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而且不久革命政府就和欧洲各君主国家发生战争并打败了他们，因此，法国人民不仅没有军事失败后的耻辱和疲惫，而且极大地迸发出了一个民族击退外敌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可以构成惊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把全部力量贡献于革命。换言之，当革命热情与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革命力量就会更加强大，势不可挡(当然这种好战精神会给民主带来损失)。与之相反，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从战争带来的可怕困苦中发生的，而且德国人民当时还被迫接受一个最耻辱、最致命的合约。德国皇室发动了战争并最终战败了，那么可以说屈辱和毁灭性的凡尔赛条约是皇室及支持皇室的保守的君主主义者直接造成的恶果。但签订这个无法避免的合约的工作却不得不由战后支撑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来做。在政治上无知的群众的眼中，社会民主党对于合约时负有最大责任的。他们不找事件的原因，只去找寻一批替罪羊。

　　民族感情的力量曾极大地加强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兰西民族的革命锐气，但对于魏玛共和国来说却发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强加于德国的难以承受的赔偿条款刺激了德国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又反过来发泄到被迫签订合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身上。那些战胜国没等到德国人民回到平静的状态，也不考虑他们的偿还能力，就强迫德国执行那个疯狂的赔偿计划，结果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战胜国对鲁尔的武装占领。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使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些都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合约的赔偿计划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还未被克服，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就接踵而至了，它对德国的破坏性影响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在考茨基看来，这是希特勒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危机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冲击最为明显，考茨基选用1932年7月德国工人阶级的就业状况为例来佐证这一观点，当时德国2000万工人中间，将近有1300万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充分就业。战败的后果、经济危机的冲击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分裂使得德国工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考茨基曾感慨道，没有别处的工人，像德意志共和国的工人一样，曾经被迫经历这样多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斗争，也没有别处的工人遭受过这种折磨的考验。考茨基认为，正是德意志共和国的最好的捍卫者——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衰弱到了极点，才导致纳粹反动势力后来的胜利。但与1789年革命、1848年革命胜利后很快失败这个事实相比较而言，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革命胜利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了15年之久，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才导致失败的，对此，考茨基回应道，支持一战时的德军统帅、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兴登堡来阻击希特勒，容忍布鲁宁的准独裁政府并把其当做但对希特勒上台的最后屏障，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虽然如此，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不得不和资产阶级各党中最民主的党派联合起来挽救德意志共和国。这一政策虽然是失败了，但它至少迟滞了希特勒的上台。

　　战争的破坏、凡尔赛合约的巨额赔偿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当时台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步履维艰、风雨飘摇。在考茨基看来，如果当时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决支持社会民主党，该党能够有权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可惜的是，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很大一批的工人虽然能痛切地感知生活的困苦，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灾难的根源在于社会民主党没有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把原因归咎于作为共和国根基的议会制度本身。他们将议会看成了一面镜子，并为镜子里出现的各党派乱糟糟的纷争而气恼，他们幼稚地认为把这面镜子打破，情况就会出现彻底改观。这恰恰上了当时在议会中只有很少席位并坚决反对议会制度的纳粹分子的当。

　　考茨基认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德国当时有三个反对议会的党：共产党、主要代表保守的君主主义势力的德意志国民党和纳粹党。前两者虽然反对议会，但因其在议会中拥有较多席位而且长期卷入议会的斗争中。所以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和议会分不开了，只有拥有极少席位的新近崛起的纳粹党才有资格充当反对议会的代表。纳粹因为年轻、新鲜而显得貌美，它具有新事物的一切光彩和引诱力。多么可悲的事实!

　　有人曾谴责社会民主党未能对希特勒的上台作强烈的抵抗，考茨基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因为当时只有社会民主党孤军奋战，对希特勒的上台进行了顽强的抵制。而包括共产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德意志国民党和纳粹党在内的其他政党都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当时势力很强大的共产党本应该抵制希特勒的上台，但是却把矛头对准了社会民主党。比如，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产不多获得了600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也只不过拥有700万张选票。工人阶级同室操戈，给希特勒留下了可乘之机。但考茨基认为纳粹上台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纳粹党逐渐赢得了民心。经济危机之前，纳粹党是个不起眼的小党派，在1928年的议会选举中，他们只取得了12个席位。但仅仅2年过后，他们竟成功地使自己的拥护者增加了十倍以上，在议会中的席位也从原先的12个跃升至107个。到了1932年，他们就已成为在国会中拥有230个席位的最强大的政党了。这种锐增势头还在继续，在1933年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差不多全部选票中的一半。经济危机使人民群众的生存陷于绝望的境地，他们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经验，无知地把危机所造成的苦难归咎于政府或执政的政党，认为只要达到它们就可以拯救自身。因此，谁要能保证最快地、最成功地打倒那些政府和政党，谁要能承诺给民众所急需的面包，谁就能被他们视为救星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最善于欺骗群众的纳粹党抓住了民众的这一心理，从而最终赢得了政权。

　　有些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共产党人指责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采用暴力手段消灭反动势力，以至贻害于今天。考茨基认为，在反动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用暴力把他们消灭无异于一种危险的幻想。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坚决捍卫民主的政党，决不能像纳粹党那样对于敌对者采取任意谋杀的犯罪方法，只能依靠国家的法律对民主的敌人进行惩罚。而共产党却在国会里面投票赞成对民主的敌对者——谋杀犯和纵火犯的大赦。现在共产党又反过来指责社会民主党对敌人过于仁慈，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革命取得胜利后真的采用恐怖手段对付政敌的话，那么共产党首先就可能成为受害者。一些反动军官曾迫使社会民主党政府对共产党人采取恐怖政策，例如他们借机暗杀了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幸运的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拒斥了那些反动军官的罪恶要求。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真的被迫建立起一种恐怖统治，那么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考茨基认为，在一战失败后德国面临全世界憎恶和敌视的时候，德国人民必须争取全世界的好感才能结束自己的孤立。换言之，德国人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复活，而不是军事上的复仇。只有精神上的觉醒和独立，才能产生持久的力量，也才能产生好的结果，但这种觉醒和独立不能依靠暴力来达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既已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决心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治理，那么他就只能尽最大的努力用和平的手段争回德国在世界上原有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地位。

　　相反，假如社会民主党建立了恐怖制度，就必然使德国又一次地陷入孤立，使德国经济生活陷于停滞，像希特勒现在给德国带来的情况一样。那么，人民对希特勒褐衫党徒无恶不作的暴行所作的严厉谴责，一定会落到社会民主党人头上，而且会严厉十倍。这种恐怖制度可能早已把德国人民尤其是德国的工人阶级投入到苦难、污秽的无底深渊，并且一定会把社会民主党从精神上毁灭。

　　同样，考茨基认为将经济生活军事化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富足和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为了击败敌人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完全平等，而去建立一个独裁政府;把工人阶级提高到以前贵族的特权地位;把其余的人民降为印度贱民巴利阿的地位，这都是错误的和应该加以坚决反对的。因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应该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建立在这种残忍的基础上，它必须体现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考茨基眼里，德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是希特勒上台的一个重要推手，而社会民主党人却一直在竭尽全力抵挡纳粹主义所掀起的滔滔洪水，只不过囿于当时不利的客观环境，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努力不幸失败了。

　　国内外学界关于德国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兴起的原因研究已有很多。作为德国纳粹党上台执政的见证人，考茨基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见解，可以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现将考茨基的有关论点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卡尔·约翰·考茨基（1854年10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考茨基是卡尔·马克思代表作《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者。

　　考茨基认为，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与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首先分析了共产主义与德国纳粹主义兴起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克林姆林宫掌权的独裁者们中间有一部人是理想主义者，可惜的是，他们不是被处死了，就是被免职了。而剩下的那些人已经背离了他们早期所参加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宗旨，这些人的目的已不再是解放劳动群众，而是利用工人阶级以便达到他们实行专制的目标。在这些独裁者的眼里，不仅是俄国的工人阶级，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应该成为“木偶兵”，遵照他们的命令前进，成为他们在全世界推行专制的炮灰!这也正是共产国际的任务。

　　考茨基指出，克林姆林宫的独裁者们不顾后果地把各国工人拖入冒险事业中去，实质是想最终建立起他们对世界工人阶级的专政，但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坚决抵抗，因此，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着组织在社会党、共党和自由的工会中的工人，而不是针对他们原本应该反对的外国资本家，显然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看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对其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相反，俄国的独裁者倒是很擅长同外国资本家及资产阶级政府打交道，和其做起生意来更是得心应手。因为从本质上讲，外国资本家和俄国独裁者在压迫和剥削人民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对俄国利用政治警察的无上权威对人民群众进行专政、为了“原始积累”而对群众进行的残酷剥削等做法不仅是赞同的，而且是羡慕的。如果他们国内也有这么一个类似俄国的独裁政府，他们剥削起工人来是多么方便和省心啊。

　　考茨基进而认为，不仅苏俄而且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消灭民主、消灭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因此，共产党人的政策总是为反动派开辟道路。资本家当然就不会惧怕共产党人了。苏俄整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期望上，即全世界资本家都会争着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卖给苏联。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其实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资本家也不再惧怕苏联了。

　　在考茨基看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各国共产党都在热切效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和统治的方法，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冲突，严重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使他们忙于内讧，不能一致对外，这对工人阶级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不仅如此，反动派也在积极研究和仿效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方法。凡是在工人阶级民主派力量薄弱的地方，反动派往往会乘虚而入、占据上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归功于共产党。许多国家的反动派能在议会获得多个席位同样归功于共产党。更为严重的是，使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成为可能也同样是共产党。

　　在分析完共产主义与德国纳粹主义兴起的关系后，考茨基紧接着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纳粹主义兴起的关系。

　　他指出，随着德奥匈三国同盟在军事上的崩溃，社会民主党接管了德国的政权。凡是在社会民主党能够掌舵的区域，他们一如既往的仁慈和宽大。但是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和战胜国的缺乏远见使得像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或者严格说是半社会主义的国家，面临诸多近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即使问题解决了，也不能立刻带来繁荣。于是乎，原本就四分五裂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了。社会民主党无法继续领导下去了，但无论是资产阶级党派或反资产阶级党派都很难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哪个党派上台执政全凭运气。不幸的结局是，少数特权分子操纵的、独裁的、强制劳役的、恐怖的和专横的纳粹党攫取了德国的政权。

　　具体而言，考茨基认为德意志共和国崩溃和社会民主党失势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凡尔赛条约的后果。第二，共和国由军事失败而产生的内部弱点。第三，经济危机。考茨基认为，这三个主要原因是错综复杂地糅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当然共和国的崩溃也有社会民主党政策上的失误以及共产党从工人阶级内部带来的破坏等原因。他对此做了具体分析。

　　法国大革命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而且不久革命政府就和欧洲各君主国家发生战争并打败了他们，因此，法国人民不仅没有军事失败后的耻辱和疲惫，而且极大地迸发出了一个民族击退外敌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可以构成惊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把全部力量贡献于革命。换言之，当革命热情与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革命力量就会更加强大，势不可挡(当然这种好战精神会给民主带来损失)。与之相反，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从战争带来的可怕困苦中发生的，而且德国人民当时还被迫接受一个最耻辱、最致命的合约。德国皇室发动了战争并最终战败了，那么可以说屈辱和毁灭性的凡尔赛条约是皇室及支持皇室的保守的君主主义者直接造成的恶果。但签订这个无法避免的合约的工作却不得不由战后支撑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来做。在政治上无知的群众的眼中，社会民主党对于合约时负有最大责任的。他们不找事件的原因，只去找寻一批替罪羊。

　　民族感情的力量曾极大地加强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兰西民族的革命锐气，但对于魏玛共和国来说却发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强加于德国的难以承受的赔偿条款刺激了德国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又反过来发泄到被迫签订合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身上。那些战胜国没等到德国人民回到平静的状态，也不考虑他们的偿还能力，就强迫德国执行那个疯狂的赔偿计划，结果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战胜国对鲁尔的武装占领。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使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些都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合约的赔偿计划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还未被克服，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就接踵而至了，它对德国的破坏性影响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在考茨基看来，这是希特勒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危机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冲击最为明显，考茨基选用1932年7月德国工人阶级的就业状况为例来佐证这一观点，当时德国2000万工人中间，将近有1300万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充分就业。战败的后果、经济危机的冲击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分裂使得德国工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考茨基曾感慨道，没有别处的工人，像德意志共和国的工人一样，曾经被迫经历这样多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斗争，也没有别处的工人遭受过这种折磨的考验。考茨基认为，正是德意志共和国的最好的捍卫者——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衰弱到了极点，才导致纳粹反动势力后来的胜利。但与1789年革命、1848年革命胜利后很快失败这个事实相比较而言，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革命胜利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了15年之久，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才导致失败的，对此，考茨基回应道，支持一战时的德军统帅、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兴登堡来阻击希特勒，容忍布鲁宁的准独裁政府并把其当做但对希特勒上台的最后屏障，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虽然如此，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不得不和资产阶级各党中最民主的党派联合起来挽救德意志共和国。这一政策虽然是失败了，但它至少迟滞了希特勒的上台。

　　战争的破坏、凡尔赛合约的巨额赔偿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当时台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步履维艰、风雨飘摇。在考茨基看来，如果当时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决支持社会民主党，该党能够有权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可惜的是，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很大一批的工人虽然能痛切地感知生活的困苦，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灾难的根源在于社会民主党没有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把原因归咎于作为共和国根基的议会制度本身。他们将议会看成了一面镜子，并为镜子里出现的各党派乱糟糟的纷争而气恼，他们幼稚地认为把这面镜子打破，情况就会出现彻底改观。这恰恰上了当时在议会中只有很少席位并坚决反对议会制度的纳粹分子的当。

　　考茨基认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德国当时有三个反对议会的党：共产党、主要代表保守的君主主义势力的德意志国民党和纳粹党。前两者虽然反对议会，但因其在议会中拥有较多席位而且长期卷入议会的斗争中。所以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和议会分不开了，只有拥有极少席位的新近崛起的纳粹党才有资格充当反对议会的代表。纳粹因为年轻、新鲜而显得貌美，它具有新事物的一切光彩和引诱力。多么可悲的事实!

　　有人曾谴责社会民主党未能对希特勒的上台作强烈的抵抗，考茨基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因为当时只有社会民主党孤军奋战，对希特勒的上台进行了顽强的抵制。而包括共产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德意志国民党和纳粹党在内的其他政党都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当时势力很强大的共产党本应该抵制希特勒的上台，但是却把矛头对准了社会民主党。比如，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产不多获得了600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也只不过拥有700万张选票。工人阶级同室操戈，给希特勒留下了可乘之机。但考茨基认为纳粹上台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纳粹党逐渐赢得了民心。经济危机之前，纳粹党是个不起眼的小党派，在1928年的议会选举中，他们只取得了12个席位。但仅仅2年过后，他们竟成功地使自己的拥护者增加了十倍以上，在议会中的席位也从原先的12个跃升至107个。到了1932年，他们就已成为在国会中拥有230个席位的最强大的政党了。这种锐增势头还在继续，在1933年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差不多全部选票中的一半。经济危机使人民群众的生存陷于绝望的境地，他们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经验，无知地把危机所造成的苦难归咎于政府或执政的政党，认为只要达到它们就可以拯救自身。因此，谁要能保证最快地、最成功地打倒那些政府和政党，谁要能承诺给民众所急需的面包，谁就能被他们视为救星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最善于欺骗群众的纳粹党抓住了民众的这一心理，从而最终赢得了政权。

　　有些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共产党人指责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采用暴力手段消灭反动势力，以至贻害于今天。考茨基认为，在反动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用暴力把他们消灭无异于一种危险的幻想。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坚决捍卫民主的政党，决不能像纳粹党那样对于敌对者采取任意谋杀的犯罪方法，只能依靠国家的法律对民主的敌人进行惩罚。而共产党却在国会里面投票赞成对民主的敌对者——谋杀犯和纵火犯的大赦。现在共产党又反过来指责社会民主党对敌人过于仁慈，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革命取得胜利后真的采用恐怖手段对付政敌的话，那么共产党首先就可能成为受害者。一些反动军官曾迫使社会民主党政府对共产党人采取恐怖政策，例如他们借机暗杀了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幸运的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拒斥了那些反动军官的罪恶要求。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真的被迫建立起一种恐怖统治，那么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考茨基认为，在一战失败后德国面临全世界憎恶和敌视的时候，德国人民必须争取全世界的好感才能结束自己的孤立。换言之，德国人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复活，而不是军事上的复仇。只有精神上的觉醒和独立，才能产生持久的力量，也才能产生好的结果，但这种觉醒和独立不能依靠暴力来达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既已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决心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治理，那么他就只能尽最大的努力用和平的手段争回德国在世界上原有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地位。

　　相反，假如社会民主党建立了恐怖制度，就必然使德国又一次地陷入孤立，使德国经济生活陷于停滞，像希特勒现在给德国带来的情况一样。那么，人民对希特勒褐衫党徒无恶不作的暴行所作的严厉谴责，一定会落到社会民主党人头上，而且会严厉十倍。这种恐怖制度可能早已把德国人民尤其是德国的工人阶级投入到苦难、污秽的无底深渊，并且一定会把社会民主党从精神上毁灭。

　　同样，考茨基认为将经济生活军事化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富足和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为了击败敌人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完全平等，而去建立一个独裁政府;把工人阶级提高到以前贵族的特权地位;把其余的人民降为印度贱民巴利阿的地位，这都是错误的和应该加以坚决反对的。因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应该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建立在这种残忍的基础上，它必须体现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考茨基眼里，德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是希特勒上台的一个重要推手，而社会民主党人却一直在竭尽全力抵挡纳粹主义所掀起的滔滔洪水，只不过囿于当时不利的客观环境，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努力不幸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