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英]丹尼尔·比尔：《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孔俐颖译，后浪出版集团，2019年6月。）

　　16世纪末，俄国发起了后来被称为“领土聚合”的征服计划。这次领土扩张填补了因蒙古金帐汗国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层层推进是势不可当的。莫斯科使者、正规兵、外国雇佣兵、商人以及来自俄国西南部的顿河和第聂伯河地区的哥萨克移居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沿着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以及它们的支流不断向东前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要塞，用来充当军力投射和向西伯利亚当地部落收集贡赋的节点。至1630年，西西伯利亚有了约50个设防的村庄，俄国人在叶尼塞河畔的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了前哨基地。仅仅12年之后，他们越过了西伯利亚最后一条南北向的大河—勒拿河，并在雅库茨克稳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这最终提供了到达位于北极圈的荒凉流放地的途径。至1649年，他们已经抵达北太平洋沿岸，建立了鄂霍次克海港。9年后，他们又推进了2000千米，到达了距离阿拉斯加的威尔士王子角不到160千米的白令海峡岸边。

　　正是在俄国向这片大陆的东部发动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放制度的起源。俄国的迅速扩张是由莫斯科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后勤能力和行政完善驱动的，但是迅速扩张也令边远而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劳工、农民和商人的持续短缺。

　　根据流放制度最早的资料，流放制度不仅可以使沙皇能够把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还可以令他们成为在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流放制度在这个更广阔的扩张计划的支持下形成了;惩罚与殖民交织在了一起。

　　俄国人征服的土地从乌拉尔山向东至太平洋，从北极圈向南至蒙古边境，长8000千米，宽3200千米。叶尼塞河构成了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天然边界，两侧的地貌显著不同。除了阿尔泰山脉，西西伯利亚海拔较低，地形平坦、开阔，大量河流流入湿软的土壤中，形成了会在每年春季涨水的沼泽地。东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地形更加多样：崎岖的山脉、幽深的峡谷、茂密的森林和多沼泽的低地交织。在东西伯利亚的心脏地带，有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该湖湖面面积约为3.2万平方千米，每年冬季皆会结冰。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西伯利亚并非终年被冰雪包裹。冻原地带的永冻层景观只存在于北纬60度(横穿瑞典和阿拉斯加的纬度)以北。事实上，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泰加林，这个宽一两千千米的地带密布着针叶林和落叶林。泰加林以南是草原，这片由草地和荒漠组成的地区地形平坦，没有树木。大多数西伯利亚人生活在北纬60度以南，那里的气候类似于欧洲的气候。大部分西伯利亚城镇(事实上其地理位置比莫斯科更靠南)的夏季气温经常可以攀升至30℃。但是，在这个大陆性气候最典型的地区，冬季极为严酷。气温频频在9月跌破0℃，到12月更低至—20℃，刺骨的—30℃至—40℃也并不少见。至晚春时节，气温才回升至0℃以上。

　　在16世纪后期，西伯利亚人口很少。这里总共有约23万原住民，他们使用不少于120种语言。

　　在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发现储量丰富的贵金属之前，吸引俄国人东进的磁石是毛皮。欧洲和亚洲对西伯利亚毛皮的广泛需求将这片荒野变成了一个似乎取之不尽的宝藏。哥萨克人、士兵、政府官员及私人毛皮商翻过乌拉尔山，然后沿着这片大陆上的河网并利用水陆联运来走过这段路程，从而更加深入西伯利亚腹地。各种危险侵扰着旅途。一个定居点和另一个定居点之间可能相隔几百千米;在冷酷无情的森林、沼泽和山区里，不太严重的轻伤或疾病都可能会是致命的。然而在一个原本极为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中，毛皮贸易的收益是惊人的。私人毛皮商带回的松鼠皮、狐狸皮、白鼬皮、貂皮及最珍贵的黑貂皮在俄国欧洲部分和更远的地方卖到了天价。

　　在俄国人向东推进时，他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从西伯利亚原住民那里榨取贡赋。那些与私人毛皮商合作的人可以得到报酬和保护，而拒绝合作的人以及疑似隐瞒财产的人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酷刑、劫持人质和谋杀司空见惯;整个村庄会被夷平。无人能够敌得过俄国军队的火力，而且成千上万人死于入侵者携带而来的疾病。只有地处遥远的东北部、被冰雪封住的楚科奇，因为令人却步的自然险阻和极少的毛皮产量而延缓了俄国的推进。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人恩威并施的手段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接受或屈从于这个新的贸易帝国，与他们的新主人谋求和平，并缴纳贡赋。在这场可说是极其成功的由国家控制的领土征服活动中，私人毛皮商收集了大量毛皮。扩张中的沙皇俄国极端高效地监管着毛皮收集，因而到了1700年，这种“软黄金”的供应临近枯竭。

　　俄国人首先是作为战士、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从毛皮贸易转向了农业生产，从收缴贡赋转向了在此定居。在毛皮贸易盛期出现的边疆要塞逐渐发展成更为稳定的城镇和贸易中心。17世纪下半叶，托博尔斯克崛起为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国行政、宗教和商贸中心。到1700年，托木斯克在西伯利亚中南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伊尔库茨克建于1652年，它的发展也很迅速，先是作为一个从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原住民那里收集毛皮贡赋的中心，后来成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一个贸易商业中心。

　　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因为几波新的移民潮，许多欧洲人在西伯利亚定居。农民从俄国欧洲部分的贫困地区迁移至此。有些人是政府资助的移民;其他人则是逃亡的农奴，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越过了乌拉尔山，那么他们的主人就几乎不会追踪到他们了。

　　早在1670年，仅在托博尔斯克地区就有约3.4万名农民。政府官员、哥萨克人、其他士兵和战俘在西伯利亚小城镇和定居点的居民中占很大的比例，并给这些地方增添了明显的军事特征。成千上万名宗教异见人士逃离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他们的迫害，在更往东的地方建立了定居点，他们可以在那里不受当局干扰地信奉自己的信仰。到了18世纪，西伯利亚有原住民人口约20万人，来自俄国和欧洲的人口则由约15万名男性和7.6万名女性组成。这些群体之间相互通婚。在叶尔马克首次越过乌拉尔山一个世纪之后，一种西伯利亚生活方式开始形成。俄国士兵、工匠和农民与西伯利亚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并逐渐成为稳定的殖民者，被称作“老西伯利亚人”。

　　然而，和老西伯利亚人居住在一起的人是并非主动选择来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被扔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西伯利亚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支配着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

　　流放是一种驱逐行为。帝国理论家们一再将西伯利亚描绘成一个超出帝国想象边界的世界，君主可以将杂质清除到那里，以保护政治和社会机体的健康。这些比喻说法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但基本的信念仍然是说，西伯利亚是收容帝国自己的机能紊乱的容器。

　　将罪犯驱逐出俄国社会的惩罚是在一种残酷的仪式中公开施行的，这样做既强调了罪行的严重性，也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遭受鞭打;男性重罪犯的面部还会被打上烙印，鼻孔被撕破。这种残酷的惩罚实际上是帝国的仁慈的证据。从彼得大帝在位(1696—1725年)时开始，“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的惯例剥夺了罪犯的司法权利，并没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和财富，以充分显示国家的威力。后在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正式用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取代了绞刑。参政院的一项裁决明确说明，那些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今后将沦为“政治死亡”，并“终身服苦役”。从那个时候起，死罪犯人被宣判为“公民权死亡”，他们都会在市场上被行刑者公开鞭打。因此，公民权死亡是让人羞耻和痛苦的经历。

　　在1785年之后，俄国贵族被免除了肉刑，因为羞愧和耻辱本身就可以对上层阶级发挥可怕的惩罚效力;但对下等阶层来说，由于他们被认为对这类崇高的情感无动于衷，那些标志着将他们从帝国社会驱逐出去的仪式并没有重大仪式感。虽然西伯利亚苦役犯将面对严酷的现实，但是死刑的废除意味着，不仅是他们的惩罚得自沙皇，他们的性命也得自沙皇。君主的权力不单单是夺走生命，而且还在于赐予生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君主的权力一直是流放制度的基石。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不仅是专制权威的体现，在17和18世纪，它还拥有了经济目标。随着俄国不断扩张以及它对领土和资源的欲望不断增长，“驱逐出”被“流放到”取代了。现在国家不仅想要开采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还努力把移民迁居这里。

　　18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个殖民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最初铺设的道路是为了补充西伯利亚的河流网络作为首要交通运输方式的不足之处，使旅程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因此政府依靠当地居民来维持交通和通信。联结莫斯科与雅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这条驿道的建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在卢布花费还是在罪犯和农奴的生命损失方面都是如此，但这条驿道的确有效改善了车辆的通行条件。

　　然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程仍然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步行或者乘车赶路是根据季节决定的，有的季节仅仅是折磨人，有的季节则完全不能赶路。每个春季和秋季，软泥总是让车轴深陷其中。形容这一时期的俄语术语为распутица，字面意思是“没有道路的时节”。马车常常陷于泥沼中;因为马车颠簸着碾过石头和木头，所以车轮和车轴会折断。夏季，滚滚尘土令旅客几乎窒息，路旁的池塘和溪流在炎热的天气中变浑浊、变咸，周围飞着成群的蚊子和马蝇。

　　只有在冬季，积雪盖住了尘土，骤降的气温冻住了泥泞的土壤，西伯利亚大驿道才变得更容易通行，但旅行仍然耗时数月时间，甚至数年。即使进入19世纪30年代，在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鄂霍次克的道路上，仍旧散布着没能扛过旅途的马匹的尸骨。

　　（本文节选自[英]丹尼尔·比尔：《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孔俐颖译，后浪出版集团，2019年6月。）

　　16世纪末，俄国发起了后来被称为“领土聚合”的征服计划。这次领土扩张填补了因蒙古金帐汗国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层层推进是势不可当的。莫斯科使者、正规兵、外国雇佣兵、商人以及来自俄国西南部的顿河和第聂伯河地区的哥萨克移居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沿着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以及它们的支流不断向东前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要塞，用来充当军力投射和向西伯利亚当地部落收集贡赋的节点。至1630年，西西伯利亚有了约50个设防的村庄，俄国人在叶尼塞河畔的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了前哨基地。仅仅12年之后，他们越过了西伯利亚最后一条南北向的大河—勒拿河，并在雅库茨克稳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这最终提供了到达位于北极圈的荒凉流放地的途径。至1649年，他们已经抵达北太平洋沿岸，建立了鄂霍次克海港。9年后，他们又推进了2000千米，到达了距离阿拉斯加的威尔士王子角不到160千米的白令海峡岸边。

　　正是在俄国向这片大陆的东部发动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放制度的起源。俄国的迅速扩张是由莫斯科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后勤能力和行政完善驱动的，但是迅速扩张也令边远而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劳工、农民和商人的持续短缺。

　　根据流放制度最早的资料，流放制度不仅可以使沙皇能够把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还可以令他们成为在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流放制度在这个更广阔的扩张计划的支持下形成了;惩罚与殖民交织在了一起。

　　俄国人征服的土地从乌拉尔山向东至太平洋，从北极圈向南至蒙古边境，长8000千米，宽3200千米。叶尼塞河构成了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天然边界，两侧的地貌显著不同。除了阿尔泰山脉，西西伯利亚海拔较低，地形平坦、开阔，大量河流流入湿软的土壤中，形成了会在每年春季涨水的沼泽地。东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地形更加多样：崎岖的山脉、幽深的峡谷、茂密的森林和多沼泽的低地交织。在东西伯利亚的心脏地带，有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该湖湖面面积约为3.2万平方千米，每年冬季皆会结冰。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西伯利亚并非终年被冰雪包裹。冻原地带的永冻层景观只存在于北纬60度(横穿瑞典和阿拉斯加的纬度)以北。事实上，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泰加林，这个宽一两千千米的地带密布着针叶林和落叶林。泰加林以南是草原，这片由草地和荒漠组成的地区地形平坦，没有树木。大多数西伯利亚人生活在北纬60度以南，那里的气候类似于欧洲的气候。大部分西伯利亚城镇(事实上其地理位置比莫斯科更靠南)的夏季气温经常可以攀升至30℃。但是，在这个大陆性气候最典型的地区，冬季极为严酷。气温频频在9月跌破0℃，到12月更低至—20℃，刺骨的—30℃至—40℃也并不少见。至晚春时节，气温才回升至0℃以上。

　　在16世纪后期，西伯利亚人口很少。这里总共有约23万原住民，他们使用不少于120种语言。

　　在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发现储量丰富的贵金属之前，吸引俄国人东进的磁石是毛皮。欧洲和亚洲对西伯利亚毛皮的广泛需求将这片荒野变成了一个似乎取之不尽的宝藏。哥萨克人、士兵、政府官员及私人毛皮商翻过乌拉尔山，然后沿着这片大陆上的河网并利用水陆联运来走过这段路程，从而更加深入西伯利亚腹地。各种危险侵扰着旅途。一个定居点和另一个定居点之间可能相隔几百千米;在冷酷无情的森林、沼泽和山区里，不太严重的轻伤或疾病都可能会是致命的。然而在一个原本极为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中，毛皮贸易的收益是惊人的。私人毛皮商带回的松鼠皮、狐狸皮、白鼬皮、貂皮及最珍贵的黑貂皮在俄国欧洲部分和更远的地方卖到了天价。

　　在俄国人向东推进时，他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从西伯利亚原住民那里榨取贡赋。那些与私人毛皮商合作的人可以得到报酬和保护，而拒绝合作的人以及疑似隐瞒财产的人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酷刑、劫持人质和谋杀司空见惯;整个村庄会被夷平。无人能够敌得过俄国军队的火力，而且成千上万人死于入侵者携带而来的疾病。只有地处遥远的东北部、被冰雪封住的楚科奇，因为令人却步的自然险阻和极少的毛皮产量而延缓了俄国的推进。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人恩威并施的手段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接受或屈从于这个新的贸易帝国，与他们的新主人谋求和平，并缴纳贡赋。在这场可说是极其成功的由国家控制的领土征服活动中，私人毛皮商收集了大量毛皮。扩张中的沙皇俄国极端高效地监管着毛皮收集，因而到了1700年，这种“软黄金”的供应临近枯竭。

　　俄国人首先是作为战士、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从毛皮贸易转向了农业生产，从收缴贡赋转向了在此定居。在毛皮贸易盛期出现的边疆要塞逐渐发展成更为稳定的城镇和贸易中心。17世纪下半叶，托博尔斯克崛起为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国行政、宗教和商贸中心。到1700年，托木斯克在西伯利亚中南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伊尔库茨克建于1652年，它的发展也很迅速，先是作为一个从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原住民那里收集毛皮贡赋的中心，后来成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一个贸易商业中心。

　　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因为几波新的移民潮，许多欧洲人在西伯利亚定居。农民从俄国欧洲部分的贫困地区迁移至此。有些人是政府资助的移民;其他人则是逃亡的农奴，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越过了乌拉尔山，那么他们的主人就几乎不会追踪到他们了。

　　早在1670年，仅在托博尔斯克地区就有约3.4万名农民。政府官员、哥萨克人、其他士兵和战俘在西伯利亚小城镇和定居点的居民中占很大的比例，并给这些地方增添了明显的军事特征。成千上万名宗教异见人士逃离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他们的迫害，在更往东的地方建立了定居点，他们可以在那里不受当局干扰地信奉自己的信仰。到了18世纪，西伯利亚有原住民人口约20万人，来自俄国和欧洲的人口则由约15万名男性和7.6万名女性组成。这些群体之间相互通婚。在叶尔马克首次越过乌拉尔山一个世纪之后，一种西伯利亚生活方式开始形成。俄国士兵、工匠和农民与西伯利亚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并逐渐成为稳定的殖民者，被称作“老西伯利亚人”。

　　然而，和老西伯利亚人居住在一起的人是并非主动选择来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被扔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西伯利亚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支配着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

　　流放是一种驱逐行为。帝国理论家们一再将西伯利亚描绘成一个超出帝国想象边界的世界，君主可以将杂质清除到那里，以保护政治和社会机体的健康。这些比喻说法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但基本的信念仍然是说，西伯利亚是收容帝国自己的机能紊乱的容器。

　　将罪犯驱逐出俄国社会的惩罚是在一种残酷的仪式中公开施行的，这样做既强调了罪行的严重性，也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遭受鞭打;男性重罪犯的面部还会被打上烙印，鼻孔被撕破。这种残酷的惩罚实际上是帝国的仁慈的证据。从彼得大帝在位(1696—1725年)时开始，“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的惯例剥夺了罪犯的司法权利，并没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和财富，以充分显示国家的威力。后在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正式用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取代了绞刑。参政院的一项裁决明确说明，那些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今后将沦为“政治死亡”，并“终身服苦役”。从那个时候起，死罪犯人被宣判为“公民权死亡”，他们都会在市场上被行刑者公开鞭打。因此，公民权死亡是让人羞耻和痛苦的经历。

　　在1785年之后，俄国贵族被免除了肉刑，因为羞愧和耻辱本身就可以对上层阶级发挥可怕的惩罚效力;但对下等阶层来说，由于他们被认为对这类崇高的情感无动于衷，那些标志着将他们从帝国社会驱逐出去的仪式并没有重大仪式感。虽然西伯利亚苦役犯将面对严酷的现实，但是死刑的废除意味着，不仅是他们的惩罚得自沙皇，他们的性命也得自沙皇。君主的权力不单单是夺走生命，而且还在于赐予生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君主的权力一直是流放制度的基石。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不仅是专制权威的体现，在17和18世纪，它还拥有了经济目标。随着俄国不断扩张以及它对领土和资源的欲望不断增长，“驱逐出”被“流放到”取代了。现在国家不仅想要开采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还努力把移民迁居这里。

　　18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个殖民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最初铺设的道路是为了补充西伯利亚的河流网络作为首要交通运输方式的不足之处，使旅程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因此政府依靠当地居民来维持交通和通信。联结莫斯科与雅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这条驿道的建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在卢布花费还是在罪犯和农奴的生命损失方面都是如此，但这条驿道的确有效改善了车辆的通行条件。

　　然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程仍然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步行或者乘车赶路是根据季节决定的，有的季节仅仅是折磨人，有的季节则完全不能赶路。每个春季和秋季，软泥总是让车轴深陷其中。形容这一时期的俄语术语为распутица，字面意思是“没有道路的时节”。马车常常陷于泥沼中;因为马车颠簸着碾过石头和木头，所以车轮和车轴会折断。夏季，滚滚尘土令旅客几乎窒息，路旁的池塘和溪流在炎热的天气中变浑浊、变咸，周围飞着成群的蚊子和马蝇。

　　只有在冬季，积雪盖住了尘土，骤降的气温冻住了泥泞的土壤，西伯利亚大驿道才变得更容易通行，但旅行仍然耗时数月时间，甚至数年。即使进入19世纪30年代，在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鄂霍次克的道路上，仍旧散布着没能扛过旅途的马匹的尸骨。

　　随着道路慢慢增多、路况逐渐改进，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实际距离不断缩短。然而，对越过乌拉尔山的移民来说，俄国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城镇及乡村之间的距离仍然是遥远的。许多作为移民或是流放者踏上这趟征程的俄国农民，此前从未去过离自己出生的村庄几十千米远的地方。对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来说，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仍然在地理上难以抵达，在心理上距离遥远，正如18世纪90年代的植物学湾之于伦敦。

　　但移民还是在往这里迁移，随着18世纪的时间慢慢流逝，移民人数越来越多。贸易和农业的发展逐渐将西伯利亚边疆定居点变成繁忙的城镇。四周环绕着肥沃可耕地的托博尔斯克成了一个贸易中心。

　　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75年将西伯利亚划分为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此后，伊尔库茨克像托博尔斯克一样成了一个地区首府。行政权力和生机勃勃的贸易带来了大量财富和规模不断扩大的西伯利亚商人阶层，他们与俄国官员家庭通婚，从而开始形成一个地方文明社会。伊尔库茨克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于1782年开放;到18世纪末，该城还拥有一个业余剧院和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

　　尽管如此，到19世纪初，只有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这三座西伯利亚城市的人口超过1万人，没有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5万人，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少于5000人。大多数西伯利亚城镇实际上只比大村庄略大一点，它们被大片冻原、泰加林和草原地带分隔开，其间散布着从事农业、贸易和手工艺的居民的小规模定居点。尽管国家将哥萨克人、退役士兵、农民和定居流放者列入不同的法律范畴，但这些人比邻而居，而且共同忍受着西伯利亚的恶劣气候和荒凉地带构成的无情挑战。大多数村庄沿着西伯利亚的航道、驿道和商路分布;有些则毗邻矿山、盐场和酿酒厂。各种各样的非自愿移民在这些或者属于沙皇或者属于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工业企业里辛苦劳作。有些是被判处服苦役的罪犯，有些是逃兵和逃亡的农奴，其他人则是被其主人从俄国欧洲部分强制发送到西伯利亚的国家农民或私人农奴。

　　随着国家在18世纪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在安娜女皇(1730—1740年在位)和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期间，刑罚殖民通过一堆新法律发展了起来。新法律让欠债者、宗教异见人士和罪犯也成了西伯利亚非自愿的新成员。帝国也见证，或者至少现在能够记录，轻微犯罪和有组织的严重盗匪行为均明显增加。这两类犯罪活动都为西伯利亚的刑罚工厂增加了新成员。俄国欧洲部分城市里的妓女、窃贼、醉鬼和乞丐经常会遭到围捕，然后被带到西伯利亚。

　　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18世纪，俄国因暴力起义而动荡不安，如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与1773—1775年哥萨克人和农民起义，后者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就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而只是想要逃离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于是他们躲进了俄国的乡村地区。无法出具国内证件的流动劳工和乞丐会被(常常是直接)当作逃亡的农奴或逃兵，从而遭受鞭打和流放。随着流浪在1823年被定为犯罪行为，上述惩罚这些劳工和乞丐的做法达到了高潮，每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数激增。

　　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在乌格利奇起义者被放逐到托博尔斯克近两个世纪后，俄国专制政权仍然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倾卸异见人士和颠覆者的便利场所。历任沙皇都把宗教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堡垒。叶卡捷琳娜大帝流放了成千上万名旧礼仪派(反对17世纪60年代的宗教礼仪改革的东正教信徒)成员和乌托邦教派(如鞭笞派和莫洛阁尼耶派)成员。这些驱逐活动确立了一种迫害和流放宗教异见人士的模式，这种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随着法国大革命到来，即便是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个钦慕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和狄德罗通信的最开明的专制君主，也倾向于把所有对她的国家的批评视作在意义上和目的上的革命。作家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因为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一书中阐述了对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堕落的广泛批判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尽管拉吉舍夫提出了明显是反革命(和预言性)的警告，即警示如果国家无法解决农奴制和农村贫困弊病而会出现的暴力事件，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是被激怒了。她谴责拉吉舍夫为“比普加乔夫还恶劣的人”，并以煽动暴乱和冒犯君主的罪名审判他。拉吉舍夫被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改判为流放伊利姆斯克十年，那是一个位于东西伯利亚的遥远要塞定居点。然而，拉吉舍夫只服了五年刑期，因为乐于推翻母亲决定的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将拉吉舍夫召回了圣彼得堡。在18世纪末，拉吉舍夫是一个孤独的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但是从19世纪末回看，拉吉舍夫似乎是后世思想反叛者的先驱，他们先是拿起笔，后来拿起枪，来反对专制政权。

　　沙皇政权继续利用司法和司法外的机制来放逐那些其宗教和政治信仰被认为有害于公共利益的臣民。“行政流放”制度使沙皇政权可以规避法律细节和公众惯例。人们会被悄悄地逮捕，在没有上诉权利的情况下被直接从俄国社会中驱逐出去。官僚无能、贪污腐败和漠不关心，制造出了一个充斥着荒唐规定、不实指控和秘密逮捕的迷宫。

　　尽管18世纪流放者的人数在增加，但俄国在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刑罚工厂仍旧面临着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为了部分解决新成员的缺口，政府试图向帝国各地的一系列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授予行政流放的权力。1736年，工厂、矿山和冶炼厂的私人所有者及国有工厂的经理获得了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的权力。1760年，参政院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地主和修道院将他们的农奴交给国家。该法令力图将令人讨厌的农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同时为东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工业场所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行政流放也使得农奴主可以摆脱那些不顺从、不中用或者仅仅是自己不喜欢的农奴。伊万·屠格涅夫在1874年的自传体中篇小说《普宁与巴布宁》中描绘了他自己的家庭是如何专横地对待自家庄园中的农奴的。叙述者的祖母(这个人物的塑造受到了屠格涅夫的母亲的启发)挑出了一个年轻的农奴，她指责这名农奴对她不够尊重。祖母让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让他离开时，她“冲着窗户挥了挥手帕，仿佛在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

　　但俄国农民并不是专横主人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也把流放制度用作社会控制和净化的工具。农民社区时常和农奴主勾结，对残疾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实行行政流放。对农奴和他们的主人来说，摆脱那些给村庄造成经济负担的人符合他们双方的既得利益，但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或头脑愚钝。此外，根据1669年订立的法律，农民和商人社区这些自发成立的合法机构可以像农奴主一样拒绝接纳刑满返乡人员。一个罪犯或许会被认定有罪、遭受鞭打、被判处监禁，但在他(她)终于获释之际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社区不允许自己回去。在这种情况下，这名罪犯便会明白，自己被行政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即便是他(她)原来的罪行不应处以这种刑罚。

　　除了可以拒绝接纳获释的罪犯，这些农民和商人社区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一条1763年的法令使这些社区能够行政流放本社区的成员，即使他们的罪行未被证实，而仅仅是有犯罪嫌疑。由于缺乏足够的农村警力，沙皇政府依靠这些下放的惩罚行动来维持俄国欧洲部分的法律和秩序。由于沙皇政府无法委托自己的机构来维护法律，政府便将调查犯罪活动、逮捕作恶者和定罪的法律责任移交给了多个社区、行会和机构。一些不幸的人被草率地宣判有罪，然后被交付当局以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从来都不仅仅是高压政府的一个工具，也是农民和商人社区用来对付自己的成员的惩罚手段。

　　因而对农奴主、工厂主、村民会议和商人行会来说，行政流放是一种清除惹是生非者和生产能力低下的成员的有效工具。这种制度被近乎无限地滥用。从小偷、杀人犯和强奸犯到被诽谤者、迷信受害者和村庄政治受害者，都会戴着镣铐被押送到东方。行政流放的使用和滥用令流放者的人数在19世纪上半叶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超过半数的西伯利亚流放者从未见过法庭的内景或听过法官的裁决。许多被乔治时代的英格兰判处流放殖民地的人可能犯的是极其轻微的罪行，但至少他们是由地方法官或陪审团定罪。俄罗斯帝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商人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这为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和刑罚殖民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人口。

　　到了18世纪后期，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专制政权已经把流放制度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由政府主导的西伯利亚殖民项目。仅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刚开始执政的20年时间里，就有约6万名叛乱分子、宗教异见人士和政治犯以及罪犯、妓女、行政流放者和他们的家人等几类常见的流放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女皇非常关注非自愿移民的生产能力，因而她试图改革流放制度。女皇规定，那些经常施予西伯利亚流放者的肉刑不能过于残酷，不能令其伤残，因为他们必须保持劳动能力。出于同样的原因，叶卡捷琳娜大帝想要阻止老人和体弱者被流放，但是，女皇的权力在距离圣彼得堡数千千米远的地方非常有限，因此她的指示几乎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为农奴主、农民和商人被授予了流放权力，所以那些西伯利亚新成员被选中仍旧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生产能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生产能力。

　　虽然殖民活动给帝国在西伯利亚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目标，但是被各种临时增设的法令、法律和临时立法驱动的流放制度依然混乱。在伟大的19世纪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772—1839年)的改革下，流放制度首次实现合理化。斯佩兰斯基在1819年被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随后他着手合理化流放制度。1822年，他实施了大量改革，这些改革标志着帝国开始调整和维系西伯利亚刑罚殖民事业。从那以后，犯有重罪的流放者被判处服不同年限的苦役，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某个地区的定居点;罪行不太严重的罪犯被直接判处不同的刑期，时间从几年到终身不等(也是在某个特定的地区)。一旦流放者服满了自己的刑期，就会离开自己被官方指定的地区，在西伯利亚的任意地方居住。这两种惩罚方式都设想着让流放者最终融入西伯利亚农民群体中。刑满后的流放者在打算返乡时会遇到重重法律障碍，其实这些障碍事先经过了精心设计，以确保大多数人最终会留在西伯利亚。斯佩兰斯基的行政、刑罚和后勤改革塑造了19世纪余下的几十年中的流放制度。

　　更广阔的移民野心现在要求罪犯应被惩戒，甚至被改造。理论上，苦役犯和流放者会被转移到地广人稀的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省，并被分配到特定的工业场所和矿山，例如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涅尔琴斯克和卡拉。正如流放制度清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恶棍，西伯利亚流放的严酷条件清除了这些恶棍的恶习。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性别比例失衡，因而到18世纪中期，当局已经开始担心西伯利亚的妇女短缺问题将使得西伯利亚无法出现人口稳定的刑罚殖民者。因此，国家鼓励妇女跟随丈夫越过乌拉尔山，因为国家料想她们可以对男性发挥安抚和改造作用。政府甚至还通过了新的法律，规定行政流放者的妻子以及(在经过农奴主同意的前提下)他们的孩子跟随丈夫和父亲来到西伯利亚，然后由政府补偿农奴主的人力损失。通过建立稳定且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家庭单位，个体的再生和国家的移民议程实现了完美结合。

　　然而，国家的规划与国家在西伯利亚位置偏远、人口稀少且管理不到位的地区落实这些规划的能力之间有着一道始终存在的鸿沟。在当地，殖民和惩罚之间矛盾重重。由于资金长期不足、被不当管理且受被囚环境的摧残，在西伯利亚无情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中，流放者缺乏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农民和商人所必需的激励机制、技能、财政手段和组织手段。然而，虽然惩罚和殖民的矛盾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就已经很明显，但在20世纪初之前，国家一直坚持把流放作为首要的惩罚工具。

　　随着上报的犯罪、社会动荡、宗教不服从和暴乱活动在19世纪持续增加，流放者的人数激增，到1897年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时，在西伯利亚的576万总人口当中，有30万流放者。虽然当时距俄国革命还有20年，但人数日益增多的被逐出者和他们激起的紧张局势已经加深了社会和政治冲突。沙皇俄国努力把社会和政治混乱囚禁于乌拉尔山以东，但是到19世纪末，沙皇俄国开始变得像一个正在自我毁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