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于2022年辞世所引发的全球性讨论，并不止于对其个人功过的评断。由于其“终结了冷战”也“改变了历史”，而今年又适逢苏联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年份，因而各国的评论还深刻地触及苏联的历史定位，包括其解体以及“后戈尔巴乔夫”时代三十年来世界走向的层面，故堪称21世纪人类一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大讨论。

　　这场涵盖东西冷战以来国际政治领域的“世界史”讨论，就现阶段的观察，主要聚焦两大议题。

　　“世界史大讨论”的两大焦点

　　其一，苏联解体与2022年俄乌战争之间的关系，究竟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为何“冷战胜利者”的美国及西欧，三十年来最终仍未能成功使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

　　其二，自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来，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仅没有分崩离析，甚至成功崛起，并正在为世界史开创首次“中美二强并立”的新格局。如今“中美新冷战”蠢蠢欲动，是否进一步意味着西方终究并非真正的“胜利者”?

　　中国俗语有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确实可作为观察历史演变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今年也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着《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一书出版三十周年。福山风靡一时的“历史终结论”，正是基于东西冷战的结束而对冷战后世界发展的预言式论述。

　　诚然，所谓“历史的终结”并非指因人类灭绝而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历史”，就本质论而言，指的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相互对立颉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过程;就现象论而言，所指的则是因战争及政变等导致政体，包括国家、王朝及原始共同体等政治统治组织兴衰的过程。

　　而所谓“历史”，正是国家经过成立、发展、最后走向瓦解的过程。《圣经》有“以剑而生 以剑而死”(Live by the sword, die by the sword)的寓言，所揭示的正是此一“历史”的法则。人类历史中以强权统治以及追求终极霸权的帝国及王朝，包括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中国历代王朝、纳粹德国以及苏联等，即使曾经极盛一时，却无一能摆脱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惟独跳脱“历史”的民主政体，“方能免于崩坏而得以永久续存”。

　　三十年印证“历史终结论”的局限

　　一言以蔽之，“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论点，清晰地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将进一步扩大其世界版图，最终遍及全球所有角落。然而，包括福山和戈尔巴乔夫在内，人类所见证的这三十年世界历史的走向似乎并非如此。

　　2000年冲击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北朝鲜“金氏王朝”的续存及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甚至近年缅甸军政的重现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卷土重来，以及俄罗斯发动的仍是现在进行式的乌克兰战争，当然还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成功崛起，以及西方所指称的“自由香港的沦陷”等这三十年来让西方跌破眼镜的诸多现象，一一都在印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局限性，并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西方三十年来所期盼的民主世界的进一步扩大及其美好愿景并未清晰地呈现，且西方自身的制度发展还不断遭遇意想不到的瓶颈困境。

　　“历史终结论”发表约十年后，福山陆续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2011)以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2014)等论着，对其起初的论断作出了局部修正，其中的最大亮点，是指出现实中的民主政体尽管在“法治”(rule of law)以及“民主问责”(democracy)方面一枝独秀，却在第三个关键变数，即“国家治理能力”(state)方面屡屡失去活力。根据福山的统计分析，许多民主国家在前两项的得分居高不下，然而在第三项却一直处于低位。

　　另一方面，尽管不得不面对“改革开放”后一直挥之不去的“腐败”问题，然而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崛起，靠的正是中国在“国家治理能力”(state)方面发挥了许多民主国家难以比拟的效能，造就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发展速度”。异于西方发展轨迹的“中国模式”也在此时空下呼之欲出。

　　如上所述，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阵营，基于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主政后启动的一系列改革，触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天”，并最终导致苏联自身的解体，不仅自诩“冷战的胜利者”，还坚信“自由民主”将扩及全球，然而现实却是“自由世界”此后并无明显地扩大，甚至近年还因缅甸、阿富汗、香港等地的变局而“缩小”。其中，被视为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挑战者”，正是如今已成功崛起，并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中国。

　　“中国模式”能否走出国门?

　　四十年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多予以肯定乃至大力支持，然而其前提是希望中国透过经济改革，而最终触发并推动西方所期待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然而，中国却打破西方政治学中“经济发展促使中产阶级的出现，最终导致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规律，因经济成就及随之而来的国力增强，反而强化了自身治理国家的正当性，并成功维持了现有的体制。如此的发展模式，还成为挑战西方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依据。

　　崛起后的中国所展示的进取姿态，是不再甘于西方独大并牢牢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的旧有局面，而是积极地尝试改写迄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的运行规则。事实上，舆论似乎越来越倾向认为过去“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已经过时，在步入新时代后，中国不仅成功主导组建亚投行，推出横跨欧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并在其主张主权范围的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等议题上展示强势的作为，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还借此批评中国“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等等。

　　这一切都是基于中国对自身的“制度自信”。然而，倘因此就草率地认定中国正在“东风压倒西风”，则未免流于民族主义亢奋的语境。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对内治理与对外关系，在与西方逐渐步入全面对立的当下，的确面临三十年来罕见的严峻环境。

　　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必须思考如何突破当下日趋严峻的对外环境;而不得不考虑政权安全及维持既有政治体制考量的“清零”政策，也确实面临国内经济压力日深的形势，同时也产生所谓与国际社会“主动脱钩”的疑虑。如何化解这些疑虑，应视为当务之急之要务。

　　回顾苏联解体以来的过去三十年，西方确实未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尽管并不意味着西方崇尚社会多元与自由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影响中国社会。纵使与西方关系日趋恶化，中国留学生奔向欧美仍是主流。此外，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确实有异于先走一步的欧美而一时独领风骚，然而仍缺乏包含影响世界价值体系的“中国模式”，及其“清零”政策，在现阶段要走出国门客观上并非易事。

　　中国还是西方，究竟谁能笑到最后，仍有待“历史”来揭晓。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于2022年辞世所引发的全球性讨论，并不止于对其个人功过的评断。由于其“终结了冷战”也“改变了历史”，而今年又适逢苏联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年份，因而各国的评论还深刻地触及苏联的历史定位，包括其解体以及“后戈尔巴乔夫”时代三十年来世界走向的层面，故堪称21世纪人类一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大讨论。

　　这场涵盖东西冷战以来国际政治领域的“世界史”讨论，就现阶段的观察，主要聚焦两大议题。

　　“世界史大讨论”的两大焦点

　　其一，苏联解体与2022年俄乌战争之间的关系，究竟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为何“冷战胜利者”的美国及西欧，三十年来最终仍未能成功使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

　　其二，自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来，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仅没有分崩离析，甚至成功崛起，并正在为世界史开创首次“中美二强并立”的新格局。如今“中美新冷战”蠢蠢欲动，是否进一步意味着西方终究并非真正的“胜利者”?

　　中国俗语有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确实可作为观察历史演变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今年也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着《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一书出版三十周年。福山风靡一时的“历史终结论”，正是基于东西冷战的结束而对冷战后世界发展的预言式论述。

　　诚然，所谓“历史的终结”并非指因人类灭绝而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历史”，就本质论而言，指的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相互对立颉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过程;就现象论而言，所指的则是因战争及政变等导致政体，包括国家、王朝及原始共同体等政治统治组织兴衰的过程。

　　而所谓“历史”，正是国家经过成立、发展、最后走向瓦解的过程。《圣经》有“以剑而生 以剑而死”(Live by the sword, die by the sword)的寓言，所揭示的正是此一“历史”的法则。人类历史中以强权统治以及追求终极霸权的帝国及王朝，包括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中国历代王朝、纳粹德国以及苏联等，即使曾经极盛一时，却无一能摆脱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惟独跳脱“历史”的民主政体，“方能免于崩坏而得以永久续存”。

　　三十年印证“历史终结论”的局限

　　一言以蔽之，“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论点，清晰地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将进一步扩大其世界版图，最终遍及全球所有角落。然而，包括福山和戈尔巴乔夫在内，人类所见证的这三十年世界历史的走向似乎并非如此。

　　2000年冲击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北朝鲜“金氏王朝”的续存及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甚至近年缅甸军政的重现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卷土重来，以及俄罗斯发动的仍是现在进行式的乌克兰战争，当然还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成功崛起，以及西方所指称的“自由香港的沦陷”等这三十年来让西方跌破眼镜的诸多现象，一一都在印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局限性，并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西方三十年来所期盼的民主世界的进一步扩大及其美好愿景并未清晰地呈现，且西方自身的制度发展还不断遭遇意想不到的瓶颈困境。

　　“历史终结论”发表约十年后，福山陆续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2011)以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2014)等论着，对其起初的论断作出了局部修正，其中的最大亮点，是指出现实中的民主政体尽管在“法治”(rule of law)以及“民主问责”(democracy)方面一枝独秀，却在第三个关键变数，即“国家治理能力”(state)方面屡屡失去活力。根据福山的统计分析，许多民主国家在前两项的得分居高不下，然而在第三项却一直处于低位。

　　另一方面，尽管不得不面对“改革开放”后一直挥之不去的“腐败”问题，然而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崛起，靠的正是中国在“国家治理能力”(state)方面发挥了许多民主国家难以比拟的效能，造就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发展速度”。异于西方发展轨迹的“中国模式”也在此时空下呼之欲出。

　　如上所述，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阵营，基于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主政后启动的一系列改革，触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天”，并最终导致苏联自身的解体，不仅自诩“冷战的胜利者”，还坚信“自由民主”将扩及全球，然而现实却是“自由世界”此后并无明显地扩大，甚至近年还因缅甸、阿富汗、香港等地的变局而“缩小”。其中，被视为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挑战者”，正是如今已成功崛起，并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中国。

　　“中国模式”能否走出国门?

　　四十年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多予以肯定乃至大力支持，然而其前提是希望中国透过经济改革，而最终触发并推动西方所期待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然而，中国却打破西方政治学中“经济发展促使中产阶级的出现，最终导致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规律，因经济成就及随之而来的国力增强，反而强化了自身治理国家的正当性，并成功维持了现有的体制。如此的发展模式，还成为挑战西方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依据。

　　崛起后的中国所展示的进取姿态，是不再甘于西方独大并牢牢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的旧有局面，而是积极地尝试改写迄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的运行规则。事实上，舆论似乎越来越倾向认为过去“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已经过时，在步入新时代后，中国不仅成功主导组建亚投行，推出横跨欧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并在其主张主权范围的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等议题上展示强势的作为，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还借此批评中国“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等等。

　　这一切都是基于中国对自身的“制度自信”。然而，倘因此就草率地认定中国正在“东风压倒西风”，则未免流于民族主义亢奋的语境。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对内治理与对外关系，在与西方逐渐步入全面对立的当下，的确面临三十年来罕见的严峻环境。

　　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必须思考如何突破当下日趋严峻的对外环境;而不得不考虑政权安全及维持既有政治体制考量的“清零”政策，也确实面临国内经济压力日深的形势，同时也产生所谓与国际社会“主动脱钩”的疑虑。如何化解这些疑虑，应视为当务之急之要务。

　　回顾苏联解体以来的过去三十年，西方确实未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尽管并不意味着西方崇尚社会多元与自由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影响中国社会。纵使与西方关系日趋恶化，中国留学生奔向欧美仍是主流。此外，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确实有异于先走一步的欧美而一时独领风骚，然而仍缺乏包含影响世界价值体系的“中国模式”，及其“清零”政策，在现阶段要走出国门客观上并非易事。

　　中国还是西方，究竟谁能笑到最后，仍有待“历史”来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