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布了《国家安全声明》(NSS)，承诺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虽然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日益强硬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但《国家安全战略》表明，日本正在有意和主动地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愿景:“作为全球主要参与者，日本将与盟国、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新的平衡，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日本配合美国遏华的新规于7月23日正式施行。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当天开始施行修改后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将尖端半导体领域的23个品类追加为出口管制对象。图为1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白宫举行会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采取了新的外交姿态，朝着结束贸易争端和与韩国实现防务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此外，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呼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日本在确保战略层面的双边协调的同时，将与美国合作，加强日美关系。”包括推进外交、国防和经济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联盟。”

　　简而言之，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日本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是维持两国繁荣的关键。

　　东京愿意增加国防开支和合作，应该被视为对美国国防战略的一大福音。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兵棋推演，日本的积极态度对台海局势“影响甚大”，而日本保持中立的情况会导致中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该报告建议美国领导人“优先考虑深化与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关系”。特别是，“与日本军队有过接触的参与者”认为，美国和日本军队之间的行动协调尤为重要。然而，美国和日本之间增加的战略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日本可以在实现美国广泛的战略目标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拜登政府领导下，美国曾向七国集团(G7)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方案，但一直难以付诸实施。据一位分析人士称，导致这种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对政策策略或实施机制的理解不足”。从本质上讲，美国的应对措施不仅缺乏资金，而且缺乏连贯的组织结构和对实际兑现承诺项目的愿景。

　　与此同时，日本已经有了一个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的形式提供发展资金和推进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度，该机构代表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官方发展援助机构(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支付资金。事实上，这一体系早在1974年就建立了，可以说启发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除了资助发展项目外，该机构还派人员到国外并在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自1954年以来，派往国外的专家达197 000人，受训人员达649 000人。考虑到美国目前的政治现实，以及欧洲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而缺乏创建“宏伟新项目”的兴趣，谨慎的做法是，与日本已经建立的体系进行协调，而不是从头开始创建新体系。

　　美国战略的另一个支柱是重建其工业基础，通过以工业政策为导向的立法，如《芯片法案》和《建设美国、购买美国货法案》来推进。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提高工业部门人员的素质和人数。目前，制造业存在人才短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30年，这一缺口将扩大到200万个。《购买美国货法案》(Buy American Act)已经很难为许多关键商品找到国内供应商，尤其是在建筑行业。据业内人士称，目前国内还没有生产码头起重机、卡车、船舶升降机和类似设备的制造商。此外，最近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的台积电(TSMC)芯片工厂“……由于高昂的建设成本(比台湾高出10倍)和合格人才的短缺，为台积电或台湾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日本在这些领域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但缺乏设计人才，在经合组织新企业的平均年进入率方面，日本排名垫底。考虑到美国的风险投资生态系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占芯片设计人才需求的43%，寻求人才交流和企业合作将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

　　这种情况已经在一些关键行业出现：日本的Rapidus公司与美国科技巨头IBM合作，生产后者设计的2nm芯片。Rapidus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让日本重新回到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然而，重点不应该仅仅是专业化(即，美国提供芯片设计，而日本制造芯片):两国应该寻求改善彼此的弱点。例如，拜登总统可以通过一项《购买美国货法案》的修正案，允许对美国目前无法生产的设备实行临时豁免，以换取日本公司将一些工程师派往美国(向现有公司传授生产设备的最佳实践)或在美国开设合资企业(用于生产设备)。

　　后一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尽管当时的条件远没有那么友好。随着丰田汽车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进入美国汽车市场，国会与日本政府实施了一项自愿出口限制，将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限制在美国市场的22%以内。这一行动，加上日本即将面临的进口关税威胁，促使丰田与美国汽车制造巨头通用汽车(GM)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在美国生产汽车，从而形成了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 Inc.)。

　　目标是让丰田公司学习如何在美国经营工厂，而通用汽车公司将学习如何成功地构建丰田生产系统，以提高其汽车的质量。事实证明，这次尝试对两家公司都非常有利：丰田现在是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各地经营着15家工厂，雇佣了大约17.6万名美国人，而通用的采购和生产系统是“世界级的，和日本汽车制造商的系统一样高效”，据白宫汽车特别工作组(White House Automotive Task Force)称。如果通用汽车方面的绝望和对丰田方面的胁迫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富有成效的结果，那么在美国和日本明确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今天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此外，在文化层面上，美国分析人士在北京问题上与日本同行进行更认真的合作，将带来更为有效的对华战略。由于两国有着共同且动荡的历史，许多日本外交官在应对中国崛起为大国所带来的许多问题时走在了前面。去年年初，前日本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警告过美国：这不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小问题，而是该地区一国力量日益强大的迹象。”不幸的是，当时这些警告被置于罔闻。正如东京大学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同一篇文章中慨叹的那样:“十五年前，如果我和(西方同事)谈论中国的消极方面，我就会被视为一个右翼的、仇视中国的日本学者。”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理想情况下，美国应该有几乎与中国一样多的人员致力于理解日本并与日本进行合作。美日同盟是太平洋地区当前地缘政治秩序的基石，现在是两国努力加强双边关系以维持这一地位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悉达多·卡齐(Siddhartha Kazi)现就读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去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布了《国家安全声明》(NSS)，承诺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虽然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日益强硬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但《国家安全战略》表明，日本正在有意和主动地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愿景:“作为全球主要参与者，日本将与盟国、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新的平衡，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日本配合美国遏华的新规于7月23日正式施行。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当天开始施行修改后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将尖端半导体领域的23个品类追加为出口管制对象。图为1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白宫举行会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采取了新的外交姿态，朝着结束贸易争端和与韩国实现防务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此外，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呼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日本在确保战略层面的双边协调的同时，将与美国合作，加强日美关系。”包括推进外交、国防和经济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联盟。”

　　简而言之，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日本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是维持两国繁荣的关键。

　　东京愿意增加国防开支和合作，应该被视为对美国国防战略的一大福音。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兵棋推演，日本的积极态度对台海局势“影响甚大”，而日本保持中立的情况会导致中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该报告建议美国领导人“优先考虑深化与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关系”。特别是，“与日本军队有过接触的参与者”认为，美国和日本军队之间的行动协调尤为重要。然而，美国和日本之间增加的战略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日本可以在实现美国广泛的战略目标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拜登政府领导下，美国曾向七国集团(G7)提出了一项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方案，但一直难以付诸实施。据一位分析人士称，导致这种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对政策策略或实施机制的理解不足”。从本质上讲，美国的应对措施不仅缺乏资金，而且缺乏连贯的组织结构和对实际兑现承诺项目的愿景。

　　与此同时，日本已经有了一个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的形式提供发展资金和推进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度，该机构代表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官方发展援助机构(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支付资金。事实上，这一体系早在1974年就建立了，可以说启发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除了资助发展项目外，该机构还派人员到国外并在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自1954年以来，派往国外的专家达197 000人，受训人员达649 000人。考虑到美国目前的政治现实，以及欧洲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而缺乏创建“宏伟新项目”的兴趣，谨慎的做法是，与日本已经建立的体系进行协调，而不是从头开始创建新体系。

　　美国战略的另一个支柱是重建其工业基础，通过以工业政策为导向的立法，如《芯片法案》和《建设美国、购买美国货法案》来推进。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提高工业部门人员的素质和人数。目前，制造业存在人才短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30年，这一缺口将扩大到200万个。《购买美国货法案》(Buy American Act)已经很难为许多关键商品找到国内供应商，尤其是在建筑行业。据业内人士称，目前国内还没有生产码头起重机、卡车、船舶升降机和类似设备的制造商。此外，最近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的台积电(TSMC)芯片工厂“……由于高昂的建设成本(比台湾高出10倍)和合格人才的短缺，为台积电或台湾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日本在这些领域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但缺乏设计人才，在经合组织新企业的平均年进入率方面，日本排名垫底。考虑到美国的风险投资生态系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占芯片设计人才需求的43%，寻求人才交流和企业合作将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

　　这种情况已经在一些关键行业出现：日本的Rapidus公司与美国科技巨头IBM合作，生产后者设计的2nm芯片。Rapidus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让日本重新回到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然而，重点不应该仅仅是专业化(即，美国提供芯片设计，而日本制造芯片):两国应该寻求改善彼此的弱点。例如，拜登总统可以通过一项《购买美国货法案》的修正案，允许对美国目前无法生产的设备实行临时豁免，以换取日本公司将一些工程师派往美国(向现有公司传授生产设备的最佳实践)或在美国开设合资企业(用于生产设备)。

　　后一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尽管当时的条件远没有那么友好。随着丰田汽车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进入美国汽车市场，国会与日本政府实施了一项自愿出口限制，将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限制在美国市场的22%以内。这一行动，加上日本即将面临的进口关税威胁，促使丰田与美国汽车制造巨头通用汽车(GM)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在美国生产汽车，从而形成了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 Inc.)。

　　目标是让丰田公司学习如何在美国经营工厂，而通用汽车公司将学习如何成功地构建丰田生产系统，以提高其汽车的质量。事实证明，这次尝试对两家公司都非常有利：丰田现在是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各地经营着15家工厂，雇佣了大约17.6万名美国人，而通用的采购和生产系统是“世界级的，和日本汽车制造商的系统一样高效”，据白宫汽车特别工作组(White House Automotive Task Force)称。如果通用汽车方面的绝望和对丰田方面的胁迫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富有成效的结果，那么在美国和日本明确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今天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此外，在文化层面上，美国分析人士在北京问题上与日本同行进行更认真的合作，将带来更为有效的对华战略。由于两国有着共同且动荡的历史，许多日本外交官在应对中国崛起为大国所带来的许多问题时走在了前面。去年年初，前日本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警告过美国：这不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小问题，而是该地区一国力量日益强大的迹象。”不幸的是，当时这些警告被置于罔闻。正如东京大学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同一篇文章中慨叹的那样:“十五年前，如果我和(西方同事)谈论中国的消极方面，我就会被视为一个右翼的、仇视中国的日本学者。”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理想情况下，美国应该有几乎与中国一样多的人员致力于理解日本并与日本进行合作。美日同盟是太平洋地区当前地缘政治秩序的基石，现在是两国努力加强双边关系以维持这一地位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悉达多·卡齐(Siddhartha Kazi)现就读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