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长期以来一直住在东欧，撰写关于那里的文章，她最著名的作品是获得普利策奖的《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 A History)。但我最喜欢的是她1994年出版的《东西之间：跨越欧洲边界》(Between East and West: Across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这本书怪异而新颖，讲述她从波罗的海旅行至黑海的经历，她所经过的地区和城市在20世纪里曾先后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例如，今天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曾是苏联的Lvov;之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是波兰的Lwow;1914年之前，它又是奥匈帝国的莱姆堡(Lemberg)。这还不包括它曾在一战期间被沙皇俄国占领，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1918年被一个短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占领的经历。

一个拥有土地的家庭在逃亡的路上

　　在那次旅行中，她走访的大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受到现在所属的国家的威胁、这个国家在过去曾是他们的压迫者。他们觉得自己不公平地变成了立陶宛化的波兰人，或者是白俄罗斯化了的立陶宛人或鲁塞尼亚人——鲁塞尼亚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而其他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国家。这本书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近几年崛起的政治人士精心培养的正是这种怨愤的、受伤的民族或国家自豪感，从布达佩斯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到华盛顿的唐纳德·特朗普。

　　这种冲突的民族主义幽灵也贯穿在阿普尔鲍姆的新书《红色饥荒：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之中，该书详细讲述了于1933年达到顶峰的大饥荒，据估计，它导致500多万苏联人死亡，其中390多万为乌克兰人。斯大林从之前几年开始，无情地强迫数百万独立的小农进入新的集体农场，他确信这样能够提高生产力，养活苏联的城市。那些农民当然拒绝放弃自己的土地，纷纷屠杀和吃掉被要求跟他们一起带走的家畜，他们被带去集体农场后——有时是被枪逼着去的——几乎毫无劳动积极性。

　　这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但阿普尔鲍姆更多强调了与今天关系重大的一点：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将乌克兰视为一块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因此一直担心失去那块领土。甚至连解放农奴的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也将乌克兰语书籍和杂志列为禁书，禁止在剧院和歌剧院中使用这种语言。当时，尽管乌克兰城市里有很多俄罗斯人，但农村地区大部分人都讲乌克兰语，然而，学校里的儿童总体上必须接受俄罗斯语教育。

　　一战快结束时，各个帝国纷纷崩溃，在这种混乱之中，乌克兰宣布独立，但它著名的肥沃黑土和黑海港口成为各种相互对抗的独立运动的诱人战利品，遭到白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邻国争夺。经过数年极度血腥的争夺之后(1919年，基辅经历了十几次易手)，乌克兰被两个新生国家瓜分：波兰和苏联，后者抢占了大部分领土。

　　阿普尔鲍姆写道，甚至在实施灾难性的集体农业生产之前，俄罗斯的新统治者就已“再次遵循沙皇设定的先例”，“他们查封了乌克兰语报纸，禁止在学校使用乌克兰语，关闭了乌克兰语剧院”。1920年代中期，苏联政权稳固确立后，开始尝试一项新政策，就像在苏联的其他非俄罗斯地区一样，给予乌克兰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允许出版权威的乌俄词典。

　　然而，这个实施有限宽容政策的时期并没有让乌克兰人成为幸福的苏联人，只是引发了近800万居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建立更多乌克兰语学校的呼声;乌克兰人还要求进一步扩展边界，以纳入那些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克里姆林宫感到警惕，因此迅速扭转了政策。

　　1920年代末期，东正教的乌克兰教派遭到镇压，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教师和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其中45人在哈尔科夫歌剧院接受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在学校和图书馆中，数以千计的乌克兰语书籍被清理出去。那个字典项目如今被判定为颠覆行动，很多项目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和枪杀。一些乌克兰词语被规定不得在报刊上使用，必须以更近似俄语的词汇代替。官方甚至从乌克兰语的西里尔字母表中删掉了一个字母，让它看上去更像俄文，仿佛字母表也犯了叛国罪，不得不受到惩罚。

　　然后是一个完全不合情理的计划，迫使苏联最高产的一些农民放弃土地，搬到未经尝试的新集体农庄。这不仅是强行开展一个失败的意识形态规划，其执行过程也极为残酷，令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农民忍饥挨饿。农民家中不允许私藏粮食：共产党积极分子小队到他们家中搜查，掀开地板，用铁棒戳穿草堆，发现的东西一律没收，连下一年的庄稼种子也不放过。无数男女老少因饥饿而死，一具具瘦骨如柴的腐烂尸体在路边堆积起来，野狼侵占了废弃的农舍，然而搜查行动还在继续，搜出来的粮食有一部分被出口海外换取硬通货。当忠诚的党干部也开始表示反对时，他们遭到解职、监禁或枪杀。斯大林在1932年写信给亲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说道，如果对强征和集体化的抵制情绪不加以镇压，“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乌克兰。”

　　有计划的饥荒，处死该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对教会的破坏，以及对该国传统村庄文化的摧毁，这一切吓住了所有希望自治与独立的乌克兰人，令他们只能缄口不语。最终，过了60年，斯大林所担心的事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俄罗斯真的失去了乌克兰。如今，普京决心恢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或控制力，其背景的一部分正是20世纪之初两国人民交织在一起的这段悲惨历史。

　　阿普尔鲍姆辛勤挖掘了大量资料来源，包括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史;乌克兰的国家与地方档案(包括秘密警察档案);以及俄罗斯于1990年代公开的档案——其后部分档案又遭到封存，但是许多学者事先已经把其中不少文件公之于众。历史学家罗伯特·考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曾在30年前著有《悲伤的丰收》(The Hearvest of Sorrow)一书，堪称研究这段历史的开创性著作，但是阿普尔鲍姆收集的许多资料都是他当年无法得到的。

　　其中一段描述来自年轻的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1933年，他在遭受饥荒的地区徒步走了40英里，离开这个国家后，他为这场浩劫写下了一份对于西方媒体来说非常罕见的亲历实录。琼斯曾为此受到赞扬，但是关于他，阿普尔鲍姆还讲述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琼斯说出自己的经历之后，斯大林政府成功采取强硬手段，令英美驻莫斯科记者出言否认他所说的一切——尽管这些记者当中有些人还是琼斯的消息来源，把如果由他们自己报道就会遭到审查的信息透露给他。这个故事提醒人们，政客为了封锁或扭曲真相可以做出多么过分的行径——如今在很多国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都不亚于80年前的苏联。

　　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长期以来一直住在东欧，撰写关于那里的文章，她最著名的作品是获得普利策奖的《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 A History)。但我最喜欢的是她1994年出版的《东西之间：跨越欧洲边界》(Between East and West: Across the Borderlands of Europe)，这本书怪异而新颖，讲述她从波罗的海旅行至黑海的经历，她所经过的地区和城市在20世纪里曾先后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例如，今天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曾是苏联的Lvov;之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是波兰的Lwow;1914年之前，它又是奥匈帝国的莱姆堡(Lemberg)。这还不包括它曾在一战期间被沙皇俄国占领，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1918年被一个短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占领的经历。

一个拥有土地的家庭在逃亡的路上

　　在那次旅行中，她走访的大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受到现在所属的国家的威胁、这个国家在过去曾是他们的压迫者。他们觉得自己不公平地变成了立陶宛化的波兰人，或者是白俄罗斯化了的立陶宛人或鲁塞尼亚人——鲁塞尼亚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而其他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国家。这本书很有先见之明，因为近几年崛起的政治人士精心培养的正是这种怨愤的、受伤的民族或国家自豪感，从布达佩斯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到华盛顿的唐纳德·特朗普。

　　这种冲突的民族主义幽灵也贯穿在阿普尔鲍姆的新书《红色饥荒：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之中，该书详细讲述了于1933年达到顶峰的大饥荒，据估计，它导致500多万苏联人死亡，其中390多万为乌克兰人。斯大林从之前几年开始，无情地强迫数百万独立的小农进入新的集体农场，他确信这样能够提高生产力，养活苏联的城市。那些农民当然拒绝放弃自己的土地，纷纷屠杀和吃掉被要求跟他们一起带走的家畜，他们被带去集体农场后——有时是被枪逼着去的——几乎毫无劳动积极性。

　　这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但阿普尔鲍姆更多强调了与今天关系重大的一点：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将乌克兰视为一块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因此一直担心失去那块领土。甚至连解放农奴的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也将乌克兰语书籍和杂志列为禁书，禁止在剧院和歌剧院中使用这种语言。当时，尽管乌克兰城市里有很多俄罗斯人，但农村地区大部分人都讲乌克兰语，然而，学校里的儿童总体上必须接受俄罗斯语教育。

　　一战快结束时，各个帝国纷纷崩溃，在这种混乱之中，乌克兰宣布独立，但它著名的肥沃黑土和黑海港口成为各种相互对抗的独立运动的诱人战利品，遭到白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邻国争夺。经过数年极度血腥的争夺之后(1919年，基辅经历了十几次易手)，乌克兰被两个新生国家瓜分：波兰和苏联，后者抢占了大部分领土。

　　阿普尔鲍姆写道，甚至在实施灾难性的集体农业生产之前，俄罗斯的新统治者就已“再次遵循沙皇设定的先例”，“他们查封了乌克兰语报纸，禁止在学校使用乌克兰语，关闭了乌克兰语剧院”。1920年代中期，苏联政权稳固确立后，开始尝试一项新政策，就像在苏联的其他非俄罗斯地区一样，给予乌克兰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允许出版权威的乌俄词典。

　　然而，这个实施有限宽容政策的时期并没有让乌克兰人成为幸福的苏联人，只是引发了近800万居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建立更多乌克兰语学校的呼声;乌克兰人还要求进一步扩展边界，以纳入那些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克里姆林宫感到警惕，因此迅速扭转了政策。

　　1920年代末期，东正教的乌克兰教派遭到镇压，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教师和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其中45人在哈尔科夫歌剧院接受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在学校和图书馆中，数以千计的乌克兰语书籍被清理出去。那个字典项目如今被判定为颠覆行动，很多项目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和枪杀。一些乌克兰词语被规定不得在报刊上使用，必须以更近似俄语的词汇代替。官方甚至从乌克兰语的西里尔字母表中删掉了一个字母，让它看上去更像俄文，仿佛字母表也犯了叛国罪，不得不受到惩罚。

　　然后是一个完全不合情理的计划，迫使苏联最高产的一些农民放弃土地，搬到未经尝试的新集体农庄。这不仅是强行开展一个失败的意识形态规划，其执行过程也极为残酷，令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农民忍饥挨饿。农民家中不允许私藏粮食：共产党积极分子小队到他们家中搜查，掀开地板，用铁棒戳穿草堆，发现的东西一律没收，连下一年的庄稼种子也不放过。无数男女老少因饥饿而死，一具具瘦骨如柴的腐烂尸体在路边堆积起来，野狼侵占了废弃的农舍，然而搜查行动还在继续，搜出来的粮食有一部分被出口海外换取硬通货。当忠诚的党干部也开始表示反对时，他们遭到解职、监禁或枪杀。斯大林在1932年写信给亲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说道，如果对强征和集体化的抵制情绪不加以镇压，“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乌克兰。”

　　有计划的饥荒，处死该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对教会的破坏，以及对该国传统村庄文化的摧毁，这一切吓住了所有希望自治与独立的乌克兰人，令他们只能缄口不语。最终，过了60年，斯大林所担心的事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俄罗斯真的失去了乌克兰。如今，普京决心恢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或控制力，其背景的一部分正是20世纪之初两国人民交织在一起的这段悲惨历史。

　　阿普尔鲍姆辛勤挖掘了大量资料来源，包括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史;乌克兰的国家与地方档案(包括秘密警察档案);以及俄罗斯于1990年代公开的档案——其后部分档案又遭到封存，但是许多学者事先已经把其中不少文件公之于众。历史学家罗伯特·考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曾在30年前著有《悲伤的丰收》(The Hearvest of Sorrow)一书，堪称研究这段历史的开创性著作，但是阿普尔鲍姆收集的许多资料都是他当年无法得到的。

　　其中一段描述来自年轻的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1933年，他在遭受饥荒的地区徒步走了40英里，离开这个国家后，他为这场浩劫写下了一份对于西方媒体来说非常罕见的亲历实录。琼斯曾为此受到赞扬，但是关于他，阿普尔鲍姆还讲述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琼斯说出自己的经历之后，斯大林政府成功采取强硬手段，令英美驻莫斯科记者出言否认他所说的一切——尽管这些记者当中有些人还是琼斯的消息来源，把如果由他们自己报道就会遭到审查的信息透露给他。这个故事提醒人们，政客为了封锁或扭曲真相可以做出多么过分的行径——如今在很多国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都不亚于80年前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