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二战炮火后的世界格局中，殖民、冷战、帝国化已经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帝国主义”的影响并不限于殖民地地区，同样也作用于帝国中心的社会肌理。本文从这一“帝国化”的角度审视了战后东亚秩序的裂变，阐释“去帝国”与“去殖民”的方法论。中国崛起不仅需要面对相应新一轮的地区统合，中国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敦促思想界更为积极地去重新梳理沉淀于历史过程中值得挖掘的理念，将其作为反思资源，从而避免古老的中西二元对立逻辑再次上场以及帝国欲望重演。

　　场域

　　所谓殖民–地理–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架构，是希望藉此对前/殖民地世界在当代的文化形式、实践与机构提出更为贴切的解释。整体而言，此分析同时是与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三个主要场域进行对话：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亚洲的亚洲研究。

　　后殖民文化研究正处于胶着状态，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根本姿态是一直偏执地对所谓的西方进行批判，于是也就被批判的对象所制约，持续延伸原有的妒恨关系，而无法积极地开展更为开阔的主体性。批判西方是必要的，但是只着眼于此，会走进死胡同里，并让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世界已经告别殖民主义、进入后殖民时代的讲法。也就是说，现代殖民主义的基本动力及其形塑的力量来自于西方，那么后殖民论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识，却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范围内，还没有能够摆脱寄生于殖民主义的命运。“亚洲作为方法”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是在试图向前走一步，思考如何超克后殖民批判的局限，而主要的动力在于经由将分析场域移转到亚洲的脉络中，聚焦于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去帝国问题。向亚洲转向的提案的理论依据在于，只有经由将认同对象的多元移转，以及建立起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于西方极其顽固的妒恨，也只有在消解妒恨政治的同时，才有可能超脱各种形式认同政治的限制，在新的情势中建立起真实的连带。

　　如果说后殖民研究的问题在于执着于批判西方，那么环绕着全球化论述的大问题则是快速地想要忘掉、乃至于割断全球化与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殖民–地理–历史唯物论的逆向操作主要动力在于将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历史，放回全球化的研究与论述当中，并且提出如果没有掌握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轨迹，我们无法充分解释全球化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遑论介入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想继续处于被动批判，要反守为攻能够对全球化状态提出进步的想像，就必须是建立在去帝国的前提之上，未经去帝国化运动的全球化，极为可能只是在隐藏新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真面目。因此，如果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在重建一个和平的新世界，让人们可以少些仇恨多些和睦的相处，那么我们就无法继续容许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横行，得认真思索帝国主义为人类历史所带来的错误与苦痛，特别是一直到今天所造成的问题，这样的反思是当前迈向去帝国化运动最基本的起跑点。

　　第三个对话的领域就是所谓的亚洲研究。在过去，亚洲研究大部分是由外在于亚洲地理区域的研究所构成，特别是具有区域研究传统的西欧及美国。而全球情势的改变，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也带动了一个新的现象，亦即“亚洲的亚洲研究”这样的讲法正开始受到广泛的注意。这个新兴的论述，似乎意味着在亚洲的统合过程中，亚洲本身需要整套不同于过去欧美地区有关于亚洲的知识生产。如果亚洲的亚洲研究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话，那或许是亚洲不同地方该生产出对于邻近国家乃至于整个亚洲区域，不同于以往的自我认识，不再继续透过帝国主义的眼神认识自己及邻居。发人深省的是，“亚洲的亚洲研究”所召唤的是突然地意识到，弄了半天原来我们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亚洲研究，只是没有用亚洲研究去命名自己的知识生产，而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本身亚洲意识的薄弱。如果亚洲研究最宽的界定是，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在亚洲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会突然恍然大悟，发现大家一直在做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亚洲研究。经常，亚洲学者的研究是在试图理解自己所处身的社会，但是或许在学来欧美学界贬低区域研究的特殊主义论调之后，认为那不够高级，不够理论，不够普遍，所以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亚洲研究。如果这样的观察可以成立的话，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或喜欢，世界上最为大量的亚洲研究人员其实就在亚洲，而不是在亚洲之外的欧美地区。当然，真正的挑战绝对不会是在抢亚洲研究的地盘，而是得去找到在亚洲从事亚洲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提炼出什么更具活力的知识。

　　这样的提法在认识论层次的积极意义在于：如果我们一直都在做亚洲研究，那么欧洲人、北美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非洲人其实也都还没能够跨越自身历史的限制，也都还在做本土研究。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布迪厄也只是在做欧洲研究，因为欧洲经验是他们论述最根本的参考系统。所谓理论的普遍主义声称，其实为时过早，必须先被去帝国化，也才可能认知到人的知识其实是极度有限的。

　　立论

　　这里要提出的主要立论是：去殖民与去帝国其实无法真的展开，直到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契机才逐渐出现。这里所说的去殖民，指称的不仅仅只是一般理解当初二次战后，以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反殖民运动，而是被殖民者试图透过高度的自觉，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总体层次上，反思、处理自身与殖民者之间(新)的历史关系。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暴力而且痛苦的，往往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与自我的再发现，欲求的无非是能够形成一种有尊严、有自主意识的主体性。

　　如果说，去殖民基本上是被殖民者本身的积极努力，那么去帝国化则该是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很可能是一样的痛苦，得先认知过去自己的国家/国人所犯下的错误，尔后努力地去发现与被殖民者之间所可能建立出的新的关系。这个反思的任务在于得用“心”在情感的层次上面对殖民及帝国的主体，过去的动力、作为与欲望，特别是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历史后果，对自己与别人的主体性所构成的作用。

　　去殖民与去帝国，这两个运动之间相互运动、相互交错、相互渗透，虽然运动的强度与力道是非常不均衡的。简单地说，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是动力之所在，而透过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批判性地重新检验帝国主义的历史冲击力。如果要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地运转下去，这样的反思不容妥协。

　　这里所使用的全球化这个字眼，并不是依循新自由主义的宣称，认为帝国主义已然是历史的废墟，当前的世界已经是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相互为利。恰恰相反，我所谓的全球化指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动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试图入侵/殖民地球的所有空间，它已经打破了很多原有的国界，同时也在统合以前不相连接的区块。在此全球化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加速恶化，帝国主义以新的形式出场。

　　将分析焦点摆在东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立论是：二次大战后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快速地被冷战体制所拦截，只有到80年代冷战开始松动，成为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时，去殖民才找到出发的生机，开始凝聚与散放之前被压抑现在得以重返的力量。但是，不同于战后初期，这一波的去殖民不再只能处理殖民问题，必须同时面对去冷战及去帝国化的问题。事实上，这三个运动——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必须同时进行，原因正是殖民、冷战、帝国化已经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除非这个三位一体的运动可以同时展开，否则不论是在前/殖民地与前/帝国中心地带，类似911事件的悲剧将会不断地上演。

　　历史叙述

　　让我们放慢脚步，细说上面这个抽象的立论。

　　从原来暧昧不明到目前已经逐渐清楚的大势是：区域化是全球化的重要面向，各个层次的区域性再/统合成为世界各地的时势。非洲联盟、拉丁美洲统合组织、欧洲联盟，以及东南亚联盟加三等等，都是这个大势所趋的具体表现。911事件后布什政权的强势军事行动加速了区域主义整体世界结构的形成，其动力及效果上都是在制衡美国帝国主义趁机再次扩张。在东亚，虽然区域性的统合在发生，但是相较于上述各地其速度极为缓慢，主因在于区域中过去的历史敌意与不信任，使得更为清晰的统合架构难以浮现。

　　18世纪以后，处于东亚中心位置的“中华帝国”逐步瓦解，原先相对稳定的区域结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条约及朝贡体系所构筑的“世界秩序”，也相继松动。整体区域的权力关系于是改变，处于边缘位置的日本，开始试图取代中国的中心位置。

　　但是封建朝贡体系的崩解，并不意味着区域内长期历史所维系的“国际关系”就此了结。虽然东亚的政治结构被重新变造，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为分野及区隔，但是历史还是有其自身的厚度，不可能就此快速且全面性地解体，当前的区域性统合正是那样纠缠的历史关系的表现。二次战后所形成的独立民族国家，虽然已经转化成新的大/小国关系，但是基本上沿着过去历史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切线来划分：中国的身分转化成为民族国家，而日本、韩国、越南也先后成为独立国，唯一的例外是琉球。

　　简化地说，当前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构成，混合/变造了旧有的中国中心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这样矛盾而又异质的历史经验，也进一步复杂化了既有的殖民主义叙述。

　　举例来说，中国大陆的整体领土基本上从未被“殖民”过，而是被瓜分后“租借”给西方列强。这里，我们刻意地做了一个分析上的区别，把殖民地与租借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更重要的，这指涉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体性。

　　东北亚现代最早的殖民地该是香港，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日本在1872年并吞琉球，1895年甲午战后占领台湾。日俄战争后，1905年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帝国并吞。虽然在1911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大陆建立，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不是共和国的一部分。接着，1932年满州国傀儡政权在中国东北建立，实质上为日本的附庸。1937年日本全面军事侵华，开启了八年抗日战争，最后日本在1945年宣布投降。

　　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当前东北亚区域性统合的困难所在，正是历史上中国长期所处的优势支配位置，以及日本二次战前扩张性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为整个区域带来了不安与焦虑。

　　在这里，我们得再次做分析上的区分，把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换句话说，日本在台湾及朝鲜的统治是标准的殖民主义，而在中国大陆的操作则是帝国主义的形式。亦即，殖民地的人民是直接被外来政权所统治，而中国大陆从未像台湾及朝鲜半岛那样被“殖民”或是“占领”。与之前的上海及天津，后来的香港、澳门等租借地不同，当初台湾与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时，没有特定占领期满的时限让老百姓可以想像殖民统治只是暂时的、会在预定时间内终止，而这样的差异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抽象地说，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深化的形式，帝国主义不必然是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必然是帝国主义。(在此意义下，与前面的讨论呼应，理论上来说，去帝国是较去殖民更为广泛的运动。)

　　为了动员殖民地的被统治者积极参与所谓大东亚战争，日本的殖民机器，在1937年起发动了皇民化运动，试图将台湾及朝鲜的被殖民人口，加速转化成皇民主体。皇民化在表面上是要将被殖民主体进一步地“同化”，但是过去被忽略掉的事实是，帝国核心的人民也同时是在被“皇民化”。日本的皇民化运动让我们在理论的层次上看到，这个帝国化的历史过程其实发生在所有的殖民地与殖民母国。

　　理解这点是相当关键的。皇民化被英译为imperialization of the subject，再翻回中文，就是主体/老百姓的“帝国化”。过去的学术用语中，我们用“同化”来理解殖民者企图将殖民地以“我”的方式，转化成像“我”这样“文明”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同化是单向过程，永远是被殖民者向殖民者的同化、认同，好像帝国本身的子民与殖民地无关，殖民机器也不需要在其内部进行调整，来应对殖民地“加入”所产生的新情势。“帝国化”没有成为重要的分析语汇，就无法正面揭示其中的双向运动过程。这是关键之所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帝国化过程不只在殖民地进行，也同时在帝国核心发生。在此前提下，日本的皇民化运动可以读成是一个自我问题化的历史实践，它的存在拉出了这个双向过程的问题意识。

　　果真这样的理论推进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逻辑上的下一步则会是更具突破性的：在帝国瓦解的过程中，去帝国化也应该得在殖民地与殖民母国发生。如果跳过/免掉这个去帝国化的过程，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945年日本战败，正当去帝国化过程要开始发生时，日本立刻被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殖民”了。七年之间(1945至1952年)，日本被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统治(而冲绳直到1972年才“复归”日本，1945至1972年期间冲绳人民极为痛苦地活在美国的威权军事体制之下，这是美国帝国主义史上最丑陋，但也最被忽略的一章)，日本的身分快速地由殖民者变成被殖民者，在此情况下拦截了日本在其内部进行去帝国化反思工作的契机，更遑论处理与前殖民地朝鲜及台湾，乃至于满州国的历史关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带来的不只是朝鲜民族内部的残杀，也使得南北韩成为分割国家。到了1956年，朝鲜战争结束，全球性的冷战结构在东亚确立。

　　冷战结构将东亚区域分隔了二十年，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才松动互为禁止区的格局。在此之前的冷战高峰期，日本、冲绳、南韩、台湾成了美国的保护国。我认为这段期间最为关键的冲击，就是在东亚的资本主义地带构筑了“反共亲美”这个铺天盖地的长期结构，至今难以解除。

　　几个关键的效应于焉形成。

　　第一，这个体制成功地妖魔化了社会主义世界，营造了共产匪徒的负面意象，提供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反民主势力得以结盟的藉口。把共匪当成异己的基本结构，成为东亚各个威权军事体制与右翼保守政府，能够在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对草根的民主力量进行镇压的历史因素。依据这个结构所制造的意识型态幻想，反政府就等于是支持共产党，因而威权法西斯体制找到正当性对异己滥行逮捕，具有反思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潮于是中断。

　　第二，推动日本去帝国化，以及冲绳、朝鲜、台湾、日本(甚至是香港、澳门)去殖民的动力被延后，这股去政治化的社会能量被转移到战后经济发展的领域当中，反思过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历史关系成为禁忌。在当时进行批判性的反省，被视为可能造成由美国所领导的所谓“民主阵营”的内部分化，让共产势力有机可乘。殖民主义历史问题的讨论，因而被长期关闭起来。

　　第三，在前殖民地重新发现与重新建立主体性的契机于是丧失。同时，由于日本、冲绳、台湾、南韩成为美国保护下的次殖民地，东亚区块的主体性从此染上浓厚的美国色彩。准确地说，美国至此之后内在于东亚，成为东亚主体性构成的一部分。因此，冷战带来的是历史的既连续又断裂，美国新帝国主义一方面截断但同时又承续了日本殖民主义。

　　换句话说，冷战中介了旧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

　　60年代的越战深化了亲美反共的结构。美国在越南战败的那段历史，并没有在美国本土产生足够的力道，将反战运动全面推向去帝国化运动——如果这个总体的反思运动真的发生，那么美国军国主义在后来就不会有土壤继续强化。相反的，战败进一步巩固了区域性的亲美反共，冷战结构一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弱化，到了8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的倒台，资本主义的胜利”的口号流行于世，冷战结构才又更进一步的退潮。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语汇开始崛起的时刻，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以后成为学院内的关键字。

　　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冷战时代活在半个、分裂的世界。新自由主义分子取得了主导性的发言位置后，正在营造一种后冷战/全球化的感觉结构，带动今天世界的走向，其表面上以意识型态的终结与第三条路来自我呈现，其实背后却是高度的意识型态，想要扫除障碍，让强势资本可以进入整个地球，攻占“自由市场”。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以资本为动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东北亚也创造了新的机会：之前相互阻绝的地区慢慢地在开通，举例来说，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互动在80年代末期逐步展开，南北韩之间有限制的互访也在2000年后成为可能;正面地说，区域性的和解正在发生。更重要的是，冷战的松动以及追求全球化的动力，使得像在台湾及南韩的民主反对运动，找到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始发动原来被压制但现在可以进行的抗争。

　　这个迟来的民主化时刻，恰恰是去殖民的新开端，一方面反对运动得对抗背后有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威权体制，另一方面则经由重新打开被关闭的战前殖民主义历史，构成了这一波去殖民运动的基本形式。或许可以这么说：政治上的反对运动能够出现，其实是受到更为宽广同时也更为深藏的力量的支持，这股支撑的动力就是所谓的“本土化”运动。用南地(Ashis Nandy)的话来说，本土化运动的意涵就是“自我的丧失与再生”。传统的再发现与国族历史的重写，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表现形式。我认为，70、80年代以后，南韩的“文化复兴”(revitalization)运动与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都是政治民主反对运动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然而处于全球化的新情势中，这一波去殖民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前一个时期以国家独立为形式的反殖民运动，冷战时期所累积下来的政治过程，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基本状况。在台湾，由于(1)去殖民运动并没有能够在战后初期就适时崛起，厘清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关系;(2)中共成功地被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为共匪;(3)美国被塑造成政治“民主”唯一的样板，因而美国免疫于任何反省与批判。结果，中国大陆与1949年来台的外省籍人，成为台湾族群民族主义这一次本土化运动的攻击对象，相对而言，日本与美国反倒被视为是台湾今天得以“繁荣”的大恩人。

　　尽管在这样的限制下，以往被视为禁地的日据时代殖民史，也在90年代成为台湾的显学，即使这个面对历史的方式大有问题，基本上是以统独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但这终究是在未完成的去殖民路线上前进。相对于台湾，南韩也早已开始处理它与日本的殖民关系，集中在慰安妇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2002年最具和解意义的由韩日双方共同制作《冬季恋歌》电视连续剧。更为重要也更困难的是，南韩卢武铉政府开始处理撤除美军基地的问题。2005年由韩、中、日三国学者与教师共同编着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正式出版，进一步显示出在区域性和解的大势中南韩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坦白说，南韩深植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力量，远远强过于台湾，它在区域能够发挥的带动总体变化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只是总体而言，台湾与南韩的去殖民运动，能够推动到什么程度，确实需要并值得持续关注与辩论。

　　东亚区域中最为纠结复杂的面向表现在日本所具有的双重身分：战前是殖民者，战后是被殖民者——这两者身分相互消解，不分左右。作为殖民者，日本必须去化解它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所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造成对亚洲邻居永远无法弥补的罪恶感;作为被殖民者，日本又必须得处理它对于美国高度矛盾的爱恨情结。从一个角度来看，日本战后的知识史可被视为不断的自我批判，想要面对日本人民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共谋关系，像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传统就代表了这个路线，对准日本民族的法西斯人格进行解释与批判。但是在同时，处于冷战结构下，日本内部政治力量的左右分裂，使得它的批判圈并没有能够积极地处理与前殖民地及被侵略地区的历史关系。左右对立的优先性遮蔽了也躲过了历史问题，左翼把想像投向中国，后来又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所困，乃至于幻灭。右派则将殖民的乡愁投射向南韩、台湾，把台湾当成真正的中国，甚至是真正但已不再存在的日本的倒影与折射。

　　日本“脱殖民地化”(decolonialization 这是前辈运动/思想家武藤一羊使用的英文翻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去帝国化)的思辩，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在批判圈中开始展开，想要去面对日本与前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史上的关系。这个检讨首先透过慰安妇问题，而后由资深运动家花崎皋平(Hanasaki Kohei)开始了一连串的辩论。今天，日本的批判分子也经由冲绳军事基地问题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并且在911事件后积极推动串连亚洲的和平运动。我认为，在未来的十年间，美国(主义)问题仍旧会是日本知识分子最为困扰但是又不能不积极面对的挑战。

　　上面的历史叙述以18世纪中华帝国的逐渐崩解为起点，现在回到当代中国。在一个世纪以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后，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逐步收回了失去的领土主权――香港1997年回归，澳门1999年，目前剩下悬置的台湾。由于一个世纪来的反帝国主义经验，或许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正是建立在反帝之上，中国与前/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未了，这段历史依然深埋在中国人的心中，当中国完全“现代化”、站起来以后，目前搁置的问题还是得重新面对。

　　从中国历史的内部来看，国共之间1945至49年及其之后持续延伸的内战，其实是对于现代性走向的路线之争，用我们所提出的分析语言就是选择不同的去殖民与去帝国策略的斗争。与南北韩的状况不同，早已有停战协定的签署，国共内战从未正式宣告结束。1949年后，国民党在美国的保护下选择了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则深受苏联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种反资本主义扩张的去殖民、去帝国运动形式，是以阶级政治之名来进行，那么中国大陆去殖民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它的第三世界主义时期，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时正式形成。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连带是打开中华帝国以自我为中心世界观的一个契机，举例来说，从50年代起到70年代，大量翻译来自第三世界各地的文学所形成的知识运动，暂时打破了传统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论限制。纵使第三世界主义的去殖民年代是相对短暂的，但是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所留下来的效应不能低估。

　　中国70年代后期的重返世界，从现在来看，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对整个东亚区域而言。在中国内部，变化的意义是极度深远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标示出这个变化的关键点：正式宣告向市场转向。就跟东亚资本主义地带的其他国家一样，战后的初期倾全力投入经济发展，90年代以后的中国至今处于涡轮快转的总体气氛当中，经济发展早已成为全民运动，或谓民族运动。这样强大的努力赚钱运动确实是一种救赎，是在对50年代以后的短缺时代进行还债。如果说战后的日本、冲绳、台湾与南韩的经验可以参考的话，也就是说原先被压抑掉的去殖民与去帝国的能量，终将因为经济的起飞而重返，那么我们同样地也需预估中国迟早将得重提帝国主义的历史问题。

　　吊诡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仅把中国摆到全球权力的中心位置，也同时启动了东北亚区域统合的想像(同时是正面也是负面的)。这个重心的移转正在构筑一个新的区域结构，如果要以老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复辟来理解当前的情势，当然会是极度荒谬，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国领导人想要消解区域性的焦虑所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口号，却也真实地混杂了各地深深感受到的“中国威胁论”，这两种复杂的心情反应了两个历史情境的重叠。所以，这个新的区域结构会演变成什么模样，牵扯到太多变动的因素目前无法预估，但是东亚的知识界必须要认真思考大国与小国存在的事实，要能够共同发展出相互平等对待的机制，包含分担不同大小的责任。

　　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区域性的统合要能够向前推进的话，形成具有反思意义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就变得极为迫切。我认为，这是中国批判知识分子，乃至于整个东亚的批判圈，最为重要的挑战与责任。对于批判性的华人/中国知识分子(我自认为是其中的一分子)而言，政治上的困难度是要同时能够两面作战：一方面得面对整个世纪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苦难历史，这个真实的情感导致了今天在中国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出头天主义，而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无法面对这股朴素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又得同时积极反思中国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帝国”(甚至是帝国主义)身分，特别是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对于整个东亚区域造成的霸权压力。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在大陆内部或是在区域中辩论中国是不是、或者未来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取代美国的)大帝国，那样于事无补，而是得更为积极地去重新梳理沉淀于历史过程中值得挖掘的理念，包括第三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甚至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这些理念要能成为反思的资源，才有可能挑战正以暗流方式散播的场景：世界上最后剩下的只有中华帝国与美国帝国的对抗。这样的想像其实就是帝国欲望再次复制出的梦魇，导致古老的中西二元对立逻辑再次上场，中国中心主义再次还魂，把世界的其他人全部排除在视野之外。

　　本文摘编自《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行人文化2006年版)，原标题为《导论：全球化与去帝国》

　　经历了二战炮火后的世界格局中，殖民、冷战、帝国化已经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帝国主义”的影响并不限于殖民地地区，同样也作用于帝国中心的社会肌理。本文从这一“帝国化”的角度审视了战后东亚秩序的裂变，阐释“去帝国”与“去殖民”的方法论。中国崛起不仅需要面对相应新一轮的地区统合，中国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敦促思想界更为积极地去重新梳理沉淀于历史过程中值得挖掘的理念，将其作为反思资源，从而避免古老的中西二元对立逻辑再次上场以及帝国欲望重演。

　　场域

　　所谓殖民–地理–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架构，是希望藉此对前/殖民地世界在当代的文化形式、实践与机构提出更为贴切的解释。整体而言，此分析同时是与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三个主要场域进行对话：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亚洲的亚洲研究。

　　后殖民文化研究正处于胶着状态，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根本姿态是一直偏执地对所谓的西方进行批判，于是也就被批判的对象所制约，持续延伸原有的妒恨关系，而无法积极地开展更为开阔的主体性。批判西方是必要的，但是只着眼于此，会走进死胡同里，并让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世界已经告别殖民主义、进入后殖民时代的讲法。也就是说，现代殖民主义的基本动力及其形塑的力量来自于西方，那么后殖民论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识，却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范围内，还没有能够摆脱寄生于殖民主义的命运。“亚洲作为方法”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是在试图向前走一步，思考如何超克后殖民批判的局限，而主要的动力在于经由将分析场域移转到亚洲的脉络中，聚焦于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去帝国问题。向亚洲转向的提案的理论依据在于，只有经由将认同对象的多元移转，以及建立起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于西方极其顽固的妒恨，也只有在消解妒恨政治的同时，才有可能超脱各种形式认同政治的限制，在新的情势中建立起真实的连带。

　　如果说后殖民研究的问题在于执着于批判西方，那么环绕着全球化论述的大问题则是快速地想要忘掉、乃至于割断全球化与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殖民–地理–历史唯物论的逆向操作主要动力在于将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历史，放回全球化的研究与论述当中，并且提出如果没有掌握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轨迹，我们无法充分解释全球化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遑论介入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想继续处于被动批判，要反守为攻能够对全球化状态提出进步的想像，就必须是建立在去帝国的前提之上，未经去帝国化运动的全球化，极为可能只是在隐藏新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真面目。因此，如果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在重建一个和平的新世界，让人们可以少些仇恨多些和睦的相处，那么我们就无法继续容许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横行，得认真思索帝国主义为人类历史所带来的错误与苦痛，特别是一直到今天所造成的问题，这样的反思是当前迈向去帝国化运动最基本的起跑点。

　　第三个对话的领域就是所谓的亚洲研究。在过去，亚洲研究大部分是由外在于亚洲地理区域的研究所构成，特别是具有区域研究传统的西欧及美国。而全球情势的改变，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也带动了一个新的现象，亦即“亚洲的亚洲研究”这样的讲法正开始受到广泛的注意。这个新兴的论述，似乎意味着在亚洲的统合过程中，亚洲本身需要整套不同于过去欧美地区有关于亚洲的知识生产。如果亚洲的亚洲研究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话，那或许是亚洲不同地方该生产出对于邻近国家乃至于整个亚洲区域，不同于以往的自我认识，不再继续透过帝国主义的眼神认识自己及邻居。发人深省的是，“亚洲的亚洲研究”所召唤的是突然地意识到，弄了半天原来我们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亚洲研究，只是没有用亚洲研究去命名自己的知识生产，而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本身亚洲意识的薄弱。如果亚洲研究最宽的界定是，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在亚洲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会突然恍然大悟，发现大家一直在做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亚洲研究。经常，亚洲学者的研究是在试图理解自己所处身的社会，但是或许在学来欧美学界贬低区域研究的特殊主义论调之后，认为那不够高级，不够理论，不够普遍，所以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亚洲研究。如果这样的观察可以成立的话，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或喜欢，世界上最为大量的亚洲研究人员其实就在亚洲，而不是在亚洲之外的欧美地区。当然，真正的挑战绝对不会是在抢亚洲研究的地盘，而是得去找到在亚洲从事亚洲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提炼出什么更具活力的知识。

　　这样的提法在认识论层次的积极意义在于：如果我们一直都在做亚洲研究，那么欧洲人、北美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非洲人其实也都还没能够跨越自身历史的限制，也都还在做本土研究。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布迪厄也只是在做欧洲研究，因为欧洲经验是他们论述最根本的参考系统。所谓理论的普遍主义声称，其实为时过早，必须先被去帝国化，也才可能认知到人的知识其实是极度有限的。

　　立论

　　这里要提出的主要立论是：去殖民与去帝国其实无法真的展开，直到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契机才逐渐出现。这里所说的去殖民，指称的不仅仅只是一般理解当初二次战后，以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反殖民运动，而是被殖民者试图透过高度的自觉，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总体层次上，反思、处理自身与殖民者之间(新)的历史关系。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暴力而且痛苦的，往往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与自我的再发现，欲求的无非是能够形成一种有尊严、有自主意识的主体性。

　　如果说，去殖民基本上是被殖民者本身的积极努力，那么去帝国化则该是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很可能是一样的痛苦，得先认知过去自己的国家/国人所犯下的错误，尔后努力地去发现与被殖民者之间所可能建立出的新的关系。这个反思的任务在于得用“心”在情感的层次上面对殖民及帝国的主体，过去的动力、作为与欲望，特别是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历史后果，对自己与别人的主体性所构成的作用。

　　去殖民与去帝国，这两个运动之间相互运动、相互交错、相互渗透，虽然运动的强度与力道是非常不均衡的。简单地说，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是动力之所在，而透过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批判性地重新检验帝国主义的历史冲击力。如果要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地运转下去，这样的反思不容妥协。

　　这里所使用的全球化这个字眼，并不是依循新自由主义的宣称，认为帝国主义已然是历史的废墟，当前的世界已经是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相互为利。恰恰相反，我所谓的全球化指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动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试图入侵/殖民地球的所有空间，它已经打破了很多原有的国界，同时也在统合以前不相连接的区块。在此全球化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加速恶化，帝国主义以新的形式出场。

　　将分析焦点摆在东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立论是：二次大战后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快速地被冷战体制所拦截，只有到80年代冷战开始松动，成为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时，去殖民才找到出发的生机，开始凝聚与散放之前被压抑现在得以重返的力量。但是，不同于战后初期，这一波的去殖民不再只能处理殖民问题，必须同时面对去冷战及去帝国化的问题。事实上，这三个运动——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必须同时进行，原因正是殖民、冷战、帝国化已经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除非这个三位一体的运动可以同时展开，否则不论是在前/殖民地与前/帝国中心地带，类似911事件的悲剧将会不断地上演。

　　历史叙述

　　让我们放慢脚步，细说上面这个抽象的立论。

　　从原来暧昧不明到目前已经逐渐清楚的大势是：区域化是全球化的重要面向，各个层次的区域性再/统合成为世界各地的时势。非洲联盟、拉丁美洲统合组织、欧洲联盟，以及东南亚联盟加三等等，都是这个大势所趋的具体表现。911事件后布什政权的强势军事行动加速了区域主义整体世界结构的形成，其动力及效果上都是在制衡美国帝国主义趁机再次扩张。在东亚，虽然区域性的统合在发生，但是相较于上述各地其速度极为缓慢，主因在于区域中过去的历史敌意与不信任，使得更为清晰的统合架构难以浮现。

　　18世纪以后，处于东亚中心位置的“中华帝国”逐步瓦解，原先相对稳定的区域结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条约及朝贡体系所构筑的“世界秩序”，也相继松动。整体区域的权力关系于是改变，处于边缘位置的日本，开始试图取代中国的中心位置。

　　但是封建朝贡体系的崩解，并不意味着区域内长期历史所维系的“国际关系”就此了结。虽然东亚的政治结构被重新变造，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为分野及区隔，但是历史还是有其自身的厚度，不可能就此快速且全面性地解体，当前的区域性统合正是那样纠缠的历史关系的表现。二次战后所形成的独立民族国家，虽然已经转化成新的大/小国关系，但是基本上沿着过去历史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切线来划分：中国的身分转化成为民族国家，而日本、韩国、越南也先后成为独立国，唯一的例外是琉球。

　　简化地说，当前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构成，混合/变造了旧有的中国中心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这样矛盾而又异质的历史经验，也进一步复杂化了既有的殖民主义叙述。

　　举例来说，中国大陆的整体领土基本上从未被“殖民”过，而是被瓜分后“租借”给西方列强。这里，我们刻意地做了一个分析上的区别，把殖民地与租借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更重要的，这指涉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体性。

　　东北亚现代最早的殖民地该是香港，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日本在1872年并吞琉球，1895年甲午战后占领台湾。日俄战争后，1905年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帝国并吞。虽然在1911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大陆建立，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不是共和国的一部分。接着，1932年满州国傀儡政权在中国东北建立，实质上为日本的附庸。1937年日本全面军事侵华，开启了八年抗日战争，最后日本在1945年宣布投降。

　　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当前东北亚区域性统合的困难所在，正是历史上中国长期所处的优势支配位置，以及日本二次战前扩张性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为整个区域带来了不安与焦虑。

　　在这里，我们得再次做分析上的区分，把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换句话说，日本在台湾及朝鲜的统治是标准的殖民主义，而在中国大陆的操作则是帝国主义的形式。亦即，殖民地的人民是直接被外来政权所统治，而中国大陆从未像台湾及朝鲜半岛那样被“殖民”或是“占领”。与之前的上海及天津，后来的香港、澳门等租借地不同，当初台湾与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时，没有特定占领期满的时限让老百姓可以想像殖民统治只是暂时的、会在预定时间内终止，而这样的差异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抽象地说，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深化的形式，帝国主义不必然是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必然是帝国主义。(在此意义下，与前面的讨论呼应，理论上来说，去帝国是较去殖民更为广泛的运动。)

　　为了动员殖民地的被统治者积极参与所谓大东亚战争，日本的殖民机器，在1937年起发动了皇民化运动，试图将台湾及朝鲜的被殖民人口，加速转化成皇民主体。皇民化在表面上是要将被殖民主体进一步地“同化”，但是过去被忽略掉的事实是，帝国核心的人民也同时是在被“皇民化”。日本的皇民化运动让我们在理论的层次上看到，这个帝国化的历史过程其实发生在所有的殖民地与殖民母国。

　　理解这点是相当关键的。皇民化被英译为imperialization of the subject，再翻回中文，就是主体/老百姓的“帝国化”。过去的学术用语中，我们用“同化”来理解殖民者企图将殖民地以“我”的方式，转化成像“我”这样“文明”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同化是单向过程，永远是被殖民者向殖民者的同化、认同，好像帝国本身的子民与殖民地无关，殖民机器也不需要在其内部进行调整，来应对殖民地“加入”所产生的新情势。“帝国化”没有成为重要的分析语汇，就无法正面揭示其中的双向运动过程。这是关键之所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帝国化过程不只在殖民地进行，也同时在帝国核心发生。在此前提下，日本的皇民化运动可以读成是一个自我问题化的历史实践，它的存在拉出了这个双向过程的问题意识。

　　果真这样的理论推进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逻辑上的下一步则会是更具突破性的：在帝国瓦解的过程中，去帝国化也应该得在殖民地与殖民母国发生。如果跳过/免掉这个去帝国化的过程，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945年日本战败，正当去帝国化过程要开始发生时，日本立刻被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殖民”了。七年之间(1945至1952年)，日本被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统治(而冲绳直到1972年才“复归”日本，1945至1972年期间冲绳人民极为痛苦地活在美国的威权军事体制之下，这是美国帝国主义史上最丑陋，但也最被忽略的一章)，日本的身分快速地由殖民者变成被殖民者，在此情况下拦截了日本在其内部进行去帝国化反思工作的契机，更遑论处理与前殖民地朝鲜及台湾，乃至于满州国的历史关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带来的不只是朝鲜民族内部的残杀，也使得南北韩成为分割国家。到了1956年，朝鲜战争结束，全球性的冷战结构在东亚确立。

　　冷战结构将东亚区域分隔了二十年，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才松动互为禁止区的格局。在此之前的冷战高峰期，日本、冲绳、南韩、台湾成了美国的保护国。我认为这段期间最为关键的冲击，就是在东亚的资本主义地带构筑了“反共亲美”这个铺天盖地的长期结构，至今难以解除。

　　几个关键的效应于焉形成。

　　第一，这个体制成功地妖魔化了社会主义世界，营造了共产匪徒的负面意象，提供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反民主势力得以结盟的藉口。把共匪当成异己的基本结构，成为东亚各个威权军事体制与右翼保守政府，能够在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对草根的民主力量进行镇压的历史因素。依据这个结构所制造的意识型态幻想，反政府就等于是支持共产党，因而威权法西斯体制找到正当性对异己滥行逮捕，具有反思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潮于是中断。

　　第二，推动日本去帝国化，以及冲绳、朝鲜、台湾、日本(甚至是香港、澳门)去殖民的动力被延后，这股去政治化的社会能量被转移到战后经济发展的领域当中，反思过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历史关系成为禁忌。在当时进行批判性的反省，被视为可能造成由美国所领导的所谓“民主阵营”的内部分化，让共产势力有机可乘。殖民主义历史问题的讨论，因而被长期关闭起来。

　　第三，在前殖民地重新发现与重新建立主体性的契机于是丧失。同时，由于日本、冲绳、台湾、南韩成为美国保护下的次殖民地，东亚区块的主体性从此染上浓厚的美国色彩。准确地说，美国至此之后内在于东亚，成为东亚主体性构成的一部分。因此，冷战带来的是历史的既连续又断裂，美国新帝国主义一方面截断但同时又承续了日本殖民主义。

　　换句话说，冷战中介了旧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

　　60年代的越战深化了亲美反共的结构。美国在越南战败的那段历史，并没有在美国本土产生足够的力道，将反战运动全面推向去帝国化运动——如果这个总体的反思运动真的发生，那么美国军国主义在后来就不会有土壤继续强化。相反的，战败进一步巩固了区域性的亲美反共，冷战结构一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弱化，到了8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的倒台，资本主义的胜利”的口号流行于世，冷战结构才又更进一步的退潮。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语汇开始崛起的时刻，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以后成为学院内的关键字。

　　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冷战时代活在半个、分裂的世界。新自由主义分子取得了主导性的发言位置后，正在营造一种后冷战/全球化的感觉结构，带动今天世界的走向，其表面上以意识型态的终结与第三条路来自我呈现，其实背后却是高度的意识型态，想要扫除障碍，让强势资本可以进入整个地球，攻占“自由市场”。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以资本为动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东北亚也创造了新的机会：之前相互阻绝的地区慢慢地在开通，举例来说，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互动在80年代末期逐步展开，南北韩之间有限制的互访也在2000年后成为可能;正面地说，区域性的和解正在发生。更重要的是，冷战的松动以及追求全球化的动力，使得像在台湾及南韩的民主反对运动，找到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始发动原来被压制但现在可以进行的抗争。

　　这个迟来的民主化时刻，恰恰是去殖民的新开端，一方面反对运动得对抗背后有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威权体制，另一方面则经由重新打开被关闭的战前殖民主义历史，构成了这一波去殖民运动的基本形式。或许可以这么说：政治上的反对运动能够出现，其实是受到更为宽广同时也更为深藏的力量的支持，这股支撑的动力就是所谓的“本土化”运动。用南地(Ashis Nandy)的话来说，本土化运动的意涵就是“自我的丧失与再生”。传统的再发现与国族历史的重写，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表现形式。我认为，70、80年代以后，南韩的“文化复兴”(revitalization)运动与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都是政治民主反对运动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然而处于全球化的新情势中，这一波去殖民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前一个时期以国家独立为形式的反殖民运动，冷战时期所累积下来的政治过程，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基本状况。在台湾，由于(1)去殖民运动并没有能够在战后初期就适时崛起，厘清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关系;(2)中共成功地被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为共匪;(3)美国被塑造成政治“民主”唯一的样板，因而美国免疫于任何反省与批判。结果，中国大陆与1949年来台的外省籍人，成为台湾族群民族主义这一次本土化运动的攻击对象，相对而言，日本与美国反倒被视为是台湾今天得以“繁荣”的大恩人。

　　尽管在这样的限制下，以往被视为禁地的日据时代殖民史，也在90年代成为台湾的显学，即使这个面对历史的方式大有问题，基本上是以统独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但这终究是在未完成的去殖民路线上前进。相对于台湾，南韩也早已开始处理它与日本的殖民关系，集中在慰安妇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2002年最具和解意义的由韩日双方共同制作《冬季恋歌》电视连续剧。更为重要也更困难的是，南韩卢武铉政府开始处理撤除美军基地的问题。2005年由韩、中、日三国学者与教师共同编着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正式出版，进一步显示出在区域性和解的大势中南韩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坦白说，南韩深植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力量，远远强过于台湾，它在区域能够发挥的带动总体变化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只是总体而言，台湾与南韩的去殖民运动，能够推动到什么程度，确实需要并值得持续关注与辩论。

　　东亚区域中最为纠结复杂的面向表现在日本所具有的双重身分：战前是殖民者，战后是被殖民者——这两者身分相互消解，不分左右。作为殖民者，日本必须去化解它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所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造成对亚洲邻居永远无法弥补的罪恶感;作为被殖民者，日本又必须得处理它对于美国高度矛盾的爱恨情结。从一个角度来看，日本战后的知识史可被视为不断的自我批判，想要面对日本人民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共谋关系，像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传统就代表了这个路线，对准日本民族的法西斯人格进行解释与批判。但是在同时，处于冷战结构下，日本内部政治力量的左右分裂，使得它的批判圈并没有能够积极地处理与前殖民地及被侵略地区的历史关系。左右对立的优先性遮蔽了也躲过了历史问题，左翼把想像投向中国，后来又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所困，乃至于幻灭。右派则将殖民的乡愁投射向南韩、台湾，把台湾当成真正的中国，甚至是真正但已不再存在的日本的倒影与折射。

　　日本“脱殖民地化”(decolonialization 这是前辈运动/思想家武藤一羊使用的英文翻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去帝国化)的思辩，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在批判圈中开始展开，想要去面对日本与前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史上的关系。这个检讨首先透过慰安妇问题，而后由资深运动家花崎皋平(Hanasaki Kohei)开始了一连串的辩论。今天，日本的批判分子也经由冲绳军事基地问题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并且在911事件后积极推动串连亚洲的和平运动。我认为，在未来的十年间，美国(主义)问题仍旧会是日本知识分子最为困扰但是又不能不积极面对的挑战。

　　上面的历史叙述以18世纪中华帝国的逐渐崩解为起点，现在回到当代中国。在一个世纪以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后，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逐步收回了失去的领土主权――香港1997年回归，澳门1999年，目前剩下悬置的台湾。由于一个世纪来的反帝国主义经验，或许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正是建立在反帝之上，中国与前/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未了，这段历史依然深埋在中国人的心中，当中国完全“现代化”、站起来以后，目前搁置的问题还是得重新面对。

　　从中国历史的内部来看，国共之间1945至49年及其之后持续延伸的内战，其实是对于现代性走向的路线之争，用我们所提出的分析语言就是选择不同的去殖民与去帝国策略的斗争。与南北韩的状况不同，早已有停战协定的签署，国共内战从未正式宣告结束。1949年后，国民党在美国的保护下选择了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则深受苏联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种反资本主义扩张的去殖民、去帝国运动形式，是以阶级政治之名来进行，那么中国大陆去殖民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它的第三世界主义时期，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时正式形成。与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连带是打开中华帝国以自我为中心世界观的一个契机，举例来说，从50年代起到70年代，大量翻译来自第三世界各地的文学所形成的知识运动，暂时打破了传统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论限制。纵使第三世界主义的去殖民年代是相对短暂的，但是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所留下来的效应不能低估。

　　中国70年代后期的重返世界，从现在来看，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对整个东亚区域而言。在中国内部，变化的意义是极度深远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标示出这个变化的关键点：正式宣告向市场转向。就跟东亚资本主义地带的其他国家一样，战后的初期倾全力投入经济发展，90年代以后的中国至今处于涡轮快转的总体气氛当中，经济发展早已成为全民运动，或谓民族运动。这样强大的努力赚钱运动确实是一种救赎，是在对50年代以后的短缺时代进行还债。如果说战后的日本、冲绳、台湾与南韩的经验可以参考的话，也就是说原先被压抑掉的去殖民与去帝国的能量，终将因为经济的起飞而重返，那么我们同样地也需预估中国迟早将得重提帝国主义的历史问题。

　　吊诡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仅把中国摆到全球权力的中心位置，也同时启动了东北亚区域统合的想像(同时是正面也是负面的)。这个重心的移转正在构筑一个新的区域结构，如果要以老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复辟来理解当前的情势，当然会是极度荒谬，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国领导人想要消解区域性的焦虑所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口号，却也真实地混杂了各地深深感受到的“中国威胁论”，这两种复杂的心情反应了两个历史情境的重叠。所以，这个新的区域结构会演变成什么模样，牵扯到太多变动的因素目前无法预估，但是东亚的知识界必须要认真思考大国与小国存在的事实，要能够共同发展出相互平等对待的机制，包含分担不同大小的责任。

　　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区域性的统合要能够向前推进的话，形成具有反思意义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就变得极为迫切。我认为，这是中国批判知识分子，乃至于整个东亚的批判圈，最为重要的挑战与责任。对于批判性的华人/中国知识分子(我自认为是其中的一分子)而言，政治上的困难度是要同时能够两面作战：一方面得面对整个世纪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苦难历史，这个真实的情感导致了今天在中国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出头天主义，而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无法面对这股朴素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又得同时积极反思中国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帝国”(甚至是帝国主义)身分，特别是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对于整个东亚区域造成的霸权压力。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在大陆内部或是在区域中辩论中国是不是、或者未来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取代美国的)大帝国，那样于事无补，而是得更为积极地去重新梳理沉淀于历史过程中值得挖掘的理念，包括第三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甚至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这些理念要能成为反思的资源，才有可能挑战正以暗流方式散播的场景：世界上最后剩下的只有中华帝国与美国帝国的对抗。这样的想像其实就是帝国欲望再次复制出的梦魇，导致古老的中西二元对立逻辑再次上场，中国中心主义再次还魂，把世界的其他人全部排除在视野之外。

　　本文摘编自《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行人文化2006年版)，原标题为《导论：全球化与去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