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中美矛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渐显露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完全公开化。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博弈在形式上虽更加“外交化”，但内在矛盾仍在扩大。中美矛盾已成为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对华固有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美世纪博弈正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美在一些关键领域的表现对比

　　从疫情防控、经济复苏、教育科技、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等关键领域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世纪博弈的天平，正逐渐向中国倾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美国应对疫情的糟糕表现，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抗疫的优异成绩。中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遏制住了感染和死亡病例的增加。美国政府则明显缺乏领导国家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支持，提议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和疫情防控用品，这些行动向世界展示出其不断增强的“软实力”。

　　在经济复苏和发展方面，中国的表现亦令美国相形见绌。2020年，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4%，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3%，与同期美国经济下跌4%、欧盟经济下跌10%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中美两国GDP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分别为3.86%和20.6%。到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标准，美国GDP占比降至15%，而中国已升至18.6%。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总量很有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且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巨额外债的国家。即使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仍按期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既定目标，成就举世瞩目。

　　在教育领域，中美两国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从国立实验室和由私立大学主导的各类科研机构看，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仍保持领先地位。然而，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相比于里根政府时期已减少了约一半。美国只有5%的大学生学习工程学，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为1/3。中国正在大规模培养新一代大学生。中华文明素来重视教育，科技和创新更被中国视为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在工程学、计算机和数学等科技创新关键领域的教育实力已超过美国。中国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是美国的6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总和还多。中国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博士数量是美国的2倍。

　　在高科技领域，中美两国正在激烈竞争。在人工智能、5G通信、电子货币、加密技术等领域，中国成就卓著。中国的抗疫表现展示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在被认为是21世纪科技领域“圣杯”的量子计算机领域，中美互为主要竞争对手。近年来，中国涌现出150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约占全球总量的46%，而美国则有107家，约占33%。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的大规模投入和对外资的有序开放。

　　在国内治理方面，中国已显示出巨大优势。以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大发展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劳动关系带来冲击。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而就业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却陷入停滞或萎缩，社会财富快速集中，1%最富有的阶层所拥有的财富不断增长。科技革命是人类生产活动自发推动的结果，但在社会领域，国家必须发挥自身作用。中国政府对上述趋势进行了强有力的调控。近年来，中国在边远省份实施了许多规模庞大但短期经济回报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样的战略可能拉低了中国GDP的增长率，但对消除贫困和地区发展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在全球治理方面，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创建并在美国一超独霸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国际秩序正受到冲击。目前，占全球GDP比例逾50%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偏低。中国正大力推动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中国始终秉持多边主义，主张改革现有国际体系，使之成为更加平衡、与现有国际经济关系相匹配的多极体系。与美国相比，中国更重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各项国际协议的作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不断“退群”，与上述国际机制渐行渐远。拜登政府上台后，正力图改善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但很多伤口依然难以愈合。

　　美国对华偏见与遏制政策的后果

　　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充满偏见的看法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判断之上。

　　一种判断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这种观点认为，在不久前几乎还是传统农业国的国家(198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5%)要超赶美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说在1980年时这一观点还有一些市场，那么今天坐拥各类情报和研究资源，并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类国际组织支持的美国，为何依然有人坚持这样的看法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选择性失明。

　　另一种判断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这种观点认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将成为中国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国除非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则科技创新便无从谈起。在他们看来，任何国家，尤其是中国，如果不采取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体制，便不可能发展。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不是官僚僵化的苏联共产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像美国精英们所预期的那样发生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国家上演，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美国人的观念。但美国“深层政府”做出的判断却是，必须遏制或迟滞中国的崛起，否则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将岌岌可危。从目前的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仅没有实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反而更加暴露了其自身的弱点与困境。

　　第一，在国防领域，美国的巨额军费投入不仅没有建立起对中国的优势，反而使中俄两国加速走近。任何理性的战略家都很清楚，中美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对于扩大国防投入的偏执追求并不能简单从军事角度来解释。最近10年，在并不存在一个强大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国防投入由占全世界约1/3增至1/2，已超出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制定国防预算并非基于对国家安全形势所做的研判，而是国内军工承包商复杂、系统游说的产物。美国的军工企业巧妙遍布于重要选区，这些企业能否拿到订单永远是议员们最关注的事项之一。

　　中国作为持非对称战争理念的军事大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研制了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类先进的防御性武器。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耗资约130亿美元，在执行任务时，其每天开销达650万美元。而中国据称可击沉一艘航母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每颗造价仅为几十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动向莫过于中俄两国日益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的极限施压和对中国的遏制对中俄两国相互走近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在金融领域，美元霸权正遭遇新挑战。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这也使美元成为美国报复其他国家的武器和实施敲诈勒索的工具。美国实施长臂管辖，动辄对违反其意志与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外国银行和企业进行制裁。但是，美元地位无可替代的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显亦正遭遇中国等方面的挑战。

　　围绕美元霸权地位之争的焦点在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机制(SWIFT)，其使命在于实现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资金流转。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目前均无法绕开这个只接受美元的转账机制。2015年，中国开始试用一种名为“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的跨行转账模式，可谓一个全新的SWIFT替代选项。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测试已逾5年。中国主权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发展迅速，在中国国内市场和进行外贸、对外投资时均可使用。目前，数字人民币在由各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中处于领先地位，预计将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美国试图通过建立诸如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这样的组织围堵中国的策略难以奏效。美国推动建立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建立“亚洲版北约”铺平了道路，成为拜登对中国实施围堵的重要抓手。“四国机制”的发展演变并非一帆风顺。澳大利亚和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曾在21世纪初退出这一机制，他们更倾向于同蒸蒸日上的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在急于为反华拉帮结派的特朗普主政后，“四国机制”重获新生。现在，拜登接过特朗普的未竟事业，继续为拆解中国强大经济吸引力和向日本、印度及澳大利亚兜售“北美大西洋主义”而奔波。

　　有学者将“四国机制”喻为“小北约”，称其是具有破坏性的“选择性多边主义”的产物。中国敦促相关国家避免形成封闭和排他性的小集团，多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作贡献。

　　第四，美国的“脱钩”战略长期来看将使美国自身与世界脱钩。2019年，全球共有约10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额超过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额，而且这一数字仍在扩大。中国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战略优势。对此，特朗普政府曾认为，压制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济上逐步与其彻底“脱钩”，并尽可能拉上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一道。具体形式包括切断全球价值链和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当前，拜登政府正寻求更多以外交的方式维系对华遏制战略，但仍将部分保留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封锁政策。

　　面对“脱钩”压力，2020年11月，中国推动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该协定于2022年的第一天正式生效，被视为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的例证。RCEP成员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3，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其规模比美墨加自贸区、欧盟都要大。中国称协定签署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作为应对“脱钩”的另一举措，RCEP签署1个月后，在美国威逼欧洲与中国保持距离的情况下，中国又与欧盟共同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一协定的签署体现了欧盟经济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与其全球经贸伙伴的巨大互补性是美国对华“脱钩”战略的主要障碍。此外，美国经济也须承受“脱钩”给本国生产链带来的损失。中美双方仍将边斗边谈。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此举最终导致的结果，将很可能是自身与世界“脱钩”。

　　第五，美国以“5G之争”为由发起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而中国正逐渐补足自身短板。华为公司是5G技术发展的先驱，而5G技术对人工智能、云存储和“物联网”等通信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率先推广实施这些技术的国家将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获得先机，中国无疑具有巨大优势。华为也因此成了美国的重点攻击对象。

　　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封锁，即所谓的“芯片之战”，是其“技术脱钩”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削弱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现阶段看影响不容小觑。因此，通过国产化和拓展对外合作来满足对半导体的需求，便成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着力点。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大对半导体、物联网、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等领域投入，以及建立更完整的国内供应链的重要性。中国正在全力以赴提升国内芯片研发水平。

　　第六，中国推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应对未来世界地缘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未来几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成为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中美之间经济乃至军事的紧张形势将持续甚至可能加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在持续对贸易和投资带来影响。为应对上述挑战，2020年，中国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立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中国经济发展增加对国内市场依赖，对抵制“逆全球化”和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形势至关重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联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使经济增长更具韧性和可持续”。这意味着内循环的国内市场将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外循环将成为国内市场的延伸和补充。中国将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姿态，并致力于在美国选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际重振全球贸易。

　　中美博弈——两种制度的较量

　　美国在里根执政时期确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为美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经济金融化是扼杀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活力的罪魁祸首。信贷和金融从生产的推动力量逐渐变为实质上的障碍。一味追求小政府，以及彻底放任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金融逐利行为，导致财富急速向社会金字塔顶端汇聚。企业只想也只能“赚快钱”，创新和科研工作困难重重。这就是美国自己拿不出可供替代的选择，却极力阻止他国使用中国5G技术的原因。这一制度最大的恶果莫过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林顿政府顾问斯蒂格利茨承认，40年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严重削弱了国家和公共卫生政策的作用，导致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束手无策。

　　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三个后果——经济金融化、贫富分化加剧和民主遭侵蚀，已在全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美国虽然仍是最富有、军事和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已被上述问题困扰。这正是中美经济发展“后劲”发生变化的原因。

　　中国的优势在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既能尊重市场规律，又能发挥政府作用。由国家控制土地、货币和资本，是一个能够聚合政治、文化和经济力量的模式，也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固有认识的选择。在中国，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得益彰。同时，中国长期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将其作为财富积累的手段，但坚持不为吸引外资而放松对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管控。

　　中国目前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对此，中国正以坚定态度，采取坚决措施，强化对金融寡头和投机行为的控制，比如叫停“蚂蚁金服”上市(IPO)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提出更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经济结构平衡、持续向好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很大差别。中国从未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并不乏各种哲学思想和信仰。中国现行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可以造福全人类的思想体系。作为中国发展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取得所有发展成就的根本政治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格局开始加速调整。未来5年，中国还可能经历一些重大历史性变化。但不论形势如何演变，只要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中国都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大洋彼岸，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映衬下，世界正在见证美国霸权终结的宿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中美矛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渐显露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完全公开化。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博弈在形式上虽更加“外交化”，但内在矛盾仍在扩大。中美矛盾已成为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对华固有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美世纪博弈正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美在一些关键领域的表现对比

　　从疫情防控、经济复苏、教育科技、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等关键领域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世纪博弈的天平，正逐渐向中国倾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美国应对疫情的糟糕表现，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抗疫的优异成绩。中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遏制住了感染和死亡病例的增加。美国政府则明显缺乏领导国家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支持，提议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和疫情防控用品，这些行动向世界展示出其不断增强的“软实力”。

　　在经济复苏和发展方面，中国的表现亦令美国相形见绌。2020年，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4%，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3%，与同期美国经济下跌4%、欧盟经济下跌10%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中美两国GDP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分别为3.86%和20.6%。到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标准，美国GDP占比降至15%，而中国已升至18.6%。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总量很有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且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巨额外债的国家。即使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仍按期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既定目标，成就举世瞩目。

　　在教育领域，中美两国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从国立实验室和由私立大学主导的各类科研机构看，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仍保持领先地位。然而，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相比于里根政府时期已减少了约一半。美国只有5%的大学生学习工程学，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为1/3。中国正在大规模培养新一代大学生。中华文明素来重视教育，科技和创新更被中国视为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在工程学、计算机和数学等科技创新关键领域的教育实力已超过美国。中国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是美国的6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总和还多。中国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博士数量是美国的2倍。

　　在高科技领域，中美两国正在激烈竞争。在人工智能、5G通信、电子货币、加密技术等领域，中国成就卓著。中国的抗疫表现展示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在被认为是21世纪科技领域“圣杯”的量子计算机领域，中美互为主要竞争对手。近年来，中国涌现出150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约占全球总量的46%，而美国则有107家，约占33%。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的大规模投入和对外资的有序开放。

　　在国内治理方面，中国已显示出巨大优势。以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大发展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劳动关系带来冲击。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而就业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却陷入停滞或萎缩，社会财富快速集中，1%最富有的阶层所拥有的财富不断增长。科技革命是人类生产活动自发推动的结果，但在社会领域，国家必须发挥自身作用。中国政府对上述趋势进行了强有力的调控。近年来，中国在边远省份实施了许多规模庞大但短期经济回报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样的战略可能拉低了中国GDP的增长率，但对消除贫困和地区发展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在全球治理方面，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创建并在美国一超独霸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国际秩序正受到冲击。目前，占全球GDP比例逾50%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偏低。中国正大力推动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中国始终秉持多边主义，主张改革现有国际体系，使之成为更加平衡、与现有国际经济关系相匹配的多极体系。与美国相比，中国更重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各项国际协议的作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不断“退群”，与上述国际机制渐行渐远。拜登政府上台后，正力图改善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但很多伤口依然难以愈合。

　　美国对华偏见与遏制政策的后果

　　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充满偏见的看法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判断之上。

　　一种判断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这种观点认为，在不久前几乎还是传统农业国的国家(198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5%)要超赶美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说在1980年时这一观点还有一些市场，那么今天坐拥各类情报和研究资源，并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类国际组织支持的美国，为何依然有人坚持这样的看法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选择性失明。

　　另一种判断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这种观点认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将成为中国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国除非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则科技创新便无从谈起。在他们看来，任何国家，尤其是中国，如果不采取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体制，便不可能发展。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不是官僚僵化的苏联共产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像美国精英们所预期的那样发生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国家上演，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美国人的观念。但美国“深层政府”做出的判断却是，必须遏制或迟滞中国的崛起，否则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将岌岌可危。从目前的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仅没有实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反而更加暴露了其自身的弱点与困境。

　　第一，在国防领域，美国的巨额军费投入不仅没有建立起对中国的优势，反而使中俄两国加速走近。任何理性的战略家都很清楚，中美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对于扩大国防投入的偏执追求并不能简单从军事角度来解释。最近10年，在并不存在一个强大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国防投入由占全世界约1/3增至1/2，已超出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制定国防预算并非基于对国家安全形势所做的研判，而是国内军工承包商复杂、系统游说的产物。美国的军工企业巧妙遍布于重要选区，这些企业能否拿到订单永远是议员们最关注的事项之一。

　　中国作为持非对称战争理念的军事大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研制了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类先进的防御性武器。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耗资约130亿美元，在执行任务时，其每天开销达650万美元。而中国据称可击沉一艘航母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每颗造价仅为几十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动向莫过于中俄两国日益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的极限施压和对中国的遏制对中俄两国相互走近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在金融领域，美元霸权正遭遇新挑战。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这也使美元成为美国报复其他国家的武器和实施敲诈勒索的工具。美国实施长臂管辖，动辄对违反其意志与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做生意的外国银行和企业进行制裁。但是，美元地位无可替代的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显亦正遭遇中国等方面的挑战。

　　围绕美元霸权地位之争的焦点在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机制(SWIFT)，其使命在于实现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资金流转。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目前均无法绕开这个只接受美元的转账机制。2015年，中国开始试用一种名为“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的跨行转账模式，可谓一个全新的SWIFT替代选项。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测试已逾5年。中国主权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发展迅速，在中国国内市场和进行外贸、对外投资时均可使用。目前，数字人民币在由各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中处于领先地位，预计将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美国试图通过建立诸如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这样的组织围堵中国的策略难以奏效。美国推动建立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建立“亚洲版北约”铺平了道路，成为拜登对中国实施围堵的重要抓手。“四国机制”的发展演变并非一帆风顺。澳大利亚和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曾在21世纪初退出这一机制，他们更倾向于同蒸蒸日上的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在急于为反华拉帮结派的特朗普主政后，“四国机制”重获新生。现在，拜登接过特朗普的未竟事业，继续为拆解中国强大经济吸引力和向日本、印度及澳大利亚兜售“北美大西洋主义”而奔波。

　　有学者将“四国机制”喻为“小北约”，称其是具有破坏性的“选择性多边主义”的产物。中国敦促相关国家避免形成封闭和排他性的小集团，多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作贡献。

　　第四，美国的“脱钩”战略长期来看将使美国自身与世界脱钩。2019年，全球共有约10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额超过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额，而且这一数字仍在扩大。中国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战略优势。对此，特朗普政府曾认为，压制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济上逐步与其彻底“脱钩”，并尽可能拉上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一道。具体形式包括切断全球价值链和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当前，拜登政府正寻求更多以外交的方式维系对华遏制战略，但仍将部分保留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封锁政策。

　　面对“脱钩”压力，2020年11月，中国推动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该协定于2022年的第一天正式生效，被视为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的例证。RCEP成员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3，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其规模比美墨加自贸区、欧盟都要大。中国称协定签署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作为应对“脱钩”的另一举措，RCEP签署1个月后，在美国威逼欧洲与中国保持距离的情况下，中国又与欧盟共同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一协定的签署体现了欧盟经济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与其全球经贸伙伴的巨大互补性是美国对华“脱钩”战略的主要障碍。此外，美国经济也须承受“脱钩”给本国生产链带来的损失。中美双方仍将边斗边谈。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此举最终导致的结果，将很可能是自身与世界“脱钩”。

　　第五，美国以“5G之争”为由发起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而中国正逐渐补足自身短板。华为公司是5G技术发展的先驱，而5G技术对人工智能、云存储和“物联网”等通信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率先推广实施这些技术的国家将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获得先机，中国无疑具有巨大优势。华为也因此成了美国的重点攻击对象。

　　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封锁，即所谓的“芯片之战”，是其“技术脱钩”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削弱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现阶段看影响不容小觑。因此，通过国产化和拓展对外合作来满足对半导体的需求，便成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着力点。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大对半导体、物联网、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等领域投入，以及建立更完整的国内供应链的重要性。中国正在全力以赴提升国内芯片研发水平。

　　第六，中国推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应对未来世界地缘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未来几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成为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中美之间经济乃至军事的紧张形势将持续甚至可能加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在持续对贸易和投资带来影响。为应对上述挑战，2020年，中国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立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中国经济发展增加对国内市场依赖，对抵制“逆全球化”和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形势至关重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联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使经济增长更具韧性和可持续”。这意味着内循环的国内市场将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外循环将成为国内市场的延伸和补充。中国将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姿态，并致力于在美国选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际重振全球贸易。

　　中美博弈——两种制度的较量

　　美国在里根执政时期确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为美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经济金融化是扼杀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活力的罪魁祸首。信贷和金融从生产的推动力量逐渐变为实质上的障碍。一味追求小政府，以及彻底放任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金融逐利行为，导致财富急速向社会金字塔顶端汇聚。企业只想也只能“赚快钱”，创新和科研工作困难重重。这就是美国自己拿不出可供替代的选择，却极力阻止他国使用中国5G技术的原因。这一制度最大的恶果莫过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林顿政府顾问斯蒂格利茨承认，40年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严重削弱了国家和公共卫生政策的作用，导致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束手无策。

　　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三个后果——经济金融化、贫富分化加剧和民主遭侵蚀，已在全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美国虽然仍是最富有、军事和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已被上述问题困扰。这正是中美经济发展“后劲”发生变化的原因。

　　中国的优势在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既能尊重市场规律，又能发挥政府作用。由国家控制土地、货币和资本，是一个能够聚合政治、文化和经济力量的模式，也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固有认识的选择。在中国，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得益彰。同时，中国长期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将其作为财富积累的手段，但坚持不为吸引外资而放松对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管控。

　　中国目前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对此，中国正以坚定态度，采取坚决措施，强化对金融寡头和投机行为的控制，比如叫停“蚂蚁金服”上市(IPO)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提出更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经济结构平衡、持续向好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很大差别。中国从未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并不乏各种哲学思想和信仰。中国现行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可以造福全人类的思想体系。作为中国发展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取得所有发展成就的根本政治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格局开始加速调整。未来5年，中国还可能经历一些重大历史性变化。但不论形势如何演变，只要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中国都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大洋彼岸，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映衬下，世界正在见证美国霸权终结的宿命。