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不只一次用“奇迹”这个词来描写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成就。它被用来描写明治时代日本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从一个偏僻、孤立的稻田之地发展成列强的成就。仅仅几十年后，它再度被用来描写日本从战败的灰烬中，甚至更迅速地崛起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依某种度量方法)与一个巨大的经济强权(依任何度量方法)。

　　真正的奇迹没有逻辑的解释，而日本的成就却有逻辑的解释。纯粹的机遇当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日本的成就往往是因为借着日本对形势的反应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自己制造运气，利用好运，摆脱逆境。一般来说，日本对形势反应的模式基于其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价值与做法。

　　矛盾的是，虽然依靠传统价值的倾向似乎可能束缚了日本的反应的多样化，其主要的传统价值之一是务实。基于弹性原则，日本对每种形势做出反应，而不受某些抽象的预先决定的行动路线原则所束缚。日本有某些束缚性的原则，诸如受到过度夸大与理想化的武士道，但一般而言，日本人(实际包括许多武士)偏好务实胜过严厉的理想主义。在个人层次，这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而在全国层次上，将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降至最低并让全国呈现相当统一的战线。在最早的大和时代，日本就几乎没有宗教冲突，而在道德非难上也很少冲突。在使西方人彼此对立的事务上，日本人反而有较多的妥协空间，这样的互相容忍尤其使日本人之间较容易合作。

　　偶尔也有与务实对立的力量，诸如不宽容、绝对及理想，但这并没有支配日本历史。例如，德川政权对那些蔑视其正统政策的人很不宽容，但这通常限于外在形式。假如外在行为符合可接受的标准，在较非正式的层次应允许有相当的自由。实际上是在某些情况下准备妥协的一种不宽容。绝对应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诸如明治时代与战前的日本对天皇的尊敬。一般而言，事情被看作是相对的，幽暗的灰色通常胜过单纯的黑与白。例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上帝的绝对性是这一宗教何以未在日本生根的理由，虽然它被容许存在。基督徒为其信仰奋斗，追求其理想化的目标，而日本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是务实者。但就日本来说，在达成那些目标的过程中，日本人几乎总是有广大的妥协与弹性空间。

　　尤其日本人总是准备尝试不同的事，融合旧与新、本国的与外国的，直到达成最佳的融合。此外，日本人似乎有一种伟大的能力，将新的与外来的东西予以日本化，让外来的东西较容易与传统相融合，使其比较可以被接受。明治的建国者是一个例证，他们把诸如民主与西方科技等外来成分与德川的权威甚至与大和奈良时代的建国方法相融合。德川幕府本身利用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的政策，而丰臣与织田也采用足利义满的某些理念。

　　向他人学习是日本的伟大优点之一。在全国层次上，当别的民族似乎比日本有较强大或较好的东西时，尤其如此。日本采纳、适应和学习潜在的竞争者或敌人的长处。这不只是“认识敌人”的实例：它是知道敌人的威胁在哪里，然后利用敌人的长处对付敌人的实例。

　　1000多年前，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到日本不再是附庸国而视自己为优秀的国家的地步。日本在16世纪多少重复了这一过程，向西方学习火器的使用。明治时代，日本热诚地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学习，直到日本本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美国学习很多东西(显然没什么选择余地)，但日本超越强制性的课程，由此逆转角色而到被承认为大师的地步。

　　热心向他人学习是尊重学问与教育力量的一环。情况总是如此，但自从德川时代以后尤其明显。假如你受教育，要比你未受教育更能完成事业。这对个人与国家都有裨益。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确实你也可能变得较难控制与协调，但这能够以控制知识本身的方式予以克服，因此你所学的是“安全的”知识。明治与昭和初期的政府清楚地显示，他们了解控制教育的重要性，而昭和晚期以来的政府也有类似的认识。

　　教育作为获致成功的一项手段是成功愿望的反映。这尤其始于明治时代，那时结合个人与国家利益的成功主义受到极大鼓励。但成就导向也在稍早时期，诸如德川商人的动力、德川农民的物质驱策中，甚至于更早的各式各样中世军阀无情的野心中展现。在日本的领导人中，它最早在大和时期就展现出来。

　　日本是幸运的，其统治者不觉得融合个人与国家利益太困难，因为国家目标总是一个强大的目标。自从日本建国以来，一直有一个清楚的愿望，要建造强大、受人尊敬的国家——至少受到中国的尊敬，因为直到16世纪中期欧洲人到达前，日本对广大世界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岛国的孤立性与强烈的自己人/外人心态，使得欧洲人的到达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日本人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产生非常强烈与普遍的民族主义，民众决心建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教化有所帮助，但民族主义已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萌芽并因危机感而开花。国家危机感很快转变成民族尊严感。民族尊严在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而遭遇挫折后迅速恢复的事实，不仅是民族精神深度而且是日本复原力的见证。民族尊严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所削弱，需要重新培育，但无奈的是没有什么起色，处于不断降低之中。

　　我还要说，近年来，很多学者称国家是现代的产物，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出现后产生的，称民族主义是邪恶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两个观点。尽管现代国家可能和早期的雏形不同，但我仍认为那些雏形基本上也可以叫“国家”。我也认为民族主义未必是坏事。重要的是它的使用(滥用)方式。在我看来，它也可以被用来在可能令人迷失方向的庞大的全球背景下为个人提供可以识别的健康明确的焦点或者框架，它还可以带来国家之间的健康竞争，就像商业世界中的公司竞争一样——不过和商业世界一样，肯定要有必要的制衡，要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

　　日本的统治者也因民众愿意为大我牺牲小我而获利。日本的集团主义受到过度夸大，但日本人团队力量的意识确实比许多国家要强烈。假如一支由强壮的马组成的队伍不同心协力，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如同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是不会有用处的。此外，每个团队需要一个领导人、一个协调者，而这也是日本人所认识到的。

　　日本曾出现极为强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但一般而言，他们偏爱的领导人是能够把团队团结起来，能够妥协、平衡各方利益、经常保持低姿态，把事情做好而有技巧的务实主义者。日本人偏好区别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也对这点有所帮助。往往是幕后的匿名人物做决策，因为他们比那些有正式权威的人拥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因为这种种理由，西式民主与个人权利的概念在日本仅有有限的吸引力。当然，日本人如同世界上每个人一样，宁愿自由不要压迫，但他们显示出比大多数西方人更愿意接受限制。团体的生存意味着至少多数团体成员的生存。保存团体符合每个个人的利益——这是何以和谐变成如此的理想的一个主因。但假如任何一个个人被允许太多自由，团体会被摧毁。这必定将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并摧毁使团体团结起来的平衡。西方世界理论上有同样的理念，例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但实际上西方世界往往以少数的利益作为优先(宛如要去说服自己民主与平等多么了不起)，尤其是假如他们被视为弱势团体的话。日本从未如此，日本曾经真正尊重的唯一“少数派”是人数少的执政精英。

　　这不意味着日本从未有过赤裸裸自利的时候，中世武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不意味着日本发现无言的自利较好，或指导下的自利更好。中古时代的自利受到德川政权的无情压制，至少从赤裸裸表现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此。对于变成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真正集体责任理念(尽管在几个世纪以前这已成为合法的规范)的日本人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公开追求自利在后来的明治时代复苏，但受到政府的管制以达成民主与权威的最佳融合。当然，一些日本人不喜欢政府这么权威，尤其是战前年代，但一般来说人们接受民主会过度的事实。当吉田茂就占领当局的早期改革发表这样的评语时，许多民众深表同情。比起许多西方国家，日本民众较愿意允许国家领导人具有较大、较强制性的特色——虽然这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考验。

　　儒学和谐、秩序与“知其位”的理念在塑造日本人的态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有野心、有竞争力及享受地位似乎是人性的一个基本部分，至少在男人控制的历史世界是如此。孔子知道这个，日本人也知道。历史上，日本人重视阶层与等级。他们毋宁认为，人生而不平等，强迫要他们平等，这是违反自然的且是不快乐与挫折的一个根源。勉强的平等会顿挫人的野心，破坏人的成就，而把弱者视为和强者平等，这对国家不会有裨益。日本人长久以来愿意公开承认不平等，甚于尝试掩饰并假装它不存在。这是达尔文主义如此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在全国层次上，他们相当乐意向全世界挑战以证明他们是最适合的，是应该排列在阶层顶端的国家。假如输了，他们会向打败自己的国家学习直到他们终于成为第一，因为他们感觉那是“他们的地位”。在现今的时代，他们的问题是维持这种竞争精神，同时不能陷入骄傲自大，不能产生种族优越性的思想，不能牺牲民众的福利。

　　但在国内，阶层的竞争容易鼓励一种不健全的个人主义类型，因此竞争以较安全、较受管制的方式进行，尤其在教育方面。不像西方世界时常遭遇的情况：那些在学校中成绩特别优秀者并不被认为是精英——在日本他们真正受到尊敬。工作认真者也同样受到尊敬，偷懒者受到蔑视。从这种获得尊敬的角度，日本人进行阶层的竞争，而一种不被西方人认识的等级被授予了。这是一种强化而非削弱团队的阶层类型。

　　那么，日本的主要长处可以摘要如下：

　　⊙ 务实——尤其是弹性与妥协适应的能力;

　　⊙ 尊敬学问的力量，尤其是学习他人的长处;

　　⊙ 尊敬野心与成就，包括努力工作;

　　⊙ 强烈的民族主义感;

　　⊙ 欣赏团体的力量;

　　⊙ 知道个人权利与自由必须受到限制;

　　⊙ 接受权威;

　　⊙ 接受阶层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

　　当然，操控国家长处不总是容易的游戏。长处往往是双刃剑，且同时是潜在的弱点，必须有适当的平衡与协调。例如，民族尊严很容易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成就导向能够变成无情，或者专心追求目的有可能成为眼光狭小与没有能力知道何时停止。接受权威与个人权利的限制能够导致极权主义。接受阶层可能导致“下属”被虐待。愿意学习会被教化误导。当似乎没有对象可以学习时，向他人学习会变成问题。务实会导致失去方向感，且在道德意义上导致不健康地容忍腐败。重视团体能够导致在个人层次上欠缺责任。

　　日本已发现所有这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战时，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但程度较浅。日本也有其他弱点，诸如宿命论的感觉，这种感觉一方面破坏成就导向，另一方面会产生种族优秀是命定的理念。日本明显缺乏善恶感可能有助于日本人对人生的务实态度，但也较容易从其他角度判断“不受欢迎之事”。其中，“其他的角度”往往只是意味着违反规则，但在较深的层次有时意味着不纯粹。这在过去与日本的高度民族同构型结合起来，产生一种信仰，认为日本人是纯种的，而其他民族不纯种。

　　当然，日本也有它的问题，但哪一个国家没问题?日本目前正处于特别艰难的时期，因为日本正挣扎着重新定向作为一个不同类型的强权，一个没有其他明显模式可以学习的强权，至少不是传统类型的强权。显然，日本确实因为失衡问题吃了苦头，至少是在之前提到过的视野狭窄这个问题上，在二战之后，日本过于偏狭地关注经济扩张了。当前，日本的传统长处有许多可能不适当，但有些长处是适当的。例如，对学习的尊重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特质，而务实和灵活性终将有助于发现新目标和新方法。

　　尽管战争和近年来被削弱的经济超强形象对日本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日本仍因为非凡的成就在历史上获得永久的地位。傅高义可能夸大了日本的情况，但全世界仍可以从这个不寻常的国家身上学习到许多教训——从其错误也从其成功中获得经验。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后，全世界都在关注日本。这次灾难是地震加海啸的双重自然灾害，还伴随受损核反应堆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后者是人为灾害，不过根本原因是地震。整个事件表明，再有实力的强权也可能成为看起来毫不留情的大自然的牺牲品，不论它们的经济多强大。地震中，约2万人丧生，上百万栋住宅受损，整座村镇被毁，要恢复正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超级强权，也是技术方面的超级强权，这无疑有助于它的恢复和重建。但它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它还需要日本人民的巨大努力，它需要领导者。后者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我看来，日本犯下的错误之一是让软弱无能的政治领导者走马灯似地轮流掌权。在平成时代，首相一般只能执政一年左右，很多首相都牵涉弊案或者类似的可疑行为。日本民众应该有更好的领导者。超级强权需要能够得到民众尊敬的超级领导者。事实上，日本面临真正的挑战——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超级强权来说都是如此。

　　日本小史

　　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

　　A History of Japan: 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

　　一个小国的大国梦

　　学习与仿效、毁灭与重生背后的精神密码

　　著者：[英]肯尼斯·韩歇尔(Kenneth G. Henshall)　译者：李忠晋 马昕

　　出版：后浪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2016.12 定价：45.00元

　　【编辑推荐】

　　本书由英国著名日本史专家肯尼斯·韩歇尔教授撰写，其日本现代文学博士的学术背景，再加上从事日本研究三十余年，能够全面讲述日本文化、文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并对日本人的价值观与传统做法及其对日本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行总结和剖析。

　　本书不只单纯讲述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发展历程，更着重于检视日本造就“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现实与理想的调节、对集体权威的服从、对成功与野心的使命感、在道德上对善与恶的宽容、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对强国的学习与仿效等。

　　全书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每一章均可作为单独的专题来阅读，且均有综述与摘要列表。此书可说是研读日本史的最佳也是最新的教材，对普通大众而言，更是一本了解日本及其历史的轻松读物。

　　图文对照，结合原书内容，编辑和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叶渭渠研究员精选了大量精美而有趣的插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并撰写了丰富多样的图注，延伸、补充或说明作者观点，冀以更好地展现原作风采。

　　【名人推荐】

　　《日本小史》是继《菊与刀》之后日本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是一本能够吸引专家、学生和广大普通读者的非凡之作。

　　——肯·科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历史学教授

　　日本具有悠久的光明、和谐、开明、壮美的历史，也有过短暂的黑暗、暴力、野蛮、脆弱的历史。这部《日本小史》，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观点出发，观察和梳理了日本历史进步与反动的两重性格的演化，论说了正如日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所说的一个“美丽的日本”和大江健三郎所说的另一个“暧昧的日本”，加上出版者紧密地结合历史进程，配上百来幅精美的图片，在读者面前理性而形象地展现了一个趋于真实的日本。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简介】

　　作者讲述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发展历程，检视日本历史上所造就的“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现实与理想的调合、对集体权威的高度服从、道德上善恶的界限宽容、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国家使命感、善于师法强国的民族心理等。全书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每一章均可作为单独的专题来阅读，且均有综述与摘要列表。此书可说是研读日本史较佳且较新的教材，对普通大众而言，也是一本了解日本及其历史的轻松读物。

　　【著者简介】

　　肯尼斯·韩歇尔(Kenneth G. Henshall)，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日本研究所教授，从事日本研究三十余年。于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专攻日本文学，获一等名誉硕士学位，又在悉尼大学获日本现代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并曾在日本多所大学担任研究员。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以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把日本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

　　西方人不只一次用“奇迹”这个词来描写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成就。它被用来描写明治时代日本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从一个偏僻、孤立的稻田之地发展成列强的成就。仅仅几十年后，它再度被用来描写日本从战败的灰烬中，甚至更迅速地崛起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依某种度量方法)与一个巨大的经济强权(依任何度量方法)。

　　真正的奇迹没有逻辑的解释，而日本的成就却有逻辑的解释。纯粹的机遇当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日本的成就往往是因为借着日本对形势的反应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自己制造运气，利用好运，摆脱逆境。一般来说，日本对形势反应的模式基于其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价值与做法。

　　矛盾的是，虽然依靠传统价值的倾向似乎可能束缚了日本的反应的多样化，其主要的传统价值之一是务实。基于弹性原则，日本对每种形势做出反应，而不受某些抽象的预先决定的行动路线原则所束缚。日本有某些束缚性的原则，诸如受到过度夸大与理想化的武士道，但一般而言，日本人(实际包括许多武士)偏好务实胜过严厉的理想主义。在个人层次，这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而在全国层次上，将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降至最低并让全国呈现相当统一的战线。在最早的大和时代，日本就几乎没有宗教冲突，而在道德非难上也很少冲突。在使西方人彼此对立的事务上，日本人反而有较多的妥协空间，这样的互相容忍尤其使日本人之间较容易合作。

　　偶尔也有与务实对立的力量，诸如不宽容、绝对及理想，但这并没有支配日本历史。例如，德川政权对那些蔑视其正统政策的人很不宽容，但这通常限于外在形式。假如外在行为符合可接受的标准，在较非正式的层次应允许有相当的自由。实际上是在某些情况下准备妥协的一种不宽容。绝对应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诸如明治时代与战前的日本对天皇的尊敬。一般而言，事情被看作是相对的，幽暗的灰色通常胜过单纯的黑与白。例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上帝的绝对性是这一宗教何以未在日本生根的理由，虽然它被容许存在。基督徒为其信仰奋斗，追求其理想化的目标，而日本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是务实者。但就日本来说，在达成那些目标的过程中，日本人几乎总是有广大的妥协与弹性空间。

　　尤其日本人总是准备尝试不同的事，融合旧与新、本国的与外国的，直到达成最佳的融合。此外，日本人似乎有一种伟大的能力，将新的与外来的东西予以日本化，让外来的东西较容易与传统相融合，使其比较可以被接受。明治的建国者是一个例证，他们把诸如民主与西方科技等外来成分与德川的权威甚至与大和奈良时代的建国方法相融合。德川幕府本身利用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的政策，而丰臣与织田也采用足利义满的某些理念。

　　向他人学习是日本的伟大优点之一。在全国层次上，当别的民族似乎比日本有较强大或较好的东西时，尤其如此。日本采纳、适应和学习潜在的竞争者或敌人的长处。这不只是“认识敌人”的实例：它是知道敌人的威胁在哪里，然后利用敌人的长处对付敌人的实例。

　　1000多年前，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到日本不再是附庸国而视自己为优秀的国家的地步。日本在16世纪多少重复了这一过程，向西方学习火器的使用。明治时代，日本热诚地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学习，直到日本本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美国学习很多东西(显然没什么选择余地)，但日本超越强制性的课程，由此逆转角色而到被承认为大师的地步。

　　热心向他人学习是尊重学问与教育力量的一环。情况总是如此，但自从德川时代以后尤其明显。假如你受教育，要比你未受教育更能完成事业。这对个人与国家都有裨益。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确实你也可能变得较难控制与协调，但这能够以控制知识本身的方式予以克服，因此你所学的是“安全的”知识。明治与昭和初期的政府清楚地显示，他们了解控制教育的重要性，而昭和晚期以来的政府也有类似的认识。

　　教育作为获致成功的一项手段是成功愿望的反映。这尤其始于明治时代，那时结合个人与国家利益的成功主义受到极大鼓励。但成就导向也在稍早时期，诸如德川商人的动力、德川农民的物质驱策中，甚至于更早的各式各样中世军阀无情的野心中展现。在日本的领导人中，它最早在大和时期就展现出来。

　　日本是幸运的，其统治者不觉得融合个人与国家利益太困难，因为国家目标总是一个强大的目标。自从日本建国以来，一直有一个清楚的愿望，要建造强大、受人尊敬的国家——至少受到中国的尊敬，因为直到16世纪中期欧洲人到达前，日本对广大世界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岛国的孤立性与强烈的自己人/外人心态，使得欧洲人的到达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日本人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产生非常强烈与普遍的民族主义，民众决心建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教化有所帮助，但民族主义已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萌芽并因危机感而开花。国家危机感很快转变成民族尊严感。民族尊严在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而遭遇挫折后迅速恢复的事实，不仅是民族精神深度而且是日本复原力的见证。民族尊严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所削弱，需要重新培育，但无奈的是没有什么起色，处于不断降低之中。

　　我还要说，近年来，很多学者称国家是现代的产物，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出现后产生的，称民族主义是邪恶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两个观点。尽管现代国家可能和早期的雏形不同，但我仍认为那些雏形基本上也可以叫“国家”。我也认为民族主义未必是坏事。重要的是它的使用(滥用)方式。在我看来，它也可以被用来在可能令人迷失方向的庞大的全球背景下为个人提供可以识别的健康明确的焦点或者框架，它还可以带来国家之间的健康竞争，就像商业世界中的公司竞争一样——不过和商业世界一样，肯定要有必要的制衡，要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

　　日本的统治者也因民众愿意为大我牺牲小我而获利。日本的集团主义受到过度夸大，但日本人团队力量的意识确实比许多国家要强烈。假如一支由强壮的马组成的队伍不同心协力，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如同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是不会有用处的。此外，每个团队需要一个领导人、一个协调者，而这也是日本人所认识到的。

　　日本曾出现极为强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但一般而言，他们偏爱的领导人是能够把团队团结起来，能够妥协、平衡各方利益、经常保持低姿态，把事情做好而有技巧的务实主义者。日本人偏好区别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也对这点有所帮助。往往是幕后的匿名人物做决策，因为他们比那些有正式权威的人拥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因为这种种理由，西式民主与个人权利的概念在日本仅有有限的吸引力。当然，日本人如同世界上每个人一样，宁愿自由不要压迫，但他们显示出比大多数西方人更愿意接受限制。团体的生存意味着至少多数团体成员的生存。保存团体符合每个个人的利益——这是何以和谐变成如此的理想的一个主因。但假如任何一个个人被允许太多自由，团体会被摧毁。这必定将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并摧毁使团体团结起来的平衡。西方世界理论上有同样的理念，例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但实际上西方世界往往以少数的利益作为优先(宛如要去说服自己民主与平等多么了不起)，尤其是假如他们被视为弱势团体的话。日本从未如此，日本曾经真正尊重的唯一“少数派”是人数少的执政精英。

　　这不意味着日本从未有过赤裸裸自利的时候，中世武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不意味着日本发现无言的自利较好，或指导下的自利更好。中古时代的自利受到德川政权的无情压制，至少从赤裸裸表现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此。对于变成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真正集体责任理念(尽管在几个世纪以前这已成为合法的规范)的日本人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公开追求自利在后来的明治时代复苏，但受到政府的管制以达成民主与权威的最佳融合。当然，一些日本人不喜欢政府这么权威，尤其是战前年代，但一般来说人们接受民主会过度的事实。当吉田茂就占领当局的早期改革发表这样的评语时，许多民众深表同情。比起许多西方国家，日本民众较愿意允许国家领导人具有较大、较强制性的特色——虽然这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考验。

　　儒学和谐、秩序与“知其位”的理念在塑造日本人的态度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有野心、有竞争力及享受地位似乎是人性的一个基本部分，至少在男人控制的历史世界是如此。孔子知道这个，日本人也知道。历史上，日本人重视阶层与等级。他们毋宁认为，人生而不平等，强迫要他们平等，这是违反自然的且是不快乐与挫折的一个根源。勉强的平等会顿挫人的野心，破坏人的成就，而把弱者视为和强者平等，这对国家不会有裨益。日本人长久以来愿意公开承认不平等，甚于尝试掩饰并假装它不存在。这是达尔文主义如此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在全国层次上，他们相当乐意向全世界挑战以证明他们是最适合的，是应该排列在阶层顶端的国家。假如输了，他们会向打败自己的国家学习直到他们终于成为第一，因为他们感觉那是“他们的地位”。在现今的时代，他们的问题是维持这种竞争精神，同时不能陷入骄傲自大，不能产生种族优越性的思想，不能牺牲民众的福利。

　　但在国内，阶层的竞争容易鼓励一种不健全的个人主义类型，因此竞争以较安全、较受管制的方式进行，尤其在教育方面。不像西方世界时常遭遇的情况：那些在学校中成绩特别优秀者并不被认为是精英——在日本他们真正受到尊敬。工作认真者也同样受到尊敬，偷懒者受到蔑视。从这种获得尊敬的角度，日本人进行阶层的竞争，而一种不被西方人认识的等级被授予了。这是一种强化而非削弱团队的阶层类型。

　　那么，日本的主要长处可以摘要如下：

　　⊙ 务实——尤其是弹性与妥协适应的能力;

　　⊙ 尊敬学问的力量，尤其是学习他人的长处;

　　⊙ 尊敬野心与成就，包括努力工作;

　　⊙ 强烈的民族主义感;

　　⊙ 欣赏团体的力量;

　　⊙ 知道个人权利与自由必须受到限制;

　　⊙ 接受权威;

　　⊙ 接受阶层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

　　当然，操控国家长处不总是容易的游戏。长处往往是双刃剑，且同时是潜在的弱点，必须有适当的平衡与协调。例如，民族尊严很容易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成就导向能够变成无情，或者专心追求目的有可能成为眼光狭小与没有能力知道何时停止。接受权威与个人权利的限制能够导致极权主义。接受阶层可能导致“下属”被虐待。愿意学习会被教化误导。当似乎没有对象可以学习时，向他人学习会变成问题。务实会导致失去方向感，且在道德意义上导致不健康地容忍腐败。重视团体能够导致在个人层次上欠缺责任。

　　日本已发现所有这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战时，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但程度较浅。日本也有其他弱点，诸如宿命论的感觉，这种感觉一方面破坏成就导向，另一方面会产生种族优秀是命定的理念。日本明显缺乏善恶感可能有助于日本人对人生的务实态度，但也较容易从其他角度判断“不受欢迎之事”。其中，“其他的角度”往往只是意味着违反规则，但在较深的层次有时意味着不纯粹。这在过去与日本的高度民族同构型结合起来，产生一种信仰，认为日本人是纯种的，而其他民族不纯种。

　　当然，日本也有它的问题，但哪一个国家没问题?日本目前正处于特别艰难的时期，因为日本正挣扎着重新定向作为一个不同类型的强权，一个没有其他明显模式可以学习的强权，至少不是传统类型的强权。显然，日本确实因为失衡问题吃了苦头，至少是在之前提到过的视野狭窄这个问题上，在二战之后，日本过于偏狭地关注经济扩张了。当前，日本的传统长处有许多可能不适当，但有些长处是适当的。例如，对学习的尊重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特质，而务实和灵活性终将有助于发现新目标和新方法。

　　尽管战争和近年来被削弱的经济超强形象对日本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日本仍因为非凡的成就在历史上获得永久的地位。傅高义可能夸大了日本的情况，但全世界仍可以从这个不寻常的国家身上学习到许多教训——从其错误也从其成功中获得经验。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后，全世界都在关注日本。这次灾难是地震加海啸的双重自然灾害，还伴随受损核反应堆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后者是人为灾害，不过根本原因是地震。整个事件表明，再有实力的强权也可能成为看起来毫不留情的大自然的牺牲品，不论它们的经济多强大。地震中，约2万人丧生，上百万栋住宅受损，整座村镇被毁，要恢复正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超级强权，也是技术方面的超级强权，这无疑有助于它的恢复和重建。但它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它还需要日本人民的巨大努力，它需要领导者。后者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我看来，日本犯下的错误之一是让软弱无能的政治领导者走马灯似地轮流掌权。在平成时代，首相一般只能执政一年左右，很多首相都牵涉弊案或者类似的可疑行为。日本民众应该有更好的领导者。超级强权需要能够得到民众尊敬的超级领导者。事实上，日本面临真正的挑战——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超级强权来说都是如此。

　　日本小史

　　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

　　A History of Japan: 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

　　一个小国的大国梦

　　学习与仿效、毁灭与重生背后的精神密码

　　著者：[英]肯尼斯·韩歇尔(Kenneth G. Henshall)　译者：李忠晋 马昕

　　出版：后浪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2016.12 定价：45.00元

　　【编辑推荐】

　　本书由英国著名日本史专家肯尼斯·韩歇尔教授撰写，其日本现代文学博士的学术背景，再加上从事日本研究三十余年，能够全面讲述日本文化、文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并对日本人的价值观与传统做法及其对日本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行总结和剖析。

　　本书不只单纯讲述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发展历程，更着重于检视日本造就“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现实与理想的调节、对集体权威的服从、对成功与野心的使命感、在道德上对善与恶的宽容、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对强国的学习与仿效等。

　　全书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每一章均可作为单独的专题来阅读，且均有综述与摘要列表。此书可说是研读日本史的最佳也是最新的教材，对普通大众而言，更是一本了解日本及其历史的轻松读物。

　　图文对照，结合原书内容，编辑和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叶渭渠研究员精选了大量精美而有趣的插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并撰写了丰富多样的图注，延伸、补充或说明作者观点，冀以更好地展现原作风采。

　　【名人推荐】

　　《日本小史》是继《菊与刀》之后日本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是一本能够吸引专家、学生和广大普通读者的非凡之作。

　　——肯·科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历史学教授

　　日本具有悠久的光明、和谐、开明、壮美的历史，也有过短暂的黑暗、暴力、野蛮、脆弱的历史。这部《日本小史》，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观点出发，观察和梳理了日本历史进步与反动的两重性格的演化，论说了正如日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所说的一个“美丽的日本”和大江健三郎所说的另一个“暧昧的日本”，加上出版者紧密地结合历史进程，配上百来幅精美的图片，在读者面前理性而形象地展现了一个趋于真实的日本。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简介】

　　作者讲述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发展历程，检视日本历史上所造就的“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现实与理想的调合、对集体权威的高度服从、道德上善恶的界限宽容、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国家使命感、善于师法强国的民族心理等。全书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每一章均可作为单独的专题来阅读，且均有综述与摘要列表。此书可说是研读日本史较佳且较新的教材，对普通大众而言，也是一本了解日本及其历史的轻松读物。

　　【著者简介】

　　肯尼斯·韩歇尔(Kenneth G. Henshall)，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日本研究所教授，从事日本研究三十余年。于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专攻日本文学，获一等名誉硕士学位，又在悉尼大学获日本现代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并曾在日本多所大学担任研究员。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以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把日本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