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突然遇刺身亡，7月10日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不少分析认为，在党内被安倍牵制的首相岸田文雄，将会轻松迎来长期执政。今后三年没有大选，则被认为是岸田的“黄金三年”，经济上从安倍经济学向新资本主义转变，实现安倍想做但没有做成的修宪。

　　诚然，过去10几年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安倍晋三去世，为岸田在人事和政策上提供了巨大的自由度，然而是否能够实现长期执政，以及今后三年是否真的是黄金三年，并不如所预测的那样平坦，相反充满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重建自民党内部秩序的问题。

　　党政二元稳定结构冲击

　　此次大选结果再次明显展示日本在野党的无力，换言之，日本政治能不能够稳定，主要不是在野党是否会挑战自民党夺取政权，而是自民党内部能否实现结构性稳定。安倍可以说是自民党内部秩序稳定的支柱型人物，他的突然离世对自民党内秩序冲击很大。

　　首先，安倍长达八年的执政实际上做到在自民党内和政府内，都处于核心地位的一元化政治秩序，这也为日本政治提供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长期稳定政权。从2006年首相小泉纯一郎退任后，日本政坛进入高度的不稳定期，几乎是每一年换一个首相。直到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主政后，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执政党内部结构性稳定才实现。

　　第二，2020年安倍辞职后，日本政治从安倍主导的党政一元化结构，开始朝着二元化结构转型。菅义伟因为是接续安倍留下来的任期，仅做了一年首相。2021年，岸田当选首相，并在去年的众议院大选中获胜。尽管岸田是自民党总裁，但岸田派仅为自民党内排名第四的派阀，因此要实现党内稳定，必须仰仗其他三大派阀掌门人的帮助。

　　岸田将第二大派茂木派的茂木敏充任命为干事长，第三大派的麻生派的麻生太郎为副总裁。作为最大派别掌门人的安倍没有被任命党内职务，但岸田在内政外交的问题上，仍然经常会去征求他意见。对岸田来说，由于安倍的巨大党内影响力将会长期存在，要实现长期执政，只能是在党内以安倍为核心的秩序稳定，才能得到内阁主要以岸田为中心的稳定。

　　换言之，安倍和岸田的关系远比一些分析报道所认为的政敌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政敌，另一方面是相互需要的政治伙伴。岸田需要安倍帮助他管住安倍派接近100人的国会议员，控制住党内局面，岸田就不用太担心自民党内部的不稳定问题，减少负担;他也可以在尊重安倍的基础上，在政府决策上有一些空间。这也是他所设想的、从安倍的一元化稳定，向岸田的二元化稳定的结构转向的思路。然而，安倍的去世让这样的二元秩序构想变得不再可能。

　　自民党内秩序重回一元化?

　　作为帮助岸田关注自民党内的政治伙伴型政敌，安倍离世后，党内的不同意见甚至反抗，可能比安倍在世更加激烈。失去安倍这位能够帮忙在党内挡风遮雨的屏障，这些内部政治压力将会直接冲向岸田，无论是人事安排、政策选择或资源分配。如果岸田不能够在今后两年重建党内秩序，那两年后的总裁选举会如何，也有不确定性。换言之，岸田看上去很强，但同时也很脆弱。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岸田能在党内和政府同时获得足够权威，重建一元化的秩序，但是挑战不小。

　　安倍之所以能建构一元化秩序，主要因为他既极具争议，同时又有行动力。无论是经济上采取了强度的金融宽松政策，还是推动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的立法等，可以说在日本国内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也为他在党内树立权威。岸田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一位协调性政治家，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等待安倍“禅让”，他在政策主张上更多的是采取模糊表态。即使去年执政后，他在政策上延续了“表态尽量模糊”的做法，因为须要在党内获得主要派阀不反对，须要进行协调。

　　然而，安倍的离世意味着党内保守力量群龙无首，原来的模糊战略是否还适用?经济上，新资本主义是什么尚不明确，如果仅仅是政府投入补助金，那财政将进一步严重恶化;在安全政策上，提出防卫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具体什么速度以及财源怎么办都还不明确;能源政策上，夏天冬天用电高峰，原油天然气价格创历史新高，核能是不是重启，还是增加火力发电，绿色转型的国际承诺怎么办，这些都有赖一个决断型的政治家。

　　岸田文雄是日本战后以吉田茂、大平正芳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宏池会会长，岸田如果长期执政，日本政治有回到中道政治的可能，这对中日关系来说会有机遇。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民党内部秩序重建对中日关系可能带来的挑战也不小。

　　自民党内秩序重建与中日关系

　　首先，自民党内保守力量群龙无首，可能会以对华态度来凝聚团结。拥有94名议员的安倍派突然失去安倍后，面临内部松弛甚至分裂的可能。对华政策有可能成为自民党内保守力量在后安倍时代凝聚团结的支点，岸田内阁将会受到这类议论的内部压力;而且团结旧安倍派的政治力量对长期执政很重要(决定对安倍的国葬也有团结安倍派的意味)，这可能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构成不小的挑战。

　　第二，日本自由主义力量的意识形态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与吉田茂时代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日本自由主义不同，冷战后日本自由主义政治力量更加强调后现代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在核问题上，今年年初美日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发表联合声明称，注意到中国正加强核能力，呼吁中方采取措施减少核风险、增加透明度并推进核裁军。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日本自由主义的无核世界和平主义理念，但美国拥有大量核武器，则对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为日本提供必要的核保护伞，提供正当性。然而这样的表态对中国来说就是双重标准，这会让中日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增加。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突然遇刺身亡，7月10日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不少分析认为，在党内被安倍牵制的首相岸田文雄，将会轻松迎来长期执政。今后三年没有大选，则被认为是岸田的“黄金三年”，经济上从安倍经济学向新资本主义转变，实现安倍想做但没有做成的修宪。

　　诚然，过去10几年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安倍晋三去世，为岸田在人事和政策上提供了巨大的自由度，然而是否能够实现长期执政，以及今后三年是否真的是黄金三年，并不如所预测的那样平坦，相反充满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重建自民党内部秩序的问题。

　　党政二元稳定结构冲击

　　此次大选结果再次明显展示日本在野党的无力，换言之，日本政治能不能够稳定，主要不是在野党是否会挑战自民党夺取政权，而是自民党内部能否实现结构性稳定。安倍可以说是自民党内部秩序稳定的支柱型人物，他的突然离世对自民党内秩序冲击很大。

　　首先，安倍长达八年的执政实际上做到在自民党内和政府内，都处于核心地位的一元化政治秩序，这也为日本政治提供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长期稳定政权。从2006年首相小泉纯一郎退任后，日本政坛进入高度的不稳定期，几乎是每一年换一个首相。直到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主政后，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执政党内部结构性稳定才实现。

　　第二，2020年安倍辞职后，日本政治从安倍主导的党政一元化结构，开始朝着二元化结构转型。菅义伟因为是接续安倍留下来的任期，仅做了一年首相。2021年，岸田当选首相，并在去年的众议院大选中获胜。尽管岸田是自民党总裁，但岸田派仅为自民党内排名第四的派阀，因此要实现党内稳定，必须仰仗其他三大派阀掌门人的帮助。

　　岸田将第二大派茂木派的茂木敏充任命为干事长，第三大派的麻生派的麻生太郎为副总裁。作为最大派别掌门人的安倍没有被任命党内职务，但岸田在内政外交的问题上，仍然经常会去征求他意见。对岸田来说，由于安倍的巨大党内影响力将会长期存在，要实现长期执政，只能是在党内以安倍为核心的秩序稳定，才能得到内阁主要以岸田为中心的稳定。

　　换言之，安倍和岸田的关系远比一些分析报道所认为的政敌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政敌，另一方面是相互需要的政治伙伴。岸田需要安倍帮助他管住安倍派接近100人的国会议员，控制住党内局面，岸田就不用太担心自民党内部的不稳定问题，减少负担;他也可以在尊重安倍的基础上，在政府决策上有一些空间。这也是他所设想的、从安倍的一元化稳定，向岸田的二元化稳定的结构转向的思路。然而，安倍的去世让这样的二元秩序构想变得不再可能。

　　自民党内秩序重回一元化?

　　作为帮助岸田关注自民党内的政治伙伴型政敌，安倍离世后，党内的不同意见甚至反抗，可能比安倍在世更加激烈。失去安倍这位能够帮忙在党内挡风遮雨的屏障，这些内部政治压力将会直接冲向岸田，无论是人事安排、政策选择或资源分配。如果岸田不能够在今后两年重建党内秩序，那两年后的总裁选举会如何，也有不确定性。换言之，岸田看上去很强，但同时也很脆弱。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岸田能在党内和政府同时获得足够权威，重建一元化的秩序，但是挑战不小。

　　安倍之所以能建构一元化秩序，主要因为他既极具争议，同时又有行动力。无论是经济上采取了强度的金融宽松政策，还是推动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的立法等，可以说在日本国内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也为他在党内树立权威。岸田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一位协调性政治家，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等待安倍“禅让”，他在政策主张上更多的是采取模糊表态。即使去年执政后，他在政策上延续了“表态尽量模糊”的做法，因为须要在党内获得主要派阀不反对，须要进行协调。

　　然而，安倍的离世意味着党内保守力量群龙无首，原来的模糊战略是否还适用?经济上，新资本主义是什么尚不明确，如果仅仅是政府投入补助金，那财政将进一步严重恶化;在安全政策上，提出防卫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具体什么速度以及财源怎么办都还不明确;能源政策上，夏天冬天用电高峰，原油天然气价格创历史新高，核能是不是重启，还是增加火力发电，绿色转型的国际承诺怎么办，这些都有赖一个决断型的政治家。

　　岸田文雄是日本战后以吉田茂、大平正芳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宏池会会长，岸田如果长期执政，日本政治有回到中道政治的可能，这对中日关系来说会有机遇。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民党内部秩序重建对中日关系可能带来的挑战也不小。

　　自民党内秩序重建与中日关系

　　首先，自民党内保守力量群龙无首，可能会以对华态度来凝聚团结。拥有94名议员的安倍派突然失去安倍后，面临内部松弛甚至分裂的可能。对华政策有可能成为自民党内保守力量在后安倍时代凝聚团结的支点，岸田内阁将会受到这类议论的内部压力;而且团结旧安倍派的政治力量对长期执政很重要(决定对安倍的国葬也有团结安倍派的意味)，这可能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构成不小的挑战。

　　第二，日本自由主义力量的意识形态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与吉田茂时代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日本自由主义不同，冷战后日本自由主义政治力量更加强调后现代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在核问题上，今年年初美日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发表联合声明称，注意到中国正加强核能力，呼吁中方采取措施减少核风险、增加透明度并推进核裁军。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日本自由主义的无核世界和平主义理念，但美国拥有大量核武器，则对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为日本提供必要的核保护伞，提供正当性。然而这样的表态对中国来说就是双重标准，这会让中日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增加。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