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府修缮工程：浑水摸鱼的游戏

　　当上总理之后，希特勒一直对旧总理府的破烂不堪和不甚舒适满怀抱怨。根据他的描述，当他入住这座官邸时，“不仅屋顶大梁全部腐烂，地面也完全破烂不堪，千疮百孔。”此外，卫生设施也十分不堪，散发的臭气令人作呕。他经常将上述情形，归咎于魏玛共和国民主体制的混乱：“由于我的那些前任总理一般都只能在任三至五个月，所以他们认为没必要去费力清除垃圾赃物，也不想让后来者拥有比自己好的办公生活条件。”

　　而到了1939年，经过希特勒的御用建筑设计师阿尔伯特·施佩尔的精心打造，规模庞大的新总理府终于落成。这座新时代的建筑，据说是尽可能克服了领袖眼中那些“毫无品味”的坏毛病。但是当他凝视着这座建筑时，并却并不满意。这一点从1939年7月的纳粹艺术杂志《德意志帝国艺术》对新总理府的报道中，便可见一斑。

　　在这期全部内容都与新总理府相关的杂志中，由希特勒本人撰写的一篇占用了整整两个版面的文章，只在一个地方简单地提及了设计师施佩尔的名字。而整篇文章，其实就是借新总理府落成来做政治宣教。作者写道，这一切“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他认为，“国人艺术观念的腐朽(体现在自贬档次的总理府上)，同国家种族和社会衰亡具有同样的根源。”显然，在领袖那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观念中，地板，尤其是总理府的地板，是绝对不能腐烂的，因为这将关系到国家是否腐朽。

　　不过，有些学者在事后的研究却足以证明，除了希特勒的上述看法本身纯属无稽之谈以外，他对旧总理府的描述，也是漏洞百出的。根据学者迪特马尔·阿诺德撰写的有关总理府历史的专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座旧建筑出现过希特勒所说的那种特别严重的结构损毁现象。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大概没有一位精神正常的总理，会允许自己和家人，住在希特勒所描绘的那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居所中，却完全不去修缮它。

　　关于旧总理府修缮工程的另一个疑点是：希特勒声称，当他成为总理，入住总理府时，是他自掏腰包赞助了整个修缮工程，然而研究者翻遍所有档案，却没有发现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反倒是他的另一位御用建筑设计师，在1934年致施佩尔(此人当时是旧总理府修缮工程项目经理)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愿意放弃国家尚未支付的部分修缮工程酬金。这就意味着，这笔费用并不是由希特勒本人，而是由国家，也就是纳税人支付的。事实上，这位名叫戈尔迪·特鲁斯特的建筑设计师，她工作室的工作记录也表明，到1934年底，在总额达17.2万德国马克的清单中，德国财政部已经为工程支付了远远高于10万马克的费用。而且，当时的德国尚未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希特勒却不肯像他的前任那样，为节约税款而放弃修缮。与此同时，他又不想破坏自己在选民面前树立的生活简朴、几乎没有物质需求的形象，所以就宣称是他自己支付了整个修缮费用，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不屑于享受特权的、一心只想到国家利益的好领袖。

　　这一切，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然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虚假宣传。不过如果只是把它们当作漏洞百出、一点即破的谎言，则显然低估了这些极权统治者的心机。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终于发现，纳粹宣传机构，以及鼓励、配合、支持这些宣传的希特勒本人，乃是极其高明地利用了人们的视觉想象力，通过照片、图画、影集、影片等极具冲击力和说服力的事物，来勾起无数人的主动联想，唤起他们对领袖的好感和忠诚。这种极权主义美学，不得不说，是极具诱惑力和误导性的。而这类法西斯美学的蛊惑力，之所以难以被人看透本质，原因恐怕还在于受众自身。归根到底，与其说民众是纳粹宣传的受骗者，还不如说，其实他们自己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希特勒形象的塑造。因为，他们都从心底里希望有这样的一位“魅力领袖”存在，以便能够免除他们自己必须动脑筋生活的烦恼。

　　或许，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名著《乌合之众》里说的，对于为数不少的民众而言，“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阿道夫·希特勒便一直以“混世魔王”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和教科书中。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从有关“二战”的纪录片中看到希特勒的形象时，却似乎很难把他与那个曾经下令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并让整个欧洲生灵涂炭的极权统治者联系到一起——尽管我们早已知道，那个出现在纪录片镜头中的，时而发表着魅力四射的演讲、时而温情脉脉地与情人和狗一同散步的希特勒，此刻不过是在镁光灯下作着秀而已。

　　虽然自从德国战败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的有关希特勒的书籍，已经足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事实上，哪怕是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了解，也尚存在诸多空白之处。比如希特勒的居所，看似与他的政治生涯无涉，但深究下去却会发现，这些表面上显得非常“私人”的生活空间，却并不独立存在于第三帝国的政治之外，而是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的意义空间，因为它们都被深深地牵扯到了对希特勒这位帝国领袖的塑造和宣传之中，成为了纳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在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德斯皮娜·斯特拉迪加克斯所著的《希特勒的私家生活》一书中，作者详细描述了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手下，是如何通过对希特勒居所的宣传，或主导、或参与了对希特勒“正面”形象的塑造，而深刻影响了民众对于希特勒的观感的。

　　外甥女离奇的自杀：第一次公关危机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1928年是希特勒人生转折的一年。这一年距离他因“啤酒馆暴动”入狱已有5年，出狱已有3年。他的政党在政治上的地位节节攀升，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在个人生活方面，随着《我的奋斗》一书的出版，获得了丰厚版税收入的希特勒，终于彻底摆脱了此前经济上的窘境，在年近40岁的时候，首次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栖身之所。不过，尽管希特勒当时已经很有钱，但生性冷漠、孤僻、不擅家庭生活的他，为了给自己的个人形象增添几分温和的色彩，以提高自己对选民的亲和力，仍然选择了与同父异母的姐姐一起居住。而这么做的一个附带好处是，可以让后者帮忙料理家务。这样的家庭生活生活模式，一直延续到1929年9月，此时，希特勒和他的党终于决定放弃之前以工人阶级选民为重心的发展模式，改投向资产阶级一边。希特勒搬进慕尼黑高尚居住区的一套豪宅中居住，就是这种转向的一个关键标志。

　　而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发生的轰动性事件，却打破了希特勒刻意替自己打造的美好形象，因为这一天，他的23岁的外甥女格莉 劳巴尔，被发现死在她与单身汉舅舅阿道夫 希特勒合用的公寓里，而且显然是开枪自杀的。这桩丑闻，无疑让当时已经是德国第二大政党领导人的希特勒，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形象危机。很多报纸猜测，在希特勒看似越来越接近资产阶级的“正常生活方式”的背后，隐藏着一套不同俗流、不可告人的反常生活方式。

　　面对左派报纸的揭露和攻击，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们决定出手反击。他们任用了一名摄影师兼公关官员，海因里希·霍夫曼。在纳粹党人的授意下，此人出版了一本书：《不为人知的希特勒》。正是从这本书开始，纳粹对希特勒个人形象的塑造模式逐渐成型。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图片、文字和对希特勒所在生活空间的展示，将希特勒的私人生活空间，从言传中的性变态和道德堕落之所在，转变为一个象征这他的人道和荣耀的地方。在这部书中，希特勒的家庭生活反映了这位纳粹党领袖的文明和教养，折射出了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子，在私人生活中的良好品味和形象。

　　通过这番塑造，希特勒和他的下属们，不仅在舆论战中顺利扳回了一局，而且还成功抹去了他在公共演讲和行动中经常表现出的凶猛锋芒。这次有效的粉饰，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开端，自此之后，对希特勒在某些私家生活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塑造，就再也没有脱离过纳粹意识形态和现实需要的考虑，而彻底沦为了“外宣”中的一副完美“抓手”。

　　总理府修缮工程：浑水摸鱼的游戏

　　当上总理之后，希特勒一直对旧总理府的破烂不堪和不甚舒适满怀抱怨。根据他的描述，当他入住这座官邸时，“不仅屋顶大梁全部腐烂，地面也完全破烂不堪，千疮百孔。”此外，卫生设施也十分不堪，散发的臭气令人作呕。他经常将上述情形，归咎于魏玛共和国民主体制的混乱：“由于我的那些前任总理一般都只能在任三至五个月，所以他们认为没必要去费力清除垃圾赃物，也不想让后来者拥有比自己好的办公生活条件。”

　　而到了1939年，经过希特勒的御用建筑设计师阿尔伯特·施佩尔的精心打造，规模庞大的新总理府终于落成。这座新时代的建筑，据说是尽可能克服了领袖眼中那些“毫无品味”的坏毛病。但是当他凝视着这座建筑时，并却并不满意。这一点从1939年7月的纳粹艺术杂志《德意志帝国艺术》对新总理府的报道中，便可见一斑。

　　在这期全部内容都与新总理府相关的杂志中，由希特勒本人撰写的一篇占用了整整两个版面的文章，只在一个地方简单地提及了设计师施佩尔的名字。而整篇文章，其实就是借新总理府落成来做政治宣教。作者写道，这一切“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他认为，“国人艺术观念的腐朽(体现在自贬档次的总理府上)，同国家种族和社会衰亡具有同样的根源。”显然，在领袖那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观念中，地板，尤其是总理府的地板，是绝对不能腐烂的，因为这将关系到国家是否腐朽。

　　不过，有些学者在事后的研究却足以证明，除了希特勒的上述看法本身纯属无稽之谈以外，他对旧总理府的描述，也是漏洞百出的。根据学者迪特马尔·阿诺德撰写的有关总理府历史的专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座旧建筑出现过希特勒所说的那种特别严重的结构损毁现象。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大概没有一位精神正常的总理，会允许自己和家人，住在希特勒所描绘的那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居所中，却完全不去修缮它。

　　关于旧总理府修缮工程的另一个疑点是：希特勒声称，当他成为总理，入住总理府时，是他自掏腰包赞助了整个修缮工程，然而研究者翻遍所有档案，却没有发现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反倒是他的另一位御用建筑设计师，在1934年致施佩尔(此人当时是旧总理府修缮工程项目经理)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愿意放弃国家尚未支付的部分修缮工程酬金。这就意味着，这笔费用并不是由希特勒本人，而是由国家，也就是纳税人支付的。事实上，这位名叫戈尔迪·特鲁斯特的建筑设计师，她工作室的工作记录也表明，到1934年底，在总额达17.2万德国马克的清单中，德国财政部已经为工程支付了远远高于10万马克的费用。而且，当时的德国尚未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希特勒却不肯像他的前任那样，为节约税款而放弃修缮。与此同时，他又不想破坏自己在选民面前树立的生活简朴、几乎没有物质需求的形象，所以就宣称是他自己支付了整个修缮费用，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不屑于享受特权的、一心只想到国家利益的好领袖。

　　这一切，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然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虚假宣传。不过如果只是把它们当作漏洞百出、一点即破的谎言，则显然低估了这些极权统治者的心机。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终于发现，纳粹宣传机构，以及鼓励、配合、支持这些宣传的希特勒本人，乃是极其高明地利用了人们的视觉想象力，通过照片、图画、影集、影片等极具冲击力和说服力的事物，来勾起无数人的主动联想，唤起他们对领袖的好感和忠诚。这种极权主义美学，不得不说，是极具诱惑力和误导性的。而这类法西斯美学的蛊惑力，之所以难以被人看透本质，原因恐怕还在于受众自身。归根到底，与其说民众是纳粹宣传的受骗者，还不如说，其实他们自己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希特勒形象的塑造。因为，他们都从心底里希望有这样的一位“魅力领袖”存在，以便能够免除他们自己必须动脑筋生活的烦恼。

　　或许，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名著《乌合之众》里说的，对于为数不少的民众而言，“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