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的态势来看，2019年中美关系呈现出两头缓中间急的形态。由于两国元首在2018年底阿根廷G20峰会上达成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共识，在2019年的前4个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两国关系的主基调。但是自5月初谈判破裂后，两国间的矛盾、斗争急剧升温，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其他领域扩散，且经过此轮激烈的较量，双方终于在2019年12月13日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两国间紧绷的关系稍许得到缓和。但后面的“缓”与前面的“缓”相比，两国关系的形态已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在中间这轮“急”的推动下，两国关系的竞争性被不断强化。如果对2019年的中美关系进行总结的话，有以下七个方面突出的特征。

　　首先，贸易战是两国间竞争的主线，总体呈现出不断升级的态势，并向其他相关领域扩散。在整个2019年，美国的对华关税水平不断升高。据美方统计，到第一阶段协议达成时，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关税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21%，是贸易战前的7倍!而且贸易战不断向科技、金融和两国人员交流领域蔓延。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中美在科技领域“脱钩”的态势日趋明显。不仅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一些原来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士也提出“小庭院，高篱笆”的主张，认为在一般经贸领域中可继续与中国往来，但是在科技领域，美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小庭院，并竖起高篱笆，与中国进行切割。在金融领域，美国一些议员正在推动法案，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设置更多的障碍。在人员交流方面，美方仍在进一步收紧。

　　其次，意识形态竞争正变得日益凸显。香港修例风波不仅是2019年中国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出现的最大“黑天鹅”事件，而且随着美国朝野各种势力的不断介入，围绕香港、新疆等问题的较量成为2019年中美关系突出的焦点，尤其是美国国会先后推出的“香港民主、人权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使两国关系越来越具有“类冷战”的味道，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留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两国关系的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民间基础进一步受到侵蚀。2019年可以说是两国舆论战全面爆发的一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对华问题上几乎到逢华必反的程度，完全不顾及其外交官的身份。副总统彭斯再次发表对华政策演讲，虽然言辞与2018年10月4日的演说相比有所收敛，称华盛顿仍愿与中国合作，否认特朗普政府想与中国“彻底脱钩”，但对中国的贸易、香港、台湾、宗教等政策进行了全面抨击，并再次强调美国已改变过去数十年的对华政策，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于美方的种种倒行逆施，中国的外交部门和官方媒体进行了有力回击。在此背景下，两国之间民间观感呈现快速恶化的态势。皮尤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从2018年的47%跃升到2019年的60%，只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

　　第四，管理两国关系的主要机制基本处于停摆状态。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通过各种交流对话机制对两国关系进行有效管控。因为中美是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都有着很大差异的大国，这样两个不同的大国之间存在矛盾和问题很正常，核心问题是如何管控好这些问题和矛盾，使之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为此两国政府建立了10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2017年4月，在特朗普上台之初，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海湖庄园会晤。两国元首商定，两国间将建立外交与安全、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及社会与人文对话四个交流机制。从截止到2019年的情况来看，四个对话机制都处于停摆状态。不仅这四个机制停摆，一些传统的对话机制，如中美科技联委会、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也处于停摆状态，这使得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自由落体的状况。

　　第五，两国关系的进程几乎被两国间的矛盾和问题所主导。事实上，中美关系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关系，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自贸易战爆发以来，尤其是2019年5月以来，矛盾和问题在缺乏管控的条件下似乎压倒了一切，成了两国关系主宰，推动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两国在芬太尼、朝核、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几乎被完全屏蔽掉。

　　第六，两国关系中一些业已形成的默契被打破。过去，中美两国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少默契。例如，经过20世纪90年代期间不断的互动，两国都意识到，为了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当两国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将问题的处理隔离在该问题领域，不让该问题向其他领域扩散，从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但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这样的默契正在不断被打破，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将台湾问题当做在经贸问题上施压的砝码。自2019年以来，特朗普与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相互利用，又打出了香港牌、新疆牌，这些问题和矛盾相互叠加，相互交织，共同发力，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毒化了两国关系的气氛。不仅特朗普如此，美国战略界也搞出了一个“灰色区域”的概念，其核心要义为在应对战略竞争对手时，要祭出在外交与战争之间的所有手段。他们还在其中提出了一个所谓“跨域施压”的原则，即为了在一个领域达到目标，可以从其他领域发起制衡。这种情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两国关系螺旋式下坠将变得更加难以阻止。

　　第七，双方都意识到对抗升级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存有共识。尤其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全面升级，双方都意识到两军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作用，在双方交往大面积停摆的背景下，两军之间仍保持着基本顺畅的沟通。例如，在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新疆法案”的第二天，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电话，双方达成一致，认为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有效管控分歧，在存在共同点的领域开展合作。

　　2019年已经过去，随着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展望2020年的中美关系演进，有可能会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两国竞争的节奏相较2019年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对抗性会有所缓和，原因有三：(1)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关系急速下跌起到了刹车或止损的作用;(2)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在内有大选，外有伊朗问题、朝核问题的背景下，特朗普不太会像2019年那样投以巨大关注;(3)在过去一年多的贸易战中，特朗普当局已感受到中国韧性，而随着密集对华发飙，特朗普对华工具箱的弹药已不那么充足。二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仍将持续。原因有四：(1)第一阶段协定本质上是一个停火协议，而非停战协议。最近，美国亚洲局一份研究报告甚至称，前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序曲。(2)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博弈还会继续向纵深发展，有美国官员声称，前一阶段的贸易战主要采取的是关税手段，未来将更多向进出口技术控制、投资等领域延伸。(3)美方已将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支点，这在史达伟前一阶段对华政策的演说中表达得非常清晰。(4)美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将更多地采用“联系原则”而非“政经分离”原则，这在其没有遭受到不可承受之重大挫败之前，不会发生轻易改变。

　　(作者：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

 　　从总的态势来看，2019年中美关系呈现出两头缓中间急的形态。由于两国元首在2018年底阿根廷G20峰会上达成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共识，在2019年的前4个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两国关系的主基调。但是自5月初谈判破裂后，两国间的矛盾、斗争急剧升温，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其他领域扩散，且经过此轮激烈的较量，双方终于在2019年12月13日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两国间紧绷的关系稍许得到缓和。但后面的“缓”与前面的“缓”相比，两国关系的形态已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在中间这轮“急”的推动下，两国关系的竞争性被不断强化。如果对2019年的中美关系进行总结的话，有以下七个方面突出的特征。

　　首先，贸易战是两国间竞争的主线，总体呈现出不断升级的态势，并向其他相关领域扩散。在整个2019年，美国的对华关税水平不断升高。据美方统计，到第一阶段协议达成时，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关税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21%，是贸易战前的7倍!而且贸易战不断向科技、金融和两国人员交流领域蔓延。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中美在科技领域“脱钩”的态势日趋明显。不仅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一些原来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士也提出“小庭院，高篱笆”的主张，认为在一般经贸领域中可继续与中国往来，但是在科技领域，美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小庭院，并竖起高篱笆，与中国进行切割。在金融领域，美国一些议员正在推动法案，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设置更多的障碍。在人员交流方面，美方仍在进一步收紧。

　　其次，意识形态竞争正变得日益凸显。香港修例风波不仅是2019年中国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出现的最大“黑天鹅”事件，而且随着美国朝野各种势力的不断介入，围绕香港、新疆等问题的较量成为2019年中美关系突出的焦点，尤其是美国国会先后推出的“香港民主、人权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使两国关系越来越具有“类冷战”的味道，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留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两国关系的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民间基础进一步受到侵蚀。2019年可以说是两国舆论战全面爆发的一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对华问题上几乎到逢华必反的程度，完全不顾及其外交官的身份。副总统彭斯再次发表对华政策演讲，虽然言辞与2018年10月4日的演说相比有所收敛，称华盛顿仍愿与中国合作，否认特朗普政府想与中国“彻底脱钩”，但对中国的贸易、香港、台湾、宗教等政策进行了全面抨击，并再次强调美国已改变过去数十年的对华政策，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于美方的种种倒行逆施，中国的外交部门和官方媒体进行了有力回击。在此背景下，两国之间民间观感呈现快速恶化的态势。皮尤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从2018年的47%跃升到2019年的60%，只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

　　第四，管理两国关系的主要机制基本处于停摆状态。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通过各种交流对话机制对两国关系进行有效管控。因为中美是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都有着很大差异的大国，这样两个不同的大国之间存在矛盾和问题很正常，核心问题是如何管控好这些问题和矛盾，使之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为此两国政府建立了10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2017年4月，在特朗普上台之初，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海湖庄园会晤。两国元首商定，两国间将建立外交与安全、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及社会与人文对话四个交流机制。从截止到2019年的情况来看，四个对话机制都处于停摆状态。不仅这四个机制停摆，一些传统的对话机制，如中美科技联委会、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也处于停摆状态，这使得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自由落体的状况。

　　第五，两国关系的进程几乎被两国间的矛盾和问题所主导。事实上，中美关系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关系，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自贸易战爆发以来，尤其是2019年5月以来，矛盾和问题在缺乏管控的条件下似乎压倒了一切，成了两国关系主宰，推动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两国在芬太尼、朝核、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几乎被完全屏蔽掉。

　　第六，两国关系中一些业已形成的默契被打破。过去，中美两国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少默契。例如，经过20世纪90年代期间不断的互动，两国都意识到，为了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当两国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将问题的处理隔离在该问题领域，不让该问题向其他领域扩散，从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但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这样的默契正在不断被打破，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将台湾问题当做在经贸问题上施压的砝码。自2019年以来，特朗普与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相互利用，又打出了香港牌、新疆牌，这些问题和矛盾相互叠加，相互交织，共同发力，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毒化了两国关系的气氛。不仅特朗普如此，美国战略界也搞出了一个“灰色区域”的概念，其核心要义为在应对战略竞争对手时，要祭出在外交与战争之间的所有手段。他们还在其中提出了一个所谓“跨域施压”的原则，即为了在一个领域达到目标，可以从其他领域发起制衡。这种情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两国关系螺旋式下坠将变得更加难以阻止。

　　第七，双方都意识到对抗升级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存有共识。尤其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全面升级，双方都意识到两军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作用，在双方交往大面积停摆的背景下，两军之间仍保持着基本顺畅的沟通。例如，在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新疆法案”的第二天，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电话，双方达成一致，认为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有效管控分歧，在存在共同点的领域开展合作。

　　2019年已经过去，随着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展望2020年的中美关系演进，有可能会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两国竞争的节奏相较2019年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对抗性会有所缓和，原因有三：(1)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关系急速下跌起到了刹车或止损的作用;(2)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在内有大选，外有伊朗问题、朝核问题的背景下，特朗普不太会像2019年那样投以巨大关注;(3)在过去一年多的贸易战中，特朗普当局已感受到中国韧性，而随着密集对华发飙，特朗普对华工具箱的弹药已不那么充足。二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仍将持续。原因有四：(1)第一阶段协定本质上是一个停火协议，而非停战协议。最近，美国亚洲局一份研究报告甚至称，前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序曲。(2)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博弈还会继续向纵深发展，有美国官员声称，前一阶段的贸易战主要采取的是关税手段，未来将更多向进出口技术控制、投资等领域延伸。(3)美方已将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支点，这在史达伟前一阶段对华政策的演说中表达得非常清晰。(4)美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将更多地采用“联系原则”而非“政经分离”原则，这在其没有遭受到不可承受之重大挫败之前，不会发生轻易改变。

　　(作者：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