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向日本朋友表示：中国与日本两千多年来一直和平共处，虽然近代五十年里处于敌对状态，但与两千年历史相比只是一瞬间。作为大国总理，周恩来的气度与风采是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但对于普通人而言，中日两国之间最深的共同记忆，恐怕并不是那两千年，而是这五十年。

　　我们很难不把近代日本与战争挂在一起，毕竟无论明治维新这种和平变革多么成功，日本能在世界上斩头露角依然是靠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主战场均在中国的战争;无论日本的“大正浪漫主义”如何光彩绚烂，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硝烟都是20世纪这个战争与变革世纪的主要表现。

　　所以对于中国读者，加藤阳子教授名著《日本人为何选择战争?》一书便是了解近代日本的重要渠道。一来，本书脱胎于加藤教授与十余名初高中学生的演讲录，讲授内容十分平实，问答形式也更显亲民;二来，加藤教授作为一名深耕近代日本史多年的女性研究者，非常注重从时人情绪出发，带领大家深度感知那个时代的大众舆论。透过简明翔实的语言，本书传达出当年日本人之所以选择对中国、对沙俄、对英美等国开战的重要心理：他们不是不知道实力有差距，也不是不知道战争可能会输，他们是真觉得自己“吃亏”了。

　　“文明”何解?

　　中学历史课本讲述甲午战争的结果时，一般都会稍聊两句“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4月，中日两国签署《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随后，同样觊觎辽东半岛的沙皇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发动干预，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在11月8日与中国补签《归还辽东半岛条约》，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免于割让辽东半岛。

　　对于“三国干涉还辽”，日本人显示出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情感：他们只是被剥夺胜利果实，却仿佛是丢掉固有领土一样屈辱。当时著名的日本媒体人德富苏峰痛斥“我不恨俄德法三国，只恨我国外交家居然为列强干预而折腰!”随后他专程前往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港，包了一捧土带回日本。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加藤阳子/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这种仿佛肖邦带走故乡波兰泥土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恐怕是匪夷所思。但难以理解的还不仅于此，随后日本作家三宅雪岭发表文章《应该期待日后》，提出：日本若想洗刷“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必须要“卧薪尝胆”。于是乎，“卧薪尝胆”这个本来形容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词语，就莫名其妙地被用来形容当时的日本。

　　从殖民主义时代开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国际通行逻辑。到19世纪中期，地处远东边陲的岛国日本被迫打开大门，接受各项不平等条约，被迫接受自己在国际上的“二等国”地位。日本人固然不满，但作为一个必须依靠国际贸易、遵守国际规则才能生存的岛国，日本人很快接受国力差距，而不满的重点，就从“为什么西方列强会欺负我们”转移到了“为什么我们会处于欺负链的底端”。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曾经喊打喊杀、要用暴力手段驱逐外国人的维新志士纷纷冷静下来，转而从西方列强手里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修矿山、练钢铁、建铁路、造船舶，乃至学习国际法律、建立符合西方规范的宪法与法律制度。于是乎，1861年曾经烧毁英国驻日公使馆的伊藤利助，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明治宪法的缔造者伊藤博文。

　　经过整个明治维新的“西化”努力，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次年开设国会，西式宪法与法律制度的建立让日本迅速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航海通商条约》正式签订，英国宣布5年内彻底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完全承认日本的独立司法权。要知道，这个时间点恰好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10天，而以当时的国力看，日本与清朝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但英国还是毅然决然与日本修约，这无疑体现出英国这个当时的世界霸主对日本能够服从国际规则的认可。

　　但需要注意，日本人之所以愿意学习西方社会，本质原因是要成为“文明国”。但对于时人而言，西方的文明程度、科技水平都要强于东方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文明”二字事实上就等同于“西洋”。这个等式一旦建立起来，日本人就不仅期盼着如同西方列强一样保证国家独立与国民幸福，也同样期待着能有朝一日跻身列强之林，复制欧美列强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

　　加藤教授一直在提醒我们：在明治时代的日本，那些主张文明开化、国民启蒙、自由民权之人，大多都举双手赞成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正如开战后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撰写的文章《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样：清朝人食古不化，不愿意推动“开化文明的进步”，“反而妨碍进步”，所以日本才“不得不”发动战争。虽然1894年的日本尚未完全获得“文明国”的入场券，但日本人已经自动给戴上这顶高帽，同时希望能获得当时“文明国”的另一种“特权”：殖民“野蛮”国家。

　　正因如此，“三国干涉还辽”才会让日本人倍感“吃亏”：耗费数十年努力获得一次胜利，战利品却要分出一部分给别人，这就意味着：自己已经是“文明国”，却依然被沙俄等国家当作是数十年前的二等国，当然是奇耻大辱。但考虑到日本实力仍然不足，所以就必须平心静气，“卧薪尝胆”，有朝一日与沙俄决战，夺回“文明国”的尊严。

　　“卧薪尝胆”过程中，日本在1902年与英国缔结了军事同盟，英国先进的军事装备、军队管理技术与遍布全球的通信机构均可以为日本所用，最终在1904年正式打响日俄战争。俄军应战仓促，接连数场陆海战役之中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出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这场“黄种人击败白种人”的战争让西方列强哗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迅速出面斡旋，最终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和平条约，沙俄将萨哈林岛南部割让给日本，但没有战争赔款。考虑到日俄两国实力对比以及日本政府无力再支撑进一步的战争，这种结果是合理的。

　　然而日俄签约当天，东京却爆发巨大的示威游行活动，3万多人走上街头，要求沙俄必须付出更多战争赔款、割让更多土地，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求维护宪法，打倒“藩阀政治”，亦即打破国内政治的暗箱操作，让代表国民意志的国会议员而不是明治维新以来的藩阀元老执掌国家，以免国家继续“吃亏”。游行人士很快变成打砸抢暴徒，烧毁东京各项公用建筑，攻击政府办公楼，引起很大骚乱。

　　以1905年这起“日比谷烧打事件”为始，日本民众运动越来越剧烈。国内政治层面，他们要求政府更能代表民意;但国际政治层面，他们却要求进一步“伸张国权”，扩展领地。这就让国内政治立宪化与国际政治殖民化两个概念绑定在一起，也成为二战时代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始源：只有愿意对外扩张的政府，才是代表民意的政府。

　　在殖民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夹缝里走向疯狂

　　20世纪前半叶的国际政治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期，那就是19世纪以前的殖民主义思想正在逐步被国际主义思想所替代。但这个转变过程却是亦步亦趋，一战过后，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部分地区与民族获得自决权，但受到战胜国英国、法国统治的殖民地却并没有获得同等权利，这就让国际秩序显得七零八落，而亲身参与到巴黎和会的日本无疑是感触最深的。

　　整个巴黎和会中，日本人提出了两部分主要要求：一是从殖民主义思想出发，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这受到了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强烈反对，我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也由此爆发;二是从国际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撤出人种差别提案”，不希望美国继续维持对日本移民的歧视法案。从现代角度来看，后者的正当性自然是远远高出前者，但在巴黎和会上，欧美列强却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给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意日本夺取山东半岛的利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反对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撤出人种差别提案”，要求必须是“全体一致”通过，最终这份提案以11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流产。

　　事后回忆这一点时，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难掩失望：“在和会举办地巴黎，首先感受到的是实力支配这一铁律”。经历巴黎和会，日本人认为无论欧美列强嘴上无论怎么说漂亮话，实际上还是在走19世纪殖民主义这条路;既然如此，那么日后任何不允许日本人扩展殖民地的欧美列都是在歧视日本人，这也是书中所说“日本所受的心理创伤”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军部本来就有扩张企图，在巴黎和会对“实力支配”逻辑的支持下，他们更进一步将触角伸向中国东北乃至内陆地区。身为强者的“文明国”可以、甚至应该掠夺更多土地的殖民主义逻辑深深印刻在日本军部的脑子里，那么国力孱弱、却不愿意屈服于殖民主义逻辑的中国就非常碍眼。书中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打响前，日本人的意识中都把中日战争当作一次“事变”、甚至还有人把这场战争当成是日本“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也正因如此，日本军队都以“报复”或“惩膺”这类具有反击性质的词语描述自身行为，意思都是在说：错不在坚持殖民主义的日本，而在反抗殖民主义的中国。

　　英美各国在二战初期的态度也给了日本很大的幻想空间。“九一八”事变后，本应秉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除去不承认伪“满洲国”外，事实上给予日本非常优厚的经济条件;即便在日本拒绝调查团提案，乃至退出国际联盟之后，英美等国也没有对日本发动制裁;美国向日本出口的石油长期占据日本进口石油的八成，客观上资助日本打响侵华战争。一直到1941年7月日本选择“南进论”，派遣陆军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的安全，美国才冻结日本的全部资产，并全面停止对日本出口石油;而如果当时的日本采用“北进论”，即直接进攻苏联，或许美国的制裁还不会这么快到来。

　　殖民主义的思想残留不仅影响日本的国际政治选择，甚至影响了日本对于战争形态的判断。其实早在开战以前，日本就认为日美战争依然是殖民主义时代日俄战争的一个翻版——双方的主要战役都集中在殖民地，日方会倾尽全力、敌方受困于交通运输而不会倾注全力，那么日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占据上风，从而引发敌国国民产生厌战情绪、引起暴动，最终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结束战争，保证日本利益最大化。毕竟，如果当年沙俄国内没有爆发1905年革命，如果日俄战争不是打了一年半而是打了如同太平洋战争一样长的四年半，日本恐怕也会输得一败涂地。

　　正如加藤教授所指出，日本大本营官员耗费了很多时间去粉饰数据、对数据分析口径做出调整，以求获得一个“日本短期内能获得优势”的结果。其实这种行为也反过来说明，大部分日本人都非常明白日美国力的差距，深知日本无法坚持太久。事实上，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选择奇袭珍珠港，原因也是想在开战初期最大程度获取优势，为争取更好的和谈条件作准备。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并没有掩盖日本国力弱于美国的事实，反而特意宣传敌人如同当年的沙俄帝国一样“十倍强大于己”，希望激发国民所谓“大和魂”，让“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民众厌战反战，逼迫美国政府重新回到谈判桌。

　　客观说，日本人也确实完成了战前制定的战略要求：从1941年12月奇袭珍珠港，到1943年11月美军开启全面反击的23个月里，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起码不落于下风。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二战的战争形态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殖民地战争，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美国甚至也不会“见好就收”，被珍珠港事件激怒的美国民众更不会允许政府轻易回到谈判桌前，美国会倾尽全力摧毁掉日本能够维持战争的所有体系，包括军队、运输船、工业设施、民宅甚至于他们赖以自豪的明治宪法体系，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

　　安倍谈话的隐藏声音

　　战后七十年的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长篇演讲，其中一段话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

　　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点费解，因为这明显是日本对曾经的头号对手、现在的头号盟友美国的表态。美国一手推动世界从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走向20世纪国际主义浪潮，日本如今表态“杜绝武力”、“告别殖民统治”、“尊重民族自决”，自然是回应美国从一战以来国际主义理念，也是否定日本曾经坚持的“实力支配”理念，重申与殖民主义时代诀别的决心。

　　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向日本朋友表示：中国与日本两千多年来一直和平共处，虽然近代五十年里处于敌对状态，但与两千年历史相比只是一瞬间。作为大国总理，周恩来的气度与风采是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但对于普通人而言，中日两国之间最深的共同记忆，恐怕并不是那两千年，而是这五十年。

　　我们很难不把近代日本与战争挂在一起，毕竟无论明治维新这种和平变革多么成功，日本能在世界上斩头露角依然是靠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主战场均在中国的战争;无论日本的“大正浪漫主义”如何光彩绚烂，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硝烟都是20世纪这个战争与变革世纪的主要表现。

　　所以对于中国读者，加藤阳子教授名著《日本人为何选择战争?》一书便是了解近代日本的重要渠道。一来，本书脱胎于加藤教授与十余名初高中学生的演讲录，讲授内容十分平实，问答形式也更显亲民;二来，加藤教授作为一名深耕近代日本史多年的女性研究者，非常注重从时人情绪出发，带领大家深度感知那个时代的大众舆论。透过简明翔实的语言，本书传达出当年日本人之所以选择对中国、对沙俄、对英美等国开战的重要心理：他们不是不知道实力有差距，也不是不知道战争可能会输，他们是真觉得自己“吃亏”了。

　　“文明”何解?

　　中学历史课本讲述甲午战争的结果时，一般都会稍聊两句“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4月，中日两国签署《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随后，同样觊觎辽东半岛的沙皇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发动干预，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在11月8日与中国补签《归还辽东半岛条约》，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免于割让辽东半岛。

　　对于“三国干涉还辽”，日本人显示出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情感：他们只是被剥夺胜利果实，却仿佛是丢掉固有领土一样屈辱。当时著名的日本媒体人德富苏峰痛斥“我不恨俄德法三国，只恨我国外交家居然为列强干预而折腰!”随后他专程前往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港，包了一捧土带回日本。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加藤阳子/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这种仿佛肖邦带走故乡波兰泥土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恐怕是匪夷所思。但难以理解的还不仅于此，随后日本作家三宅雪岭发表文章《应该期待日后》，提出：日本若想洗刷“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必须要“卧薪尝胆”。于是乎，“卧薪尝胆”这个本来形容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词语，就莫名其妙地被用来形容当时的日本。

　　从殖民主义时代开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国际通行逻辑。到19世纪中期，地处远东边陲的岛国日本被迫打开大门，接受各项不平等条约，被迫接受自己在国际上的“二等国”地位。日本人固然不满，但作为一个必须依靠国际贸易、遵守国际规则才能生存的岛国，日本人很快接受国力差距，而不满的重点，就从“为什么西方列强会欺负我们”转移到了“为什么我们会处于欺负链的底端”。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曾经喊打喊杀、要用暴力手段驱逐外国人的维新志士纷纷冷静下来，转而从西方列强手里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修矿山、练钢铁、建铁路、造船舶，乃至学习国际法律、建立符合西方规范的宪法与法律制度。于是乎，1861年曾经烧毁英国驻日公使馆的伊藤利助，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明治宪法的缔造者伊藤博文。

　　经过整个明治维新的“西化”努力，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次年开设国会，西式宪法与法律制度的建立让日本迅速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航海通商条约》正式签订，英国宣布5年内彻底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完全承认日本的独立司法权。要知道，这个时间点恰好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10天，而以当时的国力看，日本与清朝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但英国还是毅然决然与日本修约，这无疑体现出英国这个当时的世界霸主对日本能够服从国际规则的认可。

　　但需要注意，日本人之所以愿意学习西方社会，本质原因是要成为“文明国”。但对于时人而言，西方的文明程度、科技水平都要强于东方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文明”二字事实上就等同于“西洋”。这个等式一旦建立起来，日本人就不仅期盼着如同西方列强一样保证国家独立与国民幸福，也同样期待着能有朝一日跻身列强之林，复制欧美列强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

　　加藤教授一直在提醒我们：在明治时代的日本，那些主张文明开化、国民启蒙、自由民权之人，大多都举双手赞成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正如开战后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撰写的文章《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样：清朝人食古不化，不愿意推动“开化文明的进步”，“反而妨碍进步”，所以日本才“不得不”发动战争。虽然1894年的日本尚未完全获得“文明国”的入场券，但日本人已经自动给戴上这顶高帽，同时希望能获得当时“文明国”的另一种“特权”：殖民“野蛮”国家。

　　正因如此，“三国干涉还辽”才会让日本人倍感“吃亏”：耗费数十年努力获得一次胜利，战利品却要分出一部分给别人，这就意味着：自己已经是“文明国”，却依然被沙俄等国家当作是数十年前的二等国，当然是奇耻大辱。但考虑到日本实力仍然不足，所以就必须平心静气，“卧薪尝胆”，有朝一日与沙俄决战，夺回“文明国”的尊严。

　　“卧薪尝胆”过程中，日本在1902年与英国缔结了军事同盟，英国先进的军事装备、军队管理技术与遍布全球的通信机构均可以为日本所用，最终在1904年正式打响日俄战争。俄军应战仓促，接连数场陆海战役之中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出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这场“黄种人击败白种人”的战争让西方列强哗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迅速出面斡旋，最终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和平条约，沙俄将萨哈林岛南部割让给日本，但没有战争赔款。考虑到日俄两国实力对比以及日本政府无力再支撑进一步的战争，这种结果是合理的。

　　然而日俄签约当天，东京却爆发巨大的示威游行活动，3万多人走上街头，要求沙俄必须付出更多战争赔款、割让更多土地，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求维护宪法，打倒“藩阀政治”，亦即打破国内政治的暗箱操作，让代表国民意志的国会议员而不是明治维新以来的藩阀元老执掌国家，以免国家继续“吃亏”。游行人士很快变成打砸抢暴徒，烧毁东京各项公用建筑，攻击政府办公楼，引起很大骚乱。

　　以1905年这起“日比谷烧打事件”为始，日本民众运动越来越剧烈。国内政治层面，他们要求政府更能代表民意;但国际政治层面，他们却要求进一步“伸张国权”，扩展领地。这就让国内政治立宪化与国际政治殖民化两个概念绑定在一起，也成为二战时代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始源：只有愿意对外扩张的政府，才是代表民意的政府。

　　在殖民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夹缝里走向疯狂

　　20世纪前半叶的国际政治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期，那就是19世纪以前的殖民主义思想正在逐步被国际主义思想所替代。但这个转变过程却是亦步亦趋，一战过后，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部分地区与民族获得自决权，但受到战胜国英国、法国统治的殖民地却并没有获得同等权利，这就让国际秩序显得七零八落，而亲身参与到巴黎和会的日本无疑是感触最深的。

　　整个巴黎和会中，日本人提出了两部分主要要求：一是从殖民主义思想出发，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这受到了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强烈反对，我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也由此爆发;二是从国际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撤出人种差别提案”，不希望美国继续维持对日本移民的歧视法案。从现代角度来看，后者的正当性自然是远远高出前者，但在巴黎和会上，欧美列强却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给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意日本夺取山东半岛的利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反对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撤出人种差别提案”，要求必须是“全体一致”通过，最终这份提案以11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流产。

　　事后回忆这一点时，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难掩失望：“在和会举办地巴黎，首先感受到的是实力支配这一铁律”。经历巴黎和会，日本人认为无论欧美列强嘴上无论怎么说漂亮话，实际上还是在走19世纪殖民主义这条路;既然如此，那么日后任何不允许日本人扩展殖民地的欧美列都是在歧视日本人，这也是书中所说“日本所受的心理创伤”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军部本来就有扩张企图，在巴黎和会对“实力支配”逻辑的支持下，他们更进一步将触角伸向中国东北乃至内陆地区。身为强者的“文明国”可以、甚至应该掠夺更多土地的殖民主义逻辑深深印刻在日本军部的脑子里，那么国力孱弱、却不愿意屈服于殖民主义逻辑的中国就非常碍眼。书中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打响前，日本人的意识中都把中日战争当作一次“事变”、甚至还有人把这场战争当成是日本“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也正因如此，日本军队都以“报复”或“惩膺”这类具有反击性质的词语描述自身行为，意思都是在说：错不在坚持殖民主义的日本，而在反抗殖民主义的中国。

　　英美各国在二战初期的态度也给了日本很大的幻想空间。“九一八”事变后，本应秉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除去不承认伪“满洲国”外，事实上给予日本非常优厚的经济条件;即便在日本拒绝调查团提案，乃至退出国际联盟之后，英美等国也没有对日本发动制裁;美国向日本出口的石油长期占据日本进口石油的八成，客观上资助日本打响侵华战争。一直到1941年7月日本选择“南进论”，派遣陆军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的安全，美国才冻结日本的全部资产，并全面停止对日本出口石油;而如果当时的日本采用“北进论”，即直接进攻苏联，或许美国的制裁还不会这么快到来。

　　殖民主义的思想残留不仅影响日本的国际政治选择，甚至影响了日本对于战争形态的判断。其实早在开战以前，日本就认为日美战争依然是殖民主义时代日俄战争的一个翻版——双方的主要战役都集中在殖民地，日方会倾尽全力、敌方受困于交通运输而不会倾注全力，那么日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占据上风，从而引发敌国国民产生厌战情绪、引起暴动，最终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结束战争，保证日本利益最大化。毕竟，如果当年沙俄国内没有爆发1905年革命，如果日俄战争不是打了一年半而是打了如同太平洋战争一样长的四年半，日本恐怕也会输得一败涂地。

　　正如加藤教授所指出，日本大本营官员耗费了很多时间去粉饰数据、对数据分析口径做出调整，以求获得一个“日本短期内能获得优势”的结果。其实这种行为也反过来说明，大部分日本人都非常明白日美国力的差距，深知日本无法坚持太久。事实上，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选择奇袭珍珠港，原因也是想在开战初期最大程度获取优势，为争取更好的和谈条件作准备。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并没有掩盖日本国力弱于美国的事实，反而特意宣传敌人如同当年的沙俄帝国一样“十倍强大于己”，希望激发国民所谓“大和魂”，让“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民众厌战反战，逼迫美国政府重新回到谈判桌。

　　客观说，日本人也确实完成了战前制定的战略要求：从1941年12月奇袭珍珠港，到1943年11月美军开启全面反击的23个月里，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起码不落于下风。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二战的战争形态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殖民地战争，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美国甚至也不会“见好就收”，被珍珠港事件激怒的美国民众更不会允许政府轻易回到谈判桌前，美国会倾尽全力摧毁掉日本能够维持战争的所有体系，包括军队、运输船、工业设施、民宅甚至于他们赖以自豪的明治宪法体系，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

　　安倍谈话的隐藏声音

　　战后七十年的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长篇演讲，其中一段话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

　　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点费解，因为这明显是日本对曾经的头号对手、现在的头号盟友美国的表态。美国一手推动世界从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走向20世纪国际主义浪潮，日本如今表态“杜绝武力”、“告别殖民统治”、“尊重民族自决”，自然是回应美国从一战以来国际主义理念，也是否定日本曾经坚持的“实力支配”理念，重申与殖民主义时代诀别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