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文明与帝国：中国与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英]铃木胜吾著，王文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早期中国精英的认知

　　中国是在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卷入欧洲国际社会的。这场战争源起于清政府没收和销毁英国输入的鸦片。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输入者，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导致鸦片出口到中国的数量猛增。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鸦片贸易是平衡多年来中英贸易中英国一方持续逆差的上佳手段。清政府则派遣了一位钦差大臣林则徐处理鸦片问题。林则徐采取了果决的行动。1839年3月，他下令外国商人上缴所有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不再参与这种药物的走私。当他遭遇外国商人的抵抗后，林则徐暂停了对外贸易并包围了英国商人的住所。在中国买办和仆役撤出后，这些英国人没有了正常的食物供给，最终他们被迫交出鸦片，之后这些鸦片被清朝官府烧毁。

　　在英国，人们对英国商品被肆意破坏和英国臣民被侮辱十分愤慨。他们“一致要求……应该对中国人采取有力措施”。英国对清政府采取了军事行动，并成功压制了中国的抵抗。接下来的一年，英国占领了香港并包围了广州城。1842年，上海被占领。中国人没有办法应对英国海军的枪炮。林则徐成了这张战争战败的替罪羊，被皇帝迅速革职。为了安抚“英夷”，清政府做出了和解姿态，在一系列谈判之后，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签署了《南京条约》。

　　这一条约是中国卷入欧洲国际社会的开始。张勇进注意到“中国被迫卷入欧洲主导的世界范围国际体系的过程，也是中国中心主义消亡的过程”。1842年，这一点从两个方面表现明显。首先在官方函件中，条约约定了中英双方的平等地位，这就使传统的中国至高无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崩溃了。中国人被迫承认主权平等，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次，条约迫使中国人接受英国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拥有领事权，尽管不是在首都北京。

　　另一项欧洲国际社会扩张的特征是治外法权的被接受，根据治外法权，英国公民违法将由他们的领事馆裁决而不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这是对他国“非文明”身份的标记，意味着中国尚没有完全符合“文明标准”，并象征性地将中国的地位置于英国之下。中国人对这种弦外之音不甚明了。他们的“低等地位”是欧洲人根据欧洲国际社会的社会标准自行判定的，(在这一阶段)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判定并不具有多大的合法性，因此这种判定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到后来，如果中国想要获得欧洲人所尊重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它不得不完全满足“文明标准”，按照欧洲国际社会的规范和准则推动自身的社会化。

　　中国遭遇欧洲国际社会后的初步回应是，出现了一些旨在了解西方情况的著述。林则徐根据慕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而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相继刊印。以《海国图志》为代表的这些著述，为中国人最初认知欧洲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首先，正如林珍珠(Jane Kate Leonard)指出的，这些作品是中国人首次“真实地评估西方扩张对全球地缘政治构成的影响，以及对亚洲贸易与政治的潜在冲击”。其次，这些作品对中国政治决策者认知西方国际秩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施威雪(Earl Swisher)研究，“中国所有处理外国事务的官员都被要求阅读《海国图志》，该书成为20年间研究外国事务的教科书式作品”并影响了之后的中国人。

　　《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创作缘起，都是因为对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时的虚弱充满震惊。也恰因恐惧，书中有些部分对西方的描述戴上了有色眼镜。《瀛寰志略》中有一张描述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地理位置的图片，英国地图被画得像一个想要吃东西的人。在描述英国吞并印度时，徐继畬写道：“1755年孟加拉被吞并，凭仗着他们的胜利，英国人像蚕食桑叶一样慢慢侵占了各王国。印度的各地区分散而虚弱，无法抗拒英国，因此已有超过一半的地区成为英国殖民地。”徐继畬认为荷兰与西班牙也惧怕英国的力量。与《瀛寰志略》相似，在《海国图志》中，那些被欧洲国家殖民的地区其命运也被描述成悲惨的。

　　魏源注意到了欧洲国家的持续扩张，并认为这种扩张的动力是持续增长的商业需求。对魏源来说，贸易是欧洲国家黩武行为的源头，尤其是英国。这也很能说明为什么魏源在道德上不赞赏欧洲国家的行为，因为儒家的哲学倾向把商业和商人看成是“道德堕落的”，“奸诈的和自私的”。更进一步，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被描述成仅仅为了它们狭隘的一己私利而破坏了整个欧洲的和平。通过对“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混杂性描述”，林珍珠指出，“魏源推论整个欧洲曾处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其中心在当时的意大利罗马。”以此为基础，魏源认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是一样的，“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魏源认为商业利益上的贪婪刺激英国和法国抛弃了它们的宗教职责，抢夺了罗马帝国和教皇的权力，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一个统一的国家是符合儒家理念的，因此英国和法国的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将民众置于无序和痛苦之中。魏源因此对英国的定性是“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逐雄岛夷”。这种关于西方的观点最终落脚点落在把欧洲国际秩序描绘成不道德的，充满竞争性。林珍珠认为魏源相信这种不道德是根源于贸易需求的。结果导致“竞争的出现，民族国家体系的生成。这两点，促成了国家的自我扩张，而这与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不一致”。

　　《海国图志》书影

　　当然我们也必须警惕避免夸大这些早期作品的影响力。尽管对西方的认知有了上述这些进步，但中国精英们大多仍旧没有认清中华帝国在国际舞台上实际位置，也没有注意到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给中国带来的全面影响。被英国挫败不过是漫长历史中又一次被蛮夷挫败而已，中国被迫给予英国的特许权“被按照传统的令人安心的套话进行了适当的解释，这是皇帝对于爱惹麻烦的西方蛮夷的‘帝国恩赏’。”《南京条约》也被道光皇帝看做“一个一劳永逸地杜绝麻烦再次发生的举措。”中国需要面临更多的冲击才能重塑对国际秩序的看法。

　　后期中国精英的认知

　　如果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动摇中国精英看待世界的基础，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是亚罗号战争)终于迫使他们这样做了。这场战争是“由一个微小而无确切定性的事件引发的，英国领事要求两广总督向其道歉”，因为广东官员登上了英国注册的船只。接下来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灾难深重。英法联军不仅占领了广州，还夺取了天津这个临近首都北京的重要滨海城市。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因为与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的英法代表团爆发武装冲突使问题激化。作为报复，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出逃。

　　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续事件是中国被迫卷入欧洲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英法等国迫使大量中国精英接受中国是新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国际体系他们不能再视而不见。然而，这种接受无论如何都不是容易的。清政府的很多人只是在看到中国和欧洲国家实力对比的差距后，被迫接受中国必须按照欧洲国际社会的某些条款与欧洲国家建立关系。尽管他们默默接受了欧洲国际社会的一些制度，但他们仍然深深反感这些改变，并且这种反感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使那些对西方国家态度温和的人，也常常感觉在改变这种反感情绪上无从措手。

　　事实上中国被迫进入欧洲国际社会意味着中国精英会经常因为忧虑而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欧洲国际秩序。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精英的认知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与西方国家互动的增加，伴随着外交官和全国性报刊数量的增加，一些官员的确指出西方国家的目标并不是要征服中国，它们的首要利益在于贸易。例如左宗棠在1875年就认为，“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然而，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去除中国精英的忧虑。诸多人士对欧洲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旷日持久，对西方国家的温和观点只有在特定时期才有影响力，而一旦西方国家侵犯了中国边境(后来日本也加入进来)或侵犯了中国的朝贡国，中国的忧虑情绪会再度浮现。

　　欧洲国际秩序经常被类比成中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03)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郝延平(Yenp’ing Hao)和王尔敏认为，这种类比说明中国日益意识到它只是大量国家中的一员。他们认为，将春秋战国和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类比，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不是中央王朝，而只是平等国家中的一员，就像周朝末年的秦国一样”，那时“中国由多个独立的诸侯国组成，类似于19世纪末的多国体系”。尽管这种立论无疑是正确的，但郝延平和王尔敏没有指出的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历来被看成是高度消极的时代，那也是战争、结盟和外交诡计盛行的时代。

　　其他一些人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竞争求生是时代准则。清政府官员薛福成认为，“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诸夷意中各有一彼国独强即我国将弱之心”。类似想法在处理对外事务的政府高官的著述中也经常可见。曾国藩认为：

　　大体而言，数百年来欧洲国家不断并吞对方领土，它们之所以进攻他国，无非是为了满足商贾之利。……自从中西交锋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幕末时期日本人的认知

　　在欧洲国际社会扩张到中国后不久，日本就第一次全面遭遇了欧洲国际社会。这次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求日本开放对外贸易。欧洲国家已经注意到，东亚国际社会内的国家并不喜欢与西方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中国、日本、朝鲜仍然固守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私人贸易在这里是被禁止的，只有受到政府高度管控的贸易才被允许。在很多西方商人看来，如果能够开发东亚市场，他们将获利颇丰，但这种受到限制的贸易无法满足他们的商业利益。中国内部的广阔市场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同时他们也热衷于在中华帝国的邻国日本获利。日本的锁国政策，其不愿意按照欧洲国际社会的原则参与外交互动，也是欧洲国际社会成员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的又一原因。此前日本曾向经过其水域的欧洲船只开火(除了荷兰船只)，这被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不文明行为，需要被纠正。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出现在东京湾。佩里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为任何遇险的美国船只提供庇护和援助。1854年3月，美日之间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1856年一位美国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被派往江户港。这一事件是日本第一次引入一项重要的欧洲国际社会制度——外交体系，也可以说标志着日本第一次全面遭遇欧洲国际社会。

　　日本也因此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形成了对欧洲国际社会的几点看法。他们在1808年就见识到了实力政治导向的欧洲国际秩序，当时英国(正与被法国占领的荷兰开战)派遣军舰费顿号(Phaeton)进入长崎的日本水域追击荷兰船只。英国最终俘获了两艘停泊在长崎的荷兰私人商船，并要求荷兰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水来交换人质。与此同时，英国和俄国船只不断侵犯日本海岸，要求通商贸易。在这种境况下，会泽正志斋写了《新论》，探讨了新的国际秩序正离日本越来越近。会泽正志斋本人还有机会直接与欧洲人接触，他采访了1824年停靠在水户藩海岸的英国水手。会泽正志斋判断这种欧洲国际秩序向东亚的逼近是一种高度危险的情况。与近邻中国出现的情形相似，他也将国际秩序与高度实力政治导向的“周朝末年七雄时代”进行对比，“与七雄时代相似，不仅国家大小不同，势力也不同”。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及接下来的中国战败给了日本政治领导者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新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威胁。日本人获得的关于国际事务的知识来自中国和荷兰的相关著述，这些著述经常被日本进口到国内。有证据显示早在185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已经进口到日本，被日本的政治精英广泛阅读。德川幕府也能够接近荷兰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的新闻很快通过中国和荷兰两个方面传到日本。早在1841年，德川幕府的官员涩川六蔵就指出中国战败的趋势以及接下来日本遭受英国侵略的可能性。1842年荷兰人告诉日本人，清朝在与英国的战争中遭遇惨败，香港被割让。1853年，荷兰事先告知德川幕府美国计划派舰队前往日本，希望他们按照美国人的意愿建立和平的商贸关系。荷兰的通知中警告，美国舰队“由一些蒸汽船和帆船组成，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武器配备，如果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不能保证他们不使用武力。”这些消息在佩里偕其炮舰抵达日本之前就已经导致日本人以高度消极的视角来理解欧洲国际秩序。日本的政治精英最初认为欧洲国际秩序是高度强迫性的和无安全保障的，这将威胁到日本的生存。

　　日本在1853年全面遭遇欧洲国际社会，当由炮舰组成的美国舰队出现在江户藩的门口时，日本人之前对西方的认知被确证。但按照很多西方人的观点来看，美国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泰晤士报》一篇名为“美国考察日本”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很公允的问题，即任何一个人类的部落或种群，有多大权利能够排除其他人享有开发某一广袤而美丽区域的参与权?……这种排除性权利是基于理性还是基于武力?如果是基于理性，我们非常感兴趣这种观点如何得到论证。如果这种排除权只是简单基于武力，那么凭什么让那些主张自己拥有这项权利的人永远保有这项权利?他们应该十分确定的是，有时他们的诉求是要接受考验的。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不应该呼吁得到同情。是他们自己的行为使自身脱离了国家间的伟大兄弟之谊，他们曾经拒绝帮助他人，如今又怎能要求得到他人帮助?

　　与此同时，1852年2月24日，一篇多了些微同情心的文章“日本与美国”，出现于《纽约时报》：

　　由几艘蒸汽船组成的舰队，后边尾随着一艘护卫舰和一到两艘轻型巡洋舰，这绝不是一次和平的游弋;并且我们担心这些舰船到达日本水域造成的影响将把可怜的日本人从他们的海港城镇中惊吓出来，同时也将把日本人吓得难以理性处事，这样的话就很难让他们真诚地签订条约了。

　　日本人对佩里到来的反应看起来是对上述那位记者忧虑的佐证。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精英参与的，但亲见炮舰的确看起来使他们“吓得”“难以理性处事”。佩里的炮舰和中国败于西方国家之手使日本精英得出结论，任何抵抗美国的想法都是无效的。他们在美国公使汤森·哈里斯的威胁下被迫签署了不平等贸易条约，因为汤森·哈里斯警告日本说，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力量可以迅速抵达并迫使日本签署这些贸易条约。这些条约侵犯了日本主权，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我们对日本此时仍旧秉持1853年之前一些著述中的观点，仍旧以高度消极视角衡量国际社会应该不会感到奇怪了。例如，福冈藩的大名黑田齐溥认为，战争冲突“是外国[例如西方国家]的国际事务常态”。另一位大名松平庆永也认为日本现在发现自身所处的国际处境是“征服者与被征服之间不断交战”。德川幕府的老中堀田正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857年堀田正睦在为幕府将军设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当今万国形势一变，大致如汉土春秋列国之时，或如我国足利氏末年”，这显示出两种恐惧，一是日本所面临的危险的国际秩序，一是由此可能带来的内部混乱。

　　日本如何接纳这种新的国际环境?这是一个此后困扰了日本精英阶层多年的重大问题。源良缘(Minamoto Ryoen)借鉴阿诺德·汤因比的说法，认为日本政治精英有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一种回应方式是汤因比所说的“狂热派”(Zealots)，他们坚守传统文化同时对新引进的文化持有强烈的憎恨态度。在日本，这以袭击外国人和破坏外国货物的攘夷方式表现出来。当然，这种回应方式对日本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当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被看成是“文明标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被看成是“非文明”国家，不会享有国际法的保护，会招致更多的外国干涉。并且，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它们把非欧洲国家纳入欧洲国际社会的强横态度多会遭致潜在怨恨，因此西方国家通常认为展示军事力量是使他国按照条约中约定的行为准则和“文明标准”行事的良好方法。

　　另一种回应方式，被贴上了“希律派”(Herodian)的标签，主张学习异域文化/社会的高级元素，以确保本土文化得以继续生存。攘夷运动导致的与西方国家的频繁冲突和对大多数排外日本人来说的接连失败，已经很明显地表明只有一种选择能够确保日本的生存，那就是更加积极地向西方学习。日本人最先热衷于吸纳的是西方科技力量中的高级元素——即先进的军事装备。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得出结论，政治体制也必须彻底改革。虚弱的德川政权在面对频繁带来威胁的西方国家时，显得左支右绌，难以维持完全的国家主权，因而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政治体系来应对这种局面。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开始真正地一步步全面将自己融入到欧洲国际社会之中。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认知

　　然而，明治时期的政治精英也对欧洲国际秩序存有恐惧，日本政治领导人继续将他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看成是高度不安全的。明治时期一些主要政治家对国际政治的看法与德川时期官员们的看法是相近的。在明治维新开启后的1869年，由岩仓具视所提交的一份著名文件中，对当时的国际秩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尽管海外万国之间保持着彼此联系，但归根结底，海外万国都是我皇国之敌。这些敌国如今在干什么?它们在不断研究提升它们的科技实力，目的是变得更加富强。像荷兰这样的小国，被大国环绕，却能够通过努力享有荣耀和独立……海外万国皆希望凌驾其他国家之上。甲想凌驾于乙，乙想凌驾于丙。因此我说海外万国皆是我皇国之敌。

　　这样的观点在明治时期一直存在。这可以从明治时期领导层的大量文件中得到证明。例如，他们呼吁强大军事，就是为了应对当时危险的国际时局，因为弱国正被西方列强所侵吞。当然这种说法有时可能只是一种修辞，但使用这种修辞也表明这种解释能引起相当大的共鸣。在1880年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明治时期核心领导者之一山县有朋宣称，“当今世界诸国平等。它们各自保有已经划定的领土边界，并各自承担保家卫国之责。如若它们的士兵不够强大，它们将无法维护自己的独立。”明治政府派往美国和欧洲调查各国实情的岩仓使团也使用过类似的表述。岩仓使团的成员有机会目睹已经被殖民的东南亚国家，他们因而总结出欧洲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环境，在此环境中适者才能生存。使团的秘书久米邦武((Kume Kunitake)记述：“弱者的血肉正被强者吞噬。自从欧洲国家向遥远的土地航进，热带地区的弱小国家就已经被西方列强吞没。”

　　铃木胜吾(Shogo Suzuki)，曼彻斯特大学中国政治高级讲师。研究重点为东亚国际关系、中国和日本外交政策以及中日关系。

       (本文摘选自《文明与帝国：中国与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英]铃木胜吾著，王文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早期中国精英的认知

　　中国是在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卷入欧洲国际社会的。这场战争源起于清政府没收和销毁英国输入的鸦片。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输入者，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导致鸦片出口到中国的数量猛增。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鸦片贸易是平衡多年来中英贸易中英国一方持续逆差的上佳手段。清政府则派遣了一位钦差大臣林则徐处理鸦片问题。林则徐采取了果决的行动。1839年3月，他下令外国商人上缴所有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不再参与这种药物的走私。当他遭遇外国商人的抵抗后，林则徐暂停了对外贸易并包围了英国商人的住所。在中国买办和仆役撤出后，这些英国人没有了正常的食物供给，最终他们被迫交出鸦片，之后这些鸦片被清朝官府烧毁。

　　在英国，人们对英国商品被肆意破坏和英国臣民被侮辱十分愤慨。他们“一致要求……应该对中国人采取有力措施”。英国对清政府采取了军事行动，并成功压制了中国的抵抗。接下来的一年，英国占领了香港并包围了广州城。1842年，上海被占领。中国人没有办法应对英国海军的枪炮。林则徐成了这张战争战败的替罪羊，被皇帝迅速革职。为了安抚“英夷”，清政府做出了和解姿态，在一系列谈判之后，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签署了《南京条约》。

　　这一条约是中国卷入欧洲国际社会的开始。张勇进注意到“中国被迫卷入欧洲主导的世界范围国际体系的过程，也是中国中心主义消亡的过程”。1842年，这一点从两个方面表现明显。首先在官方函件中，条约约定了中英双方的平等地位，这就使传统的中国至高无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崩溃了。中国人被迫承认主权平等，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次，条约迫使中国人接受英国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拥有领事权，尽管不是在首都北京。

　　另一项欧洲国际社会扩张的特征是治外法权的被接受，根据治外法权，英国公民违法将由他们的领事馆裁决而不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这是对他国“非文明”身份的标记，意味着中国尚没有完全符合“文明标准”，并象征性地将中国的地位置于英国之下。中国人对这种弦外之音不甚明了。他们的“低等地位”是欧洲人根据欧洲国际社会的社会标准自行判定的，(在这一阶段)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判定并不具有多大的合法性，因此这种判定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到后来，如果中国想要获得欧洲人所尊重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它不得不完全满足“文明标准”，按照欧洲国际社会的规范和准则推动自身的社会化。

　　中国遭遇欧洲国际社会后的初步回应是，出现了一些旨在了解西方情况的著述。林则徐根据慕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而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相继刊印。以《海国图志》为代表的这些著述，为中国人最初认知欧洲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首先，正如林珍珠(Jane Kate Leonard)指出的，这些作品是中国人首次“真实地评估西方扩张对全球地缘政治构成的影响，以及对亚洲贸易与政治的潜在冲击”。其次，这些作品对中国政治决策者认知西方国际秩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施威雪(Earl Swisher)研究，“中国所有处理外国事务的官员都被要求阅读《海国图志》，该书成为20年间研究外国事务的教科书式作品”并影响了之后的中国人。

　　《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创作缘起，都是因为对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时的虚弱充满震惊。也恰因恐惧，书中有些部分对西方的描述戴上了有色眼镜。《瀛寰志略》中有一张描述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地理位置的图片，英国地图被画得像一个想要吃东西的人。在描述英国吞并印度时，徐继畬写道：“1755年孟加拉被吞并，凭仗着他们的胜利，英国人像蚕食桑叶一样慢慢侵占了各王国。印度的各地区分散而虚弱，无法抗拒英国，因此已有超过一半的地区成为英国殖民地。”徐继畬认为荷兰与西班牙也惧怕英国的力量。与《瀛寰志略》相似，在《海国图志》中，那些被欧洲国家殖民的地区其命运也被描述成悲惨的。

　　魏源注意到了欧洲国家的持续扩张，并认为这种扩张的动力是持续增长的商业需求。对魏源来说，贸易是欧洲国家黩武行为的源头，尤其是英国。这也很能说明为什么魏源在道德上不赞赏欧洲国家的行为，因为儒家的哲学倾向把商业和商人看成是“道德堕落的”，“奸诈的和自私的”。更进一步，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被描述成仅仅为了它们狭隘的一己私利而破坏了整个欧洲的和平。通过对“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混杂性描述”，林珍珠指出，“魏源推论整个欧洲曾处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其中心在当时的意大利罗马。”以此为基础，魏源认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是一样的，“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魏源认为商业利益上的贪婪刺激英国和法国抛弃了它们的宗教职责，抢夺了罗马帝国和教皇的权力，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一个统一的国家是符合儒家理念的，因此英国和法国的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将民众置于无序和痛苦之中。魏源因此对英国的定性是“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逐雄岛夷”。这种关于西方的观点最终落脚点落在把欧洲国际秩序描绘成不道德的，充满竞争性。林珍珠认为魏源相信这种不道德是根源于贸易需求的。结果导致“竞争的出现，民族国家体系的生成。这两点，促成了国家的自我扩张，而这与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不一致”。

　　《海国图志》书影

　　当然我们也必须警惕避免夸大这些早期作品的影响力。尽管对西方的认知有了上述这些进步，但中国精英们大多仍旧没有认清中华帝国在国际舞台上实际位置，也没有注意到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给中国带来的全面影响。被英国挫败不过是漫长历史中又一次被蛮夷挫败而已，中国被迫给予英国的特许权“被按照传统的令人安心的套话进行了适当的解释，这是皇帝对于爱惹麻烦的西方蛮夷的‘帝国恩赏’。”《南京条约》也被道光皇帝看做“一个一劳永逸地杜绝麻烦再次发生的举措。”中国需要面临更多的冲击才能重塑对国际秩序的看法。

　　后期中国精英的认知

　　如果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动摇中国精英看待世界的基础，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是亚罗号战争)终于迫使他们这样做了。这场战争是“由一个微小而无确切定性的事件引发的，英国领事要求两广总督向其道歉”，因为广东官员登上了英国注册的船只。接下来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灾难深重。英法联军不仅占领了广州，还夺取了天津这个临近首都北京的重要滨海城市。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因为与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的英法代表团爆发武装冲突使问题激化。作为报复，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出逃。

　　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续事件是中国被迫卷入欧洲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英法等国迫使大量中国精英接受中国是新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国际体系他们不能再视而不见。然而，这种接受无论如何都不是容易的。清政府的很多人只是在看到中国和欧洲国家实力对比的差距后，被迫接受中国必须按照欧洲国际社会的某些条款与欧洲国家建立关系。尽管他们默默接受了欧洲国际社会的一些制度，但他们仍然深深反感这些改变，并且这种反感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使那些对西方国家态度温和的人，也常常感觉在改变这种反感情绪上无从措手。

　　事实上中国被迫进入欧洲国际社会意味着中国精英会经常因为忧虑而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欧洲国际秩序。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精英的认知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与西方国家互动的增加，伴随着外交官和全国性报刊数量的增加，一些官员的确指出西方国家的目标并不是要征服中国，它们的首要利益在于贸易。例如左宗棠在1875年就认为，“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然而，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去除中国精英的忧虑。诸多人士对欧洲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旷日持久，对西方国家的温和观点只有在特定时期才有影响力，而一旦西方国家侵犯了中国边境(后来日本也加入进来)或侵犯了中国的朝贡国，中国的忧虑情绪会再度浮现。

　　欧洲国际秩序经常被类比成中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03)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郝延平(Yenp’ing Hao)和王尔敏认为，这种类比说明中国日益意识到它只是大量国家中的一员。他们认为，将春秋战国和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类比，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不是中央王朝，而只是平等国家中的一员，就像周朝末年的秦国一样”，那时“中国由多个独立的诸侯国组成，类似于19世纪末的多国体系”。尽管这种立论无疑是正确的，但郝延平和王尔敏没有指出的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历来被看成是高度消极的时代，那也是战争、结盟和外交诡计盛行的时代。

　　其他一些人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竞争求生是时代准则。清政府官员薛福成认为，“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诸夷意中各有一彼国独强即我国将弱之心”。类似想法在处理对外事务的政府高官的著述中也经常可见。曾国藩认为：

　　大体而言，数百年来欧洲国家不断并吞对方领土，它们之所以进攻他国，无非是为了满足商贾之利。……自从中西交锋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幕末时期日本人的认知

　　在欧洲国际社会扩张到中国后不久，日本就第一次全面遭遇了欧洲国际社会。这次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求日本开放对外贸易。欧洲国家已经注意到，东亚国际社会内的国家并不喜欢与西方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中国、日本、朝鲜仍然固守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私人贸易在这里是被禁止的，只有受到政府高度管控的贸易才被允许。在很多西方商人看来，如果能够开发东亚市场，他们将获利颇丰，但这种受到限制的贸易无法满足他们的商业利益。中国内部的广阔市场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同时他们也热衷于在中华帝国的邻国日本获利。日本的锁国政策，其不愿意按照欧洲国际社会的原则参与外交互动，也是欧洲国际社会成员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的又一原因。此前日本曾向经过其水域的欧洲船只开火(除了荷兰船只)，这被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不文明行为，需要被纠正。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出现在东京湾。佩里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为任何遇险的美国船只提供庇护和援助。1854年3月，美日之间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1856年一位美国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被派往江户港。这一事件是日本第一次引入一项重要的欧洲国际社会制度——外交体系，也可以说标志着日本第一次全面遭遇欧洲国际社会。

　　日本也因此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形成了对欧洲国际社会的几点看法。他们在1808年就见识到了实力政治导向的欧洲国际秩序，当时英国(正与被法国占领的荷兰开战)派遣军舰费顿号(Phaeton)进入长崎的日本水域追击荷兰船只。英国最终俘获了两艘停泊在长崎的荷兰私人商船，并要求荷兰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水来交换人质。与此同时，英国和俄国船只不断侵犯日本海岸，要求通商贸易。在这种境况下，会泽正志斋写了《新论》，探讨了新的国际秩序正离日本越来越近。会泽正志斋本人还有机会直接与欧洲人接触，他采访了1824年停靠在水户藩海岸的英国水手。会泽正志斋判断这种欧洲国际秩序向东亚的逼近是一种高度危险的情况。与近邻中国出现的情形相似，他也将国际秩序与高度实力政治导向的“周朝末年七雄时代”进行对比，“与七雄时代相似，不仅国家大小不同，势力也不同”。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及接下来的中国战败给了日本政治领导者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新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威胁。日本人获得的关于国际事务的知识来自中国和荷兰的相关著述，这些著述经常被日本进口到国内。有证据显示早在185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已经进口到日本，被日本的政治精英广泛阅读。德川幕府也能够接近荷兰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的新闻很快通过中国和荷兰两个方面传到日本。早在1841年，德川幕府的官员涩川六蔵就指出中国战败的趋势以及接下来日本遭受英国侵略的可能性。1842年荷兰人告诉日本人，清朝在与英国的战争中遭遇惨败，香港被割让。1853年，荷兰事先告知德川幕府美国计划派舰队前往日本，希望他们按照美国人的意愿建立和平的商贸关系。荷兰的通知中警告，美国舰队“由一些蒸汽船和帆船组成，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武器配备，如果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不能保证他们不使用武力。”这些消息在佩里偕其炮舰抵达日本之前就已经导致日本人以高度消极的视角来理解欧洲国际秩序。日本的政治精英最初认为欧洲国际秩序是高度强迫性的和无安全保障的，这将威胁到日本的生存。

　　日本在1853年全面遭遇欧洲国际社会，当由炮舰组成的美国舰队出现在江户藩的门口时，日本人之前对西方的认知被确证。但按照很多西方人的观点来看，美国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泰晤士报》一篇名为“美国考察日本”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很公允的问题，即任何一个人类的部落或种群，有多大权利能够排除其他人享有开发某一广袤而美丽区域的参与权?……这种排除性权利是基于理性还是基于武力?如果是基于理性，我们非常感兴趣这种观点如何得到论证。如果这种排除权只是简单基于武力，那么凭什么让那些主张自己拥有这项权利的人永远保有这项权利?他们应该十分确定的是，有时他们的诉求是要接受考验的。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不应该呼吁得到同情。是他们自己的行为使自身脱离了国家间的伟大兄弟之谊，他们曾经拒绝帮助他人，如今又怎能要求得到他人帮助?

　　与此同时，1852年2月24日，一篇多了些微同情心的文章“日本与美国”，出现于《纽约时报》：

　　由几艘蒸汽船组成的舰队，后边尾随着一艘护卫舰和一到两艘轻型巡洋舰，这绝不是一次和平的游弋;并且我们担心这些舰船到达日本水域造成的影响将把可怜的日本人从他们的海港城镇中惊吓出来，同时也将把日本人吓得难以理性处事，这样的话就很难让他们真诚地签订条约了。

　　日本人对佩里到来的反应看起来是对上述那位记者忧虑的佐证。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精英参与的，但亲见炮舰的确看起来使他们“吓得”“难以理性处事”。佩里的炮舰和中国败于西方国家之手使日本精英得出结论，任何抵抗美国的想法都是无效的。他们在美国公使汤森·哈里斯的威胁下被迫签署了不平等贸易条约，因为汤森·哈里斯警告日本说，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力量可以迅速抵达并迫使日本签署这些贸易条约。这些条约侵犯了日本主权，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因此，我们对日本此时仍旧秉持1853年之前一些著述中的观点，仍旧以高度消极视角衡量国际社会应该不会感到奇怪了。例如，福冈藩的大名黑田齐溥认为，战争冲突“是外国[例如西方国家]的国际事务常态”。另一位大名松平庆永也认为日本现在发现自身所处的国际处境是“征服者与被征服之间不断交战”。德川幕府的老中堀田正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857年堀田正睦在为幕府将军设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当今万国形势一变，大致如汉土春秋列国之时，或如我国足利氏末年”，这显示出两种恐惧，一是日本所面临的危险的国际秩序，一是由此可能带来的内部混乱。

　　日本如何接纳这种新的国际环境?这是一个此后困扰了日本精英阶层多年的重大问题。源良缘(Minamoto Ryoen)借鉴阿诺德·汤因比的说法，认为日本政治精英有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一种回应方式是汤因比所说的“狂热派”(Zealots)，他们坚守传统文化同时对新引进的文化持有强烈的憎恨态度。在日本，这以袭击外国人和破坏外国货物的攘夷方式表现出来。当然，这种回应方式对日本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当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被看成是“文明标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被看成是“非文明”国家，不会享有国际法的保护，会招致更多的外国干涉。并且，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它们把非欧洲国家纳入欧洲国际社会的强横态度多会遭致潜在怨恨，因此西方国家通常认为展示军事力量是使他国按照条约中约定的行为准则和“文明标准”行事的良好方法。

　　另一种回应方式，被贴上了“希律派”(Herodian)的标签，主张学习异域文化/社会的高级元素，以确保本土文化得以继续生存。攘夷运动导致的与西方国家的频繁冲突和对大多数排外日本人来说的接连失败，已经很明显地表明只有一种选择能够确保日本的生存，那就是更加积极地向西方学习。日本人最先热衷于吸纳的是西方科技力量中的高级元素——即先进的军事装备。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得出结论，政治体制也必须彻底改革。虚弱的德川政权在面对频繁带来威胁的西方国家时，显得左支右绌，难以维持完全的国家主权，因而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政治体系来应对这种局面。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开始真正地一步步全面将自己融入到欧洲国际社会之中。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认知

　　然而，明治时期的政治精英也对欧洲国际秩序存有恐惧，日本政治领导人继续将他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看成是高度不安全的。明治时期一些主要政治家对国际政治的看法与德川时期官员们的看法是相近的。在明治维新开启后的1869年，由岩仓具视所提交的一份著名文件中，对当时的国际秩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尽管海外万国之间保持着彼此联系，但归根结底，海外万国都是我皇国之敌。这些敌国如今在干什么?它们在不断研究提升它们的科技实力，目的是变得更加富强。像荷兰这样的小国，被大国环绕，却能够通过努力享有荣耀和独立……海外万国皆希望凌驾其他国家之上。甲想凌驾于乙，乙想凌驾于丙。因此我说海外万国皆是我皇国之敌。

　　这样的观点在明治时期一直存在。这可以从明治时期领导层的大量文件中得到证明。例如，他们呼吁强大军事，就是为了应对当时危险的国际时局，因为弱国正被西方列强所侵吞。当然这种说法有时可能只是一种修辞，但使用这种修辞也表明这种解释能引起相当大的共鸣。在1880年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明治时期核心领导者之一山县有朋宣称，“当今世界诸国平等。它们各自保有已经划定的领土边界，并各自承担保家卫国之责。如若它们的士兵不够强大，它们将无法维护自己的独立。”明治政府派往美国和欧洲调查各国实情的岩仓使团也使用过类似的表述。岩仓使团的成员有机会目睹已经被殖民的东南亚国家，他们因而总结出欧洲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环境，在此环境中适者才能生存。使团的秘书久米邦武((Kume Kunitake)记述：“弱者的血肉正被强者吞噬。自从欧洲国家向遥远的土地航进，热带地区的弱小国家就已经被西方列强吞没。”

　　铃木胜吾(Shogo Suzuki)，曼彻斯特大学中国政治高级讲师。研究重点为东亚国际关系、中国和日本外交政策以及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