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出使日记”，中国读者第一时间浮现脑际的，大概都会是“钟叔河”“走向世界”这样的字眼。的确，钟先生编选的《走向世界丛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刊行以来，嘉惠几代知识人，至今影响不衰，可以说丛书本身在当代出版史上已写下传奇。关于这套书的英文译名，据说原有三个备选，即The Outer World in Chinese Eyes、Chinese Travelers Abroad、From East to West。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认定第三个较好，钟先生也十分同意，以为“From East to West就是从古老传统走向近世文明，走向变革和开放的现代化世界”(《我为什么要编〈走向世界丛书〉》)。以一套尚未出版完成的大书(拟目一百种，实出三十六种)，在三十余年间有如此强劲且持久的思想/学术辐射力，或正印证了编辑宗旨中强烈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的意识，也辩证地说明我们仍然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走向世界丛书》启发和推动了大量后续研究，收入丛书的外交使节、考察专使、政治流亡人士及旅行家的日记、游记常被提及，他们作为“洋务派”或“改良主义者”的变革观、西洋观、世界观也得到方方面面的讨论。相对年轻一辈的研究者，已不满于受“西方启蒙话语”指导的思想史研究，不愿意那么简单地承认国人被动地接受外来文明的挑战，也反对将传统中国作为铁板一块来对待，无论以文化身份认同、文学形象学、传记研究为视点，重审出使日记的文化/文明内涵，还是将出使日记作为“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的文类(literary genre)之一，考察它在学术与文学两个维度上构成“游记新学”的变量因子(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张治：《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手眼身法均已更新，非“现代化”模式所能范围。

　　不过，上述新出著述多偏重思想文化史或比较文学史，与出使日记关系最直接的外交史研究，反而成绩乏善可陈。尽管围绕清政府初次派遣驻外公使以及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刘锡鸿、陈兰彬、张德彝等人物，先行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相对零散，日记利用也偏同质化，尤其人物研究，重言论轻行事，对其观念、思想的考察仍是主流。近年来晚清史研究总体趋冷，新一代学者的关注点发生转移，关于外交使节及日记的新研究并不多见;而且，与思想史取向的研究存在问题类似，外交史学者同样欠缺对于作为“史料”的日记性质的敏感，通行刊本经常拿来就用，对日记文本的形成及版本流变少有究心。

　　冈本隆司、箱田惠子、青山治世三位日本学者，都是本色当行的中国外交史专家。他们合著的《出使時代の日記——清末の中国と外交》一书，积多年心力而成，可谓日本学界研究晚清出使日记集大成之作，很值得注意。全书按时分部，按人分章，各节据驻外公使、领事及随员存世日记的文本分析而展开，所涉时段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也即清政府向欧美、日本派出常驻使节的中前期。在笔者看来，本书至少有两点应特别留心：(一)将出使日记放回晚清外交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据日记信息，直接讨论外交官的观念、行动及其如何作用于清朝外交体制与对外关系;(二)特别重视日记文本的“制作”过程，通过版本调查、稿/刊本比勘，发现其异同，进而揭示日记作者思想的变迁轨迹、编纂刊行的时代背景及其被阅读与接受的情况。

　　二

　　一般而言，“出使日记”有狭、广两种定义，前者专指常驻公使(出使大臣)义务性提交的日记，后者还包括公使以外的使节或下属所作日记。本书所论基本限定在狭义层面，则出使日记非仅单纯的私人著述，还具有外务报告的意义。尽管个别日记尚不脱地理情报的色彩，如陈兰彬立意制作最新的美国地理志，薛福成更有一庞大计划，欲编辑刊行一部足以替代《瀛环志略》的世界地理志，但其面对的世界毕竟已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日记内容也必然区别于传统的海外采风录、游历记或风土志。更重要的是，公使既有义务定期向总理衙门缴送出使日记，则不可避免已带有驻外公使馆的业务日志或报告书的性质。本书著者注意到作为复命形式的出使日记，相应在“制作方法”上有其特色，即所谓“公使与随员的共同作业”。首任驻英使馆副使刘锡鸿的《英轺日记》与张德彝的《四述奇》(即《随使英俄记》)有多处内容雷同，是否存在抄袭、到底谁抄了谁，一直是学界瞩目的一桩公案，朱维铮、张宇权、尹德祥等均有论列，而结论倾向于张德彝抄袭了刘锡鸿。区别于这类着眼文字异同比较、相对平面化的研究思路，本书将问题置于外交史脉络中，观察视角一变，结论也相应更新。经细致的文本核对，著者指出身为使馆翻译官的张德彝，受命于刘锡鸿，提供了大量资料以助其完成出使日记，而事后这些资料又作为张本人著作的一部分刊行。由公使与下属共同完成的出使日记，《英轺日记》绝非个例，复如陈兰彬《使美纪略》，便是取数人散记“合并参订”而成，而其本人执笔的部分可能还不到一半。一旦从“制作”原理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作为集众式的外务报告的“出使日记”便很难指认唯一作者，不同文本之间有无“抄袭”，或谁抄了谁，其实也非关键所在，更紧要的恐怕是，在作为“剽窃者”和作为“情报源”的两个张德彝形象的重叠处，析分出历史本来面目。

　　目前关于海外使馆的研究，着眼人物以外，多由“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视野考察其功能、定位，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即使馆设置及制度化阶段;就具体外交作业而言，侧重与华人移民问题相关的部分。而以出使日记为素材，今人可以更加深入地观察、解读晚清外交的制度建构及变化。相较于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多记由海外见闻引发的主观感受与意见，而其继任者曾纪泽在使欧初期刊行的《曾侯日记》中，“与驻外使节(使馆)的外交活动直接相关的情报与见闻占很大篇幅，而描述作者感受的部分很少”(117—118页)。正缘于直接关系“外交”的记载构成了《曾侯日记》的核心，其作为“出使日记”的特征才得以彰显。同出自曾氏手笔的《金轺筹笔》记录了光绪六、七年(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间在圣彼得堡与俄方进行的五十二个回合的“问答节略”，反映出曾纪泽为收回伊犁所做的外交努力，也传达了中俄交涉的现场感。这一阶段，正是清朝外交官“对西洋式的国际关系全面摄取”的时期，学习西方外交知识与技术，创制适合于本国的外交之道成为当务之急。《曾侯日记》《金轺筹笔》的字里行间体现出这一意图，或者说，后来全面展开的所谓“曾纪泽的外交”已蕴含于此。不过，著者仍加以但书，提示“当时清朝对主权、国境观念的理解，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对外关系，尚未至全面转换的阶段”(152页)。

　　这一“转换”的痕迹在何如璋、黄遵宪、张荫桓、薛福成等人著述中续有体现。清朝公使馆尚处于草创和初步发展阶段，无论组织还是功能，都远谈不上完善，但从“出使日记”仍可窥见公使“外交”的变迁轨道：

　　海外公使馆的对外交涉，尤其是国际关系、“公法”意识，在曾纪泽任上，即一八八〇年代已开始从置身其“外”转向融入其“内”，所达成的阶段性成果在薛福成的对外交涉中即有体现。海外公使馆对外意识的这种变化，始于《金轺筹笔》，到了《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时已经呈现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与“出使日记”公刊过程几乎是并行对应的。

　　如果再放长眼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至九十年代前半的公使馆还未脱“摇篮期”，而至甲午、戊戌、庚子各段，清朝外交一次次经历阵痛，其处理对外关系的观念与方式也发生了从“洋务”到“外务”的深刻转变。

　　公使而外，本书对“随员日记”也有所涉猎，包括钱德培《欧游随笔》，黎庶常《西洋杂志》，蔡钧《出洋琐记》《出使须知》，王咏霓《道西斋日记》，陈春瀛《回颿日记》等。公使日记与随员日记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薛福成日记中的“论说”，与张德彝《述奇》中的“杂记”，便有很大不同，这不仅因为时代变化，还与公使与翻译官立场的差异有关。但在外交史视野下，两者位置又密切相关。著者强调，随员日记“在编辑时意识到公使馆的诸功能，分类整理相关资料，系统地介绍海外公使馆的外交活动，尤其明确表现了作为外政机关的海外公使馆的作用和存在意义”(270页)。如吴宗濂《随轺笔记》的出现，便配合了义和团事变前后清朝外交体制的变化趋势。

　　然而，面临危机的中国不得不加速外交转型，当“外交”“外交官”概念成为常识的时代一旦到来，所谓“出使”经历不再特别，“出使日记”这一著述形式也不再必要。“出使日记”为“外交”应运而生，复因“外交”悄然而逝，这实在是启人深思的时代悖论。

　　三

　　钱锺书为《走向世界丛书》作“序”，有一句妙语，提示“由于作者的强充内行或自我吹捧”，一些出洋者所写旅行记“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情，这“谎话”不管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在文化心理层面，都是值得细味的东西;而从史学研究角度出发，对于出使日记的“史料”性质，则不能不有所辨析。本书对此有高度自觉，意识到“一旦明了记述的意图和构造，执笔者的观念和活动自可清晰呈现，而明确了严密的认识与行动，亦即可对晚清外政机构的整体，及其成员的思想做出缜密的分析”(6页);甚而，除了清楚知道“有什么”，还要关心“少了什么”，也就是说，“在对日记记述部分进行解读之上，还要对未有记载的部分有所洞察，才能对当时‘出使’、驻在地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做客观的、充分的还原”(175页)。故此，利用出使日记研究晚清外交，文献学考察必不可少。三位著者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在日记版本调查和文本核校方面确下了很大功夫，书末附录的《出使日记关联史料总目录》，洋洋大观，便是明证。此处姑举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出使日记不仅非成于署名者一人之手，其著述、编纂、刊行形态之间也多有差别。就稿、刊本对照而言，薛福成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其原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刻本六卷、续刻十卷通行，近年又有据南京图书馆藏日记手稿整理、包含使欧期间(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四)的全部日记的《薛福成日记》两巨册。著者比较了稿本与通行刊本，发现以下三种异同情况：(一)日期移动者。稿本一日所记，在刊本被分割为数日，或分配至稿本原无记载的日期;稿本一日所引长篇文书，在刊本被分割为数日引用，以填补前后日记的空白;稿本中某些关联内容的记述，在刊本也有日期移动的情况发生。(二)只见于稿本者。按刊本“凡例”所示，限于出使日记性质，与“洋务”无直接关联的内容多被删略;程式性的公文邸钞及一些私人函札，也被删略;与英俄两国对立有关的记载，或被删，或被改。(三)只见于刊本者。《出使四国日记》中有许多针对西方社会、文化及欧洲国际形势、中西学术比较的观察和议论，这也是先行研究最为关注的部分，而实际上这些内容几乎未见于稿本，多系出使日记刊行时追加;与南洋设置领事相关的外交文书也多为后来补充;刊本并增补了与《庸庵海外文编》《庸庵文外编》收录“论说”相对应的内容。

　　《出使四国日记》与《续刻》的问世年代与刊行经纬各不相同，即内容偏重方面，亦多差异，前者最重要的是有关西洋观的“论说”，后者最引人注目处，则在于对世界地理的大篇幅介绍。《走向世界丛书》将两者合并整理，对上述差异似无意识;而因忽视版本差异，在利用日记论证薛福成思想变化时，也不免有风险。如钟叔河重点引据的薛福成抵达伦敦后的议论，包括对郭嵩焘赞赏西洋的认同、有关议会、教育制度、医院、铁道历史等记载，实际上在对应的稿本日记中全部没有。

　　根据现有文集，阐述薛福成的思想主张，当然是一个简捷的研究方法。但是，从文本比较的结果来看，稿本日记的草稿与成文往往不同，而且文集收入“论说”，虽注干支日期，但作者的写作缘起、目的和语境，只有放在前后文脉中才能把握。现有足本《薛福成日记》的标点整理仍存在问题，其操作方式是同一日日记，凡刻本有而稿本无的内容，据刻本加以补充，但未考虑有移动日期的情况，结果导致稿本中其他日期的内容被重复补充。也就是说，《薛福成日记》并非稿本内容的完全重现，这是利用时必须注意的。

　　除稿/刊本的差异，不同时期编辑、刊行的日记版本，反映各自时代状况，体现出相当不同的“性格”。如志刚《初使泰西记》有两个早期版本，著者注意到，光绪三年刊本中“基于传统思想对西洋的批评，大多数未被收录”，这体现避热主人的编辑方针，即精选关系“世道人心、民生国计”的西洋知识，与志刚本人的西洋观未必直接相关;光绪十六年《初使泰西纪要》本则包含了很多批评西方的内容，更接近志刚日记原稿的形态。这一差异，并不代表出使日记的作者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传播与接受出使日记的外部世界已然不同——

　　总之，光绪三年刊本的编纂时期，认识到洋务的必要性者仍为少数，故倾向于认识西洋自身的特点，相比之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连续对外危机的背景下，包括以前的守旧派，各阶层广泛开始关注洋务及出使日记，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即《纪要》编辑、刊行的时期，越来越意识到它们与传统思想的关联性。(80页)

　　出使日记记载的内容，与政府公文书、个人文集所收奏折、信札，必须一边对照一边使用。曾纪泽日记中有关公使馆活动与人事的部分，多为“手稿日记”所无，系《曾侯日记》增补，在曾死后公刊的《遗集·日记》中再次被削删。著者经比对发现，《曾侯日记》引用的著名的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即不见于手稿日记(128页)。实际上，曾纪泽初见马建忠函之时，尚未踏足西洋，渡欧半年后，整理报告用日记，才将此函采录，而原有评价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本书著者虽然都是外交史专攻，但研究中表现出不俗的文献学素养，对于出版史也有相当的了解，对出使日记，未局限于文献本身，而能从其刊行、传播及被接受的角度，予以各方面的关照。特别让人感觉兴味的是，还注意到诸如“丛书”这一出版机制对于出使日记的影响。以中法战争为契机，中国知识人日益意识到洋务的重要性，对海外事情的关心开始高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王锡祺在上海编纂刊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后续有“补编”“再补编”，同时期出现的还有湖南学政江标主编的《灵鹣阁丛书》、湖南新学书局《游记汇刊》。在这里，著者关心的不仅是单一“著述”的出版命运，而且尝试触摸“时代风气的变化”。“节选日记、收入丛书或文集，这也是一个著述的独立性渐渐消失的过程。启蒙也好、彰显也好，多多少少都会与作者本来意图有所差异，包含一定的目的。”(288页)刘锡鸿《英轺私记》是一典型。著者考察了时人引用《英轺私记》以及外人摘译成英文的场合，判定《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相对更接近于原始日记;而《灵鹣阁丛书》本呈现的形态，更多受编者江标的影响，已与刘锡鸿自身诉求不尽一致。

　　最后附带但不得不提的是，著者梳理曾纪泽研究现状时，指出：“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最近有黄小用《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一书出版，其第一章、第二章的结构和内容，几乎完全剽窃自李恩涵前揭书(笔者按：《曾纪泽的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六六年)的第一至第五章。”笔者经过复核，也不得不对这一判断表示同意。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抄袭台湾前辈的著作，而在日本学界被揭露，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本书的意义，或在研究与规范两方面，都给我们上了一课。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如果除去“出使日记时代”特有的那一份“虚骄”，对本书叙及的先行者真有同情之理解，那么，今天“睁眼看世界”的吾辈人，或许也会从异邦文明有所得罢。

　　(冈本隆司、箱田惠子、青山治世：《出使時代の日記—―清末の中国と外交》，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一四年版)

 　　提到“出使日记”，中国读者第一时间浮现脑际的，大概都会是“钟叔河”“走向世界”这样的字眼。的确，钟先生编选的《走向世界丛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刊行以来，嘉惠几代知识人，至今影响不衰，可以说丛书本身在当代出版史上已写下传奇。关于这套书的英文译名，据说原有三个备选，即The Outer World in Chinese Eyes、Chinese Travelers Abroad、From East to West。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认定第三个较好，钟先生也十分同意，以为“From East to West就是从古老传统走向近世文明，走向变革和开放的现代化世界”(《我为什么要编〈走向世界丛书〉》)。以一套尚未出版完成的大书(拟目一百种，实出三十六种)，在三十余年间有如此强劲且持久的思想/学术辐射力，或正印证了编辑宗旨中强烈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的意识，也辩证地说明我们仍然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走向世界丛书》启发和推动了大量后续研究，收入丛书的外交使节、考察专使、政治流亡人士及旅行家的日记、游记常被提及，他们作为“洋务派”或“改良主义者”的变革观、西洋观、世界观也得到方方面面的讨论。相对年轻一辈的研究者，已不满于受“西方启蒙话语”指导的思想史研究，不愿意那么简单地承认国人被动地接受外来文明的挑战，也反对将传统中国作为铁板一块来对待，无论以文化身份认同、文学形象学、传记研究为视点，重审出使日记的文化/文明内涵，还是将出使日记作为“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的文类(literary genre)之一，考察它在学术与文学两个维度上构成“游记新学”的变量因子(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张治：《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手眼身法均已更新，非“现代化”模式所能范围。

　　不过，上述新出著述多偏重思想文化史或比较文学史，与出使日记关系最直接的外交史研究，反而成绩乏善可陈。尽管围绕清政府初次派遣驻外公使以及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刘锡鸿、陈兰彬、张德彝等人物，先行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相对零散，日记利用也偏同质化，尤其人物研究，重言论轻行事，对其观念、思想的考察仍是主流。近年来晚清史研究总体趋冷，新一代学者的关注点发生转移，关于外交使节及日记的新研究并不多见;而且，与思想史取向的研究存在问题类似，外交史学者同样欠缺对于作为“史料”的日记性质的敏感，通行刊本经常拿来就用，对日记文本的形成及版本流变少有究心。

　　冈本隆司、箱田惠子、青山治世三位日本学者，都是本色当行的中国外交史专家。他们合著的《出使時代の日記——清末の中国と外交》一书，积多年心力而成，可谓日本学界研究晚清出使日记集大成之作，很值得注意。全书按时分部，按人分章，各节据驻外公使、领事及随员存世日记的文本分析而展开，所涉时段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也即清政府向欧美、日本派出常驻使节的中前期。在笔者看来，本书至少有两点应特别留心：(一)将出使日记放回晚清外交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据日记信息，直接讨论外交官的观念、行动及其如何作用于清朝外交体制与对外关系;(二)特别重视日记文本的“制作”过程，通过版本调查、稿/刊本比勘，发现其异同，进而揭示日记作者思想的变迁轨迹、编纂刊行的时代背景及其被阅读与接受的情况。

　　二

　　一般而言，“出使日记”有狭、广两种定义，前者专指常驻公使(出使大臣)义务性提交的日记，后者还包括公使以外的使节或下属所作日记。本书所论基本限定在狭义层面，则出使日记非仅单纯的私人著述，还具有外务报告的意义。尽管个别日记尚不脱地理情报的色彩，如陈兰彬立意制作最新的美国地理志，薛福成更有一庞大计划，欲编辑刊行一部足以替代《瀛环志略》的世界地理志，但其面对的世界毕竟已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日记内容也必然区别于传统的海外采风录、游历记或风土志。更重要的是，公使既有义务定期向总理衙门缴送出使日记，则不可避免已带有驻外公使馆的业务日志或报告书的性质。本书著者注意到作为复命形式的出使日记，相应在“制作方法”上有其特色，即所谓“公使与随员的共同作业”。首任驻英使馆副使刘锡鸿的《英轺日记》与张德彝的《四述奇》(即《随使英俄记》)有多处内容雷同，是否存在抄袭、到底谁抄了谁，一直是学界瞩目的一桩公案，朱维铮、张宇权、尹德祥等均有论列，而结论倾向于张德彝抄袭了刘锡鸿。区别于这类着眼文字异同比较、相对平面化的研究思路，本书将问题置于外交史脉络中，观察视角一变，结论也相应更新。经细致的文本核对，著者指出身为使馆翻译官的张德彝，受命于刘锡鸿，提供了大量资料以助其完成出使日记，而事后这些资料又作为张本人著作的一部分刊行。由公使与下属共同完成的出使日记，《英轺日记》绝非个例，复如陈兰彬《使美纪略》，便是取数人散记“合并参订”而成，而其本人执笔的部分可能还不到一半。一旦从“制作”原理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作为集众式的外务报告的“出使日记”便很难指认唯一作者，不同文本之间有无“抄袭”，或谁抄了谁，其实也非关键所在，更紧要的恐怕是，在作为“剽窃者”和作为“情报源”的两个张德彝形象的重叠处，析分出历史本来面目。

　　目前关于海外使馆的研究，着眼人物以外，多由“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视野考察其功能、定位，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即使馆设置及制度化阶段;就具体外交作业而言，侧重与华人移民问题相关的部分。而以出使日记为素材，今人可以更加深入地观察、解读晚清外交的制度建构及变化。相较于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多记由海外见闻引发的主观感受与意见，而其继任者曾纪泽在使欧初期刊行的《曾侯日记》中，“与驻外使节(使馆)的外交活动直接相关的情报与见闻占很大篇幅，而描述作者感受的部分很少”(117—118页)。正缘于直接关系“外交”的记载构成了《曾侯日记》的核心，其作为“出使日记”的特征才得以彰显。同出自曾氏手笔的《金轺筹笔》记录了光绪六、七年(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间在圣彼得堡与俄方进行的五十二个回合的“问答节略”，反映出曾纪泽为收回伊犁所做的外交努力，也传达了中俄交涉的现场感。这一阶段，正是清朝外交官“对西洋式的国际关系全面摄取”的时期，学习西方外交知识与技术，创制适合于本国的外交之道成为当务之急。《曾侯日记》《金轺筹笔》的字里行间体现出这一意图，或者说，后来全面展开的所谓“曾纪泽的外交”已蕴含于此。不过，著者仍加以但书，提示“当时清朝对主权、国境观念的理解，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对外关系，尚未至全面转换的阶段”(152页)。

　　这一“转换”的痕迹在何如璋、黄遵宪、张荫桓、薛福成等人著述中续有体现。清朝公使馆尚处于草创和初步发展阶段，无论组织还是功能，都远谈不上完善，但从“出使日记”仍可窥见公使“外交”的变迁轨道：

　　海外公使馆的对外交涉，尤其是国际关系、“公法”意识，在曾纪泽任上，即一八八〇年代已开始从置身其“外”转向融入其“内”，所达成的阶段性成果在薛福成的对外交涉中即有体现。海外公使馆对外意识的这种变化，始于《金轺筹笔》，到了《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时已经呈现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与“出使日记”公刊过程几乎是并行对应的。

　　如果再放长眼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至九十年代前半的公使馆还未脱“摇篮期”，而至甲午、戊戌、庚子各段，清朝外交一次次经历阵痛，其处理对外关系的观念与方式也发生了从“洋务”到“外务”的深刻转变。

　　公使而外，本书对“随员日记”也有所涉猎，包括钱德培《欧游随笔》，黎庶常《西洋杂志》，蔡钧《出洋琐记》《出使须知》，王咏霓《道西斋日记》，陈春瀛《回颿日记》等。公使日记与随员日记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薛福成日记中的“论说”，与张德彝《述奇》中的“杂记”，便有很大不同，这不仅因为时代变化，还与公使与翻译官立场的差异有关。但在外交史视野下，两者位置又密切相关。著者强调，随员日记“在编辑时意识到公使馆的诸功能，分类整理相关资料，系统地介绍海外公使馆的外交活动，尤其明确表现了作为外政机关的海外公使馆的作用和存在意义”(270页)。如吴宗濂《随轺笔记》的出现，便配合了义和团事变前后清朝外交体制的变化趋势。

　　然而，面临危机的中国不得不加速外交转型，当“外交”“外交官”概念成为常识的时代一旦到来，所谓“出使”经历不再特别，“出使日记”这一著述形式也不再必要。“出使日记”为“外交”应运而生，复因“外交”悄然而逝，这实在是启人深思的时代悖论。

　　三

　　钱锺书为《走向世界丛书》作“序”，有一句妙语，提示“由于作者的强充内行或自我吹捧”，一些出洋者所写旅行记“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情，这“谎话”不管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在文化心理层面，都是值得细味的东西;而从史学研究角度出发，对于出使日记的“史料”性质，则不能不有所辨析。本书对此有高度自觉，意识到“一旦明了记述的意图和构造，执笔者的观念和活动自可清晰呈现，而明确了严密的认识与行动，亦即可对晚清外政机构的整体，及其成员的思想做出缜密的分析”(6页);甚而，除了清楚知道“有什么”，还要关心“少了什么”，也就是说，“在对日记记述部分进行解读之上，还要对未有记载的部分有所洞察，才能对当时‘出使’、驻在地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做客观的、充分的还原”(175页)。故此，利用出使日记研究晚清外交，文献学考察必不可少。三位著者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在日记版本调查和文本核校方面确下了很大功夫，书末附录的《出使日记关联史料总目录》，洋洋大观，便是明证。此处姑举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出使日记不仅非成于署名者一人之手，其著述、编纂、刊行形态之间也多有差别。就稿、刊本对照而言，薛福成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其原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刻本六卷、续刻十卷通行，近年又有据南京图书馆藏日记手稿整理、包含使欧期间(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四)的全部日记的《薛福成日记》两巨册。著者比较了稿本与通行刊本，发现以下三种异同情况：(一)日期移动者。稿本一日所记，在刊本被分割为数日，或分配至稿本原无记载的日期;稿本一日所引长篇文书，在刊本被分割为数日引用，以填补前后日记的空白;稿本中某些关联内容的记述，在刊本也有日期移动的情况发生。(二)只见于稿本者。按刊本“凡例”所示，限于出使日记性质，与“洋务”无直接关联的内容多被删略;程式性的公文邸钞及一些私人函札，也被删略;与英俄两国对立有关的记载，或被删，或被改。(三)只见于刊本者。《出使四国日记》中有许多针对西方社会、文化及欧洲国际形势、中西学术比较的观察和议论，这也是先行研究最为关注的部分，而实际上这些内容几乎未见于稿本，多系出使日记刊行时追加;与南洋设置领事相关的外交文书也多为后来补充;刊本并增补了与《庸庵海外文编》《庸庵文外编》收录“论说”相对应的内容。

　　《出使四国日记》与《续刻》的问世年代与刊行经纬各不相同，即内容偏重方面，亦多差异，前者最重要的是有关西洋观的“论说”，后者最引人注目处，则在于对世界地理的大篇幅介绍。《走向世界丛书》将两者合并整理，对上述差异似无意识;而因忽视版本差异，在利用日记论证薛福成思想变化时，也不免有风险。如钟叔河重点引据的薛福成抵达伦敦后的议论，包括对郭嵩焘赞赏西洋的认同、有关议会、教育制度、医院、铁道历史等记载，实际上在对应的稿本日记中全部没有。

　　根据现有文集，阐述薛福成的思想主张，当然是一个简捷的研究方法。但是，从文本比较的结果来看，稿本日记的草稿与成文往往不同，而且文集收入“论说”，虽注干支日期，但作者的写作缘起、目的和语境，只有放在前后文脉中才能把握。现有足本《薛福成日记》的标点整理仍存在问题，其操作方式是同一日日记，凡刻本有而稿本无的内容，据刻本加以补充，但未考虑有移动日期的情况，结果导致稿本中其他日期的内容被重复补充。也就是说，《薛福成日记》并非稿本内容的完全重现，这是利用时必须注意的。

　　除稿/刊本的差异，不同时期编辑、刊行的日记版本，反映各自时代状况，体现出相当不同的“性格”。如志刚《初使泰西记》有两个早期版本，著者注意到，光绪三年刊本中“基于传统思想对西洋的批评，大多数未被收录”，这体现避热主人的编辑方针，即精选关系“世道人心、民生国计”的西洋知识，与志刚本人的西洋观未必直接相关;光绪十六年《初使泰西纪要》本则包含了很多批评西方的内容，更接近志刚日记原稿的形态。这一差异，并不代表出使日记的作者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传播与接受出使日记的外部世界已然不同——

　　总之，光绪三年刊本的编纂时期，认识到洋务的必要性者仍为少数，故倾向于认识西洋自身的特点，相比之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连续对外危机的背景下，包括以前的守旧派，各阶层广泛开始关注洋务及出使日记，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即《纪要》编辑、刊行的时期，越来越意识到它们与传统思想的关联性。(80页)

　　出使日记记载的内容，与政府公文书、个人文集所收奏折、信札，必须一边对照一边使用。曾纪泽日记中有关公使馆活动与人事的部分，多为“手稿日记”所无，系《曾侯日记》增补，在曾死后公刊的《遗集·日记》中再次被削删。著者经比对发现，《曾侯日记》引用的著名的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即不见于手稿日记(128页)。实际上，曾纪泽初见马建忠函之时，尚未踏足西洋，渡欧半年后，整理报告用日记，才将此函采录，而原有评价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本书著者虽然都是外交史专攻，但研究中表现出不俗的文献学素养，对于出版史也有相当的了解，对出使日记，未局限于文献本身，而能从其刊行、传播及被接受的角度，予以各方面的关照。特别让人感觉兴味的是，还注意到诸如“丛书”这一出版机制对于出使日记的影响。以中法战争为契机，中国知识人日益意识到洋务的重要性，对海外事情的关心开始高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王锡祺在上海编纂刊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后续有“补编”“再补编”，同时期出现的还有湖南学政江标主编的《灵鹣阁丛书》、湖南新学书局《游记汇刊》。在这里，著者关心的不仅是单一“著述”的出版命运，而且尝试触摸“时代风气的变化”。“节选日记、收入丛书或文集，这也是一个著述的独立性渐渐消失的过程。启蒙也好、彰显也好，多多少少都会与作者本来意图有所差异，包含一定的目的。”(288页)刘锡鸿《英轺私记》是一典型。著者考察了时人引用《英轺私记》以及外人摘译成英文的场合，判定《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相对更接近于原始日记;而《灵鹣阁丛书》本呈现的形态，更多受编者江标的影响，已与刘锡鸿自身诉求不尽一致。

　　最后附带但不得不提的是，著者梳理曾纪泽研究现状时，指出：“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最近有黄小用《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一书出版，其第一章、第二章的结构和内容，几乎完全剽窃自李恩涵前揭书(笔者按：《曾纪泽的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六六年)的第一至第五章。”笔者经过复核，也不得不对这一判断表示同意。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抄袭台湾前辈的著作，而在日本学界被揭露，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本书的意义，或在研究与规范两方面，都给我们上了一课。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如果除去“出使日记时代”特有的那一份“虚骄”，对本书叙及的先行者真有同情之理解，那么，今天“睁眼看世界”的吾辈人，或许也会从异邦文明有所得罢。

　　(冈本隆司、箱田惠子、青山治世：《出使時代の日記—―清末の中国と外交》，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