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宪法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比如德国理论上只有一院制的“帝国议会”，而日本却是两院制的“贵族院”与“众议院”；德国国会选举实行成年男性普选，而日本直到1925年才通过成年男性普选法案；德国国会不能提出任何法律议案，只能审理与通过他人提出的法案，而日本众议院却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提出法案。从议会与政府的实际权力方面，双方的不同点远远多于相同点。

 

　　不仅如此，日本帝国在1889年宪法之外还存在一部“宪法”，即同样在1889年订立的《皇室典范》。正如当时内阁法制局长井上毅所言：“皇室典范乃宪法之上位者”。《皇室典范》不仅规范日本皇室的礼仪，更明确了日本皇室的世袭财产（世传御料）与经费来源，日后日本贵族管理制度（华族令）也挂靠进《皇室典范》。换言之，国家的一部分财产处理权与裁决权并非出自宪法，而是出自于《皇室典范》。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又极类似于英国。英国并没有名为“宪法”的法律文件，但存在诸如《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议会法》等多部宪法性文件，各自派生出一系列法律，共同组成英国宪制体系；至于英国的枢密院也被直接借来，成为日本审核各项法律的最终裁决机构。1927年，日本枢密院出面否决了内阁提出的一项银行救济法案，导致首相若槻礼次郎愤而辞职。

 

　　那日本宪法到底是学了德国还是学了英国呢？答案是两者皆否。

 

　　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就说过，“宪法仅止于日本政治之大纲目即可”，宪法条文对于日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顺应国运进展而伸缩自在”。在宪法订立过程中，伊藤博文明显没有给宪法设定一个“英式”或“德式”目标，而是一种手段，一种与国内的极端保守派、“自由民权”派以及军队等各利益集团妥协的工具。只要能帮日本渡过眼下难关，伊藤博文并不看重宪法具体怎么写，毕竟明治政府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包括伊藤博文本人在内的几名“元老”手中，只要能够“伸缩自在”，他们就可以自由解释宪法，继续维持国家稳定。

 

　　日本无论是搞了一个德式宪法，还是仿照19世纪伦敦在东京搞了一条红砖房大街，抑或是在京都有着大量“唐宋遗风”，这都是试图融入当时世界的一种表面化举措，或许这些东西已经在日本文化里扎根很深，但都要明白，这并不是日本真正的内核。日本的内核或许必须用汉字来书写，用西式概念来表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固执地“做自己”。

 

 

　　布鲁玛提到，日本人有一种“恼人的习惯”，即试图用西方科学技术来塑造自己的正统性。比如学到了哥白尼“日心说”，就马上把“地球绕着太阳传”用于解释“天照大御神”如何降临在地球上。理解这种“恼人的习惯”，才会明白为什么近代日本会突然从“大正民主”走向军国主义。

 

　　“大正民主”最早提出始于二战结束后，当时军国主义刚刚消亡、学者逐步扔掉“皇国史观”，回首历史，日本人猛然发现在“荣光的明治”与“黑暗的昭和”之间，曾有人在大正年间（1912-1926）强烈呼吁民主，要求国家尽快实现普选，实现“宪政有始有终之美”。联想到这一时期民众运动高涨，百家争鸣，不由得冠以“大正民主”这一称呼。其中佼佼者，便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吉野作造。

 

　　由于日本当时禁止“民主”二字公开出现，吉野作造就引用《孟子》将“Democracy”译为“民本主义”，继续向国内传授西方民主思想。但问题在于，他本人在1916年的论文《论宪政本意》却给“民本主义”下了一个很容易被利用的定义：“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归于人民”。

 

　　当然，吉野作造的本意是为“民本”找到理论基础，以防政府借进攻“民主”而消灭“民本”，是为自保之策。但这里隐藏着一个极为可怕的命题：要是人民主张对外扩张，日本高层也要遵循这种意愿；一旦有人蓄意煽动民意，倒逼政府扩张，局势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吉野作造本人就有类似矛盾：比如他支持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孙中山、吕运亨等革命家惺惺相惜，但却认为日本在一战期间提出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为维护日本利益所不可缺少之条约”。

 

　　如此说来，吉野作造应该定义为“民主思想家”还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战前的女性政治家奥梅尾、市川房枝两人身上。1920年开始，她们组成女性权益团体“新妇人协会”，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女性参政议政，她们的努力推动日本国会在1922年修改《治安警察法》，允许女性参与政治集会并拥有演讲权。但进入军国主义时代，全国所有政党合并为“大政翼赞会”（战后作为军国主义组织遭到取缔），两人均在1942年加入其下属组织“大日本妇人会”，市川房枝甚至还担任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审查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二战结束后，市川房枝却马上在1945年11月组织起“新日本妇人同盟”，奥梅尾则在1948年组织“主妇联合会”，继续主张“女性参政权”。更有趣的是，两人在战后均成功当选参议院议员，继续享受着日本普通人民的选票与无上的声誉，她们也被看作日本女权运动的里程碑。

 

　　从“大正民主”到“昭和军国”，如果只观察口号的变化，那很容易发出“日本步入军国歧途”的感慨，然而从行动手段来看，大规模群众集会、暗杀、极端思想、暴力游行，这些属于“昭和军国”的名词无一例外都能在“大正民主”人士身上找到痕迹。这就说明，“民主”与“军国”这种用汉字书写的西式概念本质上只是两个类似于兔子或者豺狼的图腾，日本从明治到昭和，一直在试图用各种图腾来掩饰“做自己”的实际动作。

 

　　那日本人的“做自己”究竟是什么呢？

 

　　1943年11月，刺骨的严寒中，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大学生穿上军装，准备走向战场，东条英机站在代代木练兵场正中心宣布“学徒出阵”；1964年8月，炎热的海风中，出生并幸存于广岛核爆之日的田径运动员坂井义则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亲手点燃奥运圣火。

 

　　东京国立竞技场，正是代代木练兵场改造后的建筑。前者象征着日本将全国“臣民”拉入到必败战争的绞肉机里，而后者却象征着日本正式走出“战后”，走向新的未来。两个场景发生在同一地点，历史似乎在跟日本人开了一次玩笑。

 

　　但这又不是玩笑。1945年经常会被历史学家当做一个分水岭，大多数人也都认为美军的改造让日本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然而在日本高速发展之后的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查默斯·约翰逊却在名著《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提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理论：日本经济之所以在过去30年里得以成功，其原因在于对二战时期“统制经济”的延续，而与战后民主改革只是帮“统制经济”去掉了军国主义的外衣而已。

 

　　1940年，日本帝国集合各大财阀与企业结成“重要产业统制团体协议会”。这个简称“重产协”的组织看似受到军国主义的制约，实则通过商工省直接影响产业政策，日本帝国政府负责调配生产必须的原材料、资源、人口，“重产协”负责将其生产为工业品并送达各大战场。

 

　　二战结束后，“重产协”改组“经济团体联合会”，商工省改组为“通商产业省”。“通产省-经团联”模式去除了“商工省-重产协”模式的军国主义色彩，但核心的“政商合作”路线却得以保留，为日本战后经济复苏打下体制基础。鉴于政商关系的重要性，通产省在1955年以后的日本政府拥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从1956年到1976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间，6位首相均曾担任通产大臣（包括原商工大臣），其中包括曾被提名甲级战犯的岸信介（1958年-1960年），也包括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施行者田中角荣（1972年-1974年），很明显，这个职位在当时已经成为日本政治家能否胜任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试金石。

 

　　当然，时至如今，以通产省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早已作古。但日本仍然在各方面固执地延续着传统：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男性地位显著高于女性、政治家与高盈利行业（如医生、艺人）世袭化、法院在刑事案件上几乎全盘认可检察院与警察的意见（导致三权分立的制约力下降），农业协会事实上负责着农村基层政治体系的构建等等。这显示出日本社会仍然有一条无形的规则，可以一直追溯到日本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