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遇刺身亡，震惊日本，也震惊国际社会。笔者三天前也适逢身在奈良，万万没想到三天后安倍会在这座日本古都终结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噩耗传来，日本政坛不分朝野、社会民间不分政治色彩，举国上下弥漫着悲痛惋惜的氛围，遇刺地点来自奈良以及各地前来献花的日本国民络绎不绝，纷纷前来表达对这位堪称日本战后最卓越乃至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的哀悼。

　　一代伟人创造出的伟大时代

　　安倍曾于2006年及2012年二度入主位于日本东京政治中枢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前后共执政8年又9个月，其间笔者所撰以“安倍”为主题的文章不下20篇，其中于2020年安倍宣布辞职之后所写的评论文章，即以《“安倍时代”——一个日本久违了的伟大时代》为题，提早为他“盖棺定论”。如今，安倍提前驾鹤仙游，包括其卸任首相后继续奔波的两年，就其一生对日本这个国家鞠躬尽瘁，以及所留下的傲视同群的政绩，称之为“日本一代伟人所创造出的伟大时代”，应不为过。

　　安倍就任首相期间，尤其是第二任(2012.12-2020.9)对日本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让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重新点燃自信与希望。

　　众所周知，经历了二战惨痛的战败，日本于1960年代重新崛起，并一跃成为东亚第一个先进国家。笔者于2012年即安倍第二度担任首相前的20年，在日本的大学升学、任教，而这20年恰巧是日本泡沫经济爆破后的20年。其间，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于2010年被中国取代。根据当时的实地观察，尽管并不明显觉得日本人变穷了，然而经济不景气长期困扰日本社会，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失去的20年”，正是由此而来。那时映入笔者眼帘的，正是日本大学生一个个“向内看”、“向低看”、“向后看”的“颓废”境况。

　　“安倍经济学”扭转了“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年轻人如此消沉的精神面貌，直到安倍于2012年再度上台后，才获得改观。事实上，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安倍执政最后一年的2020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高达98%，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显然，安倍上台后推动的“安倍经济学”的成效也惠及了大学生的就业率。

　　所谓“安倍经济学”，主要包括“三支箭”(three arrows)，即大刀阔斧的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第一支刺激经济的货币宽松政策，在安倍甫上台三个月后即开始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后，受货币政策刺激的日本股市逐步上扬。今年迎来“安倍经济学”的第十个年头，如今日经指数自2013年以来所累计的涨幅已高达155%，成功“走出了一波大牛市，逆转了二十多年来的下跌横盘态势”。

　　换言之，“安倍经济学”扭转了日本“失去二十年”的经济低迷乃至停滞的景气颓势，让日本年轻一代重新看到了希望，也为安倍誓要“赢回日本”的执政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稳固美日同盟 二度改善中日关系

　　安倍晋三还是一位战后日本罕见的杰出国际战略家。

　　安倍在政意识形态的光谱上被列为“保守”阵营，笔者在安倍甫上台的2006年第一篇评论文章，即指出“安倍是日本战后以来‘右翼指数’最高的政治领袖”(《解析安倍晋三的“右翼指数”》，《亚洲时报》2006年9月25日》)。

　　然而，安倍并非保守封闭的“右翼”政客，而是具有务实主义乃至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明白守护国家利益，必须借助国际社会支持的道理。因此，安倍在2012年重新上台后，立即着手修补美日关系。之前美日同盟因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提出将普天间机场“至少迁出(冲绳)县外”的主张，被美国视为推翻了两国于1996年的合意，而首次动摇了美日同盟。

　　安倍骤逝后，引来许多网民幸灾乐祸，成为国际媒体讨论的话题。不过领导人发出了表达哀悼的唁电，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也对安倍任内改善中日关系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事实上，迈进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两次陷入谷底，都是在安倍的努力下而获得改善的。

　　其一，安倍于2006年第一次主政时，两国关系正因为之前小泉纯一郎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而闹僵，中国的反日游行蔓延全国主要城市。不过，安倍上台后即一改惯例，率先出访的不是华府而是北京，使两国关系迅速恢复正常;其二，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导致两国严重交恶，中国的各地的反日游行更为激烈，紧张气氛堪称已达至临界点。其后，安倍先于2014年与中方同意基于过去签署的“四个文件”，达成恢复双边正常交流的共识，继而于2017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释出善意，提出“可以合作就合作”以及表示共同推动“第三方合作”的立场，使中日关系迈向“重回正轨”的方向。

　　冷战后日本最具国际战略的政治家

　　本人早在2014年就公开指出“安倍晋三是日本战后继田中角荣以及中曾根康弘以来最具战略的政治领袖”，其实如此的评价，恐怕已属保守低调。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正是“中国崛起”的二十年，两国国力此消彼长。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安倍在外交领域，致力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包括在G7以及G20平台积极主导议题。不止于此，安倍一方面在构筑“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係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TPP)以及承接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扮演积极乃至领导的角色;另一方面无论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的愿景，还是其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的创设，其雏形均源自于安倍本人率先倡议的概念。

　　安倍在21世纪新国际秩序平台构筑过程中的积极作为，堪称战后日本第一人。尽管这些平台构想中国有所担忧，但同时中方也对日本在中美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下扮演可能的桥梁角色寄予厚望，这些都是安倍在任内卓越的国际战略与外交能力所产生的效应。

　　诚然，安倍晋三并非完人，其部分政策尤其是安保与防卫政策也备受部分国内乃至周边国家的批评。然而，在历史转折点通过彪炳的政绩而为日本年轻一代带来希望的“安倍时代”，无疑将载入21世纪的日本史册;安倍晋三本人为“美丽的国家”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也将永远受到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推崇与缅怀。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遇刺身亡，震惊日本，也震惊国际社会。笔者三天前也适逢身在奈良，万万没想到三天后安倍会在这座日本古都终结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噩耗传来，日本政坛不分朝野、社会民间不分政治色彩，举国上下弥漫着悲痛惋惜的氛围，遇刺地点来自奈良以及各地前来献花的日本国民络绎不绝，纷纷前来表达对这位堪称日本战后最卓越乃至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的哀悼。

　　一代伟人创造出的伟大时代

　　安倍曾于2006年及2012年二度入主位于日本东京政治中枢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前后共执政8年又9个月，其间笔者所撰以“安倍”为主题的文章不下20篇，其中于2020年安倍宣布辞职之后所写的评论文章，即以《“安倍时代”——一个日本久违了的伟大时代》为题，提早为他“盖棺定论”。如今，安倍提前驾鹤仙游，包括其卸任首相后继续奔波的两年，就其一生对日本这个国家鞠躬尽瘁，以及所留下的傲视同群的政绩，称之为“日本一代伟人所创造出的伟大时代”，应不为过。

　　安倍就任首相期间，尤其是第二任(2012.12-2020.9)对日本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让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重新点燃自信与希望。

　　众所周知，经历了二战惨痛的战败，日本于1960年代重新崛起，并一跃成为东亚第一个先进国家。笔者于2012年即安倍第二度担任首相前的20年，在日本的大学升学、任教，而这20年恰巧是日本泡沫经济爆破后的20年。其间，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于2010年被中国取代。根据当时的实地观察，尽管并不明显觉得日本人变穷了，然而经济不景气长期困扰日本社会，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失去的20年”，正是由此而来。那时映入笔者眼帘的，正是日本大学生一个个“向内看”、“向低看”、“向后看”的“颓废”境况。

　　“安倍经济学”扭转了“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年轻人如此消沉的精神面貌，直到安倍于2012年再度上台后，才获得改观。事实上，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安倍执政最后一年的2020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高达98%，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显然，安倍上台后推动的“安倍经济学”的成效也惠及了大学生的就业率。

　　所谓“安倍经济学”，主要包括“三支箭”(three arrows)，即大刀阔斧的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第一支刺激经济的货币宽松政策，在安倍甫上台三个月后即开始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后，受货币政策刺激的日本股市逐步上扬。今年迎来“安倍经济学”的第十个年头，如今日经指数自2013年以来所累计的涨幅已高达155%，成功“走出了一波大牛市，逆转了二十多年来的下跌横盘态势”。

　　换言之，“安倍经济学”扭转了日本“失去二十年”的经济低迷乃至停滞的景气颓势，让日本年轻一代重新看到了希望，也为安倍誓要“赢回日本”的执政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稳固美日同盟 二度改善中日关系

　　安倍晋三还是一位战后日本罕见的杰出国际战略家。

　　安倍在政意识形态的光谱上被列为“保守”阵营，笔者在安倍甫上台的2006年第一篇评论文章，即指出“安倍是日本战后以来‘右翼指数’最高的政治领袖”(《解析安倍晋三的“右翼指数”》，《亚洲时报》2006年9月25日》)。

　　然而，安倍并非保守封闭的“右翼”政客，而是具有务实主义乃至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明白守护国家利益，必须借助国际社会支持的道理。因此，安倍在2012年重新上台后，立即着手修补美日关系。之前美日同盟因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提出将普天间机场“至少迁出(冲绳)县外”的主张，被美国视为推翻了两国于1996年的合意，而首次动摇了美日同盟。

　　安倍骤逝后，引来许多网民幸灾乐祸，成为国际媒体讨论的话题。不过领导人发出了表达哀悼的唁电，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也对安倍任内改善中日关系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事实上，迈进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两次陷入谷底，都是在安倍的努力下而获得改善的。

　　其一，安倍于2006年第一次主政时，两国关系正因为之前小泉纯一郎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而闹僵，中国的反日游行蔓延全国主要城市。不过，安倍上台后即一改惯例，率先出访的不是华府而是北京，使两国关系迅速恢复正常;其二，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导致两国严重交恶，中国的各地的反日游行更为激烈，紧张气氛堪称已达至临界点。其后，安倍先于2014年与中方同意基于过去签署的“四个文件”，达成恢复双边正常交流的共识，继而于2017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释出善意，提出“可以合作就合作”以及表示共同推动“第三方合作”的立场，使中日关系迈向“重回正轨”的方向。

　　冷战后日本最具国际战略的政治家

　　本人早在2014年就公开指出“安倍晋三是日本战后继田中角荣以及中曾根康弘以来最具战略的政治领袖”，其实如此的评价，恐怕已属保守低调。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正是“中国崛起”的二十年，两国国力此消彼长。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安倍在外交领域，致力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包括在G7以及G20平台积极主导议题。不止于此，安倍一方面在构筑“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係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TPP)以及承接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扮演积极乃至领导的角色;另一方面无论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的愿景，还是其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的创设，其雏形均源自于安倍本人率先倡议的概念。

　　安倍在21世纪新国际秩序平台构筑过程中的积极作为，堪称战后日本第一人。尽管这些平台构想中国有所担忧，但同时中方也对日本在中美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下扮演可能的桥梁角色寄予厚望，这些都是安倍在任内卓越的国际战略与外交能力所产生的效应。

　　诚然，安倍晋三并非完人，其部分政策尤其是安保与防卫政策也备受部分国内乃至周边国家的批评。然而，在历史转折点通过彪炳的政绩而为日本年轻一代带来希望的“安倍时代”，无疑将载入21世纪的日本史册;安倍晋三本人为“美丽的国家”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也将永远受到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推崇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