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过他们的理想社会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从今天来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即使是从远期来看，更现实的政治目标，不是促进国家消亡，而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即本书所说的公正)，指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不那么关心金钱和荣誉。这部分又可称为“爱学和爱智”。灵魂较低级的两个部分，一是“爱钱”，二是“爱荣誉”。由第一部分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智者”或者“哲学家”;由金钱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利者”;由荣誉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胜者”。与此三种人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快乐。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始终得不到这种快乐。正义的政体应当由爱学爱智的哲学家来治理。爱利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爱胜者(如军人)地位都应低于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公正是首要的，军事和财富是次要的。国家显然应由精英政治主导，而不是让平民主义居于统治地位。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王缉思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孔子和柏拉图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虽然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中国春秋列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但孔子和柏拉图观察政治的角度颇有些相通之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政者，正也。”这同柏拉图关于“理想国” 的核心原则是正义的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记载了以下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说：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对执政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论语》又有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在这里回答说，人多了， 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换言之， 富民在先，教民在后。

　　柏拉图和孔子分别从正反两面划定了理想国的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公正，要丰衣足食，还要有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军队。在他们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没有诞生或者流行，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以本书中所说的“信仰”，在那个时代远未成型。本书所说的信仰和公正，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隶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会，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是极其有限的。

　　用本书归纳的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

　　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

　　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

　　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

　　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制官员腐败;

　　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也可以说，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中国政治学者刘瑜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腐败》写的导读，讲的就是“如何到达丹麦”——“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很多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过他们的理想社会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从今天来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即使是从远期来看，更现实的政治目标，不是促进国家消亡，而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即本书所说的公正)，指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不那么关心金钱和荣誉。这部分又可称为“爱学和爱智”。灵魂较低级的两个部分，一是“爱钱”，二是“爱荣誉”。由第一部分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智者”或者“哲学家”;由金钱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利者”;由荣誉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胜者”。与此三种人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快乐。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始终得不到这种快乐。正义的政体应当由爱学爱智的哲学家来治理。爱利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爱胜者(如军人)地位都应低于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公正是首要的，军事和财富是次要的。国家显然应由精英政治主导，而不是让平民主义居于统治地位。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王缉思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孔子和柏拉图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虽然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中国春秋列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但孔子和柏拉图观察政治的角度颇有些相通之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政者，正也。”这同柏拉图关于“理想国” 的核心原则是正义的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记载了以下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说：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对执政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论语》又有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在这里回答说，人多了， 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换言之， 富民在先，教民在后。

　　柏拉图和孔子分别从正反两面划定了理想国的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公正，要丰衣足食，还要有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军队。在他们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没有诞生或者流行，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以本书中所说的“信仰”，在那个时代远未成型。本书所说的信仰和公正，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隶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会，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是极其有限的。

　　用本书归纳的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

　　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

　　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

　　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

　　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制官员腐败;

　　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也可以说，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中国政治学者刘瑜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腐败》写的导读，讲的就是“如何到达丹麦”——“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只是想运用本书所提出的由五大目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论证为什么可以认定丹麦等国为成功国家。如果说福山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成功地到达丹麦”，我论证的则是“丹麦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以其美丽的童话举世闻名， 而丹麦也因此得到“童话王国”的美称，在世人眼里，丹麦在许多方面令人称羡。丹麦自19 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以后，在欧洲保持中立政策，一直没有卷入战乱。1940 年4 月9 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入侵丹麦，第二天丹麦即宣布投降，“二战”中经济未遭受重大破坏。1949 年北约成立时，丹麦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丹麦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丹麦参与了北约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丹麦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左右，低于北约所要求的2% 的比例。就国内外安全而言，当代丹麦没有遭受重大威胁，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业绩出色。

　　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2016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34 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丹麦拥有诺和集团、乐高公司等世界著名品牌，科技领先。截至2017 年，丹麦人口有575 万，呈缓慢增长趋势，其中87% 的人口祖籍为丹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 丹麦的移民政策相当严格，近年来只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少量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丹麦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

　　丹麦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路德宗。1953年通过的现行丹麦宪法规定基督新教路德宗为国教，国家予以支持。截至2017年1月，76%的丹麦国民是路德宗丹麦教会的成员。不过，宪法仅规定皇室成员必须是丹麦教会成员，其余的人均享有宗教自由，国家禁止宗教歧视。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9%的丹麦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有重大意义。

　　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统治，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难以在这个国家立足。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推崇诚实可靠，排拒非分之想、不义之财。丹麦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色情书刊合法化的国家;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2012年又正式通过法律使之合法化。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繁荣指数”排名，综合考量了各国在经济平等、个人自由、社会宽容度、教育、健康、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的指标，丹麦在2016年的这项排名中列全球第九。从上述指标看，丹麦被视为“最成功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之无愧。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也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比如，在上述列格坦研究所的“繁荣指数”的2016年排名中，挪威名列全球第二;2016 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08 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这两项指标都领先于丹麦。挪威出生、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斯坦·林根，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对挪威大加赞扬。他说，挪威是“当今最健康最标准的民主国家之一”。他描述道，挪威工业化进程从20 世纪初才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国就从一个赤贫国家转变为当今世界上几乎最富有的国家。“二战”期间，挪威遭到法西斯德国5 年的残酷统治，这一痛苦经历强化了挪威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现今的挪威社会福利优厚，性别平等，社会和谐，教育发达，社会冲突很少，犯罪率低，政府廉洁，家庭幸福(在欧洲国家中出生率最高)，国家财政盈余，等等。但林根同时指出，挪威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衰落现象，国民的价值观和社会生活开始缺少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福山的著作里，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被描绘为“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和“摆脱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个好榜样”。 哥斯达黎加是族群构成相当单一的国家，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总人口的95%、黑人占3%、印第安原住民约占0.5%、其他民族占1.5%， 95%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早在1948 年，哥斯达黎加就宣布废除常备军，成立国民警卫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从此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这个国家靠1.8 万人的警察队伍维持治安。2016 年，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1 825 美元，在拉美地区名列前茅。按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览评估，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福山说：“哥斯达黎加人自己认为，他们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

　　我在2013年曾经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水平、服务质量感觉一般，却对该国人民的自豪感印象深刻。在同哥斯达黎加的知识精英交谈时，我问他们对本国的世界地位如何评估，即属于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毫不犹豫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我们当然是西方国家——我们是白人，讲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另外，哥斯达黎加还是民主国家!”

　　上述三个西方人眼中的“良治国家”，以及在国内安全、经济发展、信仰体系、平等公正、个人自由等领域表现相对良好的其他国家，如芬兰、瑞典、爱尔兰、冰岛、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固然有其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各自的优点，但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特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一族群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单一族群国家一旦放松了移民政策，允许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进入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并聚居于中心城市，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肯定要迅速上升，社会凝聚力和国内治安也会受到严峻考验。日本在老龄化、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能多吸收一些外国移民，应该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许多日本人对本土文化和民族同质性有很强的自豪感，不愿以同质性和安全感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因此，移民是日本和其他单一族群国家长期引起争议的问题。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现政府将提升日本跌入谷底的生育率作为优先事项，同时想通过吸收更多女性和老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填补空白，而非借助移民。

　　实际上，哪怕是微小的异族影响，也会对传统的同质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上文提到的林根对挪威社会凝聚力的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他关于“挪威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发表之后不久，挪威就出现了惊人惨案。2011 年7 月22 日，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然后又在首都奥斯陆以西的小岛上枪杀参加挪威工党青年团夏令营的人群，共造成77 人死亡、300 多人受伤。布雷维克是退伍军人、激进的基督徒，持极端右翼民族主义思想，仇视穆斯林、左翼人士和外来移民。这场惨案曾经震惊全球，也给北欧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团结敲响了警钟。

　　回顾丹麦、挪威这些“成功国家”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一个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到达丹麦”，不仅涉及政治制度，更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各族群融合的问题。全球化很容易使现有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族群多元的社会，但把族群多元社会转化为单一族群国家的努力，不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目标，而且会造成族群仇杀的巨大灾难。

　　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理想国”。新加坡人主要由100 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移民社会的特性、殖民统治的历史、地理的特殊位置， 使这个国家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新加坡公民中华人占74%，马来族人占13%，印度裔占9%，欧亚裔混血占3%。1965 年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后，新加坡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3万美元，同丹麦不相上下。

　　但是，为何福山等西方学者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呢?因为在福山眼中，成功国家的三个标准——强大政府、法治、民主负责制，新加坡只占其二，被福山称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新加坡毗邻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比它大得多的伊斯兰国家，需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新加坡的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比丹麦、挪威等国高两倍左右。加上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使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牺牲某些个人自由，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

　　且不谈宏观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就很特殊。组合房屋(组屋)是新加坡政府建的居民保障房，大部分新加坡居民都住在组屋里。为避免出现分裂的小团体和族群冲突的极端情况。政府不允许一幢楼或一个居民小区里住的全是同一族群的人。于是，组屋每一栋楼的居民构成，除了别的条件以外，都需要按照全国的族群比例来匹配。这一规定不动声色地奠定了族群和谐的基调，营造了社会安定的氛围。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显然是妨碍个人自由的，但在新加坡看来是维护公正所必需的。此外，如何在一般的爱国心之上凝聚国民的共同信仰，能否最终形成“新加坡民族”，也是年轻的新加坡国家建设中长久面临的课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世界上不少人都羡慕、向往美国。但是，在各国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等美国学者)当中，没有多少人将美国视为典型的“成功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应当看到，美国独立以来的200 多年中，发展步伐是相当快的， 成功经验当然不少。但美国在政治上也走过不少弯路，而且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弊病。美国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遍布全球的武装力量，但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自认为面临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多次动用暴力镇压国内动乱，美国总统几次遭遇政治谋杀。美国的服刑人数长期居世界第一，枪支泛滥，凶杀案频发。美国经济有长期繁荣的时期，但1929—1933 年的大萧条和2008 年前后的金融危机都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造成了全球恐慌， 并引发不少国家的经济迟滞。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相对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以“自由”为旗帜，信奉宗教的人群比例大于多数其他发达国家。

　　但是，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盎格鲁– 撒克逊白人基督新教传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日益强烈的冲击，政治极化严重。美国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但未能消除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引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2016 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世界各国自由度的研究报告里，丹麦和挪威分别位列“个人自由度”世界排名的第一和第三，而美国位列第28，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跟东欧国家不相上下，而且比2008 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低了很多。这说明从西方标准看来，美国远非“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综上所述，美国距离本书提出的五项“理想国” 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愿不是越来越远。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