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俄乌战争，华盛顿将不得不与莫斯科直接谈判。越早这样做越好。如果拜登政府不愿意迈出这一步，也许共和党最终可以推出一套区别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认为，乌克兰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个“好事情”，有助于掩盖美国在阿富汗的耻辱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糟糕表现。然而，借用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的话来说，这场冲突仍然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战争。”

　　美国正与中国展开一场关键的竞争。俄乌战争显示了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并再次证明，如果许多欧洲政府指望美国用武器和资金的援助，他们将永远不会为自己的国防提供足够的资金。

　　乌克兰不愿意独自与俄罗斯进行认真的谈判。尽管美国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愿意谈判，而莫斯科不愿意，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双方似乎都不准备在领土上做出让步，否则谈判解决似乎不太可能。

　　虽然乌克兰的立场是基于强大的道德理由，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实质性和持续的援助，包括美国的武器、弹药、情报、作战建议和资金，基辅几乎没有能力继续进行这场大规模战争——更不用说收复失去的领土了。

　　泽伦斯基并不是第一个完全依赖美国支持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战时外国领导人。伊拉克领导人努里·马利基在2006年这是如此。阿富汗总理哈米德·卡尔扎伊在2004年也这样做了。在美国公众和国会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不成功的承诺之后，两国都面临着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权更迭——伊拉克变成了伊朗式的政权，阿富汗被塔利班统治。

　　这一“魔咒”的最大受害者是南越总统吴庭艳。1957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吴庭艳向赞赏他的国会发表了讲话。白宫的下一任主人约翰·F·肯尼迪对一场针对吴庭艳的政变点头表示赞同，这场政变意外地以吴庭艳被杀告终。美国军方对这一艰难事业的承诺悲惨地持续了血腥的15年以上，但最终最终仍处于低谷。

　　在制定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时，需要考虑美国当年从越南撤出的必要理由。当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始谈判(最终导致《巴黎协定》和美国撤军的)时，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西贡不愿与河内就其可以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坚持在战场上未能赢得的不切实际的让步。

　　基辛格与河内进行了本质上的双边谈判，同时拖着南越政府。这并不得体——结束战争的方式通常并不得体——但考虑到公众反对继续战争，以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意识到战争会分散美国与苏联竞争的其他更重要领域的注意力，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如今，华盛顿将不得不以类似的方式应对乌克兰的政府。

　　为什么要这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政府似乎愿意长期在乌克兰作战。俄罗斯已经表明，它可以接受“冻结冲突”。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普京健康状况不佳或即将被罢免的传言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林娜的掌舵下，俄罗斯经济还算过得去。莫斯科方面有强烈的动机将战争再持续一年，直到明年冬天，届时欧洲可能面临比现在更严重的能源危机。普京希望，高昂的能源价格和停电会分裂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协同一致的立场。

　　相比之下，美国现在有四个理由寻求达成协议：

　　首先，华盛顿应该专注于应对中国，但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本应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被转移到乌克兰。华盛顿向乌克兰提供的1000亿美元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发挥很大作用。

　　其次，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案，这场冲突可能会使华盛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重新转向中国，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的海军和航空资产不断萎缩，军队过于专注于在叙利亚等中东地区和乌克兰等欧洲地区。

　　第三，当美国人民和国会对这一最新承诺感到厌倦时，拜登政府或其继任者将切断与乌克兰的联系，与现在开始谈判相比，基辅届时相对于俄罗斯的损失可能更大。

　　第四，这种类似于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的结果，对美国信誉的损害将远远大于一项经过良好谈判的协议。

　　拜登政府能进行直接谈判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工作人员的一些声音暗示，希望基辅与莫斯科谈判，这可能是一个开始。但拜登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与俄罗斯进行外交接触。现在双方的关系比肯尼迪政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少。

　　如果拜登官员不走在前面，国会共和党人和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呼吁和平，呼吁把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将军事力量重新集中在被忽视的议题上，即在太平洋地区应对中国，并降低能源价格，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将需要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供应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或者，共和党人可能莫名其妙地保持民主党和媒体事实上的“欧洲优先”外交政策，看看那些厌倦了介入他国战争的选民会作何反应。

　　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安·惠顿(Christian Whiton)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国务院高级顾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为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俄乌战争，华盛顿将不得不与莫斯科直接谈判。越早这样做越好。如果拜登政府不愿意迈出这一步，也许共和党最终可以推出一套区别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认为，乌克兰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个“好事情”，有助于掩盖美国在阿富汗的耻辱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糟糕表现。然而，借用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的话来说，这场冲突仍然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战争。”

　　美国正与中国展开一场关键的竞争。俄乌战争显示了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并再次证明，如果许多欧洲政府指望美国用武器和资金的援助，他们将永远不会为自己的国防提供足够的资金。

　　乌克兰不愿意独自与俄罗斯进行认真的谈判。尽管美国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愿意谈判，而莫斯科不愿意，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双方似乎都不准备在领土上做出让步，否则谈判解决似乎不太可能。

　　虽然乌克兰的立场是基于强大的道德理由，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实质性和持续的援助，包括美国的武器、弹药、情报、作战建议和资金，基辅几乎没有能力继续进行这场大规模战争——更不用说收复失去的领土了。

　　泽伦斯基并不是第一个完全依赖美国支持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战时外国领导人。伊拉克领导人努里·马利基在2006年这是如此。阿富汗总理哈米德·卡尔扎伊在2004年也这样做了。在美国公众和国会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不成功的承诺之后，两国都面临着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权更迭——伊拉克变成了伊朗式的政权，阿富汗被塔利班统治。

　　这一“魔咒”的最大受害者是南越总统吴庭艳。1957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吴庭艳向赞赏他的国会发表了讲话。白宫的下一任主人约翰·F·肯尼迪对一场针对吴庭艳的政变点头表示赞同，这场政变意外地以吴庭艳被杀告终。美国军方对这一艰难事业的承诺悲惨地持续了血腥的15年以上，但最终最终仍处于低谷。

　　在制定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时，需要考虑美国当年从越南撤出的必要理由。当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始谈判(最终导致《巴黎协定》和美国撤军的)时，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西贡不愿与河内就其可以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坚持在战场上未能赢得的不切实际的让步。

　　基辛格与河内进行了本质上的双边谈判，同时拖着南越政府。这并不得体——结束战争的方式通常并不得体——但考虑到公众反对继续战争，以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意识到战争会分散美国与苏联竞争的其他更重要领域的注意力，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如今，华盛顿将不得不以类似的方式应对乌克兰的政府。

　　为什么要这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政府似乎愿意长期在乌克兰作战。俄罗斯已经表明，它可以接受“冻结冲突”。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普京健康状况不佳或即将被罢免的传言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林娜的掌舵下，俄罗斯经济还算过得去。莫斯科方面有强烈的动机将战争再持续一年，直到明年冬天，届时欧洲可能面临比现在更严重的能源危机。普京希望，高昂的能源价格和停电会分裂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协同一致的立场。

　　相比之下，美国现在有四个理由寻求达成协议：

　　首先，华盛顿应该专注于应对中国，但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本应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被转移到乌克兰。华盛顿向乌克兰提供的1000亿美元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发挥很大作用。

　　其次，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案，这场冲突可能会使华盛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重新转向中国，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的海军和航空资产不断萎缩，军队过于专注于在叙利亚等中东地区和乌克兰等欧洲地区。

　　第三，当美国人民和国会对这一最新承诺感到厌倦时，拜登政府或其继任者将切断与乌克兰的联系，与现在开始谈判相比，基辅届时相对于俄罗斯的损失可能更大。

　　第四，这种类似于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失败的结果，对美国信誉的损害将远远大于一项经过良好谈判的协议。

　　拜登政府能进行直接谈判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工作人员的一些声音暗示，希望基辅与莫斯科谈判，这可能是一个开始。但拜登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与俄罗斯进行外交接触。现在双方的关系比肯尼迪政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少。

　　如果拜登官员不走在前面，国会共和党人和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呼吁和平，呼吁把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将军事力量重新集中在被忽视的议题上，即在太平洋地区应对中国，并降低能源价格，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将需要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供应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或者，共和党人可能莫名其妙地保持民主党和媒体事实上的“欧洲优先”外交政策，看看那些厌倦了介入他国战争的选民会作何反应。

　　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安·惠顿(Christian Whiton)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国务院高级顾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