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本对外战争的结构性分析

　　关于东亚数百年来何以会发生如此多战事的原因，以往曾有过各类不同的解析。其中，能超越某一特定意识形态和不同时期行为表象的深层规律性研究，逐渐引发关注。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船曳健夫认为，雏形于安土、桃山和江户时期的三种日本类型——织田信长的“国际日本”、丰臣秀吉的“大日本”和德川家康的“小日本”，为日后的日本国家走向，提供了结构上的规定性。

　　与无力外顾从而采行封闭式发展模式的“小日本”不同，“国际日本”和“大日本”框架，造成了日本与西方世界和东亚世界之间的不同对立格局。前者以同西方竞争为指归，而后者则以取代中国的东亚地位为目标。至于何以会出现这类情况，船曳认为是日本意识到有三重威胁来自三个不同方向，即中国、俄罗斯和西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日清”、“日俄”和“日美”战争，是不能用善恶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横亘其间的硬道理是：“不吞噬对方就要被对方所吞噬”。由于是生存竞争的需要，所以，当中、俄、日争夺朝鲜等地时，“日清”、“日俄”战争便当然要爆发;而当西方势力和日、俄一道争夺中国与朝鲜时，日本与美、苏之间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至于西方何以一定要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问题，船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奉行“国际日本”原则的同时，也在扮演着“大日本主义”的角色。而在自认携有全球普世价值的欧美看来，“大日本”价值不但与之相悖，而且也极易导致日本对西方原则的无视恶果。

　　船曳的观点，在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内似不乏逻辑上的圆通，而且其对丰臣秀吉的导入和日本与欧美必然要发生冲突之原因分析，某种程度上亦不失慧眼。但是，这种把人类场域还原成动物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论，不但把东亚几千年的文明积累瞬间清零，还掩蔽了日本的原始欲望和固有目的。它不能解释在“封贡体制”存在的情况下，长达500余年的明、清两代为什么没有对日本构成过国家安全上的任何威胁，反倒要不断去面对来自日本的兵燹。显然，有关东亚战事的原因问题，还需要我们作出进一步的思索和观察。

　　与日本的地理位置相似，“明治维新”乃至后来所谓“昭和维新”所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东西方两大价值体系和两大国际关系体系遭遇、冲突与汇合后所发生的新旧矛盾纠葛。这意味着，近代以来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日本，事实上一直处于前近代与近现代的交汇处或曰过渡期。

　　正是这一过渡特征，才在某些关键点上决定了日本国家行为的基本性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成熟文明形态，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礼乐秩序”，而不是以日本原则为核心的“武威秩序”;而近现代推展于世界的新文明形态，则是以欧洲“国际法”为依托的“条约体系”而非“法西斯体系”。西力东渐，曾经给东亚各国带来过亡国灭种的担忧，而“民族国家”，也同时给该地区输入了国家平等的主权意识。

　　在如此古今中西未尝有过的大变局面前，日本或许有两种处理问题的可能方式：一是真正“联亚拒欧”，通过“一衣带水”的亲缘纽带和“相濡以沫”的彼此提携，实现新时期东亚各国的平等联合。二是真正的“脱亚入欧”，把自己变身为与西方独立国家完全一致的“民族国家”，然后与周边邻国平等相待。

　　人们看到，“大亚洲主义”的第一冲动，本不乏区域联合的真诚，所以，中朝等国为之感动者大有人在，亦自在情理之中。倘日本朝野言行一致，东亚的历史走向或许会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亦未可知。与此相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作为通行于19—20世纪的世界“公理”，本不乏近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正面价值，倘若日本成为模范的实践者并恪守规则、富于自律精神，则原则固有的典范意义，或许能够给区域秩序带来平等与和谐。

　　然而，日本的实际变化轨迹却展示给世界以第三种方式，即以“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名义和“文明野蛮”的“近代化”价值，对周边邻国实施了一整套有计划的吞并和侵略行动。实际上，“封贡体系”的内部矛盾，在欧洲“国际法”东渐前即已经有所显露，并逐渐呈现出“自解体”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法”对东亚固有国际关系体系的解构，只提供了“助力”而非“主力”。然而，由于以西方价值代言人自居的日本的疾速介入，不但使前近代东亚体系加速了解体过程，还使欧美人亦瞠乎其后，并转而用惊异的眼光来打量这位东亚的“暴发户”。

　　这至少带来了两个效果，一是原本可能自然分断的东亚政治伦理纽带，因日本的闪电手段反而获得了强化，诸如“甲午战争”中清朝与朝鲜的同仇敌忾等。另一个则是欧美国家在与日本相互利用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对它的警戒心态，尤其当他们了解到日本的真实动机后更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时代大势面前，清朝看似在固守“封贡体系”，但实际上却在努力适应之。甚至在马建忠帮助朝鲜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的行为中，亦不乏利用列强之间的牵制使其独立而防止被一国吞并的深层含义。

　　与此相反，表面大倡“朝鲜独立”的日本，反而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这一令西方世界大跌眼镜的行动，不但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饱失信誉，其欲将中国中心时代虚实参半的“封贡体系”朝实体化方向推进的系列行动，还让欧美国家发现，他们亟欲解构的前近代区域关系体系，正在被日本所重建，而且是霸占式的重建。“二战”期间倾动日本学界的“近代超克论”，还明显地让欧美价值体系感受到了威胁。这些都给日后的日美冲突埋下了可以预料的伏笔。

　　丰臣秀吉以来呈现于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偏正两极结构，引发了日本“去中心化”的“中心化”冲动，并从此前赴后继地展开了取代中国中心、使日本一极卓立的武装突进过程。然而，问题本身并非如此简单。“封贡体系”的巨大惯性和幕府在“明清鼎革”后垒建于“中华自居”心态下的“价值隔离墙”，使日本不但不可能迅速抛却千百年来的区域价值观，其全力以赴取代中华的努力，还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的“宗藩”意识。

　　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韩合并”，明治天皇又于8月29日颁布了册封朝鲜皇帝为“李王”的诏书。至于福泽谕吉，当听到“甲午战争”日本战胜的消息后曾一度乐不可支，竟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大的欢喜者和满足者”。于是，日本近世以来处心积虑构筑的“小中华”体系和为实现这一体系而亟欲颠覆“大中华”体系的焦虑和冲动，终于在福泽的欢娱中，庶几得到了缓释。但这却意味着，明治以来的日本命题，在相当意义上应该是前近代东亚老问题在近代化名义下的翻版，尽管这丝毫不会妨碍明治时代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

　　然而，日本的思想和行动却日益清晰地表现出它的“误算”本质。首先是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关系问题。从室町后期到明治，日本脱离“封贡体系”已长达三四百年。如此而突然萌生出利用东亚固有价值网络来确立日本中心的想法，本来就给人以不自然的突兀感。

　　朱元璋早年在说到“十五不征国”时曾对日本附过特殊的说明，其“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云者，已不异于把日本排除于“封贡体系”之外，即使后来中日间仍断续保持了百余年的类似关系。这也似乎表明，无论胡惟庸事件的日后解读有哪些可以讨论的疑点，但明朝皇帝的明确态度，实不啻对未来中日关系所作的历史性预言，也不啻对东亚各国所发布的前近代国际关系宣言。在这样的历史延伸线上，日本即便表里如一地与东亚各国真诚合作，尚且难以打消遭受过“壬辰”祸乱者的疑虑，更不要说其屡现迭出的南辕北辙言行了。

　　这意味着，曾经损害过“封贡体系”的日本，其所谓“近现代”的行动还进一步伤害了东亚“后进国”人民的感情。让一个对东亚固有的伦理关系原则全无尊重的国家来统摄东亚，事实上已鲜存可能。此亦如西嵨定生教授所说：“日本可谓东亚世界生下的‘鬼子’，这个鬼子通过咬破自己母胎的行为和促使东亚世界解体的行动，才变成了近代世界的一员。”而“近代世界的一员”，则正是日本的第二个“误算”，它体现在与欧美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出于肢解前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并保持国际均势的考虑，某些西方国家的确借用过日本的力量。可是，当欧美列强发现最后想彻底打破国际均势的国家未必就是中国，而是他们曾经倚重的同盟国日本时，来自欧美的限制甚至制裁，便自在情理之中。

　　如前所述，日本一以贯之的野心是如何吞并琉球、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而不是什么文明战胜野蛮等行动。于是，当它的堂皇理由被世界舆论所拆穿，特别当相应的限制和制裁纷至沓来时，日本便会举全国之力，并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与欧美列强进行各种周旋和交易，一旦手段奏效，便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并为加速实现其既定目标而全力以赴。而当它的全部心机和招数已消耗殆尽时，铤而走险，向一直被它当做道具的“国际法”宣战，便成了日本唯一的选择。

　　重要的是，由于“联亚拒欧”的“兴亚论”骗局早已为东亚各国所识破，特别是当被日本肢解了的传统“华夷秩序”中的东亚各国开始认真对待“国际法”，进而掀起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等运动时，日本还必须独自面对来自亚洲和欧美的双向挤压。

　　与最终保全了国家独立和版图相对完整的中国不同，利用“兴亚”、“脱亚”和“征亚”把戏充分玩弄了东西两大国际关系规则的日本，因“二战”战败和美国的军事占领，反而使自身无法保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东亚诸国对日本的防范有加，又不断在昭示着该地区在新旧国际关系规则变化过程中曾经遭受过的愚弄，以及对这种愚弄的历史性反弹。

　　然而，促使那些“愚弄”手段得以出台的潜在力量，似乎才是问题的关键。尤其当我们发现日本的这类做法并非孤例，而是连续不断、首尾一贯时，则阻断阶段与阶段或时代与时代之间事实关联的研究，便不符合历史上日本人自身的说法和做法，却符合现代日本学界的个别表述。

　　有学者认为，“满洲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均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卢沟桥事变”当属偶发事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东亚战争也是两场不同的战争。

　　这一看似“新见解”的说法，早在竹内好发表于1959年的长文中，就已经有过清晰的表述。他说：“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这两个侧面事实上已被一体化，但我们却必须对其做出逻辑上的区分。日本并没有要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它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却并无夺取荷兰本国的想法。由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但由帝国主义来裁判帝国主义，也同样鲜存可能。”

　　上述这段话出自竹内好于1959年所写的长文《近代的超克》。

　　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表述，因为对战争的个案和碎片化处理，除了使人看不清中日乃至东亚战争的真正原因外，还极易通过“同义反复”式的语言游戏，导致“责任”和“教训”都无从谈起的欺瞒;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合实际的表述，因为它以不经意的方式道出了日本的主要目的在于独占东亚这一基本事实。这些无意当中透露出来的真实信息，至少比至今仍貌似“不解”地追问“日本人为什么会走向战争”等说法要诚实一些。

　　从未被清算与反思的思想：日本对外战争的“国家达尔文主义”逻辑

　　前言

　　从1592年到1945年，日本在东亚地区发动了数次战争。由于这些战争时跨前近代和近现代，加之我们已惯常于以时代性质来判断战争性质，因此，虽说对每次战争原因的分头探索和个案讨论均不乏仔细，但战争之间所固有的内在连续性，也不时被人为划定的时代独立性所切断。

　　当每个研究结论的相加之和并不等值于历史本身、甚至与历史文脉龃龉横生时，一个综合而连贯的观察视角，或许能给相关研究工作提供某种有意义的启示。尤其在东亚局势风云再起和区域走势扑朔迷离的今天，钩沉战争与战争之间的事实与逻辑隐情，亦将有助于人们对东亚问题的整体认知和规律性把握。

　　1日本对战争理由的矛盾陈述

　　让日本一气跃居东亚舞台中心的历史性事件，莫过于“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由于这两次对外军事行动不仅打败了亚洲第一大国，也打败了世界第一领土大国，因此，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这无疑已凝结成“大和民族”前所未有的“光荣”。

　　然而，无论是当时的政界、军界、舆论界，还是后来的学术界，日本方面在谈及发动这两次战争的理由和根据时，均表述得矛盾重重，甚至自相抵消。“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这是常识。可当说到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因朝鲜而起时，人们却很难从日方关于战争动机及其最直接诱因的“史实”陈述中，找出一般性共识。通常说来，“征韩论”之始作俑者，是明治维新的早期元勋西乡隆盛(1828—1877)。

　　通行于教科书层面的结论说，西乡的“征韩”(1873)名目，缘于明治政府对朝鲜继续“锁国”、不与交通甚至仇视日本等政策的不满。而进一步的“逻辑”还被表述为：如果朝鲜不开国，日本不但无法以近邻联盟的方式来共同抵御西方，甚至连本国的独立状态亦无法确保。

　　可结果却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征韩派”(又称“外征派”)的下野和“内治派”的胜出。而内治派标榜日本应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内部近代化改革而不是对外扩张。持这一观点者，有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木户孝允(1833—1877)等人。

　　1871年派遣去美国的岩仓使节团中，就有木户孝允(左一)，岩仓具视(左三)以及大久保利通(右一)的身影。

　　然而，明治政府时过不久的对朝武装行动，却不仅令人错愕，还使“内治论”的标榜者们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1875年，反对西乡“征韩论”的大久保和木户等人，为了敦促朝鲜“开国”(这本是西乡当年主张征韩的堂皇理由之一)，竟以炮舰相逼，在通过《江华条约》(1876)达成朝鲜开国目的的同时，还将当年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款，依样画瓢般地压给了朝鲜。

　　可这样一来，西乡的下野原因与朝鲜的被迫开国之间，俨然已构成了某种反讽。而且江华岛事件后西乡写给友人的信笺还一度让人感到，西乡似乎并不比大久保等人更像“征韩论”者。然而，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人们注意到，下野后与政府分庭抗礼并引发“西南战争”的西乡隆盛，在死后第12年的1889年，竟被明治天皇以所谓“大赦”的方式和“大政复古大功臣”的理由恢复了名誉，并再封为“正三位”。

　　明治政府这一戏剧般的转变，很可能是出于天皇本人的意志。黑龙会所辑《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称，早年，明治天皇曾对西乡有过“适当处置韩国问题”的面谕，甚至还有“委任汝总典韩国事”的授命。1873年西乡拟亲为赴韩使节并准备不惜武力、敦促朝鲜“开国”的决定，虽不能说是在贯彻天皇的命令，但倘无最高权威的默许甚至支持，西乡的“征韩”态度显然不可能如此执著甚至顽固。

　　所以有学者指出，称西乡的主张与天皇的“征韩”意志全无关联，反而与史实不符。这种说法，在有助于解开“征韩派”与“内治派”殊途同归“谜团”的同时，还给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追问的余地：如果天皇的意志是这种合流的终极原因，那么天皇何以会形成如此意志?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北，使日本觊觎朝鲜的传统阻碍力量，被明治兵舰首次逼退。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俄国的积极表现，却招来了日本的深深怨恨。这不但因为俄国危及了与日本人“主权线”相依存的“利益线”——朝鲜，还在于其干涉还辽行动把甲午战争后划归日本的辽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手中。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胜利。这意味着，清朝以外能够妨碍日本在朝权益的另一个大国，从此也不再构成妨碍。而正在此时，日本保护朝鲜“独立”的真实目的，才首次和盘托出。1910年8月22日，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外的国家再行干预朝鲜的可能性，暂且化为乌有;而韩国皇帝也从此被明治天皇降格册封为“李王”。

　　1910年8月29日，明治天皇对朝鲜的“诏书。”

　　问题是，朝鲜为什么会被日本强征为自己的“利益线”?其册封韩皇的行为，又究竟根植于怎样的历史逻辑和文脉?

　　日本此前为独占朝鲜与俄国缔结的“满韩交换”协议，不但不表明日本对“满洲”无所关心，相反，朝鲜问题解决后的下一个征服目标，恰恰就是“满洲”。日本对俄国的这一权宜策略，早就被美国人冷眼窥破;而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也刚好给日本独占下一个目标——“满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不仅如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日本，还在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了足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虽然大隈内阁的无理要求不可能获得实现，但“日俄战争”后日本的一连串举动，却把它的更大欲望对象，昭然于天下。为此，它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手段，诸如出兵西伯利亚(1918—1922)、加入“国际联盟”(1920)、与英美法组成“四国同盟”(1921)等。

　　但是，日本对中国日益增大的欲望，也进一步招致了欧美国家的侧目。美国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所召集的“华盛顿会议”上，首次系统地推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条约中，美国明确提出了对华政策新原则，即“门户开放、领土保全”。由于日本有意将中国本土解释为长城以南地区，于是，日本对“保全领土”原则的认可便意味着既可拥有“满蒙特殊权益”，亦没有违背国际公约。

　　换言之，日本接受《九国条约》的一个前提是撤回“二十一条”的核心条款——这似乎表明了日本对“中国本土”的不干涉态度和对欧美压力的屈从，加之日本的牵强解释也未能从根本上损害欧美各国的在华利益，于是，列强间的势力均衡，便最终以中国利益的巨大牺牲而终结。

　　然而，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所发动的、有苏联顾问参与的北伐战争，却开始令日本坐卧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其垂涎已久的“满洲”权益，可能会因为蒋介石的行动和苏俄的介入而化为泡影。为了给“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问题定调，1927年6月，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会议，即所谓“东方会议”。

　　然而后来发生的“山东出兵”(1928)、“皇姑屯事件”(1928)、“九一八事变”(1931)以及“关东军”五个月占领东北全境并拥立溥仪建立所谓“满洲国”(1932)等事件，却反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日本国内上自天皇、下到内阁，已悉数被“军部”和“关东军”的“独走”行为所劫持，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对“既定事实”予以默认。可当这种“不得已”的表白一经被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所戳穿。

　　当“满洲国”的主权属于中国的看法已在国际联盟和美国那里成为共识时，特别当关东军于1933年2月23日侵占热河、向国际联盟故意示威时，日本政府在2月24日退出国联，便具有了事实和逻辑上的双重不可逆性。昭和十年(1935)以来日本政府和军队的一系列行动，还意味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问题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也像对朝鲜一样被视若当然?石原莞尔凭什么会提出“满蒙乃日本生命线”这一仿佛是“自明”的命题?为什么在《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日本对中国的一次次侵略，被描述成一件件平平常常、自自然然的事”?为什么“日本在华的任何动作，只要不引起英美的干涉，不触发与英美的冲突，就不必有丝毫顾忌”?

　　在高度复杂的现代国际局势中，日本行动依据的自我矛盾处比起近代来，无疑更加突出。它一面令人动容地倡导“东洋一家”、“东亚解放”和“共存共荣”，一面又毫无愧色地侵入疆土、杀人父兄、毁人宗庙;它可以与英国蜜月热恋，亦可以适时解除“英日联盟”;它能够为遏制共产主义苏联而参加“四国同盟”，也能做到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它可以宣称“世界和平”而加入“国际联盟”，也能做到瞬间“脱退”……可是，无论日本怎样一日三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连贯性却未曾发生过改变。

　　人们注意到，内田康哉外相为了使“满洲国”得到国际承认，曾发表过不惜举国焦土的“焦土外交演说”(1932年8月);松冈洋右外相为了使日本独占“满洲国”而不惜退出国联一事，曾被日本民众视为“壮举”，其本人亦一度成为“国民英雄”之象征(1933年2月24日);至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为垄断中国利益而发表的“天羽声明”，还以“维持东亚和平秩序”乃日本之“使命”的“豪迈气概”，提出了极力反对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亚洲门罗主义”(1934年4月17日);而将上述趋势推向逻辑终点的东条英机，则高调地喊出“亚洲民族解放”和“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1942年1月)，甚至不惜“举国玉碎”，实施最后一搏。所有这些，都极为传神地记录了日本这一不曾变奏的连贯音阶，也逐步清晰地勾勒出音阶的起伏流向和萦绕范围。

　　这意味着，对于日本在现代国际局势中的无数即时反应，恐怕已无法再以一连串杂乱无章的偶然性堆积来理解和对待;而一个更长时段和更大背景的探讨，或许才有助于人们触及事情的本来脉络，并从中发现相应的规律。

　　2规定明治、昭和走向的“执拗低音”

　　1868年1月15日，明治天皇宣布了他的“发扬国威”意旨：“宜大力充实军备，光耀国威于海外万国，以应答祖宗先帝之神灵!3月14日，明治天皇再度发表了他的“海外雄飞”大略：

　　“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而从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后所颁布的一系列“诏敕”看，昭和的主张显然延续了明治意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朕赖皇祖皇宗之威灵，继承万世一系之皇位，总揽帝国统治之大权，以行践祚仪式。率由旧章，聿修先德，庶几无坠祖宗之遗绪。惟以皇祖考叡圣文武之资，恢弘天业。内敷文教，外耀武功，颁千载不灭之宪章，固万邦无比之国体……(今当)明徵皇祖考之遗训，继述丕承皇考之遗志……”;“尔臣民宜骋思神武天皇之创业，使皇图宏远，念皇谟之雄深，和衷戮力，日益发挥国体之精华，致力克服时艰，以助国威昂扬，以对祖宗神灵”;“宣扬大义于八纮，以坤舆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1932年1月8日，昭和天皇还以日本最高统帅的身份，表彰了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之“功绩”：“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将士宜复坚忍自重，以此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朕厚有望焉!”

　　在上述“诏敕”中，有这样几个共同点值得关注：一是指向性或曰目标性十分明确，即明治与昭和均以“海外雄飞”和“宇内扬威”为职志。其中，明治所奉行的“大日本主义”和昭和着力实践的“大东亚主义”，名异而实同。二是连续性或曰超时代性特征非常明显，两者都继承了千百年来的“列祖伟业”和“先朝宏谟”，时代的变化和当下的妨碍，在祖训之“定量”面前只是“变量”，而且是可以藐视的“变量”。三是执著性或曰目的单一性。为了实现锁定的目标，日本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然后专注目标，为此甚至举国玉碎亦在所不惜。这些特征，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治和昭和天皇为什么分别成为“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的发动者或追认者，即使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也曾有过看似“消极被动”实则“怯于冒险”的情绪性波动。

　　实际上，“八纮一宇”能够成为日本政要思想与行动的自明前提，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壬辰倭乱”及其败退记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因由，为我们探索后世难以违拗的深层规定性，提供了令人瞠目的原始记录。

　　日本历史学者杂贺博爱，早年在《大西乡全传》中谈及西乡隆盛的“理想”时这样写道：“翁之理想，实在于耀皇威于八纮，布道义于四海。翁大陆经营之大理想，亦实存于此。本欲自膺此大任，横刀荒原，怎奈时势不利，事与愿违，终化故山之露。”杂贺此书出版于1937年5月。2个月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西乡被恢复名誉以来频繁掀起的“西乡热”中一个小插曲而已。

　　事实上，天皇特赦令下达后，颂赞西乡的著作就像决堤之洪水般涌向全国，如《日本伟人传》、《西乡南洲遗训》、《西乡隆盛传》等。而当时流行最广的，莫过于内村鉴三(1861—1930)的《代表的日本人》。书中，西乡隆盛赫然名列榜首，而该书的出版时间，则刚好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内村认为，支配西乡行为的动力有两点：一是统一帝国的实现，二是征服东亚。

　　“日韩合并”的1910年，是西乡战死第33周年，也是“西乡热”臻于巅峰之年。就在这一年，西乡开始以“国权论”和“亚洲主义”先觉者的名义受到追捧。石原万岳等创作于1911年的《东京铜像唱歌》这样写道：“朝鲜今我有，堪慰吾翁心!”

　　《东京铜像唱歌》中关于朝鲜的部分(左页右起第一列，最后两句为作者摘抄部分);石原万岳亦创作了台湾，旅顺相关的歌词。

　　不仅如此，由黑龙会编纂的《西南记传》(1909—1911)，还详细记载了西乡“征韩论”之始末，认为西乡的榜样力量将非常有助于对韩政策之最后决断。此外，北一辉对西乡之膜拜，自不待言，头山满、内田良平和荒尾精等大亚洲主义者或大陆浪人们，不但以西乡为偶像，还每每自命为“当代西乡”。后来，三岛由纪夫在《与铜像的对话》中这样感慨：西乡身上“具有能与日本人内心深处最危险要素两相契合的美!”——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三岛本人的终局。

　　日本近现代史上经久不衰的“西乡热”，凸显了以下醒目逻辑：西乡是“大亚洲主义”的先觉者和“八纮一宇”理想的支持者，而这一先觉者和支持者的实践端点，便是“征韩论”的推出。于是，对西乡何以会提出“征韩论”并异常固执的深层背景，便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历史上，西乡所在的萨摩藩，是一个“征韩”观念普及并深入到每个角落的地方。这固然与作为“朝鲜之役”急先锋的岛津义弘(1535—1619)的军事行动有关，但更与岛津氏留给当地乃至整个日本的、以“征韩”甚至“征明”为主要内容的“乡中教育”传统密不可分。

　　有研究显示，无论是“征韩论”的主张者西乡隆盛还是后来实践者的大久保利通，也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军事指挥官抑或政治领导者，几乎均程度不等地接受过这类野蛮侵略他国的“乡中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时期“征韩论”的最坚定支持者，刚好出自九州、四国和“中国”等地。这些地方也恰恰是丰臣秀吉侵朝时“七大番队”将士的主要来源地。

　　经过德川二百余年的历史，番队将领的后人们依然继承着先人的遗愿。这使琴秉洞的下列观点具有了重要的参考意义：单纯以“毗邻朝鲜的地理因素”和“外压转移的政治意图”来解释九州人率先发起的“征韩”行动，显然因忽视了当年的历史因缘而变得十分牵强。

　　那场几成“乡中教育”范本的战事，发生于1592—1598年，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明朝称“万历朝鲜之役”。而埋葬了大量耳鼻的“耳(鼻)塚”，位于今日本京都市，是400多年前日本军在朝鲜实施惨烈杀戮行动的最具象征性的物质遗存。关于耳鼻的数量，有人曾做过以下统计：日本发动大军16万人，杀害朝鲜人18.5738万，中国人2.9014万，共计21.4752万人。现埋于平安城(今京都)东大佛殿旁，筑笼土中，上立石塔。

　　关于朝鲜民众的反应，林罗山(1583—1657)写道：“朝鲜人来贡之时，到塚下，诵祭文而弔之，哭泣曰：此辈是输死报国者也。”据研究，“征韩论”被正式提出的前一年，西乡曾与明治天皇一道“西国巡幸”(1872年5月23日—7月12日)，行至“耳(鼻)塚”时曾驻足小憩。虽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言其君臣之间已商定了“征韩”意向，但7月19日，原为“参议”的西乡隆盛，却迅速被拔擢为“陆军元帅兼近卫都督”。

　　从前述黑龙会所辑《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的蛛丝马迹、明治天皇面对西乡辞职却依然保留其“大将”职务的不舍心情以及明治大赦后西乡被盖棺定论为“大政复古大功臣”并再封“正三位”等情形看，西乡被征讨，只是因为与岩仓具视等人的意见相左并最终举兵反叛，而未必真的就有违国家尤其是天皇本人的根本意志。于是，探明天皇的意志与“朝鲜之役”之间的关联等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可小视的关键。

　　丰臣秀吉死后，其当年的支持者后阳成天皇(1571—1617)，曾为丰臣氏追赠了“正一位”官品，并授予“丰国大明神”之神号。同时，还在东山阿弥陀峰上建造了占地30万坪(一坪约3.3平方米)、社宇达数十栋规模的“丰国社”，丰臣从此被托向神殿。可是，德川政权建立后，不但立即将庙宇拆毁，更将社殿移诸妙法院，神号亦改为“国泰院”。此后二百多年间，盛极一时的丰国大殿，社地荒芜，杂草枝蔓，直到幕末。德川幕府之所以会采取以上措施，既有否定丰臣政权并取而代之的寓意，也与德川家康(1542—1616)并不赞成那场“无谋”的战争有关。然而，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家走向明显呈现出对前朝政治的“否定之否定”态势。

　　结果亦如大家所看到的，不但经国理念和目标设定大踏步地退至德川幕府以前，其对外关系原则，也同时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这种逆转，展开于明治与昭和未尝间断且逐步升级的“外征”行动中，而这些行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措置于对丰臣秀吉的形象重塑和意义提升上。

　　1868年，明治天皇发起“大阪亲征”行动。在“亲征”最后一天(闰四月六日)，天皇发布了“御沙汰”(指天皇或将军等最高权力者的指示或命令——引者注)：

　　显有功而罚有罪者，经国之大纲也。于国家有大勋劳者反无表无显，将何以劝励天下哉!丰臣太閤，起于侧微，攘一臂以定天下之难，继述上古列圣之伟业，宣皇威于海外，虽数百年后犹令彼胆寒，可谓于国家有大勋劳且超迈古今者也。抑武臣有功于国家者，皆酬劳其庙食。时朝廷既已追谥庙号，不幸天不祚其家，一朝倾覆。源家康继出，子孙相受，其宗祠之宏壮，前古无比。以丰太閤之大勋却委以晦没，其鬼殆馁，深可叹也!今般朝宪复故、万机一新之际，斯不可不兴举废典。加之值宇内各国相与雄长之时，以丰太閤之英智雄略，宜新兴祠宇，彰显其大伟勋烈，以期万世不朽。官员及士庶，蒙丰太閤之恩义者不少，宜共谋合力，始可报旧德矣。御沙汰候事。闰四月。

　　1868年5月10日，明治天皇在“招魂社建设”的布告中，再度提及“丰太閤”的精忠伟业，言之剀切，不同寻常。在天皇的号召下，日本官民争先响应，一座新的“丰国社”，在上下相荡的热潮中已呼之欲出。

　　1873年(西乡因“征韩论”下野)，明治政府在丰臣阿弥陀峰墓前，对“丰国社”以“别格官币社”的形式举行了祭祀活动。1875年，又将社址迁往方广寺大佛殿一侧。1880年社殿竣工后，政府还举行了盛大的迁宫仪式。迄于今日，“丰国大明神”与大佛殿同“耳(鼻)塚”相与毗邻，彼此呼应，已有了133年的历史。日本学者仲尾宏指出：“进入明治时代以后，秀吉的朝鲜侵略已不再是江户评价中单纯的对外‘武威’炫耀，而是对‘皇威’的宣扬……秀吉为天皇制的存续而竭尽忠诚的行动，成为他大被彰显的主要理由。

　　而‘武威’向‘皇威’的转化，等于在否定了武家政权的同时，也确立了天皇政权的正统性。于是，对秀吉侵略行为的正面评价，实不啻寄托了下一步对外侵略的野心和愿望”。其对“耳塚”的修复和保留行为，也显然出自这一逻辑。

　　于是，“日清战争的战果与美化秀吉的朝鲜侵略之间”，便“接榫在一起”。而且，从1898年“丰国会”会长黑田长成诵读于“丰公三百年祭”上的祭文中还不难发现，丰臣秀吉不但能让“鸡林震旦”闻风丧胆，其“一贯祖宗国是”的精神，也足以让日本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振作元气”、“卧薪尝胆”，并一雪“三国干涉还辽之耻”。

　　嗣后，越发明显的日本军国走势，不但没有因为大正时期(1912—1926)的相对和平而有所衰歇，以往用丰臣精神来砥砺国民且举国动员的官民行动，反而日渐升温甚至狂热化。1924年，“新丰国会”再掀高潮，丰国祭祀准备活动充分有加，规模庞大。

　　人们注意到，参加这一活动者，除了政界、商界、华族和地方名流外，内藤湖南、三上参次、三浦周行等历史学家也纷纷光顾，形成了与“丰公三百年祭”不同的别样特色。1925年11月18日，在“丰国神社再兴五十年”祭典上，“丰臣彰显文”显得格外高调(如“新丰国会”总裁浅野长勋、会长池松时和的颂赞等)。与此同时，以往不曾参加此类活动的青年甚至中小学生，亦纷纷被动员前来参拜“丰国神社”，人数竟多达35000余人!

　　而且，经神社附近“贞教校”校长提议，人们还将每月的18日确定为“太閤日”。进入昭和时期，“贞教校”又把丰臣秀吉与天皇神话做了人为的对接。1931年，为纪念昭和大礼而重建的、几乎就是丰臣秀吉权力象征的大阪“天守阁”，举行竣工仪式。仪式上，除市长外，日本军第四师团长、大阪府知事等先后致辞，先对丰臣秀吉追怀颂赞，旋即对出席仪式的天皇和皇后，三呼万岁。

　　于是，“近代天皇制与丰臣秀吉的海外侵略美化行为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后来，直到1945年，作为国家神道庇护之根本的秀吉彰显事业，一直与美化侵略行为联袂前行，从未中断。”而表现在对外行动上，亦如井上清教授所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1894年日清战争以来一直就没有间断过。”

　　这意味着，以下两条线索，或许才构成了明治以来的“接统”对象：一个是观念上的自明前提——“八纮一宇”，另一个则是实践上的行动楷模——“丰太閤”。自明前提的不可置疑性，给对外扩张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了原理性的支持;而楷模的存在，又无疑会给实践者带去反复起作用的激励。这也就意味着，比起血统上的“万世一系”，观念上的“八纮一宇”才应该是皇统承续的价值前提;而值得承续的皇统代表，则首先必须符合“八纮一宇”原则之杰出践行者丰臣秀吉的标准。

　　据载，少年明治天皇即位之初，不仅接受了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强烈的“征韩论”灌输，而且久而久之，其自身亦对领土扩张表现出极强的欲望。事实上，日本形成今日领土规模的最早“统一”过程，完成于从织田信长到德川家康的四十年间，其中，丰臣秀吉才是主要代表人物。正因为完成了统一，丰臣才能倾全国之力把下一个征服目标投向本土之外的朝鲜、明朝和更大的区域，而以往的历代天皇，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明治君臣之所以盛赞丰臣秀吉“继述上古列圣之伟业”和“一贯祖宗国是”，之所以将丰臣秀吉的“武威”迻译为“皇威”乃至将天皇的“万世一系”与丰臣秀吉的“万世不朽”相链接，应该均来自于上述“接统”逻辑的自然延伸。由于这一倾动整个日本的对外侵略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而这一失败的偶然性因素是因为丰臣秀吉的突然死去，所以，除非没有能力，只要条件具备或自认为条件具备，后来的日本权力集团就会反复沉浸于“自明”的目标中，并且会自觉地将自身的“外征”行动视为实现丰臣秀吉遗愿的壮举。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反复，还会经常不断地造成无视理性的“执著”。“三国干涉还辽”后，明治天皇曾对臣下讲：

　　“此次战争使我们了解了当地的地理人情。不久的将来，可以期望在朝鲜或其他地区重新开战，那时再取辽东不迟。”几十年后，当英美通过制裁手段遏制日本的“大东亚战略”时，昭和天皇在“宣战诏书”中亦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坚强意志”：“朕隐忍久矣……倘如斯推移，帝国为东亚安定所行之积年努力，将化为泡影，帝国之存立亦将濒临危殆。事既至此，帝国当毅然蹶起，自存自卫，破碎一切障碍，而别无选择!”

　　这无疑是一个隐含着大量真实信息的诏书：首先，朝鲜、“满洲”乃至整个东亚，都是与日本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意味着，除日本外，外人是没有资格和权力前来分享和染指的;其次，所有来自外部世界的说三道四和力量制衡，都无法对日本构成真正有效的约束。这意味着，明治以来的政治理念、普世说教、外交应对和折冲樽俎，无非是为了扫清实现既定目标之障碍的手段而已。

　　一俟敷衍成功，既定目标仍是一切。第三，东亚与日本帝国之等式既已成立，那么当“外敌”压“境”时，日本就应当“毅然崛起”而“别无选择”。于是，“自存自卫”便意味着，东亚问题已不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日本的家事。

　　3首尾连贯的日本课题

　　日本式“东亚观”或曰“既定目标”的早期构想者和亲身实践者，是上文中频繁出现的丰臣秀吉。关于他何以会掀起421年前的那场战争，学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丰臣秀吉本人的表达似乎才最为重要。从以下的陈词中不难发现，丰臣秀吉的意志不但十分坚定，而且对自身所要达到的目标亦丝毫不加掩饰，这个目标是：“直以其军进冲朝鲜，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

　　为了顺利实现这一愿望，丰臣秀吉曾以“予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的自命不凡口吻，对朝鲜利诱恫吓。据说，在发动侵朝战争之初，丰臣秀吉还制订过“七条”约定。其第七条为：“秀吉以鞭影，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皆欲奋武运之所极而割取之。”

　　而且，出阵前丰臣秀吉还与部将约定，倘攻下明朝，将赐予加藤清正“明土二十国”，而作为锅岛直茂参军之彰表，亦许以大明广袤之领地云。当丰臣秀吉闻知占领汉城的消息后，又旋即发布了“明征服二十五条计划”。其第十八、十九条谓：恭迎天皇行幸北京，奉京城周围十国之地以为畿内;以秀次为大唐关白，与之百国之地等等。实际上，按照贯井正之的说法，秀吉欲将中国分与属下的狂想，当萌生于1585年。不仅如此，从《毛利家文书》和《锅岛家文书》的记录中还可得知，在丰臣秀吉的宏大计划中，除朝鲜、明朝和南蛮等地外，印度也被纳入他的征伐对象中。而且据称，丰臣秀吉曾为此做过规模可观的设计。

　　以上种种表明，对土地和财产的贪求与占有欲，才是丰臣秀吉发动那场战争的真实动因。在他所圈定的范围中，“切利支丹”与“南蛮”反映了丰臣秀吉对西洋宗教和经济势力的恐惧和嫉恨，所以“征服”云者，更多表达的是如何阻止“异类”侵蚀日本的情绪;印度地绝辽远，难以遂愿，尽管丰臣秀吉曾为此做过相应的设计。至于明朝，恐怕才是最吸引丰臣秀吉的地方;而朝鲜，则不过是“征明”的跳板而已。

　　问题是，丰臣秀吉的征服对象，为什么会是上述国度并且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显然，这与他当时的“世界观”有关。

　　中世时期(一般指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即所谓“本朝、震旦、天竺”(即日本、中国、印度)。虽然日本在中国、印度和朝鲜的政治文化影响下建立起自身的国家权力，但不久打出的逆转式思考——“神国观”，却试图使人承认，日本也是一个可以自律的世界，而且还是其他世界所无法比拟的世界。这在室町时期“三国一”和“三国无双”等流行语里所反映出来的自大情绪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由于日本中世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所处的安土、桃山时期，首尾相接，加之“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埋头于“下克上”的征战已变成军事将领的主要课业，因此，指望丰臣秀吉的世界知识会与明治时代媲美，实为困难。

　　毋庸讳言，丰臣秀吉在对外扩张中碰到了前近代“东亚世界”的规则，并且该规则还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摆在了他的面前，诸如出兵朝鲜后明朝军队的介入、停战谈判只能在中日双方进行以及和平的前提是日本接受明朝册封等。

　　但是，仅凭丰臣秀吉的卑贱出身就断言他完全不通世情，也不乏臆度之嫌。当我们比照两个不同的“和平条件”版本——丰臣秀吉本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和《李朝实录》中由他人改撰的丰臣秀吉“降表”(倭表)时发现，在前者以“求婚”、“准贡”、“割地”为目的的“七条”内容中，并没有后者“伏望陛下廓日月照临之光，弘天地覆载之量，比照旧例，特赐册封藩王名号”之类的“求封”说法。而在明朝，人们也确实无法找到丰臣氏七大讲和条件的文本，所能看到的，除了明廷令日使(内藤忠俊)转达“一，勒倭尽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这“三事”外，就是现收藏于日本、有“既封之后，不敢别求贡市”(敕谕，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和“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诰命)字样的万历帝册封敕诰。

　　表面上看，明廷所见之丰臣秀吉讲和内容，应该是《李朝实录》中的文本或与此相类似、有“乞封关白丰臣为日本国王”字样的“小西飞禀帖”，否则，记录于明朝方面的文字和日本收藏之“敕诰”内容中就应该有对“求婚”、“准贡”和“割地”要求的回应，当然也就不该有丰臣秀吉未曾提及的“册封”了。但是，尽管在中日和谈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有过林林总总的解说，但以下几点似乎才是关键所在：

　　1.丰臣秀吉朝鲜出兵的真实目的被掩藏在恢复“勘合贸易”的堂皇理由中;

　　2.沈惟敬、内藤忠俊和小西行长从中制造了一系列有道理却无效果的欺瞒;3.丰臣秀吉有意破坏“封贡”规则的冥顽意志使然。

　　其中，第一点决定了第二点，而第三点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前两点。

　　明朝军队的出动，使丰臣氏征伐朝鲜、并吞明朝甚至印度的气焰无疑为之大挫。于是，坐下来谈判，就成为他“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也是唯一选择。“勘合贸易”之恢复，无疑是他的条件之一。但作为“封贡体系”的固有规则，“册封”几如入场券一般，乃是嗣后一切关系缔结的前提。

　　室町幕府时代曾有过的中日关系，堪称这类关系的典型。丰臣秀吉和谈条件中所谓“勘合近年断绝矣”，表明他对那段历史是有常识的。有常识却不提“册封”而唯求“贡市”，只能说明他是有意为之。然而，负责和谈的直接参与者，为了达到目的，便只能在“贡市”的前提——“册封”上下功夫。

　　于是人们看到，“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几乎成了这次和谈的核心内容。可这显然不是日本方面的初衷。根据《南旧记玄圃和尚笔》记录可知，文禄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提出的欲与明朝通婚和割取朝鲜四道的要求，一开始就被明廷代表严词拒绝。丰臣秀吉得知后依然责令日方代表坚持他的意见：

　　“大明日本不行婚嫁礼，则以何表诚意乎?不然，朝鲜八道中，四道者应大明命，可还于朝鲜王，四道者可属太閤幕下，押大明皇帝金印。中分朝鲜国，可割洪沟。结嫁娶盟耶?中分朝鲜耶?两条之中，不随太閤所思，大事难成矣!”

　　这几近无赖的要求，再次遭到明廷使者的严正驳斥。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此次谈判之预备谈判(5月28日)的日本人中，小西行长赫然名列其间。这意味着，明廷原则的不可犯渎，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肯参与同沈惟敬和内藤忠俊的密谋并最后决定呈给明廷前述的文本，与他了解明朝可能接受的和谈前提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丰臣秀吉听到神宗皇帝要“册封”他为“日本国王”后的“震怒”，显然不是因为明廷“既封不与贡”的措辞，而是他的谋略被戳穿和割地条款未逞。

　　事实上，但求“贡市”而不求“册封”的做法，也只能得到明廷的同样对待，于是，“既封之后不敢别求贡市”，与其说是明朝在违背“封贡关系”规则，不如说是对丰臣秀吉违规行为的反制手段而已。

　　这样讲的理由还在于，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文禄二年、宣祖二十六年)11月20日，朝鲜都元帅权慄就已经知道了丰臣秀吉的谈和条件(和亲、割地、求婚、封王、准贡、蟒龙衣、印信等，实为前面两种文本的混合物)，并迅速呈递给朝鲜国王宣祖。宣祖知之而明廷反而不知，这在明军舍生忘死驰援朝鲜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宣祖得到权傈的报告后，旋即召集臣下沈守庆、柳成龙、李恒福、沈忠谦等急议，并且还物色了堪将此讯达至明廷的人选(崔岂、张云翼等)。不仅如此，在《宣祖实录》翌年的记录中，已有“许筬陈奏之事，不但专为告急，亦有攻破沈惟敬所赍倭表假作之情。今见闻愈所言，倭贼住在釜山等处，事则皇朝已知之矣”的说法。而明廷应更早知道日本底牌的可能性还在于，在几乎早于朝鲜知情时间近半年的文禄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那场谈判后，明朝代表谢国梓、徐一贯不可能、也不敢向朝廷隐瞒日本的实情，因为日本不但没有因他们的劝说而改变初衷，而且日方代表还特地嘱咐，“归大明可奏之”。

　　这意味着，明廷既知丰臣秀吉全无诚意，虚与委蛇并严阵以待，就成了唯一可行的对日周旋方式。至于丰臣秀吉听罢明廷“敕诰”后的相关反应，赖山阳这样写道：

　　“……至日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变色，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如天朝何!’……逐明韩使者，赐资粮遣归，使谓之曰：‘若亟去，告尔君：我将再遣兵屠尔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悉会故行台。”

　　其中，“取册书扯裂之”看来是假的，否则，后人就不可能看到被完好收藏于大阪历史博物馆中的原件。此事若假，则丰臣秀吉因之而大动肝火的发作状，恐怕也应有过度渲染之嫌。但是，其举“西南四道”之大军再行侵略，却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备而来。这从其一边和谈一边进攻晋州，以及屯兵朝鲜而不动等行为中，不难窥见。而尤当注意者，是“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如天朝何”的蛮横口吻。

　　某种意义上说，丰臣秀吉的全部观念和行动，均与此有关。而值得关注的还有丰臣秀吉发动“壬辰倭乱”时的历史背景：不单朝鲜，与明朝有封贡关系且奉大明正朔的琉球，也同时与日本有类似的关系，即丰臣氏所说的“入贡”。而朝鲜和琉球双边朝贡的局面意味着，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日之间的偏正两极构造，已初具雏形。

　　原本，以中国为核心而形成的“封贡体系”，主要包括朝鲜、越南和日本。如果按照明太祖的说法，后来还虚实并呈，扩展至“十五国”，即：

　　“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原注：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刺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尼国、西洋顼理(印度)”。

　　前引丰臣秀吉所谓“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范围已与明朝划出的“十五国”颇为相似。这也是丰臣秀吉在对外行动中必然会触及中国中心圈或曰“华夷秩序圈”的原因。然而，从室町幕府(1336—1573)后期的1551年起，日本事实上已从这个圈子中退出，并在政治上进入了自我运转的过程。

　　这意味着，它将自立规则，也一定要生产出与那个圈子有别的价值观。如果把中国式“华夷秩序”赖以维系的纽带视为“礼乐”，那么日本尤其是武士当权的日本，其价值的最高体现便是“武威”。在这种情况下，丰臣秀吉虽然可以迁就“封贡关系”内部的某些规则，诸如讲和时需要与明朝代表交涉而不是直接对朝鲜谈判，但在与明朝的关系上，却绝不肯被置于中华君臣秩序之下。这也是他只许“贡”而不许“封”等做法的思想基础。

　　他的自尊虽根源于盲目自大，但一种与中华抗衡的心态，要求他只有强硬到底，才不至于使日本重新回到足利义满时代对明朝的臣属状态。这使他在实力不逮时，往往会通过好勇斗狠的方式展示其强势，当然这同时也极易导致他的变态：“耳(鼻)塚”的设立，表现了他的心理变态;而对“华夷秩序圈”的全面并吞冲动和由“视若九州，与畿甸同”这一不切实际目标所带来的想象与快感，还使他的政治变态达至峰巅。

　　这里，日本显然存在着一个对中国理解上的误区，以为中国的“天下”概念便意味着对普天之下的占领。它不能理解“华夷秩序”题中应有的伦理属性，不能理解为什么其欲与明朝平分“八道”的方案会令中方代表奇怪不已，也不能理解明朝为什么在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出的同时自己也完全撤出且不占藩邦一寸土地等事实。这种不理解，直到近代森有礼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交锋时，仍表现得十分明显，诸如在“属国”概念上中日认识上的鸿沟等。当然，下面的事实对日本而言似乎就更加难以理解，即“清室也和明室一样，为了保护朝鲜，不惜赌国运与日本一战，结果不幸失败。在朝鲜被日本合并的次年，清朝也亡了。”

　　然而无论如何，日本这种对土地财产的占有欲及其扩张行动，毕竟有效地利用了中华文化圈的秩序装置。江户时代虽然不失为日本对外和平的典范，但在部分政治家和学者的思想深处，从未停止过丰臣秀吉式的扩张幻想，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川幕府曾一度想修复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但其真正目的，是中日贸易再开以及如何实现对明贸易的垄断。其所需的“勘合符”也显然与足利义满时不同，即至多只具有渡航许可证的功能。这意味着，和丰臣秀吉一样，明朝皇帝的“册封”显然未能构成日本对明讲和的议事前提。

　　日方的这种态度，特别是“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賨”云者，已不啻在向明朝示威，告诉明朝它也拥有了一个日式“华夷秩序圈”这一“事实”，并且这一“事实”还与朱元璋“十五不征之国”的范围基本相同。这种表里不一的外交手法，显然无法取得明朝的真正信任。史载，家康未见明朝答复后十分恼怒，竟一度命令岛津氏出兵征伐明朝。虽计划未果，却也舆论汹汹。

　　尽管整个德川260余年幕府无力进兵中国，但日本所设置的两道“隔离墙”，却有效地强固了它的“独立”性格。清朝的建立(1636)及当年12月完成的朝鲜“内属”行动，给日本带去了不小的震撼。除其他动因外，1639年幕府宣布的“锁国令”，无疑在日本与清朝之间竖起了一道政治隔离墙。

　　不仅如此，由于“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眼中不啻“华夷变态”，因此，日本朝野还有意在中日之间竖起了一道价值隔离墙。由于清初内部事务的百废待举使它不可能隔海远征日本，因此，政治隔离墙的意义微弱，反而凸显了价值隔离墙的重要作用。正是这道隔离墙，才给日本赋予了“日本才是中华”而“唐土已为夷狄”的文化自信。

　　由于中华价值给前近代东亚地区赋予了“礼乐征伐”的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对日本扩张夙愿的达成又是如此重要，因此，它不但需要大力渲染这一“变态”给东亚造成的震荡烈度，更需要增大对曾经有中、日两属倾向区域(琉球和朝鲜等)的对日“藩属”力度以及如何将其化为己有。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有关舆论不仅醉心于丰臣时代一逞于东亚的刀剑威风，幕府末期，亦有人开始重提征服中国的计划并首次把“满洲”纳入其扩张视野下。其赤裸的丰臣继承论，已全无遮掩。曾师从国学者平田笃胤的江户后期经济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在他撰写的《混同秘策》中，已把如何吞并“朝鲜”、“支那”、“满洲”、“西域”、“暹罗”乃至“印度”的具体行动步骤，设计得井井有条，并毫不掩饰其对领土扩张的贪欲：“于当今世界万国中，土地最广大、物产最丰饶”者，“未有如支那国者也”!

　　所阙如者，只是“有鞭挞宇内之志”的“后来之英主”而已。而以完成丰臣秀吉未遂“宏愿”为己任的幕末尊王论者吉田松阴(1830—1859)，还把自己的“伟大理想”与数百年前那场战争一气贯穿：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神功、丰国古能为之者，而今不可为乎?……为今日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

　　松阴在另一处，则将上文中的“拉满洲”表述为“夺满洲”(満州を奪ひ)。松阴的弟子中，有明治重臣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其中，木户曾建议为丰臣秀吉树碑，而高杉晋作对上海的窥探与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对东亚的冲击，似已无需赘言。

　　令人关注的还有下面一些人士。头悬“启蒙思想家”光环的福泽谕吉，在对外观上的谈吐，竟与上述高论全无异词，甚至令人恐怖：

　　“能唤起举国人心且使全员感动者，莫便于对外征战。神功皇后之三韩征伐，固在千七百年前，丰太閤之出师亦历年三百，人民尚不能忘怀之。今世上有征韩论者，是日本人民千百年思古之情与不忘荣辱之明证也。”

　　事实上，福泽呼吁“今欲守日本岛，当确定之最近防御线者非朝鲜莫属，毋庸置疑”的时间，比“甲午战争”的爆发要早七年，比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说亦早三年;而“亚细亚东方首魁盟主论”、“占其土、领其地”和“我当奋起而逐鹿中原”等极富煽动力之号召的提出，则早于政治家的相关说法已不知凡几。而且无独有偶，向以博爱著称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竟也在这个意义上高度认同“甲午战争”中的日方做法，并将丰臣和西乡誉为日本史上两位最伟大的人物。

　　福泽的学生那珂通世(1851—1908)，是学术素养颇深的东洋史学者。然而，从其成名作《支那通史》的“支那帝国全图”看，他已经用分层设色的方式把清代中国分成了“支那本部”和“满洲”、蒙古、新疆、青海及西藏等部分。这寓意诡谲的分断，为后世学者所继承。那珂弟子桑原骘藏(1871—1931)的教科书《中等东洋史》，显然极好地发挥了这一分断，并有意将分断后的部分与部分间关系朝互不统属的平行方向推进。

　　通过教科书的方式传播某一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日本教育体制的惯用手法和有效手段。而桑原的影响能够如此巨大，还凸显了福泽学派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动员力量和思想渗透深度，致使顾颉刚先生愤然道：“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竟出现了“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等观点;而内藤湖南的系列讲法，也无法让人相信，他还是一位“同情”中国的真学者。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还有一股民间助推力量在极大地左右着日本的走向甚至东亚的变化。被后世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玄洋社”及其直系团体“黑龙会”，是这股民间力量的总代表。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出自有过“征韩”体验的九州福冈地区——丰臣麾下“第五番队”的主要征集地。“玄洋社”成立于明治十四年(1881)，是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和箱田六辅(所谓“玄洋社三杰”)为核心组建而成的“超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民间团体。其中，平冈浩太郎还是后来“黑龙会”(1901)创立者内田良平的叔父。

　　他们的社会基础广泛，明治初年因“废藩”而失业的武士，仅福冈藩就多达数万人。这样才能理解他们早年为什么会襄赞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后来又何以将主要精力投向“国权主义”以及派出无数“大陆浪人”。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时，“玄洋社”曾给亡命来日的金玉均等人提供过不少帮助。当得知金玉均遇害后，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仍坚持对“东学党”实施各种策应。由于他们的连续性行动表现出对朝鲜和大陆的饥渴心情，所以有学者指出，无论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是“日韩合并”、“满洲事变”，几乎每次东亚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些“志士”的身影。

　　1927年7月25日，刚刚开完“东方会议”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据说是日本政治家对华行动宣言的《田中奏折》，提交给昭和天皇。在这道奏折中，田中从军事、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全面提出了对华扩张的总战略;而其中的“支那富源”论和“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云者，亦早已为大家所熟知。

　　关于奏折的真伪问题，历来争论颇多。本文无意于首肯争论双方的任何一派意见，但“东方会议”后，日本在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所制造的一连串事件，却几乎与《田中奏折》所言契若符节;而石原莞尔炮制于1931年5月的“满洲方案”中，亦有《田中奏折》的明显痕迹。然而，当我们仔细梳理完这一过程后会发现，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本来是昭然若揭的领土嗜欲，却几乎每次都被包装上了堂皇地说辞。这不但给周遭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永远的不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耗尽了日本人自身的智能和体能。

　　由于这一系列看似近现代的表述中其实充满了前近代非主流文明的粗野情结，亦由于这种矛盾的思想与行动总会让表达者和观察者反复陷入难以通达的逻辑怪圈，因此，对这类现象所处的时空格局做出结构性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4日本对外战争的结构性分析

　　关于东亚数百年来何以会发生如此多战事的原因，以往曾有过各类不同的解析。其中，能超越某一特定意识形态和不同时期行为表象的深层规律性研究，逐渐引发关注。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船曳健夫认为，雏形于安土、桃山和江户时期的三种日本类型——织田信长的“国际日本”、丰臣秀吉的“大日本”和德川家康的“小日本”，为日后的日本国家走向，提供了结构上的规定性。

　　与无力外顾从而采行封闭式发展模式的“小日本”不同，“国际日本”和“大日本”框架，造成了日本与西方世界和东亚世界之间的不同对立格局。前者以同西方竞争为指归，而后者则以取代中国的东亚地位为目标。至于何以会出现这类情况，船曳认为是日本意识到有三重威胁来自三个不同方向，即中国、俄罗斯和西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日清”、“日俄”和“日美”战争，是不能用善恶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横亘其间的硬道理是：“不吞噬对方就要被对方所吞噬”。由于是生存竞争的需要，所以，当中、俄、日争夺朝鲜等地时，“日清”、“日俄”战争便当然要爆发;而当西方势力和日、俄一道争夺中国与朝鲜时，日本与美、苏之间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至于西方何以一定要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问题，船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奉行“国际日本”原则的同时，也在扮演着“大日本主义”的角色。而在自认携有全球普世价值的欧美看来，“大日本”价值不但与之相悖，而且也极易导致日本对西方原则的无视恶果。

　　船曳的观点，在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内似不乏逻辑上的圆通，而且其对丰臣秀吉的导入和日本与欧美必然要发生冲突之原因分析，某种程度上亦不失慧眼。但是，这种把人类场域还原成动物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论，不但把东亚几千年的文明积累瞬间清零，还掩蔽了日本的原始欲望和固有目的。它不能解释在“封贡体制”存在的情况下，长达500余年的明、清两代为什么没有对日本构成过国家安全上的任何威胁，反倒要不断去面对来自日本的兵燹。显然，有关东亚战事的原因问题，还需要我们作出进一步的思索和观察。

　　与日本的地理位置相似，“明治维新”乃至后来所谓“昭和维新”所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东西方两大价值体系和两大国际关系体系遭遇、冲突与汇合后所发生的新旧矛盾纠葛。这意味着，近代以来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日本，事实上一直处于前近代与近现代的交汇处或曰过渡期。

　　正是这一过渡特征，才在某些关键点上决定了日本国家行为的基本性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成熟文明形态，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礼乐秩序”，而不是以日本原则为核心的“武威秩序”;而近现代推展于世界的新文明形态，则是以欧洲“国际法”为依托的“条约体系”而非“法西斯体系”。西力东渐，曾经给东亚各国带来过亡国灭种的担忧，而“民族国家”，也同时给该地区输入了国家平等的主权意识。

　　在如此古今中西未尝有过的大变局面前，日本或许有两种处理问题的可能方式：一是真正“联亚拒欧”，通过“一衣带水”的亲缘纽带和“相濡以沫”的彼此提携，实现新时期东亚各国的平等联合。二是真正的“脱亚入欧”，把自己变身为与西方独立国家完全一致的“民族国家”，然后与周边邻国平等相待。

　　人们看到，“大亚洲主义”的第一冲动，本不乏区域联合的真诚，所以，中朝等国为之感动者大有人在，亦自在情理之中。倘日本朝野言行一致，东亚的历史走向或许会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亦未可知。与此相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作为通行于19—20世纪的世界“公理”，本不乏近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正面价值，倘若日本成为模范的实践者并恪守规则、富于自律精神，则原则固有的典范意义，或许能够给区域秩序带来平等与和谐。

　　然而，日本的实际变化轨迹却展示给世界以第三种方式，即以“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名义和“文明野蛮”的“近代化”价值，对周边邻国实施了一整套有计划的吞并和侵略行动。实际上，“封贡体系”的内部矛盾，在欧洲“国际法”东渐前即已经有所显露，并逐渐呈现出“自解体”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法”对东亚固有国际关系体系的解构，只提供了“助力”而非“主力”。然而，由于以西方价值代言人自居的日本的疾速介入，不但使前近代东亚体系加速了解体过程，还使欧美人亦瞠乎其后，并转而用惊异的眼光来打量这位东亚的“暴发户”。

　　这至少带来了两个效果，一是原本可能自然分断的东亚政治伦理纽带，因日本的闪电手段反而获得了强化，诸如“甲午战争”中清朝与朝鲜的同仇敌忾等。另一个则是欧美国家在与日本相互利用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对它的警戒心态，尤其当他们了解到日本的真实动机后更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时代大势面前，清朝看似在固守“封贡体系”，但实际上却在努力适应之。甚至在马建忠帮助朝鲜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的行为中，亦不乏利用列强之间的牵制使其独立而防止被一国吞并的深层含义。

　　与此相反，表面大倡“朝鲜独立”的日本，反而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这一令西方世界大跌眼镜的行动，不但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饱失信誉，其欲将中国中心时代虚实参半的“封贡体系”朝实体化方向推进的系列行动，还让欧美国家发现，他们亟欲解构的前近代区域关系体系，正在被日本所重建，而且是霸占式的重建。“二战”期间倾动日本学界的“近代超克论”，还明显地让欧美价值体系感受到了威胁。这些都给日后的日美冲突埋下了可以预料的伏笔。

　　丰臣秀吉以来呈现于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偏正两极结构，引发了日本“去中心化”的“中心化”冲动，并从此前赴后继地展开了取代中国中心、使日本一极卓立的武装突进过程。然而，问题本身并非如此简单。“封贡体系”的巨大惯性和幕府在“明清鼎革”后垒建于“中华自居”心态下的“价值隔离墙”，使日本不但不可能迅速抛却千百年来的区域价值观，其全力以赴取代中华的努力，还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的“宗藩”意识。

　　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韩合并”，明治天皇又于8月29日颁布了册封朝鲜皇帝为“李王”的诏书。至于福泽谕吉，当听到“甲午战争”日本战胜的消息后曾一度乐不可支，竟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大的欢喜者和满足者”。于是，日本近世以来处心积虑构筑的“小中华”体系和为实现这一体系而亟欲颠覆“大中华”体系的焦虑和冲动，终于在福泽的欢娱中，庶几得到了缓释。但这却意味着，明治以来的日本命题，在相当意义上应该是前近代东亚老问题在近代化名义下的翻版，尽管这丝毫不会妨碍明治时代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

　　然而，日本的思想和行动却日益清晰地表现出它的“误算”本质。首先是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关系问题。从室町后期到明治，日本脱离“封贡体系”已长达三四百年。如此而突然萌生出利用东亚固有价值网络来确立日本中心的想法，本来就给人以不自然的突兀感。

　　朱元璋早年在说到“十五不征国”时曾对日本附过特殊的说明，其“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云者，已不异于把日本排除于“封贡体系”之外，即使后来中日间仍断续保持了百余年的类似关系。这也似乎表明，无论胡惟庸事件的日后解读有哪些可以讨论的疑点，但明朝皇帝的明确态度，实不啻对未来中日关系所作的历史性预言，也不啻对东亚各国所发布的前近代国际关系宣言。在这样的历史延伸线上，日本即便表里如一地与东亚各国真诚合作，尚且难以打消遭受过“壬辰”祸乱者的疑虑，更不要说其屡现迭出的南辕北辙言行了。

　　这意味着，曾经损害过“封贡体系”的日本，其所谓“近现代”的行动还进一步伤害了东亚“后进国”人民的感情。让一个对东亚固有的伦理关系原则全无尊重的国家来统摄东亚，事实上已鲜存可能。此亦如西嵨定生教授所说：“日本可谓东亚世界生下的‘鬼子’，这个鬼子通过咬破自己母胎的行为和促使东亚世界解体的行动，才变成了近代世界的一员。”而“近代世界的一员”，则正是日本的第二个“误算”，它体现在与欧美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出于肢解前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并保持国际均势的考虑，某些西方国家的确借用过日本的力量。可是，当欧美列强发现最后想彻底打破国际均势的国家未必就是中国，而是他们曾经倚重的同盟国日本时，来自欧美的限制甚至制裁，便自在情理之中。

　　如前所述，日本一以贯之的野心是如何吞并琉球、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而不是什么文明战胜野蛮等行动。于是，当它的堂皇理由被世界舆论所拆穿，特别当相应的限制和制裁纷至沓来时，日本便会举全国之力，并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与欧美列强进行各种周旋和交易，一旦手段奏效，便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并为加速实现其既定目标而全力以赴。而当它的全部心机和招数已消耗殆尽时，铤而走险，向一直被它当做道具的“国际法”宣战，便成了日本唯一的选择。

　　重要的是，由于“联亚拒欧”的“兴亚论”骗局早已为东亚各国所识破，特别是当被日本肢解了的传统“华夷秩序”中的东亚各国开始认真对待“国际法”，进而掀起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等运动时，日本还必须独自面对来自亚洲和欧美的双向挤压。

　　与最终保全了国家独立和版图相对完整的中国不同，利用“兴亚”、“脱亚”和“征亚”把戏充分玩弄了东西两大国际关系规则的日本，因“二战”战败和美国的军事占领，反而使自身无法保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东亚诸国对日本的防范有加，又不断在昭示着该地区在新旧国际关系规则变化过程中曾经遭受过的愚弄，以及对这种愚弄的历史性反弹。

　　然而，促使那些“愚弄”手段得以出台的潜在力量，似乎才是问题的关键。尤其当我们发现日本的这类做法并非孤例，而是连续不断、首尾一贯时，则阻断阶段与阶段或时代与时代之间事实关联的研究，便不符合历史上日本人自身的说法和做法，却符合现代日本学界的个别表述。

　　有学者认为，“满洲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均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卢沟桥事变”当属偶发事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东亚战争也是两场不同的战争。

　　这一看似“新见解”的说法，早在竹内好发表于1959年的长文中，就已经有过清晰的表述。他说：“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这两个侧面事实上已被一体化，但我们却必须对其做出逻辑上的区分。日本并没有要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它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却并无夺取荷兰本国的想法。由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但由帝国主义来裁判帝国主义，也同样鲜存可能。”

　　上述这段话出自竹内好于1959年所写的长文《近代的超克》。

　　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表述，因为对战争的个案和碎片化处理，除了使人看不清中日乃至东亚战争的真正原因外，还极易通过“同义反复”式的语言游戏，导致“责任”和“教训”都无从谈起的欺瞒;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合实际的表述，因为它以不经意的方式道出了日本的主要目的在于独占东亚这一基本事实。这些无意当中透露出来的真实信息，至少比至今仍貌似“不解”地追问“日本人为什么会走向战争”等说法要诚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