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如何生成和构建向来是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日裔美籍社会学者桥本明子2015年出版的《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便是又一本分析日本战后集体记忆的杰作，该书于今年7月在中国问世。

　　桥本游历广泛，曾在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多地学习生活。她于1984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匹兹堡大学任教达25年，目前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与社会学院访问教授和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桥本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致力于探索人们定义其文化和记忆的不同方式。《漫长的战败》也非例外。在该书中，她综合运用访谈、教科书和影像分析等研究方法，检视日本战败后创伤记忆的形态，并探究其成因和影响。

　　桥本指出，日本战后文化记忆错综复杂，并未形成一种统摄社会共识的“元叙事”，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相互抵触的创伤叙事分类在争夺道德优越性”。

　　第一种叙事致力于讲述“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歌颂战死者的勇气和忠诚，为国家和普通民众的牺牲而辩护。由阵亡日军遗属组建的日本遗族会是生产和宣传这种叙事的代表势力。

　　该组织认为，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歪曲的历史观”，如不加以纠正，“日本人无法获得真正的重生”。日本遗族会的主要活动还包括敦促日本政要以政府代表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亡者进行吊唁，以表彰和告慰殉国者。总之，这种叙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国家在挑起战争和输掉战争方面的罪责上转移开来。”

　　第二种叙事提倡“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突出日本，尤其是广岛和长崎在二战中受到的非人道及毁灭性打击。这一叙事同样具有“转移焦点”的功能，即，将在亚洲的战争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转移到日本战亡者及其遗属和后代身上。

　　第三种叙事则强调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这类犯罪行为”，因其承认日军的施害者角色而较为亚洲邻国所接受。这种叙事的倡导者坚持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他们“坚信曝光和面对本国同胞的可怕过去，在本质上对于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三种叙事的内容较少交叉重叠，充满分歧和对立，构建出一幅“众声喧哗”的复杂叙事图景。如今，第二种叙事在日本社会占据了主流地位，常见于家族历代传承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以及学校课堂上。这一叙事塑造了现代日本人的祖父辈被迫为国献身的受害者形象，借此抵消他们的施害者身份，使得追忆和悼念的焦点集中于本国民众，从而将亚洲的遇难者排除在忏悔和祭奠的对象之外。

　　那么，为何受害者叙事能够在三种战后创伤叙事中脱颖而出，获得支配地位呢?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桥本指出，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通常只涉及战争的后半段，也就是“日本的损失日渐加剧，失败即将来临的那几年”，但日本发动战争、四处肆虐的阶段却在相关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逐渐失落了。

　　正如荷兰历史学者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所指出的：“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波多野澄雄在《国家与历史：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日本人所理解的战败，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军的惨败，而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败给中国的意识如此淡薄，意味着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总结，只是一味地被局限在美国的战争观与正义论中。”换言之，中日战争的记忆几乎全然被太平洋战争的惨痛记忆所置换，日本战后世代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祖父辈对这场战役的自怜和悲悼情绪。

　　第二，诚如中国社会学家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言：“要使过去为现在服务，需要不断地使用文化的创造，将神圣的传说、历史的变形和想象的现实综合起来，把它们转变为集体信仰。但没有什么传统会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被创造的传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的习俗和已有的社会实践。……任何一种传统只有当它被整合进民众关于过去的信仰的时候，它才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权威。”受害者叙事恰好契合了“日本传统的慰灵思想”：“年轻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死于非命，灵魂就会作祟”(日本历史学家加藤阳子语)，甚至他们的埋骨之地都不为人知，为日本战时国民的苦难赋予了深重的悲剧色彩。

　　第三，誓言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的出台是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断绝关系”的重要象征，而受害者叙事恰恰为和平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战时一代的浴血奋战换来今日和平繁荣的叙事在家族记忆和学校课程中得到反复渲染;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受害者常被塑造成为奠定和平基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牺牲者，更为受害者叙事镀上不容质疑和亵渎的金身。

　　战后和平主义亦成为政府搪塞战争责任的绝佳借口。1955年6月，时任法务大臣的花村四郎被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时答道：“与其苦苦追究战争责任究竟落在何人肩上，不如放弃战争，不再重蹈战争，更让人期待，更有必要。”这套说辞至今仍然颇为流行，而战争真相却在早已被神圣化的和平主义言说面前相形见绌了。

　　综上所述，受害者叙事规避了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为当代日本人提供了回避事实阴暗面、沉溺于悲情主义与和平主义光环的强大借口。这种认识也使得日本政府长久以来都难以真诚地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因此无法得到中韩等国民众的原谅，战争的负面影响迟迟无法消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叙事还有另一层涵义，即，既然这场战争是政府和军队逆民意而发动，既然无数爱好和平的无辜父辈都因此沦为牺牲者，那么政府对这场灾难其实是要负全责的。因此，桥本指出，受害者叙事引发了“对国家权力的潜在担忧”，同时，这种对政府无限权威及其军事力量的厌恶自然而然地“引申为对那种同服从国家权威有关的爱国主义的警惕和怀疑”。

　　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政府信任感远比美、德、中、韩等国的年轻人为低，这种对爱国和忠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代际记忆中”。“一个需要人民为它去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应已成为日本年轻人的共识。他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轻易被政府权威所蒙蔽，为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奉献热血和生命。

　　只要保持对政府的怀疑，“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大概称得上受害者叙事的正面意义吧。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如何生成和构建向来是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日裔美籍社会学者桥本明子2015年出版的《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便是又一本分析日本战后集体记忆的杰作，该书于今年7月在中国问世。

　　桥本游历广泛，曾在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多地学习生活。她于1984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匹兹堡大学任教达25年，目前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与社会学院访问教授和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桥本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致力于探索人们定义其文化和记忆的不同方式。《漫长的战败》也非例外。在该书中，她综合运用访谈、教科书和影像分析等研究方法，检视日本战败后创伤记忆的形态，并探究其成因和影响。

　　桥本指出，日本战后文化记忆错综复杂，并未形成一种统摄社会共识的“元叙事”，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相互抵触的创伤叙事分类在争夺道德优越性”。

　　第一种叙事致力于讲述“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歌颂战死者的勇气和忠诚，为国家和普通民众的牺牲而辩护。由阵亡日军遗属组建的日本遗族会是生产和宣传这种叙事的代表势力。

　　该组织认为，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歪曲的历史观”，如不加以纠正，“日本人无法获得真正的重生”。日本遗族会的主要活动还包括敦促日本政要以政府代表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亡者进行吊唁，以表彰和告慰殉国者。总之，这种叙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国家在挑起战争和输掉战争方面的罪责上转移开来。”

　　第二种叙事提倡“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突出日本，尤其是广岛和长崎在二战中受到的非人道及毁灭性打击。这一叙事同样具有“转移焦点”的功能，即，将在亚洲的战争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转移到日本战亡者及其遗属和后代身上。

　　第三种叙事则强调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这类犯罪行为”，因其承认日军的施害者角色而较为亚洲邻国所接受。这种叙事的倡导者坚持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他们“坚信曝光和面对本国同胞的可怕过去，在本质上对于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三种叙事的内容较少交叉重叠，充满分歧和对立，构建出一幅“众声喧哗”的复杂叙事图景。如今，第二种叙事在日本社会占据了主流地位，常见于家族历代传承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以及学校课堂上。这一叙事塑造了现代日本人的祖父辈被迫为国献身的受害者形象，借此抵消他们的施害者身份，使得追忆和悼念的焦点集中于本国民众，从而将亚洲的遇难者排除在忏悔和祭奠的对象之外。

　　那么，为何受害者叙事能够在三种战后创伤叙事中脱颖而出，获得支配地位呢?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桥本指出，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通常只涉及战争的后半段，也就是“日本的损失日渐加剧，失败即将来临的那几年”，但日本发动战争、四处肆虐的阶段却在相关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逐渐失落了。

　　正如荷兰历史学者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所指出的：“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波多野澄雄在《国家与历史：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日本人所理解的战败，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军的惨败，而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败给中国的意识如此淡薄，意味着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总结，只是一味地被局限在美国的战争观与正义论中。”换言之，中日战争的记忆几乎全然被太平洋战争的惨痛记忆所置换，日本战后世代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祖父辈对这场战役的自怜和悲悼情绪。

　　第二，诚如中国社会学家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言：“要使过去为现在服务，需要不断地使用文化的创造，将神圣的传说、历史的变形和想象的现实综合起来，把它们转变为集体信仰。但没有什么传统会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被创造的传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的习俗和已有的社会实践。……任何一种传统只有当它被整合进民众关于过去的信仰的时候，它才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权威。”受害者叙事恰好契合了“日本传统的慰灵思想”：“年轻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死于非命，灵魂就会作祟”(日本历史学家加藤阳子语)，甚至他们的埋骨之地都不为人知，为日本战时国民的苦难赋予了深重的悲剧色彩。

　　第三，誓言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的出台是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断绝关系”的重要象征，而受害者叙事恰恰为和平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战时一代的浴血奋战换来今日和平繁荣的叙事在家族记忆和学校课程中得到反复渲染;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受害者常被塑造成为奠定和平基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牺牲者，更为受害者叙事镀上不容质疑和亵渎的金身。

　　战后和平主义亦成为政府搪塞战争责任的绝佳借口。1955年6月，时任法务大臣的花村四郎被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时答道：“与其苦苦追究战争责任究竟落在何人肩上，不如放弃战争，不再重蹈战争，更让人期待，更有必要。”这套说辞至今仍然颇为流行，而战争真相却在早已被神圣化的和平主义言说面前相形见绌了。

　　综上所述，受害者叙事规避了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为当代日本人提供了回避事实阴暗面、沉溺于悲情主义与和平主义光环的强大借口。这种认识也使得日本政府长久以来都难以真诚地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因此无法得到中韩等国民众的原谅，战争的负面影响迟迟无法消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叙事还有另一层涵义，即，既然这场战争是政府和军队逆民意而发动，既然无数爱好和平的无辜父辈都因此沦为牺牲者，那么政府对这场灾难其实是要负全责的。因此，桥本指出，受害者叙事引发了“对国家权力的潜在担忧”，同时，这种对政府无限权威及其军事力量的厌恶自然而然地“引申为对那种同服从国家权威有关的爱国主义的警惕和怀疑”。

　　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政府信任感远比美、德、中、韩等国的年轻人为低，这种对爱国和忠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代际记忆中”。“一个需要人民为它去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应已成为日本年轻人的共识。他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轻易被政府权威所蒙蔽，为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奉献热血和生命。

　　只要保持对政府的怀疑，“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大概称得上受害者叙事的正面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