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巴拉科阿，这是古巴最早的国都，城市虽小，却很美，生活颇为愉快。在那里，居民之间大部分都沾点亲戚关系。我母亲是圣地亚哥人，是个医生。我父亲经商，

　　我在圣地亚哥上大学，学的是教育。我从小就想来美国。因为我被那些画报和电影迷住了。是的，伊丽莎自·泰勒，费霆丽，奥利该尔·德哈维兰，还有克拉克·盖博。我以为到了美国准能住上宫殿般的房子，有一千个仆人服侍我，门口一排停着五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这些电影里尽是漂亮的房子、华丽的服装、金钱、汽车。高级的汽车。我想：在美国，人人过的都是这种生活，美国人都有钱，他们既友好又帅。这就是我当时的梦。

　　我看了《生活》、《人民》之类的美国杂志，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国家。人长大了，可我从未改变这一看法。我有一个亲戚每年都要来美国迈阿密，但我母亲总不让我来，她说，“你不需要在那里学什么东西，你哪儿都别去。”这是因为有种族歧视问题，她害怕。我们家不存在这一问题，我们是有名望的人家。我祖父是巴拉科阿最大的富翁之一，他经营银行、剧院和其他行业。我们不能算是黑人，我们家原是白人、后来才有了个黑人，现在是混血，我看这算不了什么问题。况且，我父亲曾参与政治。卡斯特罗上台前，父亲的一个表哥是教育部长。

　　我本来一直在圣地亚哥从事教育工作。卡斯特罗上台后我被派往一个小镇任教。一年后我又被调到北方的奥连特省当学校督察，我当时工作很繁重，因为这一年，即1961年，全国正兴起扫盲运动，人人都要学文化。

　　卡斯特罗动员了全古巴的教师参加这场扫盲运动，有业务专长的人、中产阶级分子，每一个人都得帮助文盲识字。我协助安排奥连特的教学，主管技术教育。我得拟定计划：如何把多少人员送往这些农场。这个工作比以前好，但我并不喜欢共产主义制度，我父亲从来不喜欢卡斯特罗，正是卡斯特罗把他表哥杀害了，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特务，大致如此。

　　1967年卡斯特罗宣布，愿意离开古巴的人都可以走，我填了表格，但是左等右等，一年、一年半、两年。我说：“哼，不能再等了。”我先是想了办法到达关塔那摩，那是美国基地，我在那儿有一个好友，是一个医生，我们想从关塔那摩起程去美国，结果有一天我们去找船只时被巡逻警察抓住了。

　　我被关了两年，我没有受虐待，因为我在监狱做老师。过了两年，1971年我到美国来了。

　　我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我头次看到美国国旗，看到停车场停满了汽车，还看到了飞机。我心里想，真是好地方!这就是我梦想的一切。我非常、非常高兴。我们先是住在自由楼，这是古巴移民临时居住的地方，有很多朋友来看我。后来我搬到了新泽西州，因为在那里我的熟人多。在这里我真正看到了美国的现实。

　　我在纽瓦克机场找了份工作：扫地、洗碗。到第三天我感到有点不是味儿。我心里想：“也许很快就可以换个工作”。那时我不会说英语。我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但心里感到有点不对头。我觉得这种生活并不是我所梦想的，我不是为了扫地而来美国的，这倒不是因为我讨厌这种工作，而是即使在古巴我也用不着扫地。我对我的工作开始反感了，并且怀疑自己来美国是否是重大的失策。我在古巴的工作很好，为什么要离开呢?我在美国身无分文，五个人挤在一套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叹气)，我的情绪很坏，但是我要看看美国的真实情况，要去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要有所作为。

　　于是我给一位住在伊利诺州罗克福德市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有一天他回电话说：“来罗克福德到克莱斯勒公司工作吧。”这样我开始了新的工作，是在装配线上干活，这工作比过去好，工资也高了，我的境况稍有改善，我找到了一套公寓，结识了更多的美国朋友，这时我想：“好了，现在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我在克莱斯勒公司工作了两年半，但心里总是考虑着去教学，后来因为克莱斯勒公司大批解雇工人，我迁居芝加哥。我在芝加哥多次报考公务员，终获通过。

　　今天的美国好比卡斯特罗上台前的古巴，有富人、中产阶级和一贫如洗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穷人靠救济金过日子。美国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有时候政府很愚蠢，由富人和上层人物掌管这个国家。如果你在马路上被警察截住要罚你款，你只要给他五元或十元钱，他就走开了。这和卡斯特罗上台前的古巴一样。

　　在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也能贿赂警察吗?

　　不行，那里人人都是警察(笑)。

　　我还在古巴的时候，大制糖厂的老板都是美国人。我们看那些美国人，高高的个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活象上帝。卡斯特罗上台前那些商人自认为高人一等：“我是美国人，我是史密斯先生”。人们就该恭恭敬敬地说(换了一种口气)：“啊，史密斯先生”。

　　因为他比你优越，而且是美国人。在我们家的农场里，也办了榨糖厂。厂里的管理部门有许多美国人。农场的工人总是低着头打招呼：“啊，史密斯先生!”可是后来不同了。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一切都变了，管事的都是一些穷人，这是十分愚蠢的事。许多人都是外行。妓女居然改行到银行工作，原来的仆人也跑到政府各部门做事，滥竿充数。

　　卡斯特罗上台后一年，有钱人就感到国家不对头了，他们说：“啊，原来如此。”先是把存款汇到美国，然后人也跟着过来了。接踵而来的是那些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材及其家眷。他们还带着佣人，但是那些佣人一到美国就开溜，因为在美国如果到工厂干活，每小时可挣三块美元。他们就上工厂了(笑)。在古巴，当仆人每月挣二十五个比索。

　　我在这里有一些知识分子朋友，他们并不喜欢美国，那些最感到心情愉快、最热爱美国的是一些最低层的人，那些在自己原来的国家从未工作过的人。我现在住一套很好的房子，有漂亮的家具，设备齐全。我有时在家听听古典音乐，或者和朋友下馆子。有时我外出旅游。我十分喜欢我目前的工作。英语的习惯用话我还没有掌握好，但我深深地热爱美国，如同我过去热爱古巴一样。这一辈子我不想再变动了。我想回去看看我家里的人，他们也很想看我。我母亲现在的说法是;“你呆在美国吧!”她对我留在美国很高兴。尽管我没有我原先所想象的一切，但是现在感到在美国很高兴。我愿意留下来，最后死在这里。

　　(思红)

　　我出生于巴拉科阿，这是古巴最早的国都，城市虽小，却很美，生活颇为愉快。在那里，居民之间大部分都沾点亲戚关系。我母亲是圣地亚哥人，是个医生。我父亲经商，

　　我在圣地亚哥上大学，学的是教育。我从小就想来美国。因为我被那些画报和电影迷住了。是的，伊丽莎自·泰勒，费霆丽，奥利该尔·德哈维兰，还有克拉克·盖博。我以为到了美国准能住上宫殿般的房子，有一千个仆人服侍我，门口一排停着五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这些电影里尽是漂亮的房子、华丽的服装、金钱、汽车。高级的汽车。我想：在美国，人人过的都是这种生活，美国人都有钱，他们既友好又帅。这就是我当时的梦。

　　我看了《生活》、《人民》之类的美国杂志，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国家。人长大了，可我从未改变这一看法。我有一个亲戚每年都要来美国迈阿密，但我母亲总不让我来，她说，“你不需要在那里学什么东西，你哪儿都别去。”这是因为有种族歧视问题，她害怕。我们家不存在这一问题，我们是有名望的人家。我祖父是巴拉科阿最大的富翁之一，他经营银行、剧院和其他行业。我们不能算是黑人，我们家原是白人、后来才有了个黑人，现在是混血，我看这算不了什么问题。况且，我父亲曾参与政治。卡斯特罗上台前，父亲的一个表哥是教育部长。

　　我本来一直在圣地亚哥从事教育工作。卡斯特罗上台后我被派往一个小镇任教。一年后我又被调到北方的奥连特省当学校督察，我当时工作很繁重，因为这一年，即1961年，全国正兴起扫盲运动，人人都要学文化。

　　卡斯特罗动员了全古巴的教师参加这场扫盲运动，有业务专长的人、中产阶级分子，每一个人都得帮助文盲识字。我协助安排奥连特的教学，主管技术教育。我得拟定计划：如何把多少人员送往这些农场。这个工作比以前好，但我并不喜欢共产主义制度，我父亲从来不喜欢卡斯特罗，正是卡斯特罗把他表哥杀害了，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特务，大致如此。

　　1967年卡斯特罗宣布，愿意离开古巴的人都可以走，我填了表格，但是左等右等，一年、一年半、两年。我说：“哼，不能再等了。”我先是想了办法到达关塔那摩，那是美国基地，我在那儿有一个好友，是一个医生，我们想从关塔那摩起程去美国，结果有一天我们去找船只时被巡逻警察抓住了。

　　我被关了两年，我没有受虐待，因为我在监狱做老师。过了两年，1971年我到美国来了。

　　我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我头次看到美国国旗，看到停车场停满了汽车，还看到了飞机。我心里想，真是好地方!这就是我梦想的一切。我非常、非常高兴。我们先是住在自由楼，这是古巴移民临时居住的地方，有很多朋友来看我。后来我搬到了新泽西州，因为在那里我的熟人多。在这里我真正看到了美国的现实。

　　我在纽瓦克机场找了份工作：扫地、洗碗。到第三天我感到有点不是味儿。我心里想：“也许很快就可以换个工作”。那时我不会说英语。我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但心里感到有点不对头。我觉得这种生活并不是我所梦想的，我不是为了扫地而来美国的，这倒不是因为我讨厌这种工作，而是即使在古巴我也用不着扫地。我对我的工作开始反感了，并且怀疑自己来美国是否是重大的失策。我在古巴的工作很好，为什么要离开呢?我在美国身无分文，五个人挤在一套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叹气)，我的情绪很坏，但是我要看看美国的真实情况，要去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要有所作为。

　　于是我给一位住在伊利诺州罗克福德市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有一天他回电话说：“来罗克福德到克莱斯勒公司工作吧。”这样我开始了新的工作，是在装配线上干活，这工作比过去好，工资也高了，我的境况稍有改善，我找到了一套公寓，结识了更多的美国朋友，这时我想：“好了，现在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我在克莱斯勒公司工作了两年半，但心里总是考虑着去教学，后来因为克莱斯勒公司大批解雇工人，我迁居芝加哥。我在芝加哥多次报考公务员，终获通过。

　　今天的美国好比卡斯特罗上台前的古巴，有富人、中产阶级和一贫如洗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穷人靠救济金过日子。美国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有时候政府很愚蠢，由富人和上层人物掌管这个国家。如果你在马路上被警察截住要罚你款，你只要给他五元或十元钱，他就走开了。这和卡斯特罗上台前的古巴一样。

　　在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也能贿赂警察吗?

　　不行，那里人人都是警察(笑)。

　　我还在古巴的时候，大制糖厂的老板都是美国人。我们看那些美国人，高高的个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活象上帝。卡斯特罗上台前那些商人自认为高人一等：“我是美国人，我是史密斯先生”。人们就该恭恭敬敬地说(换了一种口气)：“啊，史密斯先生”。

　　因为他比你优越，而且是美国人。在我们家的农场里，也办了榨糖厂。厂里的管理部门有许多美国人。农场的工人总是低着头打招呼：“啊，史密斯先生!”可是后来不同了。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一切都变了，管事的都是一些穷人，这是十分愚蠢的事。许多人都是外行。妓女居然改行到银行工作，原来的仆人也跑到政府各部门做事，滥竿充数。

　　卡斯特罗上台后一年，有钱人就感到国家不对头了，他们说：“啊，原来如此。”先是把存款汇到美国，然后人也跟着过来了。接踵而来的是那些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材及其家眷。他们还带着佣人，但是那些佣人一到美国就开溜，因为在美国如果到工厂干活，每小时可挣三块美元。他们就上工厂了(笑)。在古巴，当仆人每月挣二十五个比索。

　　我在这里有一些知识分子朋友，他们并不喜欢美国，那些最感到心情愉快、最热爱美国的是一些最低层的人，那些在自己原来的国家从未工作过的人。我现在住一套很好的房子，有漂亮的家具，设备齐全。我有时在家听听古典音乐，或者和朋友下馆子。有时我外出旅游。我十分喜欢我目前的工作。英语的习惯用话我还没有掌握好，但我深深地热爱美国，如同我过去热爱古巴一样。这一辈子我不想再变动了。我想回去看看我家里的人，他们也很想看我。我母亲现在的说法是;“你呆在美国吧!”她对我留在美国很高兴。尽管我没有我原先所想象的一切，但是现在感到在美国很高兴。我愿意留下来，最后死在这里。

　　(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