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一个大国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硬力量。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不会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崛起，其他方面的崛起不足以使得一个国家产生国际影响力。

　　大国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这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即使没有强大的硬力量，但可以发展出很强大的软力量，例如文化、艺术等。古代很多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大国包括传统中国就是这样。

　　但光有软力量而没有硬力量的国家，其对他国的影响力也会是有限的。例如今天很多小国都有很强的软力量(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它们影响和改变他国行为的能力，并不显见。再者，如果硬力量不足，那么国防就成为大问题，软力量不能自保，作为软力量载体的国家也不能自保。

　　另一方面，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硬力量就很容易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一个国家光有硬力量，从硬力量所能得到的影响力就会有限，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历史经验看，尽管硬力量和软力量两者很少有可能同时发展，但在一个国家发展硬力量的同时也要开始建设软力量。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建设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维持硬力量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因而不可持续。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正在崛起，继续崛起也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实际上，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外交政策;

　　在胡锦涛时代，中国又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

　　近年来，新领导层有针对大国关系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路线。

　　这些政策话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必然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这是正常现象。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努力，这种担忧不会消失。

　　问题在于，为什么外界对中国崛起有如此的担忧?

　　其中一个要素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硬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崛起，并且变得很强大。

　　而从国际关系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或者说，中国官方意在化解外界对中国崛起担忧的政策话语远远抵消不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所带来的“负软实力”。

　　矛盾的是，尽管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往往是一种“负软实力”，但对民族国家内部来说，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软实力”。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

　　不过，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和种族优越、民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必须超越的一环。

　　中国也一样。随着国家的崛起，人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变得不可避免。但令人担忧的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仍往往包含了近代以来的受害者情结和崛起之后的复仇情结。

　　再者，在西方，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仍然受欧洲历史的影响，把中国的崛起和欧洲德国的崛起联系起来。

　　在亚洲，人们也拿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战前的民族主义做比较。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有可能重复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往日的道路。

　　我们对这种关联不可忽视，因为一旦这种关联成为其他国家决策者考虑对华关系的起点，那么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冲突有可能变得不可避免。

　　例如，当尼克松政府发动越南战争时，就认为胡志明是亚洲的希特勒。如果胡志明就是希特勒，那么越南战争就是符合道德的正义战争了。

　　因此，中国必须有意识地避免其他国家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德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在实践层面，更需要回避走这条导致“自我击败”的道路。

　　中国当然不存在德国、日本那样的战争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概念只是西方的误解。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近年来选择了“文化走出去”。这里的理论前提是：外在世界之所以对中国有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外在世界不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文化，等等，如果外在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外在世界的这种担忧就会消失。

　　“文化走出去”政策背后的这种理性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文化走出去”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改变他国对中国的看法，让他国不再感到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威胁。

　　正如商家做营销，首先自己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无济于事。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能够让“他者”了解自己呢?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自愿性”是软力量的本质。

　　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去推广。

　　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的。

　　如果一种“软力量”需要政府去推广，那么人们一方面就可以怀疑这一文化是否“软文化”，另一方面也会感觉到很硬。

　　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便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好莱坞地标：美国以好莱坞电影输出其价值体系。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软文化，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各种“推销”行为为什么显得那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外国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

　　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够解释自己。

　　传统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已经不能解释现实中国了。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仅仅处于应用性层面，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就是，越说越不清楚。

　　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很难像一些非西方的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再者，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样把自己打扮成为西方国家。

　　中国强烈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进行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让他人能够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

　　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一个国家在创造这样一种具有软力量的文化时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如何克服内部的民族主义，

　　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中国也不例外。这两个任务都很艰巨。

　　第一个任务是如何软化民族主义。如前面所述，民族主义有其正面的地方，那就是强化人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但民族主义必须超越自身存在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排外，二是非理性。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实行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其拥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

　　这并非不可能。

　　西方一些国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同时具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本来就具有开放性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转型过程。

　　美国早期很排外，但现在很包容;

　　德国的民族主义更是基于种族之上，为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带来灾难，但现在也很开放。

　　民族主义的开放、包容和理性是转型的结果。

　　如何改造民族主义?

　　这就和第二方面紧密相关，那就是要增加现有文化中具有的能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成分，或者说要创新文化使得其具有普世性。

　　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让其他国家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价值。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

　　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

　　民族主义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而普世文化所要表达的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普世性，也就是说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殊性和普世性的结合。

　　换句话说，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但同时也具有和其他民族和国家共同享有的共享价值。

　　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

　　本文内容综合选自《亚洲新秩序》。

　　近代以来，一个大国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硬力量。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不会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崛起，其他方面的崛起不足以使得一个国家产生国际影响力。

　　大国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这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即使没有强大的硬力量，但可以发展出很强大的软力量，例如文化、艺术等。古代很多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大国包括传统中国就是这样。

　　但光有软力量而没有硬力量的国家，其对他国的影响力也会是有限的。例如今天很多小国都有很强的软力量(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它们影响和改变他国行为的能力，并不显见。再者，如果硬力量不足，那么国防就成为大问题，软力量不能自保，作为软力量载体的国家也不能自保。

　　另一方面，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硬力量就很容易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一个国家光有硬力量，从硬力量所能得到的影响力就会有限，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历史经验看，尽管硬力量和软力量两者很少有可能同时发展，但在一个国家发展硬力量的同时也要开始建设软力量。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建设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维持硬力量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因而不可持续。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正在崛起，继续崛起也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实际上，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外交政策;

　　在胡锦涛时代，中国又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

　　近年来，新领导层有针对大国关系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路线。

　　这些政策话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必然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这是正常现象。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努力，这种担忧不会消失。

　　问题在于，为什么外界对中国崛起有如此的担忧?

　　其中一个要素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硬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崛起，并且变得很强大。

　　而从国际关系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或者说，中国官方意在化解外界对中国崛起担忧的政策话语远远抵消不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所带来的“负软实力”。

　　矛盾的是，尽管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往往是一种“负软实力”，但对民族国家内部来说，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软实力”。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

　　不过，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和种族优越、民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必须超越的一环。

　　中国也一样。随着国家的崛起，人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变得不可避免。但令人担忧的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仍往往包含了近代以来的受害者情结和崛起之后的复仇情结。

　　再者，在西方，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仍然受欧洲历史的影响，把中国的崛起和欧洲德国的崛起联系起来。

　　在亚洲，人们也拿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战前的民族主义做比较。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有可能重复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往日的道路。

　　我们对这种关联不可忽视，因为一旦这种关联成为其他国家决策者考虑对华关系的起点，那么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冲突有可能变得不可避免。

　　例如，当尼克松政府发动越南战争时，就认为胡志明是亚洲的希特勒。如果胡志明就是希特勒，那么越南战争就是符合道德的正义战争了。

　　因此，中国必须有意识地避免其他国家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德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在实践层面，更需要回避走这条导致“自我击败”的道路。

　　中国当然不存在德国、日本那样的战争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概念只是西方的误解。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近年来选择了“文化走出去”。这里的理论前提是：外在世界之所以对中国有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外在世界不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文化，等等，如果外在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外在世界的这种担忧就会消失。

　　“文化走出去”政策背后的这种理性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文化走出去”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改变他国对中国的看法，让他国不再感到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威胁。

　　正如商家做营销，首先自己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无济于事。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能够让“他者”了解自己呢?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自愿性”是软力量的本质。

　　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去推广。

　　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的。

　　如果一种“软力量”需要政府去推广，那么人们一方面就可以怀疑这一文化是否“软文化”，另一方面也会感觉到很硬。

　　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便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好莱坞地标：美国以好莱坞电影输出其价值体系。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软文化，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各种“推销”行为为什么显得那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外国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

　　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够解释自己。

　　传统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已经不能解释现实中国了。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仅仅处于应用性层面，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就是，越说越不清楚。

　　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很难像一些非西方的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再者，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样把自己打扮成为西方国家。

　　中国强烈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进行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让他人能够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

　　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一个国家在创造这样一种具有软力量的文化时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如何克服内部的民族主义，

　　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中国也不例外。这两个任务都很艰巨。

　　第一个任务是如何软化民族主义。如前面所述，民族主义有其正面的地方，那就是强化人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但民族主义必须超越自身存在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排外，二是非理性。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实行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其拥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

　　这并非不可能。

　　西方一些国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同时具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本来就具有开放性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转型过程。

　　美国早期很排外，但现在很包容;

　　德国的民族主义更是基于种族之上，为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带来灾难，但现在也很开放。

　　民族主义的开放、包容和理性是转型的结果。

　　如何改造民族主义?

　　这就和第二方面紧密相关，那就是要增加现有文化中具有的能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成分，或者说要创新文化使得其具有普世性。

　　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让其他国家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价值。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

　　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

　　民族主义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而普世文化所要表达的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普世性，也就是说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殊性和普世性的结合。

　　换句话说，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但同时也具有和其他民族和国家共同享有的共享价值。

　　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

　　本文内容综合选自《亚洲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