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开展，有着“普京的大脑”“现代妖僧拉斯普京”“最危险的哲学家”多个显著标签的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5月11日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的采访时，杜金澄清，自己并不是普京的顾问，他和普京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在解读地缘政治和俄罗斯历史方面有些逻辑巧合。为什么人们试图从杜金那里寻找解读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密码?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与俄罗斯领导层的决策高度契合真的只是巧合吗?杜金的思想在俄罗斯有没有代表性?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探讨。

杜金

　　杜金的政治经历和关系网

　　从政治家到学者

　　杜金1962年生于莫斯科，和很多俄罗斯思想家一样，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杜金是个持不同意见者。但是苏联解体后，杜金改变了对苏联体制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也对地缘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总统签署法令，宣布中止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全部权力，引发宪政危机。杜金参与了保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工作，并将最高苏维埃的失败视为悲剧。此后不久，杜金与爱德华·利莫诺夫和叶戈尔·列托夫一起创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BP)。该党坚决反对当时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并在当时以激进的反自由主义和反美主义而著称。在此期间，杜金发表了许多文章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他在1995年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时只得到了为数不多的选票。1998年春天，杜金与利莫诺夫和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决裂。

　　但1998年也是杜金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一年。在这一年，他成为国家杜马主席根纳季·塞列兹涅夫的顾问，并于次年担任国家杜马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咨询委员会地缘政治专家中心的负责人。塞列兹涅夫是当时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他在1999年接受电台采访时公开宣布杜金是他的顾问之一，并呼吁将杜金的地缘政治学说纳入义务教育课程。

　　随着普京总统上台，杜金成为了政府的忠诚拥护者。2001年，杜金和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退役军官彼得·苏斯洛夫一同成立了全俄政治公共运动“欧亚”组织。据报道，苏斯洛夫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机构和总统行政部门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在“欧亚”组织的成立大会上，杜金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的支持表达了感谢。他还表示，普京的统治已经成为欧亚思想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彻底地支持总统，而“欧亚”组织的目的也在于帮助总统进行欧亚改革。

　　2002年苏斯洛夫和杜金在“欧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欧亚”党。杜金在致辞中表示，“欧亚”党将提倡基于地缘政治的科学爱国主义，致力于为俄罗斯联邦的政治社会发展发展欧亚意识形态。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总统府内政部主要负责人亚历山大·科索普金都为“欧亚”党的成立发来了贺信。2003年2月，杜金与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谈判，讨论共同组建“左翼爱国”联盟的可能性。但是到了9月，杜金和他的政党被排除在格拉济耶夫的联盟之外，杜金失去了搭顺风车进入国家杜马的机会。

　　2003年，杜金与苏斯洛夫两人分道扬镳。同时，杜金似乎也放弃了直接参与政治，转而更关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11月20日，国际“欧亚运动”成立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杜金向与会者宣布，正式从俄罗斯国内政党转变为国际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大会由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欧亚思想支持者达莉佳·纳扎尔巴耶娃主持，最高委员会成员包括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维克托·卡柳日内、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马格洛夫等知名人士。

　　2004年起，杜金更多以一名学者的身份出现。他多次赴国外讲学，接受俄罗斯和外国媒体的采访，他还在《消息报》《红星新闻》《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论据和事实》等报纸上担任专栏作家，时常发表评论文章。2006年起，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陆续教授《后哲学》《第四政治理论》等课程并出版了多本著作，并从2009年起担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主任。

　　2014年，杜金在媒体上发表了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偏激言论后，他的反对者以此为由收集了1万多人的签名要求莫大解雇杜金。莫大最终做出了解雇杜金的决定，并表示，“莫斯科大学是学术场所，不是政治场所”。类似地，由于其针对乌克兰问题立场，杜金还被欧盟、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尽管如此，杜金仍然在媒体、学界十分活跃，2018年还到复旦大学开展系列讲座。

　　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杜金在中国的热度不断攀升。人们希望能从杜金的思想中窥探俄罗斯领导层的想法。

　　向权力中心靠拢

　　关于杜金本人与所谓的克里姆林宫安全部队的亲近程度一直存在争议。英国《金融时报》前莫斯科分社社长查尔斯·克洛弗在其书中透露了杜金的部分关系网。

　　由于曾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任教，国家安全官员中的许多人都听说过杜金，并读过他广受欢迎的《地缘政治学基础》。苏联解体后，军队和国家安全人员在文官政府中的任职比例显著增加：从1988年的5.4%增加到普京第一任期中期的32%。借助自己的名气和在杂志发表文章的机会，杜金结识了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作为在普京2000年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牛马功臣，帕夫洛夫斯基若能向普京举荐杜金，那将意义重大。

　　而在普京的团队刚刚就位时，文官们也不知道该跟哪些学者打交道。继承了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后，随着普京的外交政策转型，欧亚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主流话语体系——2000年出版的外交手册还将俄罗斯最大的优势定位为“欧亚大陆最大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与杜金打交道似乎是明智之举，于是杜金被介绍给了普京。而普京本人似乎也对欧亚主义产生了兴趣：在200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普京首次表达了对欧亚主义的支持。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时普京更是表示，“俄罗斯一直感觉自己是一个欧亚国家”。杜金立即宣布这次演讲是一场划时代的、改变一切的宏大革命。

　　美国胡佛研究所的名誉高级研究员约翰·邓洛普认为，到2001年夏天，杜金已经成功地向莫斯科的权力中心靠拢：他与俄罗斯总统府、特勤局、武装部队和国家杜马的代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不过也有人认为，杜金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比较有限。在这个时期，克林姆林宫的智囊团是由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统领的。苏尔科夫被媒体称为“普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他推动了普京时代重要理论概念“主权民主”的产生。

　　邓洛普在其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小插曲。9·11事件发生后，杜金接受了大量媒体采访，他认为，9·11事件是“美国霸权时代”的结束和“单极世界”的终结的标志。他还对俄罗斯对美国的相关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如俄罗斯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增加军事存在和支持美国利用中亚的军事基地等。他认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出现完全是美国咎由自取。美国对阿富汗的袭击是将使俄罗斯将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境地，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挑战。杜金认为，莫斯科应该声明对阿富汗冲突保持“完全中立”，并且与中国、印度、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制定共同战略。很显然，杜金的观点与当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决策完全相左。“在 2002 年的前三个月，杜金几乎从俄罗斯媒体的页面上消失”，邓洛普暗示，这或许与杜金的观点是否被普京接受有关。而在这之后，杜金几乎一直是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坚定拥护者，积极为政府政策背书正名。而且，他在表达对普京及其政策的看法时选择了更加谨慎的措辞，这些都使得杜金摆脱了9·11事件的消极影响。

　　从这个插曲来看，与其说是杜金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倒不如说是政府根据现实需要选择了杜金和他的地缘政治思想。而且，杜金的思想激进，像是给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了一个缓冲区，领导层可以通过观察外国、媒体、学界和民众对杜金思想的回应来制定更加稳重的外交政策。

　　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

　　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他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分为两种：大西洋主义(海洋)和欧亚主义(大陆)。他认为，各种概念，如分裂主义、领土完整、合法性、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等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以分离主义为例，如果这符合海权国家(美国、北约)的利益，那就是人民的自决权，但如果是符合陆权国家(俄罗斯，中国)的利益，那就是侵犯领土完整。所以，杜金认为，只有在清楚地定义了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之后，才能开始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

　　对俄罗斯的定位

　　与俄罗斯的很多政治精英不同，杜金驳斥了“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这一观点。他认为，一方面，在俄罗斯盛行着家长式作风、集体主义，它的价值观、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认同与欧美社会如此不同，显然不符合西方文明的规范模式。另一方面，俄罗斯积极从西方汲取各种元素，使其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服务。因此，西方人民(尤其是俄罗斯西化主义者)对俄罗斯极度愤怒，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模仿了欧洲的外部形式，但仍固执地保留着俄罗斯原始的内容。所以，如果坚持要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是西方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俄罗斯必须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或者，就得承认俄罗斯是另一个西方，另一个欧洲。

　　在杜金看来，俄罗斯统治阶级仍持有“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信念，他们一直是俄罗斯社会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源泉。例如，普京就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杜金认为，俄罗斯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它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俄罗斯-欧亚大陆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利益。这些价值观属于传统社会，强调东正教信仰和特定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面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其他文明，俄罗斯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独创性。

　　从这个欧亚主义的角度出发，俄罗斯与西方的立场是矛盾的、对立的。西方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并积极在全世界弘扬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欲将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所有其他文明。比如，杜金认为，“区域大国”地位就是西方强加给俄罗斯的。它是人为地在强大的外部影响下将俄罗斯民族历史的矢量向相反的方向扭转。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个西方给自己设定的角色，它将甘于现状并自断前程。而帝国规模的丧失意味着俄罗斯文明的终结，他们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衰败，他们普遍主义和救世主愿望的堕落。

　　非西方文明不应该只有被迫接受西方化的命运，他们应该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在尝试解构西方霸权时，杜金提出了多极世界理论。与亨廷顿类似，杜金认为文明是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多极世界的理念(即有多少文明，就会有多少极)，将使人类有可能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和精神方面具有广泛的选择。杜金提出在特定的“大空间”内建立一个存在“区域普遍主义”的模型，为人类提供全球化和开放所必要的社会动力，但地方、种族和宗教社区仍可自主和原始发展，从而规避全球主义所具有的缺点。区域主义也可以在这样的体系中地发展，而民族国家固有的压力将大大减弱。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欧盟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区和所谓的欧元区的发展。如此一来，便可以解决“帝国”身份中的排他主义和包容主义之间根本矛盾。多种文明之间也并不一定会导致“文明冲突”，而是达成新的力量平衡，为人类政治历史的延续创造真正的先决条件。

　　在意识形态层面，杜金认为，20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宣告失败后，自由主义被证明是最稳定和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很多学者欢呼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鼓吹“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杜金提出，自由主义已经失去被选择的权利，成为唯一的政治实践，变成了“后自由主义”。而对于反对后自由主义作为普遍实践、反对全球化、反对“历史的终结”、反对现状、反对21世纪初主要文明进程的惯性发展的国家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第四政治理论”。而“新欧亚主义”就是“第四政治理论”的现代表达。

　　对俄罗斯的未来构想

　　以保守主义、欧亚主义为基础，“新欧亚主义”具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特征。杜金认为，1990年代俄罗斯对“自由主义”的探索不过是摆脱苏联政治和经济传统以及对西方不加批判、无知和可笑的模仿。从“新欧亚主义”的三个要素(人民、空间和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杜金对俄罗斯的未来构想。

　　杜金认为，在俄罗斯，人民生命权的价值是最高的，因此，当在我们眼前发生了真正的种族灭绝，尤其是在涉及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和冲突发生在俄罗斯边界的外围时，俄罗斯就有义务对此进行干预。并且，俄罗斯从来没有将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种族同质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俄罗斯人的使命具有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民拥抱越来越大的民族、文化、宗教、领土和地区的原因。“扩张主义”是俄罗斯人民历史存在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文明使命的质量息息相关。这不是关于俄罗斯人“生存空间”的无限扩张，而是关于建立一种特殊的“俄罗斯”式世界观，是俄罗斯民族作为“上帝的民族”的最高任务。俄罗斯人对真理、精神和正义最终胜利具有坚定的信念。无论遇到什么麻烦、过渡时期和政治动荡，俄罗斯人民始终保持着他们的救世主身份，始终是历史的政治主体。

　　而在数次历史浮沉中，杜金总结出有关俄罗斯的一个规律：一旦国家建设发展超过一个临界点，政治形式与国家内容之间的联系会开始丧失，危机和灾难接踵而至，随后又开始新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建设。而俄罗斯人民担负了新形象和政治设计方面的使命。所以，在当前的过渡时期，应该把俄罗斯人民作为主要的政治主体——俄罗斯人民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而作为国家的俄罗斯，它的国家结构、意识形态、领土界限、社会政治结构还都还未确定。

　　作为对美国挑战的回应，杜金鼓吹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新帝国(欧亚帝国)。在这过程中最首要的就是整合其周边与其文明密切的国家和人民(主要是独联体国家)来重建其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但是，这个新帝国不能是华约的简单复制品。苏联的崩溃是不可逆转的，其根源在于其结构本身。俄罗斯甚至可以与其他文明形成统一战线，如结成莫斯科-柏林、莫斯科-东京、莫斯科-德黑兰三重轴心，共同对抗美国。新的大陆联盟应该包括整个欧洲直到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南部海岸地区——印度、伊朗、印度支那等，或者确保这些空间的友好中立，即让他们脱离大西洋主义的控制。按照地缘政治逻辑，新帝国应该是全球性的，在战略上和空间上都优于之前的版本(苏联)。

　　对杜金思想的评价

　　杜金的俄罗斯(欧亚)帝国设想在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切实际的，而且完全颠覆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对原苏东地区的国家来说更是赤裸裸的殖民阴谋。杜金的激进思想不仅使其在美西方的媒体中臭名昭著，也招致了俄罗斯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著名学者、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将杜金称为修正主义者。2002年，他专门出版著作《欧亚大陆的终结》来反驳杜金在《地缘政治学基础》中的一些观点。他认为，俄罗斯-欧亚大陆已不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还因为俄罗斯的内部危机使得欧亚帝国无法存续。正是现代欧亚人的短视使他们无法理解后共产主义时期对俄罗斯有重大影响的关键经济和政治事件。

　　在和阿列克谢·马拉申科2002年出版的合著《南方时代》中，特列宁甚至表示，“新欧亚人在1990年代初期被边缘化，在20世纪末变成了统治精英的后备工具，他们从未被委托执行俄罗斯的政策……而且，普京总统是民族国家的领袖，而非帝国的统治者。”

　　不过，特列宁可能预料不到，20世纪初期的俄美关系已经是两国关系的顶峰。在随后而来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与美西方的裂痕越来越深。在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与美西方已经完全对立，几乎看不到任何缓和或好转的前景。而从俄罗斯的外交行动来看，俄罗斯的领导层似乎已经接受了杜金的思想。只不过，相比杜金极端激进的民族爱国主义来说，俄罗斯领导层的决策显然要更温和一些。杜金在他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学基础》中就提出，“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地缘政治意义。其在目前的边界内以‘主权国家’的现状存在，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造成巨大打击，无异于对俄罗斯领土的入侵。一个统一的乌克兰的进一步存在是不可接受的。”他认为应该在乌克兰中部(基辅地区)和乌克兰西部之间划出一条文化边界，以避免中欧天主教对东正教领土产生不和谐影响。

　　俄罗斯对外政策与杜金思想的趋同是偶然吗?

　　答案很显然不是。杜金受到海德格尔、施密特、古米廖夫等学者的影响，继承、融合并发展了他们的激进保守主义思想、“大空间”秩序思想和欧亚主义思想。而普京将自己明确定位为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揉合了很多因素：如别尔嘉耶夫、古米廖夫、伊万·伊林等。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思想是杜金新欧亚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别尔嘉耶夫始终坚持：俄罗斯民族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它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是“东西方”。而伊万·伊林认为，西方对俄罗斯充满敌意，俄罗斯应该走不同于西方的，以东正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独特道路。所以，从根源上看，杜金和普京的思想确有类同之处。

　　而根据邓洛普的研究，虽然杜金的批评者特列宁认为“俄罗斯在西方没有敌人……应该深化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但是他的思想与杜金的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特列宁并不排除将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重新纳入俄罗斯的发展轨道。杜金和特列宁的思想完全不同，但是仍有可以相通之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俄罗斯学者和政府领导层之间确实存在某些普遍的思想共识。

　　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外交就以成为欧洲强国为目标，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更是以欧洲的救世主自居，登上了国际地位的顶峰。冷战时期，苏联作为两极世界中的其中一极，更是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全世界。虽然俄罗斯也走过类似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的弯路，但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外交思想具有连续性、传承性，其外交政策具有东西兼顾、崇尚实力、主张多边行动、受意识形态影响大的特点。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痛苦转型后，俄罗斯的强国思想愈加强烈，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态度也愈加消极。根据2001年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71% 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属于“欧亚”或东正教文明，西方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向东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众的选择。所以，在俄罗斯与西方冲突加剧，内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走上激进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道路并不为奇。俄罗斯外交政策与杜金思想的趋同也就成为了必然。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开展，有着“普京的大脑”“现代妖僧拉斯普京”“最危险的哲学家”多个显著标签的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5月11日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的采访时，杜金澄清，自己并不是普京的顾问，他和普京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在解读地缘政治和俄罗斯历史方面有些逻辑巧合。为什么人们试图从杜金那里寻找解读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密码?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与俄罗斯领导层的决策高度契合真的只是巧合吗?杜金的思想在俄罗斯有没有代表性?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探讨。

杜金

　　杜金的政治经历和关系网

　　从政治家到学者

　　杜金1962年生于莫斯科，和很多俄罗斯思想家一样，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杜金是个持不同意见者。但是苏联解体后，杜金改变了对苏联体制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也对地缘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总统签署法令，宣布中止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全部权力，引发宪政危机。杜金参与了保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工作，并将最高苏维埃的失败视为悲剧。此后不久，杜金与爱德华·利莫诺夫和叶戈尔·列托夫一起创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BP)。该党坚决反对当时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并在当时以激进的反自由主义和反美主义而著称。在此期间，杜金发表了许多文章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他在1995年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时只得到了为数不多的选票。1998年春天，杜金与利莫诺夫和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决裂。

　　但1998年也是杜金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一年。在这一年，他成为国家杜马主席根纳季·塞列兹涅夫的顾问，并于次年担任国家杜马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咨询委员会地缘政治专家中心的负责人。塞列兹涅夫是当时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他在1999年接受电台采访时公开宣布杜金是他的顾问之一，并呼吁将杜金的地缘政治学说纳入义务教育课程。

　　随着普京总统上台，杜金成为了政府的忠诚拥护者。2001年，杜金和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退役军官彼得·苏斯洛夫一同成立了全俄政治公共运动“欧亚”组织。据报道，苏斯洛夫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机构和总统行政部门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在“欧亚”组织的成立大会上，杜金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的支持表达了感谢。他还表示，普京的统治已经成为欧亚思想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彻底地支持总统，而“欧亚”组织的目的也在于帮助总统进行欧亚改革。

　　2002年苏斯洛夫和杜金在“欧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欧亚”党。杜金在致辞中表示，“欧亚”党将提倡基于地缘政治的科学爱国主义，致力于为俄罗斯联邦的政治社会发展发展欧亚意识形态。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总统府内政部主要负责人亚历山大·科索普金都为“欧亚”党的成立发来了贺信。2003年2月，杜金与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谈判，讨论共同组建“左翼爱国”联盟的可能性。但是到了9月，杜金和他的政党被排除在格拉济耶夫的联盟之外，杜金失去了搭顺风车进入国家杜马的机会。

　　2003年，杜金与苏斯洛夫两人分道扬镳。同时，杜金似乎也放弃了直接参与政治，转而更关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11月20日，国际“欧亚运动”成立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杜金向与会者宣布，正式从俄罗斯国内政党转变为国际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大会由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欧亚思想支持者达莉佳·纳扎尔巴耶娃主持，最高委员会成员包括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维克托·卡柳日内、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马格洛夫等知名人士。

　　2004年起，杜金更多以一名学者的身份出现。他多次赴国外讲学，接受俄罗斯和外国媒体的采访，他还在《消息报》《红星新闻》《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论据和事实》等报纸上担任专栏作家，时常发表评论文章。2006年起，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陆续教授《后哲学》《第四政治理论》等课程并出版了多本著作，并从2009年起担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主任。

　　2014年，杜金在媒体上发表了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偏激言论后，他的反对者以此为由收集了1万多人的签名要求莫大解雇杜金。莫大最终做出了解雇杜金的决定，并表示，“莫斯科大学是学术场所，不是政治场所”。类似地，由于其针对乌克兰问题立场，杜金还被欧盟、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尽管如此，杜金仍然在媒体、学界十分活跃，2018年还到复旦大学开展系列讲座。

　　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杜金在中国的热度不断攀升。人们希望能从杜金的思想中窥探俄罗斯领导层的想法。

　　向权力中心靠拢

　　关于杜金本人与所谓的克里姆林宫安全部队的亲近程度一直存在争议。英国《金融时报》前莫斯科分社社长查尔斯·克洛弗在其书中透露了杜金的部分关系网。

　　由于曾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任教，国家安全官员中的许多人都听说过杜金，并读过他广受欢迎的《地缘政治学基础》。苏联解体后，军队和国家安全人员在文官政府中的任职比例显著增加：从1988年的5.4%增加到普京第一任期中期的32%。借助自己的名气和在杂志发表文章的机会，杜金结识了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作为在普京2000年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牛马功臣，帕夫洛夫斯基若能向普京举荐杜金，那将意义重大。

　　而在普京的团队刚刚就位时，文官们也不知道该跟哪些学者打交道。继承了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后，随着普京的外交政策转型，欧亚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主流话语体系——2000年出版的外交手册还将俄罗斯最大的优势定位为“欧亚大陆最大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与杜金打交道似乎是明智之举，于是杜金被介绍给了普京。而普京本人似乎也对欧亚主义产生了兴趣：在2000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普京首次表达了对欧亚主义的支持。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时普京更是表示，“俄罗斯一直感觉自己是一个欧亚国家”。杜金立即宣布这次演讲是一场划时代的、改变一切的宏大革命。

　　美国胡佛研究所的名誉高级研究员约翰·邓洛普认为，到2001年夏天，杜金已经成功地向莫斯科的权力中心靠拢：他与俄罗斯总统府、特勤局、武装部队和国家杜马的代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不过也有人认为，杜金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比较有限。在这个时期，克林姆林宫的智囊团是由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统领的。苏尔科夫被媒体称为“普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他推动了普京时代重要理论概念“主权民主”的产生。

　　邓洛普在其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小插曲。9·11事件发生后，杜金接受了大量媒体采访，他认为，9·11事件是“美国霸权时代”的结束和“单极世界”的终结的标志。他还对俄罗斯对美国的相关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如俄罗斯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增加军事存在和支持美国利用中亚的军事基地等。他认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出现完全是美国咎由自取。美国对阿富汗的袭击是将使俄罗斯将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境地，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挑战。杜金认为，莫斯科应该声明对阿富汗冲突保持“完全中立”，并且与中国、印度、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制定共同战略。很显然，杜金的观点与当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决策完全相左。“在 2002 年的前三个月，杜金几乎从俄罗斯媒体的页面上消失”，邓洛普暗示，这或许与杜金的观点是否被普京接受有关。而在这之后，杜金几乎一直是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坚定拥护者，积极为政府政策背书正名。而且，他在表达对普京及其政策的看法时选择了更加谨慎的措辞，这些都使得杜金摆脱了9·11事件的消极影响。

　　从这个插曲来看，与其说是杜金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倒不如说是政府根据现实需要选择了杜金和他的地缘政治思想。而且，杜金的思想激进，像是给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了一个缓冲区，领导层可以通过观察外国、媒体、学界和民众对杜金思想的回应来制定更加稳重的外交政策。

　　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

　　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他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分为两种：大西洋主义(海洋)和欧亚主义(大陆)。他认为，各种概念，如分裂主义、领土完整、合法性、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等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以分离主义为例，如果这符合海权国家(美国、北约)的利益，那就是人民的自决权，但如果是符合陆权国家(俄罗斯，中国)的利益，那就是侵犯领土完整。所以，杜金认为，只有在清楚地定义了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之后，才能开始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

　　对俄罗斯的定位

　　与俄罗斯的很多政治精英不同，杜金驳斥了“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这一观点。他认为，一方面，在俄罗斯盛行着家长式作风、集体主义，它的价值观、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认同与欧美社会如此不同，显然不符合西方文明的规范模式。另一方面，俄罗斯积极从西方汲取各种元素，使其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迫使它们为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服务。因此，西方人民(尤其是俄罗斯西化主义者)对俄罗斯极度愤怒，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模仿了欧洲的外部形式，但仍固执地保留着俄罗斯原始的内容。所以，如果坚持要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是西方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俄罗斯必须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或者，就得承认俄罗斯是另一个西方，另一个欧洲。

　　在杜金看来，俄罗斯统治阶级仍持有“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信念，他们一直是俄罗斯社会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源泉。例如，普京就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杜金认为，俄罗斯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它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俄罗斯-欧亚大陆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利益。这些价值观属于传统社会，强调东正教信仰和特定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面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其他文明，俄罗斯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独创性。

　　从这个欧亚主义的角度出发，俄罗斯与西方的立场是矛盾的、对立的。西方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并积极在全世界弘扬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欲将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所有其他文明。比如，杜金认为，“区域大国”地位就是西方强加给俄罗斯的。它是人为地在强大的外部影响下将俄罗斯民族历史的矢量向相反的方向扭转。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个西方给自己设定的角色，它将甘于现状并自断前程。而帝国规模的丧失意味着俄罗斯文明的终结，他们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体系的衰败，他们普遍主义和救世主愿望的堕落。

　　非西方文明不应该只有被迫接受西方化的命运，他们应该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在尝试解构西方霸权时，杜金提出了多极世界理论。与亨廷顿类似，杜金认为文明是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多极世界的理念(即有多少文明，就会有多少极)，将使人类有可能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和精神方面具有广泛的选择。杜金提出在特定的“大空间”内建立一个存在“区域普遍主义”的模型，为人类提供全球化和开放所必要的社会动力，但地方、种族和宗教社区仍可自主和原始发展，从而规避全球主义所具有的缺点。区域主义也可以在这样的体系中地发展，而民族国家固有的压力将大大减弱。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欧盟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区和所谓的欧元区的发展。如此一来，便可以解决“帝国”身份中的排他主义和包容主义之间根本矛盾。多种文明之间也并不一定会导致“文明冲突”，而是达成新的力量平衡，为人类政治历史的延续创造真正的先决条件。

　　在意识形态层面，杜金认为，20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宣告失败后，自由主义被证明是最稳定和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很多学者欢呼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鼓吹“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杜金提出，自由主义已经失去被选择的权利，成为唯一的政治实践，变成了“后自由主义”。而对于反对后自由主义作为普遍实践、反对全球化、反对“历史的终结”、反对现状、反对21世纪初主要文明进程的惯性发展的国家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第四政治理论”。而“新欧亚主义”就是“第四政治理论”的现代表达。

　　对俄罗斯的未来构想

　　以保守主义、欧亚主义为基础，“新欧亚主义”具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特征。杜金认为，1990年代俄罗斯对“自由主义”的探索不过是摆脱苏联政治和经济传统以及对西方不加批判、无知和可笑的模仿。从“新欧亚主义”的三个要素(人民、空间和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杜金对俄罗斯的未来构想。

　　杜金认为，在俄罗斯，人民生命权的价值是最高的，因此，当在我们眼前发生了真正的种族灭绝，尤其是在涉及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和冲突发生在俄罗斯边界的外围时，俄罗斯就有义务对此进行干预。并且，俄罗斯从来没有将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种族同质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俄罗斯人的使命具有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民拥抱越来越大的民族、文化、宗教、领土和地区的原因。“扩张主义”是俄罗斯人民历史存在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文明使命的质量息息相关。这不是关于俄罗斯人“生存空间”的无限扩张，而是关于建立一种特殊的“俄罗斯”式世界观，是俄罗斯民族作为“上帝的民族”的最高任务。俄罗斯人对真理、精神和正义最终胜利具有坚定的信念。无论遇到什么麻烦、过渡时期和政治动荡，俄罗斯人民始终保持着他们的救世主身份，始终是历史的政治主体。

　　而在数次历史浮沉中，杜金总结出有关俄罗斯的一个规律：一旦国家建设发展超过一个临界点，政治形式与国家内容之间的联系会开始丧失，危机和灾难接踵而至，随后又开始新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建设。而俄罗斯人民担负了新形象和政治设计方面的使命。所以，在当前的过渡时期，应该把俄罗斯人民作为主要的政治主体——俄罗斯人民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而作为国家的俄罗斯，它的国家结构、意识形态、领土界限、社会政治结构还都还未确定。

　　作为对美国挑战的回应，杜金鼓吹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新帝国(欧亚帝国)。在这过程中最首要的就是整合其周边与其文明密切的国家和人民(主要是独联体国家)来重建其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但是，这个新帝国不能是华约的简单复制品。苏联的崩溃是不可逆转的，其根源在于其结构本身。俄罗斯甚至可以与其他文明形成统一战线，如结成莫斯科-柏林、莫斯科-东京、莫斯科-德黑兰三重轴心，共同对抗美国。新的大陆联盟应该包括整个欧洲直到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南部海岸地区——印度、伊朗、印度支那等，或者确保这些空间的友好中立，即让他们脱离大西洋主义的控制。按照地缘政治逻辑，新帝国应该是全球性的，在战略上和空间上都优于之前的版本(苏联)。

　　对杜金思想的评价

　　杜金的俄罗斯(欧亚)帝国设想在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切实际的，而且完全颠覆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对原苏东地区的国家来说更是赤裸裸的殖民阴谋。杜金的激进思想不仅使其在美西方的媒体中臭名昭著，也招致了俄罗斯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著名学者、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将杜金称为修正主义者。2002年，他专门出版著作《欧亚大陆的终结》来反驳杜金在《地缘政治学基础》中的一些观点。他认为，俄罗斯-欧亚大陆已不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还因为俄罗斯的内部危机使得欧亚帝国无法存续。正是现代欧亚人的短视使他们无法理解后共产主义时期对俄罗斯有重大影响的关键经济和政治事件。

　　在和阿列克谢·马拉申科2002年出版的合著《南方时代》中，特列宁甚至表示，“新欧亚人在1990年代初期被边缘化，在20世纪末变成了统治精英的后备工具，他们从未被委托执行俄罗斯的政策……而且，普京总统是民族国家的领袖，而非帝国的统治者。”

　　不过，特列宁可能预料不到，20世纪初期的俄美关系已经是两国关系的顶峰。在随后而来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与美西方的裂痕越来越深。在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与美西方已经完全对立，几乎看不到任何缓和或好转的前景。而从俄罗斯的外交行动来看，俄罗斯的领导层似乎已经接受了杜金的思想。只不过，相比杜金极端激进的民族爱国主义来说，俄罗斯领导层的决策显然要更温和一些。杜金在他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学基础》中就提出，“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地缘政治意义。其在目前的边界内以‘主权国家’的现状存在，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造成巨大打击，无异于对俄罗斯领土的入侵。一个统一的乌克兰的进一步存在是不可接受的。”他认为应该在乌克兰中部(基辅地区)和乌克兰西部之间划出一条文化边界，以避免中欧天主教对东正教领土产生不和谐影响。

　　俄罗斯对外政策与杜金思想的趋同是偶然吗?

　　答案很显然不是。杜金受到海德格尔、施密特、古米廖夫等学者的影响，继承、融合并发展了他们的激进保守主义思想、“大空间”秩序思想和欧亚主义思想。而普京将自己明确定位为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揉合了很多因素：如别尔嘉耶夫、古米廖夫、伊万·伊林等。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思想是杜金新欧亚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别尔嘉耶夫始终坚持：俄罗斯民族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它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是“东西方”。而伊万·伊林认为，西方对俄罗斯充满敌意，俄罗斯应该走不同于西方的，以东正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独特道路。所以，从根源上看，杜金和普京的思想确有类同之处。

　　而根据邓洛普的研究，虽然杜金的批评者特列宁认为“俄罗斯在西方没有敌人……应该深化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但是他的思想与杜金的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特列宁并不排除将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重新纳入俄罗斯的发展轨道。杜金和特列宁的思想完全不同，但是仍有可以相通之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俄罗斯学者和政府领导层之间确实存在某些普遍的思想共识。

　　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外交就以成为欧洲强国为目标，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更是以欧洲的救世主自居，登上了国际地位的顶峰。冷战时期，苏联作为两极世界中的其中一极，更是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全世界。虽然俄罗斯也走过类似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的弯路，但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外交思想具有连续性、传承性，其外交政策具有东西兼顾、崇尚实力、主张多边行动、受意识形态影响大的特点。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痛苦转型后，俄罗斯的强国思想愈加强烈，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态度也愈加消极。根据2001年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71% 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属于“欧亚”或东正教文明，西方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向东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众的选择。所以，在俄罗斯与西方冲突加剧，内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走上激进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道路并不为奇。俄罗斯外交政策与杜金思想的趋同也就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