俘，陈明仁则逃至路东。

　　21日，六纵十七师、一纵三师猛攻路东市区，攻破城防重要支撑点天主教堂外围据点。西满纵队则在突击时严重受阻。守军在路上撒了层黄豆，民主联军冲锋时脚踩黄豆极容易摔倒，守军趁机扫射，民主联军多次突击均未成功，伤亡惨重。守军死守阵地不退，寸土必争。多位民主联军官兵感叹说，假如国民党都像守军这样顽强抵抗，我们十年也赢不了。

　　23日，西满纵队一、二两师撤出战斗。民主联军六纵十六、十八两师投入战斗，至此四平战役改由六纵司令员洪学智统一指挥。25日，一纵三师攻占守军重要据点天主教堂。民主联军占领了路东市区一半以。至此陈明仁被围甚急，杜聿明每天不分昼夜出动飞机五十至一百架次，轰炸民主联军并为守军空投粮弹。28日，杜聿明调集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进抵四平外围。30日，民主联军被迫全部撤离。

　　5月22日至6月30日，陈明仁以寡敌众，挡住了民主联军四个纵队40多天的围攻，巷战19个昼夜，终于守住了四平市。实际上，这次国民党军队能守住四平，是由于陈平素严于治军，言出法随，部下宁可死于战场，不愿死于法场，所以宁死不逃。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即战前四平周围村镇大批民团成员及地主、富农阖家退入城内，他们熟知民主联军镇压手段之厉害，退一步即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拼死抵抗。陈麾下官兵之所以宁死不逃，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此等情绪的感染所致。此战结束后，蒋介石特别致电陈给予嘉勉。

　　这次四平攻坚战是民主联军首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以失败告终，伤亡人数之多是民主联军及其后身东北解放军、四野从未蒙受过的。国民党军队赢得此战，则扭转了东北战场上已经浮现的颓势，再度取得了主动权。若使此战国民党军队败衄，则蒋介石可能提前半年就丢失了东北。

　　孰料蒋介石嘉奖电文墨迹未干，即于8月4日颁布命令提升陈明仁任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却任命刘安琪接任第71军军长，从而解除了陈的兵权。10日，陈明仁致电蒋介石：“(一)第71军刻正补训，军心未固，遽而易长，似非所宜。拟恳准生仍兼军长，或以副军长向凤武升充。(二)万恳准生即日飞京晋谒，面述苦衷。”蒋批示：“应绝对遵奉命令，不得有违。待刘军长到任接替后，来京面叙。”

　　不久陈诚组织参观团视察四平，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在战役中想逃跑，遭陈明仁拒绝，挟嫌向陈诚告发第71军抢粮;也有民众上书反映当时撒在路上阻滞民主联军进攻的黄豆也是未经商铺同意而夺来的。蒋收到了陈诚上呈的相关报告。9月11日晚，陈晋谒蒋介石时陈述其接掌第71军任内，因军事需要有大量亏累，盼能核销。这次蒋对陈明仁的观感记载在官修《蒋总统事略稿》：“公目之为贪婪之徒也。”

　　9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陈明仁青天白日勋章。5天后，蒋介石就致电陈诚要求彻查陈明仁。10月20日，陈明仁致电蒋介石，将其军长任内所有垫支临时费表证清册提交：“在职三载，先后共挪垫支券币九千一百余万元”。 11月10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该员“拟现予以停职调部，听候查明办理”。至此，陈明仁四平战后反而被免去一切职务，成了待罪之身。12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撤销陈明仁的部队：“其直属队所有装备，亦已饬交新7军接收”。

　　尽管陈明仁立下偌大战功，随后却受到不公正的遭遇。蒋对此事处置不妥，未始不在陈日后任职一兵团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代主席期间决定追随程潜起义倒向中共的举动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昔日楚汉相争，汉王刘邦被楚军紧紧围困在荥阳，命韩信前来支援，韩信却自请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以便治理刚占领的齐国领土。当时刘邦正与楚军相持不下，闻言破口大骂：“我被围困，急等援救，你却自立为王!”张良在旁急踩刘邦的脚，劝说眼下军情危急，不可惹怒韩信，不如封他做真齐王。刘邦何许人也，立即改口：“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当王就当真王，当假王做什么!”于是直接封韩信真齐王。刘邦终于在韩信辅助下灭了项羽，开创了大汉帝国。

　　从蒋介石先后对待首席智囊杨永泰、统帅白崇禧、关麟征、战将孙立人、陈明仁的做法着眼，在旁人眼里，蒋似乎寡恩薄义，将将也欠道行。蒋不具备刘邦这种开国君主的气度，身边又没有张良、陈平那样足以察天观云的谋士，自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