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排泄物过剩是最初的城市冲突。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早期，霍乱和伤寒蔓延在伦敦和欧洲的工业城市，忧虑的英国中产阶级被迫面对一个沙龙中不曾讨论过的课题。维多利亚时代学者史蒂芬·马科斯(Steven Marcus)解释说：“资产阶级意识突然被一种认识所打扰： 数百万英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正生活在粪便中。直接的问题看来是他们是否被溺于其中。”流行病被确信为源自贫民窟臭烘烘的粪便“毒气” ，精英们中间突然迸发了一种对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曼彻斯特相关状况编目的兴趣： 那儿的一些街道上，“200多人共享一个单个蹲位的厕所”，一度清澈见底的尔克河(River Irk)成了“一条又黑又臭的充满污物和垃圾的河”。马科斯在对恩格斯的一种弗洛伊德式注释中诠释了这一讽刺：“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被排除在他们生产出来的英国财富之外，被迫生活在财富象征的否定对应面。”

　　恩格斯之后八代人的时间，粪便仍然作为 “贫民社会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一个体现” (再次引自马科斯)而病态地笼罩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与现代非洲都市小说，如梅亚·姆万吉(Meja Mwangi)的《走下河道》(Going Down River Road)，放在一起做比较，来沉思排泄物与现实生存的关联。恩格斯写道，“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庭院，入口处顶棚下的走廊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这个厕所很脏，而居民只能蹚过臭烘烘的粪便池来出入这个庭院。”相似地，姆万吉写到1974年的内罗毕：“大多数十字路口带露水的草地上散落着人的粪便……又冷又湿的风吹过并带走它。风里带着屎尿的气味……时常的抱怨，很少表达出来的悲惨、不确定性和认命。”

　　城市贫民窟，一个充满污染、腐烂、贫穷的噩梦

　　一部揭露当代城市真实面貌的著作

　　当然，这个话题并不优雅，但这是城市生活一个几乎无法逃避的基本问题。数万年来，城市社会一直在与它们自己垃圾的累积做殊死斗争;甚至连最富裕的城市也只能把他们的排泄物冲入或倒入附近的海洋。今天的贫困大城市，如内罗毕、拉各斯、孟买、达卡等，其臭气熏天的屎尿山将使即便是最有经验的维多利亚人也惊骇不已。[也许，鲁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个例外，他在其著作《暗夜之城》(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中愉快地区分“泛加尔各答臭味”与孟买、白沙瓦(Peshawar)和贝拿勒斯(Benares)的独有臭味。]此外，接触他人废弃物的程度是一个最深远意义上的社会区分。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知道的那样，生活在粪便中的贫民身上普遍的寄生虫效应真正划分了人类的两种生存方式。

　　全球环境卫生危机使一切夸张都黯然失色。其根源，正如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城市问题一样，是殖民主义。欧洲帝国普遍拒绝提供现代下水道设备和供水基础设施给当地社区，而选择用种族区划和卫生隔离区来把驻军和白人郊区与传染病源隔离开来;从阿克拉到河内的后殖民统治因此遗留了巨大的卫生赤字问题，却几乎没有统治者打算积极进行补救。(拉丁美洲城市也有严重的卫生问题，但无法与非洲或南亚的严峻程度相比。)

　　大城市金沙萨的人口迅速达到1000万，却完全没有任何下水道系统。整个内罗毕大陆，1998年克比拉的莱利萨巴(Laini Saba)贫民窟仅有10个厕所供4万人使用，而在玛萨瑞4A(Mathare 4A)贫民窟，仅有2个公厕供2.8万人使用。其结果是，贫民窟居民依靠“移动厕所”或 “飞毛腿导弹”(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把屎拉在聚乙烯塑料袋里并把它丢到最近的屋顶或人行道上”。然而，排泄物的普遍催生了一些城市地区生活的特性：在内罗毕，开车上班族如今面临这样的尴尬：“十多岁的孩子手拿装满粪便的塑料瓶，或挥舞着粪便捏成的球，等着把它们丢进开着的车窗中，以迫使司机给他们钱。”

　　南亚和东南亚的卫生状况仅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稍好一点。10年前，达卡仅有能供给6.7万个家庭的饮用水管道和8500条下水道处理系统。同样，马尼拉主城区不到10%的住户连接了下水道系统。雅加达，尽管有着炫目的摩天大楼，仍然依靠阴沟处理其大多数废水。在当代印度，约7亿人被迫露天排便，3700个城市和大城镇中仅有17个在最终排放前进行某种初级的污水处理。对印度22个贫民窟的研究表明，有9个贫民窟完全没有任何厕所设施;另外10个贫民窟，仅有19个厕所供10.2万人使用。电影制作人、孟买电影导演普拉拉德·卡卡尔(Prahlad Kakar)告诉一个震惊的记者，在孟买，“半数人没有厕所来排便，所以他们在外面排便。那是500万人。如果他们每个人排便半公斤，每天早晨就会产生250万公斤粪便”。与此相似，苏珊·卓别林(Susan Chaplin)报道：“20世纪90年代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1100个贫民窟当中4.8万个家庭仅仅拥有160个厕位和110辆流动厕所车。贫民窟地区厕所设施的缺乏迫使贫民窟居民使用开放空间(如公共公园等)进行排便，因此他们和中产阶级居民在排便权问题上关系紧张。 ”实际上，阿兰达蒂·罗伊谈到，三个德里贫民窟居民在1998年“因为在公共空间排便而遭枪击”。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市棚户区在市场改革之后重新出现，许多民工生活在没有下水道设备或饮用水的地方。多萝西·索林杰写道：“据报道，人们挤在北京的棚屋中，6000多人共用一个厕所;深圳的一个棚户区有50间房，那里的数百人没有自来水……1995年上海的一份调查表明，近4500个民工家庭中仅有11%真正拥有一个厕所。”

　　北京被迫通过条例：对任何人而言，随地大小便是违法行为，但是，首先，这是一起女权主义事件。贫困的城市妇女被迫陷入“第22条军规”般的恐怖统治中，既希望维持严格的道德标准而又缺乏任何私人卫生条件。新闻记者亚夏·克里希纳库马尔(Asha Krishnakumar)写道：“厕所的缺乏对妇女而言是灾难性的。它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尊严、健康、安全和私密感，并间接影响了她们的学习能力和生产效率。为了排便，妇女和女孩们不得不等到天黑，这使得她们被暴露在骚扰甚或性侵犯的危险中。”

　　在班加罗尔，一座被称作“印度之光”的高科技招牌城市，贫民窟中的贫穷妇女，不能负担当地的付费厕所，必须等到晚上才能去洗澡或排泄。研究者勒施·申克桑德贝根(Loes SchenkSandbergen )写道：

　　男人能随时随地小便，而妇女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才能解决这种自然需求。为了避免伤害，妇女们不得不在清晨5点钟结伴去排便……经常是去可能藏着蛇的沼泽地，或一些周围有老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的垃圾堆。妇女们经常说她们白天不吃东西只是为了避免晚上不得不去空地。

　　同样，在孟买，妇女们不得不在“每天清晨2点到5点间排便，因为那是她们仅有的私密时间”。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 Mehta)解释说，公共厕所很少能成为妇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很少能用：“人们在厕所周围排便，因为便坑已经堵塞了数月或数年。”

　　至少坐在舒服扶手椅上的芝加哥和波士顿经济学教授们相信，卫生危机的解决措施是使城市排泄成为一个全球事务。实际上，华盛顿发起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把公厕变为偿付外债的收费处。在整个第三世界贫民窟，收费厕所是一个增长型工业。在加纳，军事政府于1981年兴建了第一个使用者付费的公厕;到90年代末，厕所被私有化了，现如今被描述为一个赚钱的“金矿”。再如，在库马西(Kumasi)，加纳成员(Ganaian Assembly)赢得了这份有利可图的合同，一个家庭一天使用一次私人厕所，需要支付10%的基本工资。同样，在肯尼亚的贫民窟如玛萨瑞，上一次私人厕所需要付6美分：这对于大多数贫民而言太贵了，他们可能宁愿选择露天排便并把钱花在水和食物上。坎帕拉的贫民窟如索韦托或卡姆沃亚(Kamwokya)也一样，那儿上一次公厕要花费100先令，这个价格实在令人畏惧。

　　实际上，排泄物过剩是最初的城市冲突。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早期，霍乱和伤寒蔓延在伦敦和欧洲的工业城市，忧虑的英国中产阶级被迫面对一个沙龙中不曾讨论过的课题。维多利亚时代学者史蒂芬·马科斯(Steven Marcus)解释说：“资产阶级意识突然被一种认识所打扰： 数百万英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正生活在粪便中。直接的问题看来是他们是否被溺于其中。”流行病被确信为源自贫民窟臭烘烘的粪便“毒气” ，精英们中间突然迸发了一种对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曼彻斯特相关状况编目的兴趣： 那儿的一些街道上，“200多人共享一个单个蹲位的厕所”，一度清澈见底的尔克河(River Irk)成了“一条又黑又臭的充满污物和垃圾的河”。马科斯在对恩格斯的一种弗洛伊德式注释中诠释了这一讽刺：“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被排除在他们生产出来的英国财富之外，被迫生活在财富象征的否定对应面。”

　　恩格斯之后八代人的时间，粪便仍然作为 “贫民社会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一个体现” (再次引自马科斯)而病态地笼罩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与现代非洲都市小说，如梅亚·姆万吉(Meja Mwangi)的《走下河道》(Going Down River Road)，放在一起做比较，来沉思排泄物与现实生存的关联。恩格斯写道，“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庭院，入口处顶棚下的走廊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这个厕所很脏，而居民只能蹚过臭烘烘的粪便池来出入这个庭院。”相似地，姆万吉写到1974年的内罗毕：“大多数十字路口带露水的草地上散落着人的粪便……又冷又湿的风吹过并带走它。风里带着屎尿的气味……时常的抱怨，很少表达出来的悲惨、不确定性和认命。”

　　城市贫民窟，一个充满污染、腐烂、贫穷的噩梦

　　一部揭露当代城市真实面貌的著作

　　当然，这个话题并不优雅，但这是城市生活一个几乎无法逃避的基本问题。数万年来，城市社会一直在与它们自己垃圾的累积做殊死斗争;甚至连最富裕的城市也只能把他们的排泄物冲入或倒入附近的海洋。今天的贫困大城市，如内罗毕、拉各斯、孟买、达卡等，其臭气熏天的屎尿山将使即便是最有经验的维多利亚人也惊骇不已。[也许，鲁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个例外，他在其著作《暗夜之城》(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中愉快地区分“泛加尔各答臭味”与孟买、白沙瓦(Peshawar)和贝拿勒斯(Benares)的独有臭味。]此外，接触他人废弃物的程度是一个最深远意义上的社会区分。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知道的那样，生活在粪便中的贫民身上普遍的寄生虫效应真正划分了人类的两种生存方式。

　　全球环境卫生危机使一切夸张都黯然失色。其根源，正如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城市问题一样，是殖民主义。欧洲帝国普遍拒绝提供现代下水道设备和供水基础设施给当地社区，而选择用种族区划和卫生隔离区来把驻军和白人郊区与传染病源隔离开来;从阿克拉到河内的后殖民统治因此遗留了巨大的卫生赤字问题，却几乎没有统治者打算积极进行补救。(拉丁美洲城市也有严重的卫生问题，但无法与非洲或南亚的严峻程度相比。)

　　大城市金沙萨的人口迅速达到1000万，却完全没有任何下水道系统。整个内罗毕大陆，1998年克比拉的莱利萨巴(Laini Saba)贫民窟仅有10个厕所供4万人使用，而在玛萨瑞4A(Mathare 4A)贫民窟，仅有2个公厕供2.8万人使用。其结果是，贫民窟居民依靠“移动厕所”或 “飞毛腿导弹”(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把屎拉在聚乙烯塑料袋里并把它丢到最近的屋顶或人行道上”。然而，排泄物的普遍催生了一些城市地区生活的特性：在内罗毕，开车上班族如今面临这样的尴尬：“十多岁的孩子手拿装满粪便的塑料瓶，或挥舞着粪便捏成的球，等着把它们丢进开着的车窗中，以迫使司机给他们钱。”

　　南亚和东南亚的卫生状况仅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稍好一点。10年前，达卡仅有能供给6.7万个家庭的饮用水管道和8500条下水道处理系统。同样，马尼拉主城区不到10%的住户连接了下水道系统。雅加达，尽管有着炫目的摩天大楼，仍然依靠阴沟处理其大多数废水。在当代印度，约7亿人被迫露天排便，3700个城市和大城镇中仅有17个在最终排放前进行某种初级的污水处理。对印度22个贫民窟的研究表明，有9个贫民窟完全没有任何厕所设施;另外10个贫民窟，仅有19个厕所供10.2万人使用。电影制作人、孟买电影导演普拉拉德·卡卡尔(Prahlad Kakar)告诉一个震惊的记者，在孟买，“半数人没有厕所来排便，所以他们在外面排便。那是500万人。如果他们每个人排便半公斤，每天早晨就会产生250万公斤粪便”。与此相似，苏珊·卓别林(Susan Chaplin)报道：“20世纪90年代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1100个贫民窟当中4.8万个家庭仅仅拥有160个厕位和110辆流动厕所车。贫民窟地区厕所设施的缺乏迫使贫民窟居民使用开放空间(如公共公园等)进行排便，因此他们和中产阶级居民在排便权问题上关系紧张。 ”实际上，阿兰达蒂·罗伊谈到，三个德里贫民窟居民在1998年“因为在公共空间排便而遭枪击”。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市棚户区在市场改革之后重新出现，许多民工生活在没有下水道设备或饮用水的地方。多萝西·索林杰写道：“据报道，人们挤在北京的棚屋中，6000多人共用一个厕所;深圳的一个棚户区有50间房，那里的数百人没有自来水……1995年上海的一份调查表明，近4500个民工家庭中仅有11%真正拥有一个厕所。”

　　北京被迫通过条例：对任何人而言，随地大小便是违法行为，但是，首先，这是一起女权主义事件。贫困的城市妇女被迫陷入“第22条军规”般的恐怖统治中，既希望维持严格的道德标准而又缺乏任何私人卫生条件。新闻记者亚夏·克里希纳库马尔(Asha Krishnakumar)写道：“厕所的缺乏对妇女而言是灾难性的。它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尊严、健康、安全和私密感，并间接影响了她们的学习能力和生产效率。为了排便，妇女和女孩们不得不等到天黑，这使得她们被暴露在骚扰甚或性侵犯的危险中。”

　　在班加罗尔，一座被称作“印度之光”的高科技招牌城市，贫民窟中的贫穷妇女，不能负担当地的付费厕所，必须等到晚上才能去洗澡或排泄。研究者勒施·申克桑德贝根(Loes SchenkSandbergen )写道：

　　男人能随时随地小便，而妇女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才能解决这种自然需求。为了避免伤害，妇女们不得不在清晨5点钟结伴去排便……经常是去可能藏着蛇的沼泽地，或一些周围有老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的垃圾堆。妇女们经常说她们白天不吃东西只是为了避免晚上不得不去空地。

　　同样，在孟买，妇女们不得不在“每天清晨2点到5点间排便，因为那是她们仅有的私密时间”。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 Mehta)解释说，公共厕所很少能成为妇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很少能用：“人们在厕所周围排便，因为便坑已经堵塞了数月或数年。”

　　至少坐在舒服扶手椅上的芝加哥和波士顿经济学教授们相信，卫生危机的解决措施是使城市排泄成为一个全球事务。实际上，华盛顿发起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把公厕变为偿付外债的收费处。在整个第三世界贫民窟，收费厕所是一个增长型工业。在加纳，军事政府于1981年兴建了第一个使用者付费的公厕;到90年代末，厕所被私有化了，现如今被描述为一个赚钱的“金矿”。再如，在库马西(Kumasi)，加纳成员(Ganaian Assembly)赢得了这份有利可图的合同，一个家庭一天使用一次私人厕所，需要支付10%的基本工资。同样，在肯尼亚的贫民窟如玛萨瑞，上一次私人厕所需要付6美分：这对于大多数贫民而言太贵了，他们可能宁愿选择露天排便并把钱花在水和食物上。坎帕拉的贫民窟如索韦托或卡姆沃亚(Kamwokya)也一样，那儿上一次公厕要花费100先令，这个价格实在令人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