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再度指出软实力的重要性。他认为，以价值观、说服力、吸引力为基本特征的软实力，是影响他人的能力，其效用缓慢而间接，但绝非不重要。他评价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特定的经历、精心选择的着装和沟通方式，成功地在世界面前把乌克兰描绘成一个有魅力的英雄国家，是一个擅长运用软实力来获得欣赏和同情的政治家。

　　笔者认为，如果以此作为切入视角透视中国近代史，这一策略——即依赖个人魅力和名人效应取得文化和政治传播成功的例子——在近代中国早已有过多起，尽管这一实践后来才被以“软实力”加以概念化并深入人心。

　　一位中国历史学界同行曾向笔者专门求证，李鸿章是否在访美期间，真的接受过美国记者专访，并发表不仅开明而且显得前卫的观点。笔者专门就此查询《纽约时报》数据库，确实找到李鸿章受访的多起记录和相关言论。现在看来，李鸿章作为当时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政治家，在1896年的访美，可以看作一次成功的、基于个人地位和影响的公关活动。他的到访使整个纽约为之沸腾，活动和言论都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对象。可以说，尽管此时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也独木难支，但他坦诚、开明的面对面交流，还是给美国报界与公众留下深刻的积极印象。

　　1927年，已经名满天下的胡适重返美国，发表了一系列涉及中西文明和中国禅宗史的演讲，并接受采访，同样受到美国新闻界高度赞誉，被《纽约时报》介绍为“他把中国人从古文的束缚中解放出來，使白话文成为文化的中介”，称为“少年中国的少年先知”。胡适长期在美国接受教育，与文化精英交游，在康奈尔大学期间甚至受过专门的英文演讲训练，这些都使他与美国学界名流与公众的交流，去除了文化障碍和翻译的阻隔。

　　两年后的1929年，中国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结束在欧洲的弘法后赴美，也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和名校，如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公开演讲，分享自己的学佛历程和一些以普及为主要目的的佛学核心要旨。尽管依赖翻译，但太虚本人事后的追忆中，认为自己在美国，特别是在名校的演讲，效果令人满意。太虚的一名研究者也认为，他在美国似乎比在欧洲受到较少因交流障碍而引起的苛评。

　　笔者的一名美国白人同事研究大众传播和戏剧，不懂中文也不研究历史，但几年前却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梅兰芳访美的论文，收录在一本纪念梅兰芳的论文集中。在他笔下，1930年访美的梅兰芳，在美国受到空前欢迎。作为一名非西方的外国演员，而且是一名西方传统中已经消失的“男旦”，梅兰芳史无前例地在戏剧圣地，纽约百老汇连演五周，获得两所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并收获了无数公众奖项和礼物。

　　美国媒体和专业人士不仅分析梅兰芳的手势、身段、艺术表现力，还因为梅兰芳而开始思考中国式的高度象征、抽象、依赖想象的戏曲艺术，如何可能启迪被现实主义手法主宰的现代美国戏剧。也就是说，梅兰芳所带来的不仅是异域风情，或者满足观众的某种可以理解的猎奇心理，还有更高层次的对东西审美传统的思辨。访问结束前，梅兰芳在纽约一家酒店设宴答谢所有赞助和帮助过演出的美国人士，和到场的每一个人——包括被雇佣来帮忙的劳工——一一握手，再次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时隔10余年，宋美龄1943年的访美，以及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和对美国公众发表的广播讲话，又一次把处于抗战胶着状态中的中国，推向美国媒体和民众的关注焦点。这次演讲或许更典型地体现以个人魅力制造吸引力，赢得同情心，并以流畅、地道、专业水准的演讲，征服和说服美国民意代表和立法机构，助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国家摆脱孤立，赢得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实践，可以说完全预演了约瑟夫·奈今日所说的“软实力”运用。

　　中美之间在相互较为隔绝，而且被排华法案（宋美龄访美当年晚些时候才取消）影响的情况下，的确有过上述一些成功而且具有轰动效应的交流案例。这些事例或许和因隔绝产生的好奇心有极大关系，但也得益于传播者本身已具备的巨大声望、权威性、影响力，以及在交流过程中展示的个人魅力。

　　在中美建交后近半个世纪中，由于时代和交流方式的变化，中美交往一方面高度依赖外交接触，另一方面则迅速平民化，并依赖国际旅游、经贸，以及相对单向的，由中至美的大规模留学和定居。然而，和上一个时代相比，确实失去了曾有过的轰动性的“软实力”实践——即在中国已经拥有高度影响力的重要人士和大师，如政界的李鸿章、宋美龄，学术和宗教界的胡适与太虚，艺术界的梅兰芳，直接面对和影响美国媒体和公众。在上述五个个案中，李鸿章、太虚、梅兰芳并不精通英语，可见英语对于直接交流虽有无可置疑的帮助，却并不是交流成功的必要条件。

　　美国是注重名人效应和明星效应，更讲究个人特色和魅力的社会，也会接纳高水准的论理或审美体验。中国对美国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在孔子学院式的大规模泛化传播已经受阻的情况下，不妨重视名人精英式的高端传播模式，或者以真正精美和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影响美国人。笔者身边接触到的普通美国民众，对把高科技和中国传统艺术结合的舞台演出，就赞不绝口，不在意花高价观赏，更觉得物有所值。2019年，在纽约林肯中心的两场中美民间合作举办的“佛教梵呗艺术音乐会”，据报道每场2700人一票难求。同时，杭州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在最近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承认，“我们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僧人少之又少。”这一反思恰恰和笔者对名人效应和个人魅力与软实力关系的强调是一致的。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最近，“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再度指出软实力的重要性。他认为，以价值观、说服力、吸引力为基本特征的软实力，是影响他人的能力，其效用缓慢而间接，但绝非不重要。他评价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特定的经历、精心选择的着装和沟通方式，成功地在世界面前把乌克兰描绘成一个有魅力的英雄国家，是一个擅长运用软实力来获得欣赏和同情的政治家。

　　笔者认为，如果以此作为切入视角透视中国近代史，这一策略——即依赖个人魅力和名人效应取得文化和政治传播成功的例子——在近代中国早已有过多起，尽管这一实践后来才被以“软实力”加以概念化并深入人心。

　　一位中国历史学界同行曾向笔者专门求证，李鸿章是否在访美期间，真的接受过美国记者专访，并发表不仅开明而且显得前卫的观点。笔者专门就此查询《纽约时报》数据库，确实找到李鸿章受访的多起记录和相关言论。现在看来，李鸿章作为当时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政治家，在1896年的访美，可以看作一次成功的、基于个人地位和影响的公关活动。他的到访使整个纽约为之沸腾，活动和言论都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对象。可以说，尽管此时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也独木难支，但他坦诚、开明的面对面交流，还是给美国报界与公众留下深刻的积极印象。

　　1927年，已经名满天下的胡适重返美国，发表了一系列涉及中西文明和中国禅宗史的演讲，并接受采访，同样受到美国新闻界高度赞誉，被《纽约时报》介绍为“他把中国人从古文的束缚中解放出來，使白话文成为文化的中介”，称为“少年中国的少年先知”。胡适长期在美国接受教育，与文化精英交游，在康奈尔大学期间甚至受过专门的英文演讲训练，这些都使他与美国学界名流与公众的交流，去除了文化障碍和翻译的阻隔。

　　两年后的1929年，中国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结束在欧洲的弘法后赴美，也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和名校，如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公开演讲，分享自己的学佛历程和一些以普及为主要目的的佛学核心要旨。尽管依赖翻译，但太虚本人事后的追忆中，认为自己在美国，特别是在名校的演讲，效果令人满意。太虚的一名研究者也认为，他在美国似乎比在欧洲受到较少因交流障碍而引起的苛评。

　　笔者的一名美国白人同事研究大众传播和戏剧，不懂中文也不研究历史，但几年前却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梅兰芳访美的论文，收录在一本纪念梅兰芳的论文集中。在他笔下，1930年访美的梅兰芳，在美国受到空前欢迎。作为一名非西方的外国演员，而且是一名西方传统中已经消失的“男旦”，梅兰芳史无前例地在戏剧圣地，纽约百老汇连演五周，获得两所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并收获了无数公众奖项和礼物。

　　美国媒体和专业人士不仅分析梅兰芳的手势、身段、艺术表现力，还因为梅兰芳而开始思考中国式的高度象征、抽象、依赖想象的戏曲艺术，如何可能启迪被现实主义手法主宰的现代美国戏剧。也就是说，梅兰芳所带来的不仅是异域风情，或者满足观众的某种可以理解的猎奇心理，还有更高层次的对东西审美传统的思辨。访问结束前，梅兰芳在纽约一家酒店设宴答谢所有赞助和帮助过演出的美国人士，和到场的每一个人——包括被雇佣来帮忙的劳工——一一握手，再次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时隔10余年，宋美龄1943年的访美，以及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和对美国公众发表的广播讲话，又一次把处于抗战胶着状态中的中国，推向美国媒体和民众的关注焦点。这次演讲或许更典型地体现以个人魅力制造吸引力，赢得同情心，并以流畅、地道、专业水准的演讲，征服和说服美国民意代表和立法机构，助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国家摆脱孤立，赢得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实践，可以说完全预演了约瑟夫·奈今日所说的“软实力”运用。

　　中美之间在相互较为隔绝，而且被排华法案（宋美龄访美当年晚些时候才取消）影响的情况下，的确有过上述一些成功而且具有轰动效应的交流案例。这些事例或许和因隔绝产生的好奇心有极大关系，但也得益于传播者本身已具备的巨大声望、权威性、影响力，以及在交流过程中展示的个人魅力。

　　在中美建交后近半个世纪中，由于时代和交流方式的变化，中美交往一方面高度依赖外交接触，另一方面则迅速平民化，并依赖国际旅游、经贸，以及相对单向的，由中至美的大规模留学和定居。然而，和上一个时代相比，确实失去了曾有过的轰动性的“软实力”实践——即在中国已经拥有高度影响力的重要人士和大师，如政界的李鸿章、宋美龄，学术和宗教界的胡适与太虚，艺术界的梅兰芳，直接面对和影响美国媒体和公众。在上述五个个案中，李鸿章、太虚、梅兰芳并不精通英语，可见英语对于直接交流虽有无可置疑的帮助，却并不是交流成功的必要条件。

　　美国是注重名人效应和明星效应，更讲究个人特色和魅力的社会，也会接纳高水准的论理或审美体验。中国对美国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在孔子学院式的大规模泛化传播已经受阻的情况下，不妨重视名人精英式的高端传播模式，或者以真正精美和高水准的艺术表演影响美国人。笔者身边接触到的普通美国民众，对把高科技和中国传统艺术结合的舞台演出，就赞不绝口，不在意花高价观赏，更觉得物有所值。2019年，在纽约林肯中心的两场中美民间合作举办的“佛教梵呗艺术音乐会”，据报道每场2700人一票难求。同时，杭州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在最近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承认，“我们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僧人少之又少。”这一反思恰恰和笔者对名人效应和个人魅力与软实力关系的强调是一致的。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