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去年底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有关国家安全的文件。其中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于中国的表述，从2013年文件中的“担忧”提升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自民党在去年4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议草案中写入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威胁。据报道，由于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反对，最终没有用上“威胁”两字，但是在具体制定防卫目标和方式的文件《国家防卫战略》中写入。

　　日本对华的战略认知趋向负面，呈现出逐层加码的趋势吗?从日本角度来说，对华认知负面性不断增加是因为中国对外姿态咄咄逼人的结果，这一点在此次安全战略文件中也着墨不少。还有一些分析认为，是因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升级，让日本的对华认知和战略构成巨大压力，即美国战略压力论。但笔者认为，日本对华认知负面化的层层加码，主要是以下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即自民党内逻辑、日本国内政治逻辑以及日美关系逻辑。

　　首先是自民党党内逻辑，即对华战略认知和安保防卫政策变化，成为重塑自民党内向心力的重要平台。此次讨论更新三份文件有两个焦点问题，第一是增加防卫开支问题，第二是是否保有反击敌方导弹发射设施的能力问题。这也都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所主张的内容。对增加防卫开支，他主张通过发行国债，这与安倍经济学强调大胆宽松货币政策的想法一致。然而安倍去世后，作为党内最大派别的安倍派群龙无首，对安倍派内部的主要接班人来说，继承安倍遗志是获得支持的基本条件，任何可能会被认为是立场后退的做法，在派阀政治内部来说都是危险的。对首相岸田文雄而言，岸田派仅为党内第四大派别，从执政一开始，就须依靠安倍派的支持维系。因此继承安倍遗志，对于安倍去世后团结安倍派大多数的重要性没有变化。

　　岸田在记者会上提及2015年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在理论面和法律面上实现了转变;此次则是从实践面推进，强调连续性和传承性。换言之，上述两大防卫政策重大突破，也是岸田内阁对安倍派和保守政治力量的一次安心信号。

　　与此同时，仅有传承性无法树立首相权威，在增加防卫开支的传承性基础上，岸田提出增税方案，理由是大量政府债务会造成国家财政负担恶化。自民党内安倍派议员甚至内阁两位大臣都公开反对，但岸田不为所动。这体现了岸田通过经济政策上用“新资本主义”来和“安倍经济学”相区别，一方面可以体现领导力，另一方面如果做成了，也是对安倍派挑战首相权威的一次“立威”行动。

　　无论是增税还是发国债，都需要以安全环境恶化、中国威胁增加、台湾有事紧迫作为前提理由，而且一旦将中国负面定位提高后，就不会有反对声音，每次都是在新的高位上不断提升。因此对华认知负面性在党内政治动能的演进中层层加码，也就不断出现。

　　第二是日本国内政治逻辑。公明党一直在执政联盟中对自民党保守主义倾向起刹车作用，例如对进攻性军力持谨慎态度，在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时也提出很多限制条件。但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公明党对防卫力量强化的立场与自民党趋同，对反击能力也没有要求过多的限制和条件要求。对于中国认知问题，公明党反对自民党的威胁定位。但是这被一些人批评为会对强化日美同盟构成障碍，为了和中国保持关系，牺牲日本国家安全。

　　公明党对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提出异议，则被指责为妨碍防卫产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公明党最终同意新版安全战略的对华认知，即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即使这样，公明党还是被贴上亲中、在国家安全上不负责任的标签。对公明党来说，今后将继续面对或日益与自民党趋同以致被同化，或被污名化以致在执政联盟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国内政治的动态，也让对华认知负面化层层加码成为单向道。

　　第三是日美同盟逻辑。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和遏制中国政策的不断升级，诚然对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以“美国对日战略压力论”解释日本对华负面认知的层层加码，似乎没有说服力，而是日本主动选择的倾向更加明晰。

　　早在前年，日本一些政治家就已高调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三个有事说”，实际上是将台湾问题、日本以及日美同盟直接捆绑的逻辑。自民党在去年4月的建议书中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将日本定位为新冷战的最前沿，这些都是在美国拜登政府发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之前。

　　去年10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华认知是“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但也提及不希望新冷战。换言之，日本在对华认知上似乎有引领美国甚至西方国家的势头。

　　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确一直要求日本提高防卫开支，但也要看到，此次日本的防卫开支增加背后，有希望对美实现更大自主性的意愿。日本以现有美国装备为主的导弹迎击体系，不足以对应本地区安保环境为由，提出要获得能够打击对方导弹发射设施的反击能力来获得威慑力。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改变战后安保体制中，进攻力量靠美国的“矛”，防卫力量靠日本的“盾”的分工。这个突破被期待会给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自主和平等。

　　与此同时，日本扩大和美国同盟国家的防卫合作，希望能在更大的准同盟网络中获得与美国的对等关系和自主空间。例如日本近期与英国、意大利达成协议，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这对高尖端装备一直依靠美国的日本来说，同样是一个突破。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需要日本分担更大的政治、经济和防卫成本，以帮助美国维护其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日本的自主程度发展，保持可控范围。因此美国不断强调一体化威慑力，这实际上就是让自卫队和美军在指挥系统、装备技术、人员培训等各方面更加统合，只有越是一体化，才有利于美国管理同盟体系。这些日美之间的自主和管控的博弈动态的发展，也在推动日本对华认知负面性层层加码。

　　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看上去是日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但这主要是表象。自民党内秩序的重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日美同盟关系重组的三重逻辑的复杂互动，则是更加根本性的动因。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日进行对话就没有意义。中日关系中的安保问题是一个新课题。如果不沟通，上述三个逻辑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这对中国和中日关系都是不利的。中日领导人近期在曼谷会谈，并就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展示坚持对话沟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日本在去年底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有关国家安全的文件。其中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于中国的表述，从2013年文件中的“担忧”提升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自民党在去年4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议草案中写入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威胁。据报道，由于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反对，最终没有用上“威胁”两字，但是在具体制定防卫目标和方式的文件《国家防卫战略》中写入。

　　日本对华的战略认知趋向负面，呈现出逐层加码的趋势吗?从日本角度来说，对华认知负面性不断增加是因为中国对外姿态咄咄逼人的结果，这一点在此次安全战略文件中也着墨不少。还有一些分析认为，是因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升级，让日本的对华认知和战略构成巨大压力，即美国战略压力论。但笔者认为，日本对华认知负面化的层层加码，主要是以下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即自民党内逻辑、日本国内政治逻辑以及日美关系逻辑。

　　首先是自民党党内逻辑，即对华战略认知和安保防卫政策变化，成为重塑自民党内向心力的重要平台。此次讨论更新三份文件有两个焦点问题，第一是增加防卫开支问题，第二是是否保有反击敌方导弹发射设施的能力问题。这也都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所主张的内容。对增加防卫开支，他主张通过发行国债，这与安倍经济学强调大胆宽松货币政策的想法一致。然而安倍去世后，作为党内最大派别的安倍派群龙无首，对安倍派内部的主要接班人来说，继承安倍遗志是获得支持的基本条件，任何可能会被认为是立场后退的做法，在派阀政治内部来说都是危险的。对首相岸田文雄而言，岸田派仅为党内第四大派别，从执政一开始，就须依靠安倍派的支持维系。因此继承安倍遗志，对于安倍去世后团结安倍派大多数的重要性没有变化。

　　岸田在记者会上提及2015年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在理论面和法律面上实现了转变;此次则是从实践面推进，强调连续性和传承性。换言之，上述两大防卫政策重大突破，也是岸田内阁对安倍派和保守政治力量的一次安心信号。

　　与此同时，仅有传承性无法树立首相权威，在增加防卫开支的传承性基础上，岸田提出增税方案，理由是大量政府债务会造成国家财政负担恶化。自民党内安倍派议员甚至内阁两位大臣都公开反对，但岸田不为所动。这体现了岸田通过经济政策上用“新资本主义”来和“安倍经济学”相区别，一方面可以体现领导力，另一方面如果做成了，也是对安倍派挑战首相权威的一次“立威”行动。

　　无论是增税还是发国债，都需要以安全环境恶化、中国威胁增加、台湾有事紧迫作为前提理由，而且一旦将中国负面定位提高后，就不会有反对声音，每次都是在新的高位上不断提升。因此对华认知负面性在党内政治动能的演进中层层加码，也就不断出现。

　　第二是日本国内政治逻辑。公明党一直在执政联盟中对自民党保守主义倾向起刹车作用，例如对进攻性军力持谨慎态度，在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时也提出很多限制条件。但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公明党对防卫力量强化的立场与自民党趋同，对反击能力也没有要求过多的限制和条件要求。对于中国认知问题，公明党反对自民党的威胁定位。但是这被一些人批评为会对强化日美同盟构成障碍，为了和中国保持关系，牺牲日本国家安全。

　　公明党对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提出异议，则被指责为妨碍防卫产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公明党最终同意新版安全战略的对华认知，即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即使这样，公明党还是被贴上亲中、在国家安全上不负责任的标签。对公明党来说，今后将继续面对或日益与自民党趋同以致被同化，或被污名化以致在执政联盟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国内政治的动态，也让对华认知负面化层层加码成为单向道。

　　第三是日美同盟逻辑。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和遏制中国政策的不断升级，诚然对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以“美国对日战略压力论”解释日本对华负面认知的层层加码，似乎没有说服力，而是日本主动选择的倾向更加明晰。

　　早在前年，日本一些政治家就已高调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三个有事说”，实际上是将台湾问题、日本以及日美同盟直接捆绑的逻辑。自民党在去年4月的建议书中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将日本定位为新冷战的最前沿，这些都是在美国拜登政府发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之前。

　　去年10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华认知是“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但也提及不希望新冷战。换言之，日本在对华认知上似乎有引领美国甚至西方国家的势头。

　　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确一直要求日本提高防卫开支，但也要看到，此次日本的防卫开支增加背后，有希望对美实现更大自主性的意愿。日本以现有美国装备为主的导弹迎击体系，不足以对应本地区安保环境为由，提出要获得能够打击对方导弹发射设施的反击能力来获得威慑力。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改变战后安保体制中，进攻力量靠美国的“矛”，防卫力量靠日本的“盾”的分工。这个突破被期待会给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自主和平等。

　　与此同时，日本扩大和美国同盟国家的防卫合作，希望能在更大的准同盟网络中获得与美国的对等关系和自主空间。例如日本近期与英国、意大利达成协议，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这对高尖端装备一直依靠美国的日本来说，同样是一个突破。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需要日本分担更大的政治、经济和防卫成本，以帮助美国维护其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日本的自主程度发展，保持可控范围。因此美国不断强调一体化威慑力，这实际上就是让自卫队和美军在指挥系统、装备技术、人员培训等各方面更加统合，只有越是一体化，才有利于美国管理同盟体系。这些日美之间的自主和管控的博弈动态的发展，也在推动日本对华认知负面性层层加码。

　　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看上去是日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但这主要是表象。自民党内秩序的重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日美同盟关系重组的三重逻辑的复杂互动，则是更加根本性的动因。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日进行对话就没有意义。中日关系中的安保问题是一个新课题。如果不沟通，上述三个逻辑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这对中国和中日关系都是不利的。中日领导人近期在曼谷会谈，并就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展示坚持对话沟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