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经济发展初期的幸运

　　拉美和北美(美国)宛如一对殖民时代留下的学生，只不过一个坏、一个好，好坏的标准当然是以今日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来看。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好学生，拉美的差的对比也没有那么强烈，甚至我们就可以认为殖民地独立国家发展原本就该如此。甚至在这种好坏也不是高下立现——如果在1700年代或者之前，恐怕应该是拉美略占了上风;时间倒退回1800年代，当时的好坏评判尚在未定之间。英国人晚于西班牙人来到美洲，西班牙人占据的拉美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那时英国人应该羡慕不已。虽然英国人也希望在北美找到金银，但加州发现黄金要到200多年后的1850年代。北美和西欧没有地理纬度差异，所以热带种植园经济也无法在北美开展(北美南部各州的棉花种植园出现要晚于南美，也没有成为整个北美殖民地的主流)，北美殖民地优势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是从传统的农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手工业。

　　手工业是区分北美和拉美经济发展道路的标志性事物。《血管》一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写到拉美宗主国对于殖民的手工业发展设置种种障碍来扼杀，对于敢于独立自主发展手工业经济的巴拉圭如何费劲心思挑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以入侵，秘鲁、玻利维亚等地的丰富的矿藏仅仅出产矿石，并没有出现冶炼加工，每当交通阻塞、欧洲内乱导致宗主国对殖民地控制下降时，殖民地的有识之士就希望突破发展手工业/工业的禁区。历次拉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起义除了争取地权外，发展民族工业也是一项诉求。但直到拉美殖民体系瓦解的一战后，这种局面也没有真的改观，而是以另一种模式再次展现出来。相比之下，北美就幸运多了，汉密尔顿在北美建国之初就提出了工业立国的战略，而拉美的经济思想家凯鲁则信奉“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销售”。北美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手工业在那时也有了一些基础，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对手工业的开明态度和西班牙对拉美的态度天壤之别。北美独立后，美国尤其是北方不断吸引欧洲技术移民加入，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而美国政府有意识地产业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但要使得工业大发展还需要解决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人身自由和家庭消费能力。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颁布了《宅地法》里明确了自由移民在西部土地拓殖的合法权利，结合《黑人解放宣言》就把西部土地开发向民众开放了大门，更重要的是把大种植园土地基础彻底抑制，也是使得工业/手工业生长所需的人身自由、消费能力得到保障，为其后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南北战争是美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走势重大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南方的经济实际是拉美种植园经济的北美翻版，美国经济走向仍有拉美化的可能，最初南方种植园尚可为北方提供原料和外汇，随着西部开拓新的蓄奴州的加入，南北这种相对和谐的关系被打破了，美国必须要在工业化道路还是殖民经济道路上做一终结，于是南北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南北战争的经济意义似乎被很多人低估了吧。上述逻辑并非凭空杜撰，因为我们切实看到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事实找到了佐证。而同时拉美虽然也完成了自己的民族独立斗争，但实际并未摆脱殖民经济的桎梏，政权更迭反而打乱了拉美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自然晋升节奏，而赶走了西班牙势力只会让英法以及后来的美国资本、商品流入更加顺畅，自身发展的道路被卡死了。随着20世纪的到来，美国又利用两次大战的契机成为世界霸主，拉美宝贵的时间窗口彻底被关闭了。

　　拉美经济在殖民经济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几经波折的副产品是他们产生了发展道路焦虑症，我们看到，1940/50年代开始拉美开始从殖民经济向民粹经济转向，他们认为自身发展不畅的问题是所谓关税不够保护本国产业、民众利益无法得到申诉，于是阿根廷、巴西等国都出现了民粹的回潮，这是不同于以往殖民经济的特征，但最后效果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拉美又再次错失了1960/70年代的西欧北美产业转移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期。从这个意义看拉美的确是一个被诅咒的地区——该竖起篱笆的时候，敞开了国门;该打开大门时，又竖起了高墙;该放下尊严时，选择了自尊;该撸起袖子加油干时，选择了好逸恶劳;该拼死选择抵抗时，选择了妥协。当代人总结历史往往容易看到第一步逻辑，忽视了第二步逻辑。上面关于拉美被诅咒的说法当然是笑谈，真的经验其实就是认识到发展路上无坦途，作为长期发展冠军应该认识到正确的，并付诸实践，无论艰难险阻、砥砺前行。

　　四、中国的借鉴

　　中国当前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附近，中国能不能跨过去呢?结合《血管》给我们的启示，简单谈谈。

　　首先，中国基本维持了民族的严整和文化的延续，虽然传统又有所割裂，但至少没有像拉美这般夹生饭，使得中国发展的底层基础——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基础要远好于拉美、非洲，甚至印度，这是十分重要的逻辑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就避免了经济发展第一个陷阱——国家认同缺失和民族整合夹生对发展方向造成的分歧和干扰。

　　其次，中国在1950/80年代的内部建设，虽然失之于计划经济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但得之于工业基础、教育基础、基础设施和行政体系建设。其后中国选择打开国门，先进口替代后出口导向，也使得中国获得了正确的产业发展姿势，规避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陷阱——经济殖民化。

　　再之后，中国经济用市场换技术、用环境换资金(资本)，加速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虽然不免弯路和曲折，但终于在产业集群、市场规模、产业链、产业弹性和效率等方面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相对竞争力，同时不失时机完成了基础金融要素的市场化和资本项目有节制开放，从而使得中国规避了第三个陷阱——经济淡出依靠成本竞争后缺乏深度和竞争特色。

　　时间已经到了当下，所以我们可以认清，中国在本质上虽然人均GDP同巴西、墨西哥相近，但本质的起点和道路以及破局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因为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但中国似乎已经走过最为艰险的河滩。

 　　总结一个宏大历史结构的因果注定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但要指望能毕功于一役往往欲速则不达，研究拉美经济似乎绕不开《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以下简称《血管》)，虽然本质上这部书饱含了浓烈的主观情绪，用近似拉美民粹主义的视角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展开控诉，罗列大量的殖民主义对拉美的掠夺、残害原住民、镇压拉美独立革命、遏制拉美经济的正常化、资本剥削、发达国家工业品-新兴市场(拉美)初级产品价格剪刀差等事实，最后落脚的主旨仍是强调拉美的今天落后的主要责任在于历史上的西班牙的侵略、英国的奴役、当下的美国的压迫、本国寡头的充当带路者，即使上面说的都是事实，也不能给出解决拉美发展问题的良方，也就不可能总结出未来走出困境的正确姿势。虽然我本人并不能完全否定上述事实，也无暇再去翻阅更多资料去佐证自己的观点，也过了所谓探究历史真相的兴趣阶段，更愿意从本书开始结合此前的一些阅读、思考，推演出一些相对恒定和客观的东西，从旁观者角度反思，并尝试推导、总结一些中国自身发展借鉴性问题。拉美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关于发展道路陷阱的教材，认真研读可以帮助我们规避种种发展误区、陷阱。

　　拉丁美洲最大的农机展馆：巴西利贝劳普雷托(图片/视觉中国)

　　一、拉美历史走势探秘

　　西班牙在中世纪时代作为长期和穆斯林、阿拉伯对抗的桥头堡，能屹立不倒，并最终收复国土，不能否认天主教的精神信仰出了很大的力，但天主教的意识形态支撑他们斗争的同时，也为他们后面的历史逻辑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这也包括西班牙(包括葡萄牙)殖民、开拓拉美。《血管》记述了西班牙人把自己打扮成(间或部分殖民冒险家自己甚至也相信)上帝(天主教)的布道者，去教化(征服)蛮夷新世界的异教徒，这也部分解释了他们往往凭借寥寥数人就征服广袤土地的精神原动力，似乎不是单纯所谓对金银(财富)的执着，如果是渴求财富那么作为最大财富的当地印第安人缘何被如此屠戮?殖民拉美尤其是最初阶段是一种印着深刻宗教痕迹的，这恐怕也是同北美殖民的差异性，新教徒的殖民虽然谈不上文明，但北美殖民似乎更注重背后的商业利益，于是我们就不该惊讶于看到类似皮萨罗带着一百七十人的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此广大国土的传奇。

　　以宗教意识形态为最初目的的征服给殖民地带来巨大的破坏，西班牙灭亡了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古印第安原住民政权，其杀戮远绝不亚于蒙古征服欧亚，西班牙人推到了印第安人的神庙，在上面直接建立天主教堂，杀光了印第安人中祭祀、僧侣等文化精英阶层，让剩下原住民彻底失去对自己文化、历史的认知，从而在拉美撕开了深深的民族(种族)裂痕，可能至今这种裂痕应该还在，一旦拉美进入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或者遭遇困难，这种裂痕就会加剧拉美社会动荡，使得本已艰难的环境更多舛。

　　西班牙人为了填补印第安人留下的生存空间，补充他们种植园经济需要的劳动力，又不得不大量购买非洲黑奴。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何羸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可以一直维持对广大富饶的拉美持续占有?原来西班牙开放了殖民地贸易、采取种植园经济模式、大量买入黑奴、许可金银流出，从而使得开发、殖民的实际利益，即使在最开始也已经被英国、荷兰、法国据有：一方面，英国、荷兰等从欧、非、美洲大三角贸易套利中大获其利;另一方面，西班牙把从拉美运来的金银要么用在奢侈品、宗教仪式、豪华庄园别墅建设上，要么用来进行虚无缥缈的争霸战。无论何种形式的挥霍都最后带动了西欧其他国家尤其是英法国内生产的需求，英、法利用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资本积累，完成了资本主义过度。

　　自然英、法就不急着再对拉美动武，直接占据拉美了。而后来拉美独立、乃至美西战争，都是英法美不能满足于单纯接入拉美经济利益，实际可能是更紧密地将拉美贸易和经济秩序纳入他们的轨道吧。我们看到书中提到的巴西、智利、阿根廷的动荡部分原因皆由此而生。这个逻辑也一直延续到其后美国彻底称霸美洲——本质上，拉美殖民地并没有形成一种对宗主国的经济内部循环，而是被纳入英美的盎格鲁萨克森体系，使得拉美没有完成类似北美的工业化进程，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下的拉美所选择殖民地-种植园的社会经济模式被一步步进一步固化，虽然找到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但也逐步丧失了进一步升级的空间和时间窗口，转而在种植园经济、殖民经济上越走越远，最终形成了绵延至今的社会问题。

　　二、种植园经济的原罪和殖民经济的桎梏

　　种植园经济是单一农产品出口的经济组织形式，是殖民经济的典型代表，是19世纪延续至今拉美诸多社会问题结症所在，分析这一经济模式对我们理解拉美问题是大有裨益的。拉美所处的热带地区，在自然上恰好与西欧形成地理纬度互补，所生产的各种农作物都是西欧无法自给的，这些农产品不仅为工业化的经济体系提供原料，也为西欧北美民众改善营养结构、刺激他们身体的敏感程度、启发思维活度。甚至可以说，没有拉美的发现可能就没有资本主义，因为旧世界是没有橡胶的，而橡胶恰恰是蒸汽机的必须材料，而没有蒸汽机就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些农产品以及更早的金银贵金属都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必需品，这客观上形成了种植园经济的外部需求，不能小视这种外部需求，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会把这种外部需求反过来强加给种植园们。而外部需求所形成的国际势力需要拉美巩固其既有的种植园格局，于是我们看到早期外部干涉拉美内部事务的缘起，因为资本主义的严密链条不能没有种植园这一环。

　　种植园的多数土地最初基本来自殖民主们对原住民土地的无偿占有，加上对原住民的迫害以及黑奴的引进，使得拉美土地问题问题与种族、原住民合法财产权、黑人人权、种植园主财产权合法性等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其后历次拉美的独立、民族斗争都夹杂着对土地的诉求，一次次革命又在土地问题上层叠，激烈的土地斗争也使国内更复杂矛盾。

　　种植园是拉美殖民经济的一个缩影，种植园之外拉美整体经济诸多方面在历史、甚至当下仍表现着这种殖民经济特征，解剖种植园经济对我们理解拉美问题，反思拉美模式大有裨益。首先，种植园经济结构单一而脆弱。相对单一产品、主要依赖外部出口的销售，都使得拉美国内的经济对国际某个或几个单一商品价格更加敏感。随着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国内经济周期以更大幅度波动。其次，种植园模式加剧了国际商品市场结构不对称。起码在早期并没有生产端的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出现，而早期商品相对需求的短缺导致种植园出产商品价格处在经通胀调整价格的高位，于是不仅拉美内部大量种植园被开发出来，而拉美以外的其他商品生产国的纷纷加入，而盲目扩张产量随后导致供给极大增加进一步冲垮了国际市场价格平衡，达成生产秩序就更加困难。而类似农产品这样商品生产存在周期依赖，一旦播种就无法改变播种面积，类似播种面积的宏观管理都是后来的变革。而下游的需求端的宏观经济调控却越来越有效，这使得供需在市场结构天平上更加失衡——自由竞争面对垄断竞争，无序生产对宏观调控，其结果可想而知。再次，种植园更容易导致拉美国家的产业链狭窄，自发经济进化道路被堵死。种植园一般局限在种植，在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中，销售、加工、机械设备、种子、化肥、贸易、金融等几乎都掌握在下游发达国家，上游的拉美国家被排除在外，留在种植领域的价值越来越薄，使得种植园本身的伸缩空间越来越小，拉美国内经济逐渐被窒息。反过来，《血管》中所一再诟病的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品价格长期一直持续对拉美出口资源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价格剪刀差恰恰是经济发展的韧性、厚度和竞争力的综合体现，而不是所谓发达国家的操纵得了的。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是自己国家尽量在于价值链上的爬行、升级，而不是所谓反抗“剥削”和“压迫”。次之，拉美种植园在明显不利的竞争格局下仍然可以在拉美绵延数百年的内在经济恐怕是种植园们普遍奉行“邪恶投资”模式——拉美种植园的投资一直低下不足，生产粗放生产率低下，造成这种局面的背后是种植园主可以用极低价格给支付生产要素价格，其中就包括对雇工的工资，其他资源也如此。因此尽管种植园整体利益在被摊薄，但种植园主们自身利益相对有保障，他们就有动力去固化这种经营模式，而极力阻止改变这种模式。而低投资粗放发展又造成了拉美的种植园的效率缺乏国际竞争力，美国的棉花生产之于巴西棉花;马来西亚的橡胶之于巴西，都是实例;破环自身的环境，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巴西在蔗糖、咖啡的生产困境就是明证。国际竞争力的丧失进一步推动种植园主们翻过头来对国内生产要素进行新一轮压榨或者煽动民粹。此外，种植园经济制约了一般民众生活提升，阻滞了劳动力的自我更新。拉美国内非种植园的生活、生产资料普遍生产不足，造成这些资料相对价格较高，种植园主利用高昂的生活成本形成了对雇工们的“二次剥削”，进一步削弱雇工们自我更新提升的可能，从而使得种植园经济可以恣意的在歧路发展下去。种植园主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欧美逍遥快活，本质上他们并未把拉美当作祖国来建设和治理。更为重要的是种植园引发严重社会结构问题。种植园经济一直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使得社会平均劳动力素质很难提高，劳动者不得不接受半人身依附式的工作生活环境，劳动技能和个人修养得不到有效提升。最后，种植园长期造成国内经济循环的阻滞，种植园经济对接外部经济循环，使得非种植园生产投资低下、消费需求低迷，进而使得拉美金融环境恶劣，通胀水平高涨，国内各经济部门之间内部循环割裂国内经济狭小，国内经济脆弱而发展后劲不足，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恶性死循环。

　　拉美在1820-1850年相继“独立”，但独立后的拉美并没有改变殖民-种植园经济的桎梏。反复的国内政治动荡，过于激进的土地改革、工业化、农业自给等运动，使得拉美几乎陷入了泥淖，而一旦外部对国内经济发展有利时间窗口关闭，使得拉美获得自身独立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就被大大降低了。

　　三、美国经济发展初期的幸运

　　拉美和北美(美国)宛如一对殖民时代留下的学生，只不过一个坏、一个好，好坏的标准当然是以今日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来看。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好学生，拉美的差的对比也没有那么强烈，甚至我们就可以认为殖民地独立国家发展原本就该如此。甚至在这种好坏也不是高下立现——如果在1700年代或者之前，恐怕应该是拉美略占了上风;时间倒退回1800年代，当时的好坏评判尚在未定之间。英国人晚于西班牙人来到美洲，西班牙人占据的拉美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那时英国人应该羡慕不已。虽然英国人也希望在北美找到金银，但加州发现黄金要到200多年后的1850年代。北美和西欧没有地理纬度差异，所以热带种植园经济也无法在北美开展(北美南部各州的棉花种植园出现要晚于南美，也没有成为整个北美殖民地的主流)，北美殖民地优势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是从传统的农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手工业。

　　手工业是区分北美和拉美经济发展道路的标志性事物。《血管》一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写到拉美宗主国对于殖民的手工业发展设置种种障碍来扼杀，对于敢于独立自主发展手工业经济的巴拉圭如何费劲心思挑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以入侵，秘鲁、玻利维亚等地的丰富的矿藏仅仅出产矿石，并没有出现冶炼加工，每当交通阻塞、欧洲内乱导致宗主国对殖民地控制下降时，殖民地的有识之士就希望突破发展手工业/工业的禁区。历次拉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起义除了争取地权外，发展民族工业也是一项诉求。但直到拉美殖民体系瓦解的一战后，这种局面也没有真的改观，而是以另一种模式再次展现出来。相比之下，北美就幸运多了，汉密尔顿在北美建国之初就提出了工业立国的战略，而拉美的经济思想家凯鲁则信奉“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销售”。北美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手工业在那时也有了一些基础，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对手工业的开明态度和西班牙对拉美的态度天壤之别。北美独立后，美国尤其是北方不断吸引欧洲技术移民加入，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而美国政府有意识地产业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但要使得工业大发展还需要解决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人身自由和家庭消费能力。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颁布了《宅地法》里明确了自由移民在西部土地拓殖的合法权利，结合《黑人解放宣言》就把西部土地开发向民众开放了大门，更重要的是把大种植园土地基础彻底抑制，也是使得工业/手工业生长所需的人身自由、消费能力得到保障，为其后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南北战争是美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走势重大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南方的经济实际是拉美种植园经济的北美翻版，美国经济走向仍有拉美化的可能，最初南方种植园尚可为北方提供原料和外汇，随着西部开拓新的蓄奴州的加入，南北这种相对和谐的关系被打破了，美国必须要在工业化道路还是殖民经济道路上做一终结，于是南北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南北战争的经济意义似乎被很多人低估了吧。上述逻辑并非凭空杜撰，因为我们切实看到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事实找到了佐证。而同时拉美虽然也完成了自己的民族独立斗争，但实际并未摆脱殖民经济的桎梏，政权更迭反而打乱了拉美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自然晋升节奏，而赶走了西班牙势力只会让英法以及后来的美国资本、商品流入更加顺畅，自身发展的道路被卡死了。随着20世纪的到来，美国又利用两次大战的契机成为世界霸主，拉美宝贵的时间窗口彻底被关闭了。

　　拉美经济在殖民经济的方向上渐行渐远，几经波折的副产品是他们产生了发展道路焦虑症，我们看到，1940/50年代开始拉美开始从殖民经济向民粹经济转向，他们认为自身发展不畅的问题是所谓关税不够保护本国产业、民众利益无法得到申诉，于是阿根廷、巴西等国都出现了民粹的回潮，这是不同于以往殖民经济的特征，但最后效果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拉美又再次错失了1960/70年代的西欧北美产业转移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期。从这个意义看拉美的确是一个被诅咒的地区——该竖起篱笆的时候，敞开了国门;该打开大门时，又竖起了高墙;该放下尊严时，选择了自尊;该撸起袖子加油干时，选择了好逸恶劳;该拼死选择抵抗时，选择了妥协。当代人总结历史往往容易看到第一步逻辑，忽视了第二步逻辑。上面关于拉美被诅咒的说法当然是笑谈，真的经验其实就是认识到发展路上无坦途，作为长期发展冠军应该认识到正确的，并付诸实践，无论艰难险阻、砥砺前行。

　　四、中国的借鉴

　　中国当前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附近，中国能不能跨过去呢?结合《血管》给我们的启示，简单谈谈。

　　首先，中国基本维持了民族的严整和文化的延续，虽然传统又有所割裂，但至少没有像拉美这般夹生饭，使得中国发展的底层基础——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基础要远好于拉美、非洲，甚至印度，这是十分重要的逻辑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就避免了经济发展第一个陷阱——国家认同缺失和民族整合夹生对发展方向造成的分歧和干扰。

　　其次，中国在1950/80年代的内部建设，虽然失之于计划经济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但得之于工业基础、教育基础、基础设施和行政体系建设。其后中国选择打开国门，先进口替代后出口导向，也使得中国获得了正确的产业发展姿势，规避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陷阱——经济殖民化。

　　再之后，中国经济用市场换技术、用环境换资金(资本)，加速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虽然不免弯路和曲折，但终于在产业集群、市场规模、产业链、产业弹性和效率等方面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相对竞争力，同时不失时机完成了基础金融要素的市场化和资本项目有节制开放，从而使得中国规避了第三个陷阱——经济淡出依靠成本竞争后缺乏深度和竞争特色。

　　时间已经到了当下，所以我们可以认清，中国在本质上虽然人均GDP同巴西、墨西哥相近，但本质的起点和道路以及破局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因为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但中国似乎已经走过最为艰险的河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