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佩里，携带着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敦促日本开国的亲笔信，率领四艘军舰抵达东京湾的门户浦贺。第二天，未经日本方面允许，美国舰队就开始对江沪内海进行测量。仅仅过了两天，佩里又下令以密西西比号军舰护卫测量船，靠近距浦贺和江户各二十里的小柴冲。当时，排水量近1700吨、载员268人的密西西比号，搭载着新型的佩克桑炮，江户城正位于它的射程内。而当时的日本，能制造出的最先进船舶，排水量不过150吨，载员不超过20人，舰载大炮等武器更是谈不上。这次由美国人蓄意制造出来的“叩关”行动，史称“黑船事件”，它不仅让日本认识到美日两国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还让日本人初次品尝了不战而败的屈辱感。

　　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佐木克的新作《从幕末到明治》，就是以这段在日本众人皆知的故事作为开头的。不过，这本书意图着力描写的历史事件，主要不是日本方面的对外交涉，而是以这次来航为发端，探究日本在被迫与美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日本政坛的各种角色，天皇、朝廷、幕府和各藩之间的争斗角力。换言之，这是一部日本近代转型期的政治史，主要突出的是这段历史中的两条线：“举国一致”和“条约修改”。

　　在当时的日本，尽管有些藩的当权者主张尽可能拖延条约签订时间，但至少，对局势拥有发言权的精英阶层人士一致同意，在艰难的时局面前，上至武家，下至百姓和町人，都应该齐心协力对外抗敌。各藩和幕府的领袖人物都意识到，此刻已经到了需要为团结人心而克服各自为政的松散状态、构筑举国一致体制的时候了。后来人们看到，正是因为众人合力，成功改造了日本的政治格局，构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体制，以天皇名义而行的“明治维新”才有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被迫于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中将日本视为“半文明开化国家”而拒绝给予日本自定关税权力的做法，深深刺激了这个国家的上层人士，他们于是牢记着这第二次屈辱，决心将“条约修改”——或称“破约攘夷”——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国家目标。

　　但谁都知道，举国一致体制，需要朝廷、幕府和各藩密切合作，公家、武家于庶民需要融为一体，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当时，强硬坚持“破约攘夷”立场的长州藩，就与坚持“现实论”的萨摩藩形成了尖锐对立。至于幕府，它接受天皇委托处理国内外事务。但在与外国签订通商条约一事上，虽然孝明天皇明知日本根本没有与对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但依然提出反对，目的是刺激舆论，提高天皇以及朝廷的权威。于是签署条约就让幕府方面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落入了尴尬的境地。

　　此后不久，幕府最高领袖德川家定将军的去世，则让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早在体弱多病的家定将军在位时，有关将军继承人的争夺战就展开了。当时，将军世子(即下任将军)候选人有两位：和歌山藩主德川庆福，以及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德川庆喜。到了正式公布将军世子之时，因为之前德川齐昭和他的支持者批评过大老井伊直弼这位幕府的实权人物，指责他未经天皇敕许就下令与美国人签约，于是将军世子的头衔最终便归属了对手德川庆福。大老甚至还还下令对德川齐昭处以“禁闭”的惩罚，不得自由行动。

　　事情一波三折。大老井伊直弼在不久之后即惨死于樱田门外，暗杀者就是在将军职位争夺中失势的水户藩的藩士们。这些人决意杀死大老，还因为水户藩士对在“安政大狱”中受到的严厉处分十分不满。所谓“安政大狱”，指的是井伊直弼下令实施的根除幕府反对派的惩罚措施。全日本共有八名武士阶层的领袖因此自杀或被斩首，其中水户藩士就占了四名。

　　樱田门外之变后，萨摩、长州等强藩，都开始支持天皇，所有人都围绕着“破约攘夷”这个目标行动。可是不久之后， 因为无法认同激进的长州藩针对幕府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天皇将长州藩定为叛敌。这时，曾经的将军候选人德川庆喜，借机争取到了天皇的支持，还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赢得了第一次征讨长州藩战争的胜利。但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中，幕府因为盲目自信而输掉了大好局面。至此，所有人都已经看清，日本的未来只能依靠雄藩。就这样，各藩陆续加入了萨摩藩与长州藩组织的萨长盟约，同盟的势力不断壮大，日本的政治格局最终趋于稳定，为日后的明治维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作者在这本身患癌症后写作的书里，为读者悉心梳理了他在经年阅读档案后收获的幕府末期日本政坛的错综复杂的故事，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王政复古和大政奉还，都并非是通常 认为的“讨幕”的结果。他的主要证据是，不仅“尊王攘夷”的重要人物西乡隆盛曾明确表示过萨摩藩不会讨伐幕府，而且史料中也缺乏可信的解释，可以证明各藩结盟的主要动机就是“倒幕”。尽管有人评论说作者持这种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了情感因素的影响——他的恩师，正巧是与西乡隆盛齐名的“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但无论怎样，通读完此书，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这一观点至少是言之有据的，为我们认识邻国的近代政治转型提供了通说之外的一家之言。

　　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佩里，携带着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敦促日本开国的亲笔信，率领四艘军舰抵达东京湾的门户浦贺。第二天，未经日本方面允许，美国舰队就开始对江沪内海进行测量。仅仅过了两天，佩里又下令以密西西比号军舰护卫测量船，靠近距浦贺和江户各二十里的小柴冲。当时，排水量近1700吨、载员268人的密西西比号，搭载着新型的佩克桑炮，江户城正位于它的射程内。而当时的日本，能制造出的最先进船舶，排水量不过150吨，载员不超过20人，舰载大炮等武器更是谈不上。这次由美国人蓄意制造出来的“叩关”行动，史称“黑船事件”，它不仅让日本认识到美日两国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还让日本人初次品尝了不战而败的屈辱感。

　　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佐木克的新作《从幕末到明治》，就是以这段在日本众人皆知的故事作为开头的。不过，这本书意图着力描写的历史事件，主要不是日本方面的对外交涉，而是以这次来航为发端，探究日本在被迫与美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日本政坛的各种角色，天皇、朝廷、幕府和各藩之间的争斗角力。换言之，这是一部日本近代转型期的政治史，主要突出的是这段历史中的两条线：“举国一致”和“条约修改”。

　　在当时的日本，尽管有些藩的当权者主张尽可能拖延条约签订时间，但至少，对局势拥有发言权的精英阶层人士一致同意，在艰难的时局面前，上至武家，下至百姓和町人，都应该齐心协力对外抗敌。各藩和幕府的领袖人物都意识到，此刻已经到了需要为团结人心而克服各自为政的松散状态、构筑举国一致体制的时候了。后来人们看到，正是因为众人合力，成功改造了日本的政治格局，构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体制，以天皇名义而行的“明治维新”才有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被迫于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中将日本视为“半文明开化国家”而拒绝给予日本自定关税权力的做法，深深刺激了这个国家的上层人士，他们于是牢记着这第二次屈辱，决心将“条约修改”——或称“破约攘夷”——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国家目标。

　　但谁都知道，举国一致体制，需要朝廷、幕府和各藩密切合作，公家、武家于庶民需要融为一体，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当时，强硬坚持“破约攘夷”立场的长州藩，就与坚持“现实论”的萨摩藩形成了尖锐对立。至于幕府，它接受天皇委托处理国内外事务。但在与外国签订通商条约一事上，虽然孝明天皇明知日本根本没有与对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但依然提出反对，目的是刺激舆论，提高天皇以及朝廷的权威。于是签署条约就让幕府方面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落入了尴尬的境地。

　　此后不久，幕府最高领袖德川家定将军的去世，则让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早在体弱多病的家定将军在位时，有关将军继承人的争夺战就展开了。当时，将军世子(即下任将军)候选人有两位：和歌山藩主德川庆福，以及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德川庆喜。到了正式公布将军世子之时，因为之前德川齐昭和他的支持者批评过大老井伊直弼这位幕府的实权人物，指责他未经天皇敕许就下令与美国人签约，于是将军世子的头衔最终便归属了对手德川庆福。大老甚至还还下令对德川齐昭处以“禁闭”的惩罚，不得自由行动。

　　事情一波三折。大老井伊直弼在不久之后即惨死于樱田门外，暗杀者就是在将军职位争夺中失势的水户藩的藩士们。这些人决意杀死大老，还因为水户藩士对在“安政大狱”中受到的严厉处分十分不满。所谓“安政大狱”，指的是井伊直弼下令实施的根除幕府反对派的惩罚措施。全日本共有八名武士阶层的领袖因此自杀或被斩首，其中水户藩士就占了四名。

　　樱田门外之变后，萨摩、长州等强藩，都开始支持天皇，所有人都围绕着“破约攘夷”这个目标行动。可是不久之后， 因为无法认同激进的长州藩针对幕府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天皇将长州藩定为叛敌。这时，曾经的将军候选人德川庆喜，借机争取到了天皇的支持，还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赢得了第一次征讨长州藩战争的胜利。但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中，幕府因为盲目自信而输掉了大好局面。至此，所有人都已经看清，日本的未来只能依靠雄藩。就这样，各藩陆续加入了萨摩藩与长州藩组织的萨长盟约，同盟的势力不断壮大，日本的政治格局最终趋于稳定，为日后的明治维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作者在这本身患癌症后写作的书里，为读者悉心梳理了他在经年阅读档案后收获的幕府末期日本政坛的错综复杂的故事，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王政复古和大政奉还，都并非是通常 认为的“讨幕”的结果。他的主要证据是，不仅“尊王攘夷”的重要人物西乡隆盛曾明确表示过萨摩藩不会讨伐幕府，而且史料中也缺乏可信的解释，可以证明各藩结盟的主要动机就是“倒幕”。尽管有人评论说作者持这种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了情感因素的影响——他的恩师，正巧是与西乡隆盛齐名的“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但无论怎样，通读完此书，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这一观点至少是言之有据的，为我们认识邻国的近代政治转型提供了通说之外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