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王缉思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纵观自古至今的世界变迁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进步”的含义不同。在政治领域，所谓“进步”，应当是指人类普遍的安全感增加，暴力活动减少，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走向稳定，财富总量增长，社会价值的分配更加公正，人与人之间在权利方面更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自由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等等。但我们也看到，历史在前进道路上常有曲折和羁绊，人类未来难免面临巨大的逆流和“黑洞”，充满着不确定性。从以下这10 个方面看，世界政治既有进步，也在某些领域停滞不前，或有倒退的危险。

　　(一)人类暴力逐渐减少，但战争的毁灭力增强。

　　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在世界历史上呈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是特例)。在我们生活的当代，参加过战争或经历过战乱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低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大范围的长期和平有可能实现。直到“二战”，国家之间战争的目标都是夺取更多的领土，掠夺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国内战争则大多是夺取政权。但到了今天，世界市场的开放、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等因素，使为争夺领土资源而发动战争不仅在物质利益上得不偿失，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舆论的谴责。大国间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降低了突发事件演化为战争的危险。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使用战争手段，如发动流血军事政变，也都普遍受到抵制和孤立。

　　但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一旦发生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充分展示了这一点。今天，仅是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全人类。国际核裁军进展缓慢，而有能力、有意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在增加。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努力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时代，网络战、太空战和其他新的毁灭手段所能造成灾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核战争。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掌握战争手段的组织和个人能够理性行事。但是同其他暴力行为一样，战争会因非理性决策或突发事件而引发。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全都担心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军事技术的“进步”，可能抵消人类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进步，甚至使其逆转。

　　(二)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也造成了对地球生态越来越大的破坏，使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政治问题。

　　科学技术对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使人口数量激增，人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另一方面，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现代产业革命最深刻的悖论就是，一方面人类掌控生物圈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展示出足够能力，表明我们可以正确运用这种掌控力，使生物圈更加平衡、可持续。”于是，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三)世界物质财富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18 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增长得相当缓慢，此后的工业革命促使世界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世界物质财富的增长同人口增长呈现正比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人类的总财富和平均财富在持续增长。当然，财富增长永远不可能达到在绝对意义上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四)人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严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25 年里，人类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许多人落在后面。妇女和女童、农村居民、原住民、少数族群、残疾人、季节性劳工、难民等，都是世界上贫困、被边缘化、易受伤害的人群。他们是遭受系统性排斥最严重的群体。他们不仅面临经济上的障碍，还面临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排斥。如果不消除根深蒂固的发展障碍，包括歧视和政治参与中的不平等，各国、各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上述问题， 发达国家也需要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挑战：超过三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1/3 以上是儿童。

　　当今世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是空前的。近几十年来，相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公正平衡的调节器的作用，有的政策甚至加大了收益分配的失衡。如果说财富增长代表人类的进步，那么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至少部分抵消了这种进步。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动乱、暴力和战争，都不是源于贫穷和落后，而是源于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平等和公正的缺失。

　　(五)全球化不可逆转。

　　“一般而言，全球化概念指的是越变越‘小’的世界，用更为学术性的语言来说，指的是时间和地点的压缩。全球化意味着各种边界的系统性减少。”“全球化”作为一个新词的出现和流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回顾远古以来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群体交往越来越多、世界越变越小的全球化进程。

　　同西方扩张时代一样，当代全球化推动了资本、技术和知识的传递和分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全球化的自觉推动者是相对获益者，被动接受者是相对受害者。资本主义以其自私的利益动机和许多丑恶的方式，在不自觉地推动人类的进步。今天的全球化推动者，包括受到西方政府支持的跨国公司，就像当年马克思评论英国在其印度殖民地时所起的作用那样，“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历史上那种社会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只是其进程中谁受益更多、谁受损更多，前进道路上所遭遇逆流的大小和多少，以及人类是否有能力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

　　(六)在个人自由和尊严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公民自由和权利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更多约束。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国内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尽管许多国家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随着技术日趋发达，个人活动范围扩大了，吸收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家对资源和社会的控制力也增强了，某些方面的个人自由逐渐受到限制。人们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在技术上很容易受限于政府和社会的监控，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受到更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比如，内心怀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思想的， 今天依然大有人在，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公开出版物中，蔑称其他种族为“野蛮人”“低等动物”，或歧视女性的“言论自由”，在绝大多数社会都不被认可。

　　(七)以法治、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多样，并无一定之规。

　　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巩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其政府形式和法律之间的相似之处，多于它们同古代王朝、帝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这足以证明，立足于强政府、法治和民主的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现代国家体制不会再倒退至过去那种封建专制、政教合一、殖民帝国的体制。但是，建设强大、公正、廉洁的政府以及法治、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在世界历史上多种多样。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善的，都可能衰败，都必须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

　　雅典卫城

　　(八)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

　　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里，主权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独立国家的出现远远多于国家的合并。民族分离主义此起彼伏，将推动更多国家的产生。

　　民族主义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和国家团结是必要的。民族主义虽然强大，却只能凝聚内部，不能吸引外族，不能增加自己对外的软实力。宣扬本民族的伟大，在他人听起来无异于贬低其他民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以激发国内民众的民族情感，但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引起共鸣，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永远是一把双刃剑。

　　(九)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宗教信仰同世界政治发展如影随形。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消亡。也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安全感、社会公正与平等，同这个社会信教人数所占的人口比例有明显的关系。政治显然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东正教在沙皇时期、苏联时期和冷战后的俄罗斯所经历的不同命运似乎可以说明，政治对民族宗教信仰所起的长远作用是有限的。同民族主义类似的是，宗教只能凝聚相同信仰的教徒，却排拒其他宗教。就宗教的排他性而言，如果像亨廷顿那样将“文明”界定为宗教，那么“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问题只在于这种冲突是否演化为大规模暴力。与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多数宗教是跨文化、跨种族、跨国界的，也因而对一个国家内部政治走向的影响一般小于民族主义。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世界各个主要宗教都比民族和国家稳定得多，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基督教和佛教都已有2000 多年历史，而没有一个朝代、一个国家能有那么长的历史。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其结果是国家消失了，宗教却存活下来。许多国家都试图毁灭国内的所有宗教或某种特定的宗教，但这种努力鲜有成功。特定的宗教当然也会发展演变，会消亡，但其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小于文化的其他部分(如语言、娱乐工具、穿着和饮食习惯)，更小于民族和国家。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十)全球政治体系有望继续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

　　从历史上看，政治秩序的建立由村社到城邦、封建国家、帝国体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后，除南极大陆等极少数陆地以外，已不再有“无主”的土地，不再有完全无序的地理区域和功能性领域。正如《金融时报》的一则评论所说：“就算有再多瑕疵，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也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指摘错误——无论是华盛顿的傲慢、欧洲政客的腐败还是世界各地银行家的贪婪成性。但总体而言，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宽容政治不断传播。”现代国际秩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冷战的终结等若干次重大冲击，今后也会继续遭受重大冲击。但由主权平等的国家组成国际体系，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等大原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被人类所长期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也将长期存在并有望改善。从历史长河来看，局部的政治失序经常发生，但全球政治体系总体上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这是值得庆幸的，也是值得努力推进的。

　　综合观察上述10个方面的趋势，在本书探讨的五大世界政治终极目标中，安全(和平)、财富(发展)、自由这三大难题虽然仍旧突出，但总体上呈现缓解趋势。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中引发最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平等、公正的领域，民粹主义应运而生，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对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肤色不同的族群被迫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越来越困难。一些国家内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侵蚀着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族群、教派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倾向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发达，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社会公德的缺失，更威胁着这些国家内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

　　在这种新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属于相辅相成的同一套话语体系，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得到重申，其正确性毋庸赘言，亦不容置疑。同时，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需要研究者有开阔的视野，关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其他主题，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追求人类大同政治理想的努力，永远在路上。所谓终极目标，就是永恒追求却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标。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之将行还是将废，既不取决于我们的理想，也不应当是命中注定。我的理解是，“道”就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希望这本小书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探讨政治之“道”。

 　　(本文摘选自《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王缉思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纵观自古至今的世界变迁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进步”的含义不同。在政治领域，所谓“进步”，应当是指人类普遍的安全感增加，暴力活动减少，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走向稳定，财富总量增长，社会价值的分配更加公正，人与人之间在权利方面更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自由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等等。但我们也看到，历史在前进道路上常有曲折和羁绊，人类未来难免面临巨大的逆流和“黑洞”，充满着不确定性。从以下这10 个方面看，世界政治既有进步，也在某些领域停滞不前，或有倒退的危险。

　　(一)人类暴力逐渐减少，但战争的毁灭力增强。

　　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在世界历史上呈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是特例)。在我们生活的当代，参加过战争或经历过战乱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低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大范围的长期和平有可能实现。直到“二战”，国家之间战争的目标都是夺取更多的领土，掠夺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国内战争则大多是夺取政权。但到了今天，世界市场的开放、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等因素，使为争夺领土资源而发动战争不仅在物质利益上得不偿失，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舆论的谴责。大国间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降低了突发事件演化为战争的危险。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使用战争手段，如发动流血军事政变，也都普遍受到抵制和孤立。

　　但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一旦发生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充分展示了这一点。今天，仅是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全人类。国际核裁军进展缓慢，而有能力、有意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在增加。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努力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时代，网络战、太空战和其他新的毁灭手段所能造成灾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核战争。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掌握战争手段的组织和个人能够理性行事。但是同其他暴力行为一样，战争会因非理性决策或突发事件而引发。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全都担心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军事技术的“进步”，可能抵消人类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进步，甚至使其逆转。

　　(二)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也造成了对地球生态越来越大的破坏，使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政治问题。

　　科学技术对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使人口数量激增，人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另一方面，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现代产业革命最深刻的悖论就是，一方面人类掌控生物圈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展示出足够能力，表明我们可以正确运用这种掌控力，使生物圈更加平衡、可持续。”于是，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三)世界物质财富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18 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增长得相当缓慢，此后的工业革命促使世界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世界物质财富的增长同人口增长呈现正比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人类的总财富和平均财富在持续增长。当然，财富增长永远不可能达到在绝对意义上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四)人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严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25 年里，人类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许多人落在后面。妇女和女童、农村居民、原住民、少数族群、残疾人、季节性劳工、难民等，都是世界上贫困、被边缘化、易受伤害的人群。他们是遭受系统性排斥最严重的群体。他们不仅面临经济上的障碍，还面临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排斥。如果不消除根深蒂固的发展障碍，包括歧视和政治参与中的不平等，各国、各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上述问题， 发达国家也需要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挑战：超过三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1/3 以上是儿童。

　　当今世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是空前的。近几十年来，相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公正平衡的调节器的作用，有的政策甚至加大了收益分配的失衡。如果说财富增长代表人类的进步，那么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至少部分抵消了这种进步。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动乱、暴力和战争，都不是源于贫穷和落后，而是源于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平等和公正的缺失。

　　(五)全球化不可逆转。

　　“一般而言，全球化概念指的是越变越‘小’的世界，用更为学术性的语言来说，指的是时间和地点的压缩。全球化意味着各种边界的系统性减少。”“全球化”作为一个新词的出现和流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回顾远古以来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群体交往越来越多、世界越变越小的全球化进程。

　　同西方扩张时代一样，当代全球化推动了资本、技术和知识的传递和分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全球化的自觉推动者是相对获益者，被动接受者是相对受害者。资本主义以其自私的利益动机和许多丑恶的方式，在不自觉地推动人类的进步。今天的全球化推动者，包括受到西方政府支持的跨国公司，就像当年马克思评论英国在其印度殖民地时所起的作用那样，“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历史上那种社会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只是其进程中谁受益更多、谁受损更多，前进道路上所遭遇逆流的大小和多少，以及人类是否有能力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

　　(六)在个人自由和尊严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公民自由和权利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更多约束。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国内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尽管许多国家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随着技术日趋发达，个人活动范围扩大了，吸收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家对资源和社会的控制力也增强了，某些方面的个人自由逐渐受到限制。人们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在技术上很容易受限于政府和社会的监控，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受到更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比如，内心怀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思想的， 今天依然大有人在，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公开出版物中，蔑称其他种族为“野蛮人”“低等动物”，或歧视女性的“言论自由”，在绝大多数社会都不被认可。

　　(七)以法治、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多样，并无一定之规。

　　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巩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其政府形式和法律之间的相似之处，多于它们同古代王朝、帝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这足以证明，立足于强政府、法治和民主的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现代国家体制不会再倒退至过去那种封建专制、政教合一、殖民帝国的体制。但是，建设强大、公正、廉洁的政府以及法治、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在世界历史上多种多样。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善的，都可能衰败，都必须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

　　雅典卫城

　　(八)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

　　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里，主权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独立国家的出现远远多于国家的合并。民族分离主义此起彼伏，将推动更多国家的产生。

　　民族主义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和国家团结是必要的。民族主义虽然强大，却只能凝聚内部，不能吸引外族，不能增加自己对外的软实力。宣扬本民族的伟大，在他人听起来无异于贬低其他民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以激发国内民众的民族情感，但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引起共鸣，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永远是一把双刃剑。

　　(九)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宗教信仰同世界政治发展如影随形。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消亡。也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安全感、社会公正与平等，同这个社会信教人数所占的人口比例有明显的关系。政治显然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东正教在沙皇时期、苏联时期和冷战后的俄罗斯所经历的不同命运似乎可以说明，政治对民族宗教信仰所起的长远作用是有限的。同民族主义类似的是，宗教只能凝聚相同信仰的教徒，却排拒其他宗教。就宗教的排他性而言，如果像亨廷顿那样将“文明”界定为宗教，那么“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问题只在于这种冲突是否演化为大规模暴力。与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多数宗教是跨文化、跨种族、跨国界的，也因而对一个国家内部政治走向的影响一般小于民族主义。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世界各个主要宗教都比民族和国家稳定得多，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基督教和佛教都已有2000 多年历史，而没有一个朝代、一个国家能有那么长的历史。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其结果是国家消失了，宗教却存活下来。许多国家都试图毁灭国内的所有宗教或某种特定的宗教，但这种努力鲜有成功。特定的宗教当然也会发展演变，会消亡，但其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小于文化的其他部分(如语言、娱乐工具、穿着和饮食习惯)，更小于民族和国家。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十)全球政治体系有望继续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

　　从历史上看，政治秩序的建立由村社到城邦、封建国家、帝国体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后，除南极大陆等极少数陆地以外，已不再有“无主”的土地，不再有完全无序的地理区域和功能性领域。正如《金融时报》的一则评论所说：“就算有再多瑕疵，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也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指摘错误——无论是华盛顿的傲慢、欧洲政客的腐败还是世界各地银行家的贪婪成性。但总体而言，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宽容政治不断传播。”现代国际秩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冷战的终结等若干次重大冲击，今后也会继续遭受重大冲击。但由主权平等的国家组成国际体系，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等大原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被人类所长期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也将长期存在并有望改善。从历史长河来看，局部的政治失序经常发生，但全球政治体系总体上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这是值得庆幸的，也是值得努力推进的。

　　综合观察上述10个方面的趋势，在本书探讨的五大世界政治终极目标中，安全(和平)、财富(发展)、自由这三大难题虽然仍旧突出，但总体上呈现缓解趋势。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中引发最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平等、公正的领域，民粹主义应运而生，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对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肤色不同的族群被迫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越来越困难。一些国家内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侵蚀着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族群、教派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倾向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发达，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社会公德的缺失，更威胁着这些国家内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

　　在这种新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属于相辅相成的同一套话语体系，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得到重申，其正确性毋庸赘言，亦不容置疑。同时，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需要研究者有开阔的视野，关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其他主题，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追求人类大同政治理想的努力，永远在路上。所谓终极目标，就是永恒追求却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标。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之将行还是将废，既不取决于我们的理想，也不应当是命中注定。我的理解是，“道”就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希望这本小书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探讨政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