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的首要安全利益是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但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你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美国一直在推行一种修正主义政策，“让乌克兰成为挨着俄罗斯的西方堡垒”。这一战略包括让乌克兰最终成为北约成员的模糊承诺，这种无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以及对美俄关系可能产生影响的做法看起来很天真。

　　早在2000年，权力转移理论家就提出，“俄罗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俄中联盟的潜在力量。”就像人们应该从与中国的安全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一样，人们也应该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来看待乌克兰，避免俄罗斯牵涉进去。

2022年3月30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安徽屯溪会晤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相反，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可追溯至冷战结束的错误假设的驱动，美国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视为其民主联盟体系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如果历史已经终结，那么这样的政策是合乎逻辑的：乌克兰被纳入西方是更广泛全球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中国、中东以及俄罗斯最终会以和平的方式转型。

　　但这样的愿景只是一种虚设，源于美国从冷战胜利中吸取的错误教训，这也是美国在乌克兰政策失误的原因。正如大卫·莱克在1994年总结的那样，由于民主正在前进，而且民主国家往往不会相互争斗，“对民主的支持将成为我们在……世界上的指南”。1999年和2004年北约的成功扩张，以及欧盟扩大的浪潮，都强化了这一观点。

　　但是，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承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将成为其成员国，随后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这本应是一种警告，表明大国间利益范围划定仍然重要。相反，美国选择无视这一警告。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遮蔽的华盛顿，不允许它认为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并且影响着世界。

　　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左右下，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被误导。三十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修正主义和干预主义，在伊拉克和现在的乌克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斯蒂芬·沃尔特指出，“那些无视俄罗斯反复抗议和警告，继续在欧洲推行修正主义计划而不考虑后果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应该受到谴责。如果美国从美俄(最终是美中)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其在乌克兰的利益(乔·拜登本人在1997年北约扩张时也有这种观点)，而不是民主扩张的角度，这场乌克兰危机和人道主义悲剧本可以避免。

　　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美国的修正主义政策非但没有带来一个更加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世界，反而弄巧成拙，带来了相反的结果。中东地区常年陷入混乱，塔利班再次统治阿富汗，敌对的伊朗继续在伊拉克施加巨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美国经济，美国的相对实力每年都在进一步下降。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指出的，在许多重要的实力衡量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中国列为美国头号威胁，这是美国连续两届政府持有这种观点。这种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最大威胁的观点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由于经济和人口构成了国家实力的主要根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先见之明的分析人士就预见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尽管当时像约翰·伊肯伯里这样的学者正专注于“加强、深化和构建自由主义政治秩序”。2000年，权力转移学者认为，“有限的北约扩张计划忽视了西方未来最大的安全问题”，即中国。他们准确地理解到，“防止任何……(中俄)结盟的必要性应该是所有关于北约未来的考量的核心。”这些学者认为，假定北约扩张最终不会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怀抱是“幼稚的”。然而，北约确实扩大了，而中俄的结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后果的战略错误。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俄乌战争对“合法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他说得没错。事实上，法里德·扎卡里亚已经公开宣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秩序中。

　　考虑到罗伯特·吉尔平等学者所阐述的所谓不平衡增长的经济规律，这样的新现实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其相对实力基础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扩大而不是缩减其全球承诺，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美国一直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声叫嚷。

　　俄乌战争证明了罗伯特·卡根等自由国际主义者的谬论。他们认为，“维护自由世界秩序”只是一个决心问题。恰恰相反。卡根所说的“持续的全球自由化趋势”，实际上是美国再也无法承受的一种战略形式。如果美国在超过自身实力的情况下继续对外承诺，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更多的危机出现和自身加速衰落。与其在乌克兰(包括台湾问题上)等地扩大我们的承诺，美国应该开始在战略上放弃它不再有能力兑现的承诺。正如保罗·麦克唐纳和约瑟夫·帕伦特所指出的，“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庞大的防卫线将导致灾难。”

　　不幸的是，灾难已经到来。因此，美国应该通过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努力限制这场灾难的规模。一个拥有主权、中立的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都能理解并同意划定明确的红线，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即使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最终也能通过可能达成的协议成为欧盟成员国。如果能够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美国也最终能够放弃其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外交政策，转而奉行克制的外交政策，也许可以说，终于从这场悲剧中吸取了一些教训。

　　作者简介：布伦丹·弗林(BrendanFlynn)，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和亚洲安全问题。目前在奥克兰大学讲授国际关系。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的首要安全利益是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但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你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美国一直在推行一种修正主义政策，“让乌克兰成为挨着俄罗斯的西方堡垒”。这一战略包括让乌克兰最终成为北约成员的模糊承诺，这种无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以及对美俄关系可能产生影响的做法看起来很天真。

　　早在2000年，权力转移理论家就提出，“俄罗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俄中联盟的潜在力量。”就像人们应该从与中国的安全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一样，人们也应该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来看待乌克兰，避免俄罗斯牵涉进去。

2022年3月30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安徽屯溪会晤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相反，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可追溯至冷战结束的错误假设的驱动，美国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视为其民主联盟体系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如果历史已经终结，那么这样的政策是合乎逻辑的：乌克兰被纳入西方是更广泛全球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中国、中东以及俄罗斯最终会以和平的方式转型。

　　但这样的愿景只是一种虚设，源于美国从冷战胜利中吸取的错误教训，这也是美国在乌克兰政策失误的原因。正如大卫·莱克在1994年总结的那样，由于民主正在前进，而且民主国家往往不会相互争斗，“对民主的支持将成为我们在……世界上的指南”。1999年和2004年北约的成功扩张，以及欧盟扩大的浪潮，都强化了这一观点。

　　但是，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承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将成为其成员国，随后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这本应是一种警告，表明大国间利益范围划定仍然重要。相反，美国选择无视这一警告。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遮蔽的华盛顿，不允许它认为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并且影响着世界。

　　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左右下，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被误导。三十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修正主义和干预主义，在伊拉克和现在的乌克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斯蒂芬·沃尔特指出，“那些无视俄罗斯反复抗议和警告，继续在欧洲推行修正主义计划而不考虑后果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应该受到谴责。如果美国从美俄(最终是美中)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其在乌克兰的利益(乔·拜登本人在1997年北约扩张时也有这种观点)，而不是民主扩张的角度，这场乌克兰危机和人道主义悲剧本可以避免。

　　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美国的修正主义政策非但没有带来一个更加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世界，反而弄巧成拙，带来了相反的结果。中东地区常年陷入混乱，塔利班再次统治阿富汗，敌对的伊朗继续在伊拉克施加巨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美国经济，美国的相对实力每年都在进一步下降。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指出的，在许多重要的实力衡量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中国列为美国头号威胁，这是美国连续两届政府持有这种观点。这种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最大威胁的观点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由于经济和人口构成了国家实力的主要根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先见之明的分析人士就预见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尽管当时像约翰·伊肯伯里这样的学者正专注于“加强、深化和构建自由主义政治秩序”。2000年，权力转移学者认为，“有限的北约扩张计划忽视了西方未来最大的安全问题”，即中国。他们准确地理解到，“防止任何……(中俄)结盟的必要性应该是所有关于北约未来的考量的核心。”这些学者认为，假定北约扩张最终不会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怀抱是“幼稚的”。然而，北约确实扩大了，而中俄的结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后果的战略错误。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俄乌战争对“合法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他说得没错。事实上，法里德·扎卡里亚已经公开宣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秩序中。

　　考虑到罗伯特·吉尔平等学者所阐述的所谓不平衡增长的经济规律，这样的新现实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其相对实力基础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扩大而不是缩减其全球承诺，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美国一直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声叫嚷。

　　俄乌战争证明了罗伯特·卡根等自由国际主义者的谬论。他们认为，“维护自由世界秩序”只是一个决心问题。恰恰相反。卡根所说的“持续的全球自由化趋势”，实际上是美国再也无法承受的一种战略形式。如果美国在超过自身实力的情况下继续对外承诺，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更多的危机出现和自身加速衰落。与其在乌克兰(包括台湾问题上)等地扩大我们的承诺，美国应该开始在战略上放弃它不再有能力兑现的承诺。正如保罗·麦克唐纳和约瑟夫·帕伦特所指出的，“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庞大的防卫线将导致灾难。”

　　不幸的是，灾难已经到来。因此，美国应该通过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努力限制这场灾难的规模。一个拥有主权、中立的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都能理解并同意划定明确的红线，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即使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最终也能通过可能达成的协议成为欧盟成员国。如果能够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美国也最终能够放弃其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外交政策，转而奉行克制的外交政策，也许可以说，终于从这场悲剧中吸取了一些教训。

　　作者简介：布伦丹·弗林(BrendanFlynn)，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和亚洲安全问题。目前在奥克兰大学讲授国际关系。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